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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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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草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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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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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吃草的老虎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武装起义
高光俊
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中共的规模大小不一的武装起义从来没有间断。由于中共的舆论封锁和虚假欺骗宣传，国内普通民众和外界并不知这种反抗斗争已达到大规模爆发程度，反倒是中共高层自己承认已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胡景涛语）。举一例言，1986年，广西田林县爆发一场反共武装暴动，四百多人占领田林县城三天，领导者是湖北陨西县26岁的老师谢XX。谢冒充华国锋的儿子，取名“华童”，以推翻中共暴政为号召。起义失败，但谢却逃脱，一直未被中共捕获。（中国公安部1986年《政工简报》上报此案）。我曾于1991年夏亲自走访田林县，仍然有人记得那次暴动，因为后来中央杀了几十人。类似这类的暴动，最近几年更多了。1997年5月14日至19日，湖北荆州地区京山、天门、潜江、仙桃六十多个乡，12万农民暴动，仅天门县就有100多名伤亡；湖南益阳，宁乡等地农民20万人进城，烧毁政府和公安数十辆汽车，农民3人死亡，57人重伤；江西宣丰800农民冲击公安局，与军队对峙达70多个小时，最后有130多农民被捕；1998年5月底，湖北江陵县三万农民占领乡政府三天，农民撤消乡政府，拘押县委书记、副县长，250多名农民伤亡，军警有数十人死伤；同年5月19日，湖南江寿县二千农民冲击县公安局，要局长下台，遭公安武警开枪镇压，农民死伤150多人，农民用土枪、炸药也打死、打伤80多名军警。通过分析这些暴动失败的教训，结合中国历史上成功暴动的经验，我们应着重研究民主革命起义的地点，时机，起义前的准备和起义后的措施。
第一节．武装起义的地点
武装革命起义最合适的地点是：多省相交的山区县城。这首先是因为山区的地形是民军游击、运动的天然屏障。正如我在前面《武装革命可行性》一章中指出的那样，山地大大削弱了共军现代化武器的优势，甚至使许多现代化武器变得毫无作用，而以当地农民为主的民军则熟悉地形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军正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其次，选择中小城市作为暴动点，一则革命初期，干部奇缺，大城市不易管理；二则中共在大中城市有相对较多武装，不易控制。选择乡镇则不足以打击共党。再次，全国绝大多数山区县城都无中共野战军，在一个普通山区县城，中共的基本武装力量有如下：
1、 武警小队或中队。人数一般只有50人左右。除一部分守卫县委、县政府、法院、检察院（都是站岗之类），大部在公安局看守所。这股力量算是中共在一个县城最有战斗力的武装，但他们也只是拥有普通常规武器而已。
2、 公安局。公安局有几十支手枪，但公安人员战斗力差，一些警察一辈子都没有开过枪，有的甚至不会用枪，加上人员分散，不足称为武装力量。
3、 武装部。武装部早已名存实亡。每个县武装部储备一些陈旧的武器，且整个武装部只有几个人，一些人根本不会用枪。
4、 其他。法院、检察院、县委、县政府有一些手枪，多为共官自卫武装，谈不上战斗力。
所以，一般县城中共最多只有百来人分散的武装。民主革命是很容易消灭这些力量的。
选择多省结合部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和现实中国现状决定的。历史上各省官僚为保乌纱帽多将“乱匪”赶出本辖区为上策而不愿冒生命和罢官的危险与起义军硬拼，这样，起义军便可利用官吏的相互推诿，明哲保身的态度周旋于省际之间。中共当年能从粤北成功“长征”，正是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这种自保心理。李自成、张献忠也多次利用明朝各省督抚“赶贼出境”的心理游走于晋、陕、川、鄂、豫之间。
现实中共的腐败已远远超过相互推委责任的地步，所谓“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仅举一例可看中共官员的腐败：在1983年轰动全国“二王”案件中，各地公安武警的首要原则是祈求“二王”不要到其辖区，因而尽量大张旗鼓，企图阻止“二王”进到辖区。另一方面一听“二王”便胆战心惊。武汉一位警察一听到“二王”到其辖区，吓得称病不敢出门，另一警察一听到“二王”则瘫倒在地，跑都跑不动。没有几个警察再愿冒死为共产党效命。“二王”最后其所以被击毙而没有活捉，是公安部害怕他们被活捉后暴露全国各地公安的无能和失误。
选择多省结合部的另一理由是那里共产党统治最为薄弱。乡镇以下的政权完全瘫痪，我曾经去过鄂、陕交界山区，五年中从没有县府官员到他们山村！如今这种状况只会更加恶化。
选择山区还有其他好处：越是贫困地区，中共官员越腐败，农民反抗情绪越大；山区的活动费用小；此外，中国安全和军事系统基本忽略山区；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山区官员忧患意识薄弱“。
选择何处多省结合部县市作为起义地点？
我们必须分析共军的分布情况。中共陆军的24个集团军绝大多数布署在华北，中原和边境，而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和湖北广大地区只有3个集团军，即重庆的13军(37摩步师在江津，149摩步师和炮兵旅在乐山，装甲旅在丰都，防空旅在内江，警备司令部在重庆) ；昆明的14军(31摩步师在大理，40摩步师在开远，炮4师在昆明) ；柳州的41军(121摩步师在柳州，123师在贵港，装甲旅在桂林，炮兵旅在柳州) 。此外有空15军(湖北孝感) ，以及武警126师(湖南耒阳) 和114师(四川南充) 。上述地区山岳纵横，江河交错，当然是起义的理想地点。
关于在边境地区起义。
有人主张效仿国父孙中山，在中国边境地区武装起义，其理由一是便于撤退；二是便于取得国际援助；三是扩大国际影响。我不赞成的理由如下：
1、这种观点的基楚是消极的。一个革命家当然要考虑到失败，但如果认为失败是唯一的结果，这种起义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2、坐等国际援助是被动的，也是不现实的。我将在第十五章中讨论为什么革命初期不可能得到公开的大规模的国际援助。同样，仅仅国际影响不可能使中共垮台。六四后的国际影响不可谓不大，然中共仍在，因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外在影响都不能成为革命的主要作用。
3、边境地区的中共武装相对较强。
4、最后让我们具体分析何处边境可施行武装起义。
北韩会支援我们吗？当然不。
中俄有漫长的边境。让现在的俄国支援中国的民主革命肯定不现实，我们更不可能起义失败撤退到俄国。
蒙古即使有心，也无力支援我们。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不可能作为我们起义初期依靠的国家。
印度即使愿意，我们也无法想象民军越过喜马拉雅山，进而影响中国内地的革命。
越南尽管和中共打过仗，但希望它支持或庇护反共的民军，显然是天方夜谭。
唯一看来可行的边境地区是中缅边境。但这一地区的情况更不利于我们发动边境地区起义。首先，中共几乎是缅甸军政府依靠的唯一外国政府，缅甸不会也不敢得罪中共；其次，缅北局势复杂，反政府武装，民族独立武装和贩毒力量交织一起，任何一方都不会坐视外来力量的侵入。
国父孙中山多次在边境地区起义失败的教训也证明边境地区不是起义的最佳地点。
第二节．起义的时机
民主革命起义最佳时机当然是当又一次类似“六四”民主运动到来之时。此时，中共从上至下的官员都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之中，普通民众反共情绪高涨，极利于揭竿而起。
起义的另一最佳时机是中共爆发内战。随着共党内部权力斗争日趋激烈，斗争将不择手段，而动用军队则是中共内斗的最高表现。
另一个起义时机是中共对外发动战争时期，尤其是中共发动对台战争。民军乘机革命起义，必能与国军携手推翻中共暴政。
上述三个时机的到来并不是民主革命起义的必要条件。中国历史上革命起义既有在国内基本和平时期，如陈胜、吴广的起义，黄巾军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也有在国内大乱，战火四起时的起义，如汉高祖起义、李自成起义、国民军北伐革命、中共武装割据。。。。。。
起义的时间以春节前后为最佳，因为首先此时全国放假，中共官员终日豪宴、醉生梦死，无人理政；其次大量民工回乡，给民军增添许多生力军；再次春节正值农闲时期，农民有充分时间准备起义。
第三节．起义前的准备
起义前的准备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此处的准备只是指民军起义前夕必须准备好的几项措施。
1、 摸清起义地中共武装情况。这包括武警的人数、配置的地点、值班规律；公安局、派出所、武装部的地点和环境情况；其他零散武装情况。
2、 组建至少一千人左右的民军。以一、二期民军军校学员为骨干的民军应至少发展到拥有一千人的队伍，并且这支队伍应有过实弹演戏的经验。有这样一支队伍才能保证起义后能在县城站稳脚跟。
3、 储备至少可装备另一千名军的武器，以备迅速扩大民军。
4、 至少策反一支共军。
5、 在起义地周围城市建立地下情报站，以掌握中共镇压民军的情报。
这几项措施只是民军起义前夕的必备条件，大量细致的工作应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而定。
第四节．起义后的措施
民主革命起义后能否站稳脚跟，或者保持民主主力与共军周旋是民主革命成功的关键。只要占领或者保持民军武装力量半年至一年，中国局面将大变，中共垮台将是必然的结果。我们说占领，是指守住一地不放弃；而言保持民军主力，则指让出城市与共军在山区游击。两者的功能均能取得鼓舞全国人民反共的信心和分化中共的作用，国际舆论也将随之而来。
一、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
民军起义后的首先任务当然是将所在地中共带枪的武装力量消灭掉。正如前面指出，这包括武警、公安、法院、检察院、县委、县政府和武装部。凡反抗者格杀勿论，反之放下武器者应一律不杀。
二、摧毁中共的政权，逮捕中共官员。
这些官员包括“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其他县委委员；公安局正副局长、公安局各科长、主任、队长；法院正副院长、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司法局正副局长；政法委正副书记；各乡镇正副书记、正副乡镇长；武装部部长；看守所所长等等。
三、控制要害单位。
电台、电视台、报社、邮电局、银行、储蓄所、粮店和其他国营公司、商店。尤其要切断起义区与外部的所有联系，让中共不知起义的真正情况，以赢得宝贵时间组织民军。
四、组织大规模的宣传。
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纸宣传；组织中小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标语、传单、演唱会等形式多样化的宣传。
五、释放一切在押犯。
无论何种罪犯，都是共党制度下的受害者，都应释放。愿意革命者，应热情接纳。
六、游斗。
游斗共党贪官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让那些欺压百姓的共党官员威信扫地，斯文全无；另一方面激发民众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被中共多年高压统治所压抑，必须要过正才能矫枉。
七、扩展民军。
扩军方法必须正反两用。所谓正面方法是组织宣传，用物质和精神方面奖励参加民军的官员和其家属；反的方面是抓出典型以反对民军为名处死，打击反抗者。
八、审讯、处决共党贪官。
当民军控制了起义地区后，应迅速组织人民革命法庭，选择德高望重、正直诚实人士成立人民陪审团，参与审判共党贪官，并将所捕共党官员中罪恶滔天、民愤极大者处决。查处共党贪官的原则是教育为主、处决为辅，大部不杀，区别对待。同时选用民愤不大、罪行不重而又诚心悔过、愿意参与民主革命的共党官员。
九、准备反击中共围剿
民军不仅要在起义前制定反击中共围剿的军事路线，而且要在起义后，利用中共尚未来得及反应的宝贵时间，迅速布置军事方案，争取以优势兵力打赢首次反围剿战，以鼓励革命士气，形成能战之民军。
十、筹建自由区民主革命政党组织。
包括县、区、镇、乡、村各级组织，实现党对自由区的绝对领导。
第五节．其他形式武装起义
一、政变式的革命武装起义
政变式的革命武装起义是以突然方式用现有中共军队将中共上层主要人物控制，同时占领新闻媒体，向全国宣布中共已经被推翻。这种革命方式的优点是可能避免长期战争带来的社会震荡。要实现宫廷政变式的武装起义，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 掌握一支数量可观的中共军队，特别是北京中共的卫戍部队。
2、 有一位声望实力相当的中共官员参与。
3、 有一位有声望、能驾御全国共军的中共军队领导参与，以便起义后能控制中共全国军队。
完成“宫廷政变”革命的地点当然是北京，时机选择中共召开中共全会、人大会议最合适。
我们可以看到要完成这种方式的革命有许多困难。首先是难以找到一个有民主思想而有军队声望和实权的中共高级军官领导或参与这种革命。其次是中共北京卫戍部队是中共军中嫡系中的嫡系，其军官多由中共头领的心腹担任，动员很有困难；再次是在中共心脏北京的地下活动很难长期保密；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使能成功将中共高级官员，包括共军高级军官大部分控制，如何能保证全国各地的共军和官员联合起来反攻北京，同时我们也不能保障全国各地民众自发反对中共的起义得以有效地控制。于是，我们不但不能希望避免全国内战，而且这种混战将会加长、加剧。更有一些人打着“民主”的旗帜抢夺政权。因而，“宫廷政变”式的革命看似省事，实则适得其反。
二、连锁式武装起义
连锁式武装起义是民主革命政党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分队，同时发动暴动。这种方式首先要秘密培训组建一批武装骨干，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其次要发动城市一切可能的力量；最后必须寄希望改革派共军或中共高级干部趁机夺权，实现全国民主转变。
三、城市暴动
城市暴动式的武装革命是选择大中等城市，以民主革命武装骨干分子为主，结合城市工人、学生力量占领城市。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不作较长战争准备，它必须依赖中共、特别是共军不采取镇压措施；也希望全国各地自发响应。如共军镇压，以仓促起义的民军是无法守卫这些城市的。
我其所以不考虑以上三个方式的武装革命是因为上述方式的根本出发点是轻率的，依赖性的、理想性的、急躁性的革命方式。这些方式忽略了对中共的本质认识和对中国历史演变的了解。当然，我不排除这些方式作为山区县市武装革命起义后的辅助形式，尤其我不排除中共上层民主的信仰者发动“宫廷政变”，如能成功，那将是中国之幸，世界之福。
作者：吃草的老虎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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