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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独家报导：王军涛九年熬成博士还是想回国 (240 reads)      时间: 2006-6-21 周三, 上午1:46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独家报导：王军涛九年熬成博士还是想回国
DWNEWS.COM-- 2006年6月20日20:15:59(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多维记者万毅忠报导／王军涛说：“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我在公共空间里被中国政府定位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但我从来也没有那种心态。相对在中国的岁月，我最近十年在美国过得相对安定和平静一些。……虽然我的身体回不了国，但我的想法可以回国。”

2006年5月17日，王军涛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获得该校政治学博士。在此之前，5月10日下午，他长达五百页的博士论文《中国大陆的新保守主义和后天安门时代的政体稳定》获答辩委员会通过。

王军涛在17岁时就参加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在投身当代中国政治整30年后的今天，朋友们以聚会的方式向这位新出炉的政治学博士致贺。5月16日，在曼哈顿上城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六十多位学友一起聚会庆贺；21日，在新泽西，六十多位华人朋友欢聚一堂；28日另一场聚会在波士顿举行。

当时是高中生的王军涛，在四五运动中被捕。（多维社）

王军涛告诉多维：“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我在公共空间里被中国政府定位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但我从来也没有那种心态。相对在中国的岁月，我最近十年在美国过得相对安定和平静一些。作为北大的学士、哈佛的硕士、哥大的博士，人们认可我拥有对问题发表看法的资格，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定的位子之后，我会在进行专业研究和活动的同时，努力在公共讨论空间中获取更大的影响力，虽然我的身体回不了国，但我的想法可以回国。”

不想定位于Chinatown民运

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发生时，王军涛还未成年，是所在中学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当时他写了四首诗歌，领着班上同学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宣誓。当年4月16日被捕入狱，11月26日获释，王军涛在监狱里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

王军涛在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79年创办民间刊物《北京之春》。80年发动北京高校学生自由选举运动，并作为独立候选人获北大选区第二名。82年获北大学士学位，84年从中国科学院辞职，赴武汉创办学校，任江汉夜校校长。后回北京和陈子明等独立知识分子一道创办民办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89年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运动并指控王军涛为“运动黑手”，91年王军涛被判刑13年。1994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要求下，王军涛被送到美国检查身体，创中国在押犯政治犯送往美国的先例。



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的王军涛。(魏碑摄)

王军涛告诉多维：我在中国做的事情不是特别多，来美国以后也不是没有做事情。只是美国和中国做事的环境不太一样，在中国比较容易，一个兴趣或一个冲动，容易使你在一个领域里做成事情；而在美国，你必须在这个领域里有一些专业的运作方式。当然在美国你也可以搞大陆民运，但是这种搞法就成了Chinatown式的，唐人街在美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从政治角度来说，它既是大陆的一个边缘化的地方，又是美国边缘化的地方，它既入不了美国主流，也入不了大陆主流。在唐人街，你能看到在大陆已经绝迹的习惯，像活化石一样。我也不想把自己定位在民运Chinatown的位子，最终落得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跟自己斗争，跟西方主流不发生关联，和本土也越来越隔断。我知道要在中国的未来有所作为，就必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十年磨一剑──指向新保守主义

早在1983年，王军涛的一位好友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他在哥大选了一门公共政治课，授课者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黎安友在课中讲到王军涛在民主墙和竞选时的情况，下课后，这位好友找到黎安友说王军涛是他的北大同学。黎安友让这位朋友转告王军涛来哥伦比亚大学读他的研究生，也不用考试，所有的事情由他来安排。但那时，王军涛忙于在武汉创办学校，没有来。

王军涛告诉多维：“94年我被迫来美国，劣势在于所作所为和本土的关系不大，优势在于身处一个信息最发达的地方，在这里能看到世界各国民主化的成败教训。诚然，实现民主化的突破难，但进入民主化之后解决实际问题就更难。我可以在美国这个更开阔的视野上审视世界各国民主化的成败经验教训，而且围绕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未来做一些思考。为此，我选择了到学校读书。”


朋友们为王军涛毕业开了庆祝会。(魏碑摄)

王军涛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梅森学者项目读了一年，主要精力放在政府转型期的管理问题上：政府在转型期的决策模型，政府面临的宏观经济问题，政治家的政治伦理道德。王军涛说：“中国人常说政治是肮脏的游戏，要从政就要做一些肮脏的事情。但西方的政治学者不抱这样的犬儒想法，他们仔细推敲各种案例，分析在这个案例中有无更好的选择。如果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那么你怎么去替他辩解，我们在哈佛就讨论这些东西。”

哈佛大学为世界各国资深政府官员开设了这个行政管理学习项目，设有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管理课程，在王军涛的同学中有各国政府的部级官员甚至总统候选人和美国的政治人物，厄瓜多尔驻联合国大使也是他的同学。在美国的这类高级管理课程中，七年的工作经验可以顶一年的学历，以此折算，一年后，王军涛学完了硕士课程。

经就任政治系主任的黎安友如愿以偿地当了他的导师。与哈佛所学课程相比，哥伦比亚大学使王军涛具有更开阔的政治视野。例如研究比较转型问题，哥大要求比较几十个国家，每一个题目都会涉及几十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在讨论经济发展水平低能不能搞民主问题时，中国喜欢举例说美国政治民主是因为经济如何发达，但哥大要求更仔细地研究这一问题，把世界上所有转型的国家纳入视野进行比较，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到哪一个程度上转型。

王军涛在哥大的九年博士学习分两个阶段，头两年修课，修完学分之后，通过大考可以拿一个哲学硕士。1999年王军涛通过了大考，进入了第二阶段。王军涛告诉多维：“第二阶段本可以不做这么长，但我一直有个想法，毕业就回国。如果能回国的话，我就把这个题目结束掉，拿了博士我就回国了，中国政府在此前一直表态说我回国没有问题，但到了2005年我确定自己回不了国了，才快马加鞭地完成我这个论文。”

十年中，王军涛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94年他被迫离开中国之后，中国的政情也发生了变化。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在邓小平死后，中国会出现继承危机，中国会实现民主。王军涛最初的研究也是如何更好地实现民主化转型，他在哈佛的选题是“管理转型”，即在转型期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管理。刚进哥伦比亚大学时，他研究的课题是第一共和国期间中国的地区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关注的是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分裂状态下的中国，各省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对政府管理的影响，并试图对此做定量比较研究。

2000年哥大第一阶段大考完之后，王军涛发现中国政府平稳地度过了它的继承危机，实际上继承危机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在可见的范围内，民主化的前景在中国被边缘化了。王军涛认为是精英阶层的保守心态导致了这一结局，于是他的研究便转向了中国大陆精英中的主导心态和政体稳定性的关系，探讨后天安门时代政体稳定的原因。

王军涛告诉多维：“开始我把研究放在转型后的管理上，后来中国政体出现了非常强的稳定性，没有转型发生，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启动转型。从其他的指标上看，中国都应该出现转型，之所以没有出现，我认为是中国精英心态保守。我探讨这个保守心态的来源和理论依据，以及与中国政体稳定性的关系。世界潮流是第三波民主化，其他国家的精英看到苏东变化都说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中国大陆精英却说：你看苏东发生了什么？咱们千万别变，变了就完了。针对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他国家的精英会说集权如此失败，必须进行民主化的变革，但中国精英说：千万别变，一变就崩溃了，这么多问题怎么可以变，等问题解决了，环境好一点再变。到90年代末期情况好一点之后，精英们又说更不需要变化了，情况已经好了，说明中国的道路是成功的。”

王军涛的博士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在共产主义理念失败之后，中华民族在重新确认现代化战略时，新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和反动。因为自由主义认为既然共产主义的做法不行了，中国就应该按照西方的方式搞自由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新保守主义制衡了自由主义；第二部分是新保守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确阐述了新保守主义对政体稳定的作用关系；第三部分是它对比较政治转型的一般的理论分析的意义，挑战了一个主流学派，认为人们接受民主并非天经地义，一个地方的精英很可能拒绝它。

王军涛的论文第一稿长达800页，远远超过了一般论文300到450页的标准。在教授们的建议下，他删减了第一部分中对历史背景的过长叙述，第二稿剩下600页，经过八次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了500页答辩论文。5月10日下午王军涛在哥大宣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们提出了四条修改意见，论文获得顺利通过。

在公共空间获取更大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军涛考虑学成后回国，完全放弃了跟主流学界的沟通，一直把调子放得很低，沉浸在中国人的语境中考虑问题，以中国人作为自己的对话对象。王军涛说：“跟美国人沟通和跟中国人沟通不同，是要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人的想法，每天想着如何沟通会影响对一个问题的看法。过去我没有注重在英语世界中发表一些东西，这点我要马上转过来，包括教课，应该说我错过了一些时间。”

2005年，王军涛就中国政府指控他是台湾间谍一事起诉胡锦涛，试图为自己讨回清白，目前美国法庭已经受理并准备开庭。在确定自己无法回到中国之后，王军涛着手在西方寻找工作，由于错过了美国秋天找工作的最佳时机，他现在倾向于暂时接受一个新西兰或英国的工作职位，如10月去新西兰做政府的委托项目的同时，教授两门课，好在我们身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和国际接轨。王军涛告诉多维：“我也可以在留哥大做一个访问学者，整理出版我的论文，但这样会使我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我如果想在公共讨论空间发挥影响，比方在说服新保守主义做一些转变的话，因为没有安全的限制并拥有更多的信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比在国内做得更好。”

对于在大学教书，王军涛欣赏古典时期苏格拉底和孔子与学生交谈的方式，通过交谈，把自己的看法和知道的文献告诉学生，帮助学生推敲思路，并掌握学生了解中国问题的难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王军涛做了一些尝试，获得学生的好评。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王军涛认为自己的英语口语略带口音：我希望有一个专业口语矫正师，尽管这样，我在哥大做助教时，每次讲课都很成功，学生给我热烈掌声。

王军涛认为，除课堂之外，人们在社会中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时有一个交流的政治空间，这个空间大部分不由政府控制，在不同的社会政体中它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文革期间，虽然政府控制严厉，但社会中充斥着小道消息，在76年天安门事件中这一传播就表现明显。民主墙期间，油印刊物成为讨论的空间。在现阶段，电子网络更成为人们讨论的空间，政府无法完全掌控。这个空间对新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形成提供了非正式的制度框架，这个空间独立于政府，对独立精英们的思考产生影响，这个公共讨论空间还会决定下一轮的中国政治走向。

王军涛告诉多维：“政治问题的讨论在法律上有一个决策的程序，这个程序直接影响政府行为，在民主法制社会，选举和国会及总统办公室就形成了这一程序。在非民主国家也有一些非正式的空间，一些言论和机制可以发挥影响。我讲的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中进行讨论，在这些机制构成的空间中讨论针对性的议题，这些议题是政府不能完全掌控的，这个空间政府也不能完全禁止，电子网络和海外媒体使这种政府控制更具难度。目前在中国人中间，很多议题可以在海外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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