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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魏京生:事后才知道,原来认同那个卖身宣言的与会者,还不到十分之一,可他们就大吹特吹,无非是为了领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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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魏京生:事后才知道,原来认同那个卖身宣言的与会者,还不到十分之一,可他们就大吹特吹,无非是为了领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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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魏京生:事后才知道,原来认同那个卖身宣言的与会者,还不到十分之一,可他们就大吹特吹,无非是为了领赏钱 (236 reads)      时间: 2006-6-29 周四, 上午4:37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批德国民运会议

(墨尔本)阮杰


对于 2006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在德国柏林召开的民运大会,个别民运组织及个别媒体和个人宣称这次会议是一个取得重大成果的圆满成功的、在民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但本人认为这次德国柏林民运会议对中国民主化运动来说是一个失败的会议,是一个浪费民运资源的会议,是一个给本来就千疮百孔的民运形象雪上加霜的会议。

如果此次会议不是由中国民运团体发起和组织召开的,本人不会对它作任何评论。但是,就象大家所知道的一样,此次大会事实上是由中国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组织召开的。正签于此,作为中国人,尤其作为中国的民运人士,本人认为十分有必要对这样的会议进行反思和批判。

此次会议的第一个大错误就是作为中国民运组织的民阵把“台独”请进来,接受“台独”的金钱,受“台独”左右,成为“台独”的吹鼓手。(会议主席台上坐满了数个吨位级的民进党大佬。)“台独”的钱能拿吗?有人说能,不拿白不拿。本人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条件是你必须有能力说服“台独”的老爷们不能附带任何违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之利益的政治条件,尤其象为“台独”叫阵这样的条件。否则,宁可不要。事实已经证明自私自利的民进党不是省油的灯,不会让你白拿。让我们来看看,此次会议的出资者---台湾民主基金会的代表许文英女士在会议期间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露的心迹吧。(德国之声记者问:中国共产党在很多问题上采取比较实用主义的态度,那么台湾方面难道不担心如果中国一旦实现民主化自由选举,也许民族主义的势力会占上风,对台湾的发展会更为不利呢?)许文英女士答:当然现在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有时候不止台湾,还包括很多欧美的国家,都有这样的担忧,但是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变得民主了,我们也企盼通过这样一个民主化的历程能够让中国的老百姓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受到政府或政治人物的鼓噪,对一些议题有纯粹的民族化的情绪,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在中国迈向民主化的历程当中,我想中国的老百姓会变得更为理性。这里许代表所指的“议题”,明白人都知道,就是“台独”。许和她所代表的爷儿们的心思在这里已经相当明白,就是要中国老百姓们不要有大中国情结,让台湾独立才是理性的,一句话,就是要中国老百姓支持或默认“台独”。“台独”给此次会议出资,没有白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请大家去看看,此次会议主席团主席费良勇先生(民阵主席)的发言和此次会议宣言吧。大家都知道,会议主席团主席的发言和大会宣言是一个会议的核心内容。在洋洋数千言的主席团主席的发言和大会宣言中,多次不厌其烦地强调维护海峡和平、多次理直气壮地数落中共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恶行,却没有半字谴责“台独”的话,连“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样一个海内外华人同胞人心所向的重大议题都只字未提。如此的表演,再和那“台独”的钱联系起来,有半个头脑的人一眼都能明白其中的真正意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非仅属中共,也是所有民运组织共同的历史重任。民主和统一是摆在当今所有中国民运组织面前的两大任务,二者不可偏废任何其一。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是每个组织的自由。错了!(既然谈到了台湾问题)民运组织如果连“完成祖国统一”这样都不提,甚至站在“台独”的一边,那么这样的民运组织在海内外华人的心目中连共产党都不如!所有的民运人士、尤其是民运组织的领袖人物必须明白,中国的民运组织不是一般的民间社团,也不是民主国家里的政治团体,而是在当今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肩负着团结和组织中国广大民众起来推翻中共专制政权历史重任的政治组织。中国民运团体的依靠力量是中国的广大人民。其所有言行必须首先维护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顺应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意以及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台独”既伤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也有损于中国的整体利益。如果一个民运组织不是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好感,反而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厌恶;那么这样的民运组织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的民运团体如果和“台独”混在一起、为“台独”叫阵,不管是出于“人权至上”也好还是出于“金钱至上”也好,就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与“台独”眼来眉去、勾勾搭搭的民运领袖仍不知天高地厚地叫喊回国接管政权。呸!你们不被中国人民吐口水就算幸运了,还想执政,除非你们变成共产党二世!再说,你们主张或支持分裂自己的祖国,如果中国都四分五裂了,你们搞中国民运又有什么意义呢?按照你们“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你们应该升格为“世界民运人士”、“全球民运人士”或“亚洲民运人士”。请你们把你们头衔前面的“中国”二字去掉!

主张“台独”、为“台独”张目、受“台独”利用、与“台独”沾边都是给中共攻击民运提供了最有力的把柄。此次会议又给破烂不堪的民运形象以致命的一击,实在罪责难恕。

2006年5月15日至19日在德国柏林召开的民运大会的第二个大错误就是泛民运的错误。何谓“泛”?“泛”者,表面化、笼统化、泛泛而谈、空洞无物、仅图其名也。本次会议的标题是“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 2006 年柏林大会”,有些媒体和个人称之为“世界民运大会”或“全球民运大会”。会议的标题让人感觉到此次会议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中国民主化运动的高潮,民运的对象不局限于中国大陆还包括亚洲所有的非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就差拉美和非洲没有包进去了)。看起来,听起来,真可谓雄心勃勃的大手笔。但稍为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越大则越泛,越泛则越空,越空离解决实际问题则越远。此次会议正是如此,没有探讨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连对国内如火如荼对中国民主化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维权运动都罕有提及,更不用说提出什么具体的民运策略了,连最起码的政治共识都未达成。如果一个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那开这种会有何意义呢?这样的会不管其场面有多宏大,其实只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水泡而已,其影响只会是一阵风。如果说是为了发出民主呼声和制造国际压力,那在这方面这个会议所能达到的远不如法轮功所做的一点零头,而且这也不是当今中国民运组织的头号大事。当前,中国民运组织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是密切关注国内形势、认真研究国内问题、探求切实可行的推动国内民运的具体措施、资助国内维权人士等等实实在在的行动。此次会议的与会者有 200余人之众,相当部分是从世界各地千里迢迢而来的中国民运人士,耗资不菲。中国民运资金非常有限,几近于无。本人认为如果不开这样的会而把此次会议所耗资金(包括与会的中国民运人士的机票费和各种花销)提供给国内的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或与会的中国民运人士能达成共识每人每月拿出 100 美元并选出德高望重民运人物成立支援国内民运基金会;这比发一百个宣言、喊一万句口号更能让中共发抖。

再来看看,会议组织者的发言和会议宣言吧。这些发言和宣言满纸是空洞的口号和陈年老调,既令人心凉又让人笑掉牙。当今当日,谁不知道民主好处多多,谁不知道中国应该实行民主,谁不知道民主一本万利。这连中学生都能说得如数家珍的民主ABC,还用你来说吗?现在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实行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实现民主的问题。中国民运人士和民运领袖的首要任务,也就是区别于其他人之所在,就是探求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具体的方法和途经,并身体力行地实践之。如此重大的民运核心议题竟被大会的组织者们所撇开。会议主席的重大发言和郑重的大会宣言满纸都是对共产党的谩骂和对中国民主化好处的罗列。真民运必会骂共产党,但骂共产党者未必都能称上真民运。

这些正确的民运方针和策略并非是才疏学浅之本人的独特见地。身为专家、学者、作家的大会组织者们,他们的智商和才学比本人高上一万倍,他们不会不懂得这些道理。但他们为什么这样走呢?归根结底,都是“名”在作怪。为了营造大会声势,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拉进来也未尝不可(“台独”除外)。会议标题也不是关键所在。这些都只是个形式而已。如果会议主要的组织者有心趁难得的大会组织与会的中国民运人士来讨论中国民运的实际问题、寻求支持国内民运和维权运动的具体措施,这些形式并不构成障碍。但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民阵并没有这样做。显然,作为此次大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的民阵之所以把这些他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无国界人权团体拉进来,纯粹是拉起虎皮做大旗,也就是只在意会议能否开成而不在意会议能否能解决实际问题,旨在只图其名,实是搞“名运”而非民运。“名运”是泛民运产生的主要根源。海外民运群星荟萃、人才挤挤、招牌林立、领袖多如牛毛,但是这么多年来在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方面建树寥寥。主要原因不是民运人士缺乏智力和能力,而是泛民运泛滥成灾所至。泛民运和假民运只是一步之遥。泛民运不除,民运永无望。

阮杰
2006年6月25日墨尔本


妓女当众读一遍,“宣言”就算全体通过了
---- 做贼心虚的“民运柏林大会”
(披露《2006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宣言》出笼黑幕)


一份声称代表各方共同立场的政治宣言,在事先做尽了手脚,不让参加会议的各方逐项讨论和审核,只找来一个半老妓女当众读一遍,就算全体通过了,接着便下令立刻散会,指使人驱赶还在会场里争论的代表们----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标榜民主自由的“民运柏林大会”上,令人叹为观止。

为何会出现这种下流的闹剧呢?据与会者透露,是由于台湾当局在“宣言”中塞入“相当敏感的内容”,担心引起“海外民运”拒不认账和闹场,而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招术。

一名专程从澳洲坐飞机前往柏林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今余怒未消,他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在这个程序动议中,我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求宣言内容能提前告知与会者,让与会者尽可能地拥有更多的思考时间;二是要求宣言内容应该以书面的形式提供给与会者----由主持人在大会上朗读一遍便算通过一个严肃的政治文件,实在应该视作一个弱智的政治玩笑。”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德国柏林市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公园旅馆”里,悄悄聚集了一些台湾间谍以及“海外民运”的代表们,召开“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策划煽起新一波反华舆论,旨在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以削弱中国震慑台独分裂分子的威力。据主持人介绍,“台湾民主基金会”、“民阵”、“柏林欧洲研究会”、“人权无疆界”等组织共同举办了这次会议。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和金恒炜、台湾“世盟”总会长饶颖奇、“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议员前法务部次长牧野圣修、香港议员梁国雄、欧洲“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吴曼扬、“民阵”主席费良勇、“人权无疆界”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参议员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会,并作了发言。

虽然组织者声称,“这次大会将深入探讨专制制度不能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平演变进程、维权运动、海内外民运的分工合作,民运的困境和机遇等”等等,然而这些议题却在会议过程中被实际淡化,而突出了呼吁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吞并台湾、反对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谴责所谓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

组织者更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两个星期,未同与会各方商量,突然以“民运柏林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极具争议性的“宣言”,声称“在两岸关系上,我们坚持三个原则:人权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时,我们认为欧盟卖武器给中共,会加剧两岸战争危机。中共购买先进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发动台海战争。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台湾,就是专制战胜民主,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当这份“宣言”在互联网上出现后,立刻遭到人们的批评。6月15日,“民阵”澳洲理事黄济人撰文指出,近年来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有了很大变化,“维权运动”有燎原之势,“海外民运”还没有针对这种变化有组织地进行相应的讨论,“民运柏林大会”却把主要兴趣关注在台海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黄济人表示,会议的组织者似乎努力想达成一个人权高于主权的“共识”,但是,人权和主权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政治概念,怎么可以简单地进行比较并且成为“海外民运”政治宣言的一个重要部分呢?他写道:“主权决不是可以用一把尺以人权的名义在地图上任意切割的(百年前的殖民主义曾这样做过,切割的理由不是人权,而是赤裸裸的掠夺)。人权虽是民主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但是并不意味着人权可以任意地超越主权,两者不存在主从关系。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当今阶段,主权问题依然还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家间的冲突的核心问题更多的是和主权相关的利益问题。”

“为什么会如此,”黄济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原因是‘民阵’中的个别人为了迎合台湾民进党的需求。‘人权高于主权’的潜台词在这个特定环境里其实就是台独的合理性。同样,在‘宣言’中强调反对欧盟对华武器解禁也顺理成章了。这个现象在去年的澳洲大会上也出现过。”

他痛心疾首地说,“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台独的立场,也可以表达支持台独的立场,然而作为海外民运组织的重要负责人在海外民运大会的场合表达支持的立场并不妥当。如果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运组织的资源,利用民运组织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将支持台独的个人立场塞入海外民运的政治理念,最终可能是挖掉了中国海外民运的生存土壤。成就个人名利,却丢弃海外民运的核心价值,何其忍哉?!”

黄济人质问会议组织者:“凡是中共反对的我们就应该拥护吗?这种简单的思维,相信没有人会认同。但是事实上一些现象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却依然存在。专制的中共反对台独,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力量就应该支持台独。中共抓了一个小偷,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赋予这个小偷以‘政治小偷’的荣誉。同样,赖昌星也不能因为是中共政府通缉的走私集团首脑的嫌疑人,而可以成为‘政治走私犯’。同样的逻辑,我们不能因为中共在台海问题上坚持主权而因此偏激地践踏国家主权。”

“凡是中国反对的我们就支持”,是近年来“海外民运”加强与台独、藏独、法轮功合作的主要理由。中国要抓远华案走私犯赖昌星,而阮铭、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为其辩护,把赖称作是与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中国谴责李登辉抛“两国论”,而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湾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中国反对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而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湾说“废统只有李肇星不高兴”;中国抓了台湾间谍高瞻、李少民、程翔,而刘青、吴弘达等人就在美国吹捧他们是“良心犯”和“英雄”;中国否定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而刘国凯、王希哲等人就跳出来唱反调,提出“人民文革”论;中国痛恨殖民侵略历史,而北明、远志鸣等人就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中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项小吉等人就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自诩民主精英的“海外民运”,在内部连最起码的民主程序也没有确立,说明什么呢?黄济人等代表曾多次要求将“宣言”的草本分发给大家进行讨论,但是,做贼心虚的会议组织者们自始至终相互推诿,阳奉阴违地进行搪塞,最后找来一名四十多岁的半老妓女盛雪匆匆读了一遍就算全体通过了。与会代表们提出异议时,组织者便立刻宣布会议结束,并叫嚷什么“接送大家去机场的车已在外面等候,过时不候”,紧接着便指使工作人员前来清场。这一切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目的只有一个----强奸民意。

动辄对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也是“民主精英”的惯用伎俩。在这次“民运柏林大会”上,刘国凯鼓吹“人民文革”论遭到康正果、茉莉、冯国锵、黄翔等人批驳后,他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单,张贴到互联网上,加以影射攻击。刘国凯声称,否定“人民文革”并不是认识问题,“因为属于认识观点问题的从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澳洲张鹤慈、国内的邓焕武(他们的特点都是文革时期在狱中,没有参与文革乘机造反运动)”。接着他煞有介事地造谣诽谤一名批评者,说:“其他有的,如贵州的曾宁,其行文几近狂乱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问贵州诸友。他们说,他们早都知道,曾宁早已被国安局收拢。”

曾宁是否真的“已被国安局收拢”了?无从考证。不过,据了解,此人曾因为反对中国政府而入狱十多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民运”。而刘国凯呢?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是台湾的小特务,难道他还有什么资格诋毁那些留在国内坚持抗争的民运人士吗?“民主精英”们平时装出几分卑谦,可是一旦触犯到自己利益,便立刻露出青面獠牙,非要清算异己不可,看来他们身上的“文革”恶习是很难改得了的。这些人真要是掌权了,恐怕比共产党还专横,不知有多少颗人头会含冤落地!幸亏他们的白日梦注定只能带入自己的棺材了。


黄秀端
2006年6月20日


民进党邀同性恋者王丹到台北挺“废统”,顿时激怒海外民运
---- 聚焦“海外民运”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冲突


● “只有李肇星生气”的怪话让王丹无地自容

2006年3月8日,台湾“陆委会”在“立法院”提议,将北京《反分裂法》颁布之日定为“反侵略日”,并表示要推出一部《反侵略法》。然而当天出版的台湾《联合报》却以《扁废统也废掉台独人气,绿营318游行抓不到“壮丁”》为标题,披露民进党内部人心涣散,吕秀莲、游锡坤、苏贞昌等深感忧虑。眼看情势不妙,民进党特意安排“民运人士”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令人诧异的是,王丹在“立法院”发言时,居然无视“废统”业已引起中国和美国的强烈谴责,岛内过半民意反对,以及反对党要罢免陈水扁的事实,而鼓吹什么“终统”不会引发很大的冲突,美国也不至于有太强烈的反应,台湾不必担心两岸关系有“实质变动”。最后,王丹还一鸣惊人地说:“至于‘终统’一事,除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之外,其他人并不生气。”

次日,王丹、胡平等人受到“陆委会”主委吴钊燮的亲自接见。王丹向吴钊燮表示,美国与台湾在“推动”中国民主化上,有共同利益,他希望台湾当局加强与“民运人士”的制度化联系。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志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和《中国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当局收集的250件情报,为此台“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3月8日王丹在“立法院”支持“废统”的消息传至美国,“民运人士”王希哲气得脸色铁青,当即写了一遍《王丹,你又错了!》的公开信发表于网上。王希哲严肃地指出:“王丹,在为台独张目的言论上,你错过几次。我批评过你,你诚实地接受,怎么这次又错?(对于‘废统’)你怎么知道‘其他人并不生气’?你不生气可以,你怎么代替人家说话?除了李肇星他老李生气,我老王生气没有,你知道吗?你作为一名中国人不但不生气,反为其捧场,站到了反对‘终极统一’的立场,更是错误的。”

王丹顿时慌了手脚,马上抵赖和狡辩,拼凑出一篇《王丹对于台湾问题的几点声明》作为回应。这个同性恋者说:“我的原话是说‘在中共政治局内部,对于处理终统事件的意见分歧很大,除了李肇星,看不出别人很生气的样子’。”

王希哲一看火了,当天又发表《驳王丹先生无力而可笑的辩解》,直戳王丹的要害。他写道:“世上的事真无独有偶。陈水扁要把自己‘废统’的话吃回去,便说那是媒体的报道有误;王丹要把自己在台湾为‘废统’打气的话吃回去,也学会了说,那是媒体报道的有误。怎么如此的青出于‘绿’而胜于‘绿’?好家伙,王丹这回‘应民进党之邀在立法院演说’,没别的,原来是去公开卖弄他掌握的中共最核心的机密情报的呀!”

接着,王希哲又指出:“王丹,你的记性并不好。我曾批评你跟着绿党骂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不妥,你不承认,说你决不会这样骂,竟向我要证据。我把你的白纸黑字给你了,你才说‘哦,有这个事。我自己不记得了!’这回说话才几天?你又‘不记得了’吗?一个人政治人物的立场,最重要的,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事实站在哪一边。在岛内外中国人民反对台独斗争的每一个严重关头,王丹,你曾经站到过一次反台独力量的一边没有?每一次,你从来都站在台独势力的一边,为其张目,为其辩护,为其阴阳怪气地站台,这难道不是事实?这难道还不是你事实支持台独立场的证据?”

最后,王希哲质问王丹说:“台湾‘立法会’请你,‘陆委会’请你,民进党‘中常会’开会也请你,倘若你不支持台独,台独会那么爱你?你姓王我也姓王,怎么台独就偏欢迎你王而不欢迎我王?难道你那么福气?这次陈水扁‘废统’,除了台独分子外,全中国人批评,美国批评,怎么就不见你王丹批评?在这斗争的严重关头,你不批评,还去为‘废统’站台、作证、背书,为他们打气说‘废统不会有什么强烈反映’。”

其实早在2002年8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解放军为此加紧抢滩登陆军事演习,台湾朝野高度紧张之际,王丹也曾突然现身台北。8月11日,王丹在座谈会上分析局势,认为台湾是“太多虑了”,呼吁在座要支持陈总统。当时王丹也是这般阴阳怪气地说:“北京当局目前正忙于‘十六大’的高层人事布局,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几年以后,目前在台上的中共高官会有多少人继续留在政治圈都没人知道,台湾实在不必在这方面花太多心思。”其腔调和伎俩同这次支持“废统”如出一辙。

● “无与伦比的喜悦”曾经冲昏了魏京生的头

听到王丹、胡平打着“民运领袖”的幌子到台湾“立法院”去支持“废统”的消息,“海外民运”象炸开了锅一样热闹,有的还把网上流传甚广的《王丹到台湾卖屁股,费尽心计向陈水扁表忠心》一文打印下来传真给别人看。这时,沉寂多年的魏京生终于坐不住了,3月8日也上网发表了一篇《心血来潮讲点民运和台独关系史,以正视听》的文章,向外界证实台湾当局收买“民运人士”为台独帮腔并非中共造谣,而确有其事。魏京生指出,台湾当局一方面百般吹捧和豢养那些配合台独的“民运人士”,把他们包装成“领袖”,并使之“乍富”,甘心当走狗,而另一方面则对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进行“修理”(即诽谤、排斥和孤立)。

魏京生写道:“民进党立场鲜明,只反对不支持台独的民运,只收买支持台独的‘民运’。这种政策即坏了‘啥啥领袖’的好名声,又帮了中共统战部的忙。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基本看法就是;民运都是些要饭的,支持台独就给钱,不支持台独干嘛给钱。‘不见兔子不撒鹰嘛’,可以理解。为了大道理咱就假装看不见那些乍富小人的嘴脸吧。我理解但是不能和外人说的是----为了使民运统一支持台独,他们得帮‘啥啥领袖’创造条件。一张脸拿出来拍或激那些支持民运的人去支持台独,这时候像小猫叫得一样温柔;另一张脸拿来修理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特别是那些公开反对台独的民运人士(如王希哲先生等)。阴阳脸儿遮起来的时候,甚至可以放手修理那些不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哪怕你帮台湾说过话也没关系,反正遮着脸哪。”

魏京生、王希哲原先都是“帮台湾说话”的人,因为实在忍受不住台湾当局控制“民运人士”的下流手段,如今都被逼反了。1999年12月,魏京生曾公开向李登辉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台北方面为此特意让“北春”出面为他张罗“民运联席会议”,封他当“民运领袖”。2000年5月陈水扁即位“总统”宝座时,魏京生还曾发去一封题为《与陈总统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的贺信,信中与阿扁称兄道弟。王希哲也曾对台湾充满向往,1996年刚踏足美国,便公开宣布要加入李登辉的国民党。2005年王希哲与徐文立筹备“民主政党联盟”时,为了表达与台湾的合作意愿,特意让“北春”经理王元泰(化名“薛伟”的台湾间谍,台独藏独分子)当秘书长。可是,他们都没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被民进党当局打入冷宫的尴尬境地。民进党如今找到了更称心的“合作者”----阮铭、王丹、王军涛、林保华、曹长青、刘晓波、胡平、陈破空、纪晓峰、贝岭等。

王希哲的《王丹,你又错了!》、《驳王丹先生无力而可笑的辩解》两篇文章撕光了王丹的画皮,让台湾当局操纵“海外民运”的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王丹在洛杉矶市的同志男友蒋品超见状跳了出来,也写了一篇《政治是一种影响力----为王丹等朋友就王希哲言论致民运人士》张贴在互联网上,进行反击。蒋品超指出:“政治是需要影响力的,而影响力是建立在对某种事物各自共有的彼此利益的基础上。”他认为,王丹与台独有共同的利益,通过双方的结合可以形成“政治影响力”。他毫不含糊地点出王丹支持“废统”是为了从民进党当局那里获得“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从而彻底否定了王丹原先经常自我标榜的“无欲则刚”。

针对王希哲质问王丹“你姓王我也姓王,怎么台独就偏欢迎你王而不欢迎我王?你那么福气?”之说,蒋品超冷嘲热讽道:“王希哲实在大言不惭,如此自比,也不想想人们望此言会掩口而笑。不说影响力,单就你性格中的无聊捣蛋不以正事为业,台独欢迎你不是白痴才怪。要知道不管他台独是装还是闹,至少一点,在他们那里台独的口号是他们赖以在台湾社会立足的基石!难道他把你这种角色弄进去添乱、砸自己的牌子?”接着,蒋品超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古话说‘无欲则刚’,现在王希哲可以说自己对台独没有欲望,确实如此,因为王希哲无能力让自己对台独产生欲望,原因是台独对你已无欲望。”

● “斩断台独逃亡路”暴露了鲍戈的反台心态

台湾当局其实并不要求“民运人士”直接表态支持台独,只要求他们在具体行动上积极配合,比如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抗议北京颁布《反分裂法》,谴责大陆拘捕涉嫌台谍案件的外国侨民,呼吁“六四不平反,两岸不统一”,等等。在统独问题上,台湾当局要求“民运人士”至少认同“两国并存”,或者未来只能以“邦联”形式维系;而在理论方面,则要求“民运人士”批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淡化中国人的“主权意识”和“国家认同”等观念。不过,由于台湾当局的控制手段过于粗暴和势利,难免引起“民运人士”的反感。近年来“民运人士”公开反独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鲍戈参加统派集会,徐水良批胡平,王希哲批洪哲胜及王丹,魏京生批林保华、郑毅批民进党等等,其中尤以鲍戈的活动最为突出,多次被新闻媒体报道。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鲍戈赞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伍佛维茨表示反对台独的公开信。鲍戈在致函中称,“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为倾向于同情台独势力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煽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做法都也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在纽约纪念六四的集会上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当时《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向记者解释说,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以他们的价值观来误导海外民运,比如台独势力、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一些反华人士,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某杂志社(即“北春”)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还有人跑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面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负面影响,这也是他们这一方所不能接受的。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台湾当局获悉后很快做出反应,由“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在台湾《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直指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写道:“纽约双包案的重要动向,是中国正在采取分裂海外民运和对台‘反独促统’互相结合的策略。亦即两个分裂:从内部分裂中国民主运动,从内部分裂台湾国家认同。‘反独’即反台。台湾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从未受共产中国统治,不是中国的一部份,也不是美国或其它任何国家的一部份。台湾受荷兰、明郑、满清、日本、中国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的历史已经终结。联合国或其它外国不承认台湾,那是联合国或其它外国的历史错误。不承认客观事实的驼鸟政策并不影响客观事实的存在。台湾不受任何外国统治的独立存在既然是一个事实,所谓‘反独’就是图谋改变台湾独立存在的事实,‘反独’就是反台。‘反独’即反台!”

8月10日,鲍戈突然出现在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餐会上,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喝斥台独分子“把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身家性命捆绑于战争的火药桶上”,引起会场哗然。鲍戈还呼吁,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对“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绳之以法。《星岛日报》指出,“这是陈水扁总统8月3日提出‘一边一国论’之后,大陆持不同政见人士首次公开发表反台独言论。”

报道透露,鲍戈在会场上说:“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湾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而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

最后,鲍戈呼吁道:“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他疾言厉色地说,“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透过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言辞,其强烈的反台心态已暴露无余。

一边是王丹、胡平、王军涛、曹长青等著名“民运人士”频频登陆台湾,为“废统”、“公投”捧场站台,而另一边则有鲍戈、王希哲、杨周、徐水良、郑毅、魏京生、李洪宽等著名“民运人士”先后表态反对台独,的确是一种令人深思的奇特现象。二十多年来台湾当局为了控制“海外民运”,已投入了数十亿元新台币,而如今“海外民运”却出现如此严重的失控局面,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认为是适得其反。


刘敏仪
Mar. 16, 2006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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