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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流传的所谓弥勒救世思想与历代农民起义的关系(附摩尼教教义及其与弥勒观念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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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流传的所谓弥勒救世思想与历代农民起义的关系(附摩尼教教义及其与弥勒观念的融合)
地富反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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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03/07
文章: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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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自古流传的所谓弥勒救世思想与历代农民起义的关系(附摩尼教教义及其与弥勒观念的融合)
(107 reads)
时间:
2006-7-05 周三, 下午5:10
作者:
地富反坏右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关于弥勒救世思想
大乘佛教的净土观念分两种,一种是弥勒净土观念,一种是弥陀净土观念。弥勒净土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影响远大于弥陀净土观念。
弥勒净土信仰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弥勒由凡人而修行成菩萨果,上至兜率陀天。二是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生阎浮提世,于龙华树下得成佛果,三行法会,救度世人。其中最主要部分是弥勒下生尘世间人之居所,于龙华树下成佛,救度世人。
弥勒救世思想始流行于动乱的两晋南北朝时代,迎合了中土各阶层人氏惧怕“生老病死苦”的心理和生命永驻的理想。于是大行于中土。在南北朝时代,弥勒信仰加快了世俗化与民间化,并与底层民众社会运动发生联系。在南北朝时代,弥勒信仰加快了世俗化与民间化,并与底层民众社会运动发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弥勒信仰的大量“伪经”出现。这些伪经本依印度传经的某一思想,敷衍成篇;或另有意图,“诈云佛说”。如《弥勒成佛伏魔经》这类伪经即依《弥勒下生经》中一段伏魔故事,衍成全经。这类伪经的出现与乱世人心大有关系。世乱则恶运丛生,群魔乱舞,人民希望有弥勒这样的救世主,伏魔以安定世事。此后,沙门中有许多人自称弥勒,蛊惑人民,造反起义,如北魏法庆及隋唐时代多类造反事件,都是如此。
所谓“三佛应劫”救世思想,即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阶段:青阳劫时代,由燃灯佛掌教;红阳劫(或称红羊劫)由释迦佛掌教。前两劫各救度两亿人。白阳劫,乃世界最大灾难来临之时,由弥勒佛下世掌教,救度“残灵”九十二亿,回归天宫。
2。摩尼教的基本教义
核心是二宗三际说。现在北京图书馆尚存有一部摩尼教残经。另一部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分藏于伦敦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
所谓二宗三际说之二宗指明与暗,代表善与恶。三际是时间概念:初际、中际、后际。
摩尼教原典之三际是初际、中际、后际,但传入中土后,混同于佛教之三世,成为过去、现在、未来三际。
据摩尼教经,光明与黑暗是两个彼此相邻的国度。“未有天地”之时,光明王国占据着东、西、北三个方位,最高神是明父,或称大明尊。此国充满光明,至善至美。黑暗王国占据南方,最高统治者是黑暗魔王,国内居有五类魔。在初际——未有天地之时,光明、黑暗各守其界,虽互相对峙,但相安无事。但此种局面未能持续下去,由于黑暗王国的无穷贪欲,爆发了黑暗王国对光明王国的入侵。光明王国大明尊召唤出善母,善母又召唤出初人,初人再召唤出五明子——气、风、明、水、火,迎战黑暗王国入侵。初人首战失败,五明子为暗魔吞噬。善母向大明尊求救。大明尊派出明友等,救出初人。但五明子仍为恶魔吞噬。大明尊为了收回五明子,不得不创造出今天的世界:日、月、星辰、十天、八地、山岳等等。构成这个世界的物质是众暗魔的身体,而管理这个世界的则是光明王国的净风五子:持世明使、十天大王、降魔胜使、催光明使、地藏明使。
在创造天地之后,大明尊又进行了第三次召唤,召出第三使者和惠明使。这两位明使把净风俘获的众魔锁住,加以甄别,把恶的部分扔入海内,变成妖物,由降魔胜使将其杀死;那些分不开的,扔在陆地上,变成树木、植物。而雌魔皆纷纷流产,流产物化为五类动物。
黑暗王国之魔王则按明使形象,造出人类元祖——亚当、夏娃,肉体由黑暗物质组成,但里面仍藏有许多光明分子,组成人类的灵魂。摩尼认为人类的身体是小世界,是宇宙、光明、黑暗的缩影。《摩尼教残经》云:“如是毒恶贪欲肉身,虽复微小,一一皆放天地世界。”
由于人类是暗魔的子孙,摩尼教吸收了基督教教义,继承人类生而有罪的原罪观。因此拯救人类灵魂成为摩尼教的一种使命。摩尼教教义再杂芜,但最终落脚点还在于拯救人类上。人类之所以可以拯救,因为在人类灵魂中毕竟有光明分子——即有善的内含。
摩尼本人宣称他是大明尊者派到人间的最后使者,其使命是救度上至明界,下至地狱的一切众生,即要人类劳身救性,修行自己,拯救灵魂。为此,该教制定出严格戒律:
四不:不吃荤、不喝酒、不结婚、不积聚财物。
忏悔十条:虚伪、妄誓、为恶人作证、迫害善人、播弄是非、行邪术、杀生、欺诈、不能信托及做使日月不喜欢之事。
遵守十诫:不崇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行邪道巫术、不二见(怀疑)、不惰、每日四时(或七时)祈祷。
以上这些规矩传到中土后,部分地得到实行。南宋有些史料记载,摩尼教持戒甚严。而两浙摩尼教“不食肉”、“甘淡薄”、“务节俭”、“有古淳朴之风”。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授受不亲者为明教。明教遇妇人所作食则不食。”流行闽、浙的摩尼教徒则反对厚葬,主张裸葬。
按照摩尼教的说法,中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暗既侵明”开始,到形成天地,创造人类,一直到世界彻底毁灭为止。然后进入“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的后际。后际本质是向初际原始状态的复归。只不过到那时黑暗将受到永久的禁锢,光明世界将永恒存在。
摩尼教对中国底层社会的影响,还在于其崇拜光明、崇拜日月及明王出世等救世思想。在元末则形成了“明王出世,弥勒下生”这个改天换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把摩尼教在中土的宗教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推展到了极致。
3。弥勒观念与摩尼教的融合
宋元时代两教融合而成香会,及其后的“燃香之党”。弥勒教与摩尼教融合的事实在隋代代有新出。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有盗数十人,……自称弥勒佛。”大业九年(613年),扶风人向海明“带兵作乱”,“自称弥勒佛出世”,建元“白乌”。
从以上弥勒教的一系列活动中,不难发现摩尼教的影响和两教融合的迹象。由于这种信仰造成的一次次社会震荡,在有唐一朝就两次遭禁,特别在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玄宗亲下诏书,严禁:
比者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
开元二十年(732年)又禁断摩尼教:
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
这两条史料,可再次证明摩尼教混于佛教的弥勒信仰。第一条史料中的白衣长发,分明指陈了不同汉俗的少数民族形象,“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正是摩尼教“妄称佛教”的具体内容。而“诳惑黎元”,“宜加禁断”,说明汉地百姓亦受了摩尼教的影响,和前段史料中“眩惑闾阎”内容一致。因摩尼教是“西胡”即回纥等西部少数民族的信仰,故在此等民族中不加禁断,“当身自行”,并非完全禁绝了摩尼教。与唐末不同。
唐亡不过十余载,摩尼教徒于梁贞明六年(公元920年)在陈州举事,“陈、颖、蔡三州,大被其毒。群贼乃立母乙为天子。”在陈州活动的摩尼教徒的特点依然是混合于佛教,所谓“依浮屠市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与唐代“诈云佛说”,“号为和尚”,“妄称佛教”仍属同一流脉。仍可证摩尼教与弥勒信仰相融合之史实。
两宋是摩尼教全面走向民间社会、并极为兴盛的时代。而摩尼教与弥勒教相混合之史实仍不绝于史书。
宋代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在贝州发生了与唐代王怀古相类似的王则造反事件。史料记载:“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小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为《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则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则僭称东平王,国曰安阳,年号曰德胜。旗帜号令皆以佛为号。”王则暴动后,宋王朝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击败王则军,擒拿王则,斩于京师。
我们在分析王则事件时,可以肯定其为弥勒教无疑。崇信弥勒佛的王则教派亦受到摩尼教之影响。从王则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弥勒教与摩尼教之融合。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弥勒教、摩尼教实为南北朝、隋唐及北宋时代两大民间教派,且相互交汇融合,形成民间救世思想的主流。
4。从香会到烧香之党
宋代,北方信阳地区已经出现了“集经社”和“香会”的名目。元代,弥勒教与摩尼教相融汇之“香会”继续发展。元初耶律楚材再次指斥“香会”,以为佛教之“邪”。
耶律楚材将白莲教与香会并列为释教之邪。但是在元代初中叶,多数白莲教团依忏堂而存在,念经垒忏,安分守法,与元末情况不同。与香会亦不同。
元末,农民军兴,香会成为组织纽带,香会之称亦变为香军,宗教组织转化为军事组织,烧香结会,礼弥勒佛,继而韩山童父子被奉为出世之明王,下生之弥勒佛。不甘现世苦难的民众聚拢在这面旗帜之下,揭竿造反;而南方的“妖僧”彭莹玉则倡弥勒下生之说,其徒众终附于徐寿辉,共拥寿辉为“世主”,倡议举事。轰轰烈烈的反元的农民大起义由是而成。
“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反映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信仰。它极大地鼓舞了起义者的斗志,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信仰旗帜。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权因“灾异叠见,黄河变迁”,“遣工部尚书贾鲁,役民夫一十五万、军二万,决河故道,民不聊生”。是年五月,“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由于烧香礼弥勒佛,故号“香军”,其初则为香会无疑,由香会改名香军,是揭竿起事后所为。事实是韩山童家族从来不是白莲教徒。
韩山童、刘福通因烧香结合,故为香会,其起事时“号为香军”,是宗教组织向军事组织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香会,一言以蔽之,是弥勒观念与摩尼教的混合物。吴晗先生在《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中讲:
以“弥勒降生”与“明王出事”并举,明其即以弥勒当明王。山童唱明王出世之说,事败死,其子继称小明王,则山童生时之必以明王或大明王自称可决也。此为韩氏父子及其徒众胥属明教徒,或至少孱入明教成分之确证。韩氏父子自号大小明王出世,另一系统据蜀之明玉珍初不姓明,以该姓为明以实之。朱元璋承大小明王之后,因亦建国曰大明。至明人修元史以韩氏父子为白莲教世家,而不及其“明王出世”之说。是证以元末明初人之记载,如徐勉《保越录》、 权衡《庚申外史》、叶子奇《草木子》、刘辰国《初事迹》诸书,记韩氏父子及其教徒事(包括明太祖在内)均称为红军,为红中,为红冠,为香军。言其特征,则烧香;诵谒;奉弥勒。无一言其为白莲教者。则知元史所记,盖明初史官之饰词,欲为明太祖讳,为明之国号讳,盖彰彰明甚矣。
吴晗先生六十余年前已知韩氏父子及朱元璋非白莲教徒而是明教徒,“明其即以弥勒当明王”的历史本质。元史以白莲教之名加于韩氏父子,是“饰词”,“欲为太祖讳”“为明之国号讳,盖彰彰明甚矣。”
元末农民起义在酝酿和开始阶段与白莲教会关联不大,而是倡导弥勒下生的南北两方“香会”发动的。只是到了起义如火如荼的发展阶段,在江南,白莲教会大批成员才蜂拥而入,特别是加入了徐寿辉的天完红巾军。而天完红巾军并未因白莲教徒加入而改变信仰弥勒佛的初衷。
邹普胜应是白莲教信徒,但他并未倡导弥陀信仰,而倡导的弥勒下生观念。可见即使后来大批白莲教徒加入红巾军,他们也只能喊“弥勒下生”的口号。其原因很简单,近两千年来,底层社会造反运动几乎很少有倡导弥陀信仰者,既没听说“弥陀出世”,也没听说“弥陀下生”这类口号,因为弥陀佛住持西方,如何下生尘世?与其教义根本不符。而带有摩尼教信仰色彩的“明王出世”则与“弥勒下生”同属救世思想,具有同样强大的吸引力。
目睹当时情状的朱元璋对此十分清楚。在讨张士诚的檄文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反的百姓是误中妖术,“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足见在元末,真正吸引民众的宗教力量是弥勒佛信仰,它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历史传统的力量。而“烧香之党”即“香会”则始终是联络散漫人群的组织机构,南北两方皆如此。
附录
《讨张士诚令》龙凤十二年八月(节选)
近者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复仇,有司差贫而卖富。庙堂不以为患,又添冗官,又改钞法,役四十万人,烟寒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省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即行,凶谋逆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元以天下兵马、钱粮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然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或假元氏为名,或托乡军之号,或以孤兵独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终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成功,遂领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帅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鼓而定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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