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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传来丑闻：妓女在旅馆里读“宣言”，在场的男人和女人恨不得撕了她的胸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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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柏林传来丑闻：妓女在旅馆里读“宣言”，在场的男人和女人恨不得撕了她的胸罩 (460 reads) 时间: 2006-6-23 周五, 上午12:45

作者：Anonymous 在众议院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妓女当众读一遍，“宣言”就算全体通过了
---- 做贼心虚的“民运柏林大会”
（披露《2006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宣言》出笼黑幕）

一份声称代表各方共同立场的政治宣言，在事先做尽了手脚，不让参加会议的各方逐项讨论和审核，只找来一个半老妓女当众读一遍，就算全体通过了，接着便下令立刻散会，指使人驱赶还在会场里争论的代表们----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标榜民主自由的“民运柏林大会”上，令人叹为观止。

为何会出现这种下流的闹剧呢？据与会者透露，是由于台湾当局在“宣言”中塞入“相当敏感的内容”，担心引起“海外民运”拒不认账和闹场，而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招术。

一名专程从澳洲坐飞机前往柏林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今余怒未消，他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在这个程序动议中，我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求宣言内容能提前告知与会者，让与会者尽可能地拥有更多的思考时间；二是要求宣言内容应该以书面的形式提供给与会者----由主持人在大会上朗读一遍便算通过一个严肃的政治文件，实在应该视作一个弱智的政治玩笑。”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德国柏林市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公园旅馆”里，悄悄聚集了一些台湾间谍以及“海外民运”的代表们，召开“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策划煽起新一波反华舆论，旨在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以削弱中国震慑台独分裂分子的威力。据主持人介绍，“台湾民主基金会”、“民阵”、“柏林欧洲研究会”、“人权无疆界”等组织共同举办了这次会议。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和金恒炜、台湾“世盟”总会长饶颖奇、“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议员前法务部次长牧野圣修、香港议员梁国雄、欧洲“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吴曼扬、“民阵”主席费良勇、“人权无疆界”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参议员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会，并作了发言。

虽然组织者声称，“这次大会将深入探讨专制制度不能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平演变进程、维权运动、海内外民运的分工合作，民运的困境和机遇等”等等，然而这些议题却在会议过程中被实际淡化，而突出了呼吁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吞并台湾、反对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谴责所谓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

组织者更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两个星期，未同与会各方商量，突然以“民运柏林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极具争议性的“宣言”，声称“在两岸关系上，我们坚持三个原则：人权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时，我们认为欧盟卖武器给中共，会加剧两岸战争危机。中共购买先进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发动台海战争。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台湾，就是专制战胜民主，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当这份“宣言”在互联网上出现后，立刻遭到人们的批评。6月15日，“民阵”澳洲理事黄济人撰文指出，近年来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有了很大变化，“维权运动”有燎原之势，“海外民运”还没有针对这种变化有组织地进行相应的讨论，“民运柏林大会”却把主要兴趣关注在台海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黄济人表示，会议的组织者似乎努力想达成一个人权高于主权的“共识”，但是，人权和主权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政治概念，怎么可以简单地进行比较并且成为“海外民运”政治宣言的一个重要部分呢？他写道：“主权决不是可以用一把尺以人权的名义在地图上任意切割的（百年前的殖民主义曾这样做过，切割的理由不是人权，而是赤裸裸的掠夺）。人权虽是民主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但是并不意味着人权可以任意地超越主权，两者不存在主从关系。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当今阶段，主权问题依然还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家间的冲突的核心问题更多的是和主权相关的利益问题。”

“为什么会如此，”黄济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原因是‘民阵’中的个别人为了迎合台湾民进党的需求。‘人权高于主权’的潜台词在这个特定环境里其实就是台独的合理性。同样，在‘宣言’中强调反对欧盟对华武器解禁也顺理成章了。这个现象在去年的澳洲大会上也出现过。”

他痛心疾首地说，“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台独的立场，也可以表达支持台独的立场，然而作为海外民运组织的重要负责人在海外民运大会的场合表达支持的立场并不妥当。如果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运组织的资源，利用民运组织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将支持台独的个人立场塞入海外民运的政治理念，最终可能是挖掉了中国海外民运的生存土壤。成就个人名利，却丢弃海外民运的核心价值，何其忍哉？！”

黄济人质问会议组织者：“凡是中共反对的我们就应该拥护吗？这种简单的思维，相信没有人会认同。但是事实上一些现象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却依然存在。专制的中共反对台独，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力量就应该支持台独。中共抓了一个小偷，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赋予这个小偷以‘政治小偷’的荣誉。同样，赖昌星也不能因为是中共政府通缉的走私集团首脑的嫌疑人，而可以成为‘政治走私犯’。同样的逻辑，我们不能因为中共在台海问题上坚持主权而因此偏激地践踏国家主权。”

“凡是中国反对的我们就支持”，是近年来“海外民运”加强与台独、藏独、法轮功合作的主要理由。中国要抓远华案走私犯赖昌星，而阮铭、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为其辩护，把赖称作是与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中国谴责李登辉抛“两国论”，而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湾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中国反对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而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湾说“废统只有李肇星不高兴”；中国抓了台湾间谍高瞻、李少民、程翔，而刘青、吴弘达等人就在美国吹捧他们是“良心犯”和“英雄”；中国否定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而刘国凯、王希哲等人就跳出来唱反调，提出“人民文革”论；中国痛恨殖民侵略历史，而北明、远志鸣等人就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中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项小吉等人就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自诩民主精英的“海外民运”，在内部连最起码的民主程序也没有确立，说明什么呢？黄济人等代表曾多次要求将“宣言”的草本分发给大家进行讨论，但是，做贼心虚会议的组织者们自始至终相互推诿，阳奉阴违地进行搪塞，最后找来一名四十多岁的半老妓女盛雪匆匆读了一遍就算全体通过了。与会代表们提出异议时，组织者便立刻宣布会议结束，并叫嚷什么“接送大家去机场的车已在外面等候，过时不候”，紧接着便指使工作人员前来清场。这一切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目的只有一个----强奸民意。

动辄对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也是“民主精英”的惯用伎俩。在这次“民运柏林大会”上，刘国凯鼓吹“人民文革”论遭到康正果、茉莉、冯国锵、黄翔等人批驳后，他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单，张贴到互联网上，加以影射攻击。刘国凯声称，否定“人民文革”并不是认识问题，“因为属于认识观点问题的从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澳洲张鹤慈、国内的邓焕武（他们的特点都是文革时期在狱中，没有参与文革乘机造反运动）”。接着他煞有介事地造谣诽谤一名批评者，说：“其他有的，如贵州的曾宁，其行文几近狂乱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问贵州诸友。他们说，他们早都知道，曾宁早已被国安局收拢。”

曾宁是否真的“已被国安局收拢”了？无从考证。不过，据了解，此人曾因为反对中国政府而入狱十多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民运”。而刘国凯呢？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是台湾的小特务，难道他还有什么资格诋毁那些留在国内坚持抗争的民运人士吗？“民主精英”们平时装出几分卑谦，可是一旦触犯到自己利益，便立刻露出青面獠牙，非要清算异己不可，看来他们身上的“文革”恶习是很难改得了的。这些人真要是掌权了，恐怕比共产党还专横，不知有多少颗人头会含冤落地！幸亏他们的白日梦注定只能带入自己的棺材了。

黄秀端
2006年6月20日

泄密事件导致恐慌 “海外民运”有特务嫌疑
----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编者按：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先生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先生，是台湾方面主管“海外民运”项目的重要官员。日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们谈及“海外民运”极机密的内容。现予择要披露。其中每一事件都已被台湾传媒所证实。】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

（附）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email protected]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886-2-27081148
E-mail: [email protected]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 886-2-23563542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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