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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王希哲最早提出的“两种文革”：《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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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希哲最早提出的“两种文革”：《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周同






加入时间: 2004/03/27
文章: 1006

经验值: 12114
文章标题: 王希哲最早提出的“两种文革”：《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502 reads)      时间: 2006-5-15 周一, 上午6:01
作者：周同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最早提出的“两种文革”：《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最早提出的“两种文革”：《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晋君同志：

我终于还了一笔债。这笔债已经欠了一年了。当去年底收到您
给我的那封著名的信（题为《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后，我就
打算写这篇东西了，但一直拖到现在。

不，应该说我还的这笔债已经欠了不止一年了。一九六九年，
当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社会又归于平静的时候，我常常痛心地回
忆起那些在我身边一个一个倒下去了的伙伴们。我们究竟为谁而战，
为谁而死呢？那时我便想，一定要把文革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它
写出来，否则就对不起死去了的同学，这是我们的责任，死去了的
不能白死，现在这笔债终于算还了。

一九六七年湖南“省无联”杨曦光们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使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杨曦光
们是中国“思考的一代”的理论先驱。但我不满意他们对当时中国
社会政治形势所作的估计。这个估计把周恩来视为保守派官僚的总
代表，把毛泽东、林彪视为激进的革命者。这个估计还影响了后来
武汉的“北、决、杨”，但我不满意，我认为，它不能解释我已越
来越感觉到的事实，人们对“激进的革命者”林彪、中央文革的憎
恨是远远高于对“走资派”的憎恨的。相反，每当他们在谈到“走
资派”们过去的政策时，总是那么津津有味。因此，当在讨论中我
向朋友们提起这个事实，并以赵紫阳为例谈到农民对他的欢迎时，
这便成了我的罪状遭到了残酷的批斗。这场批斗至今还在我身上留
下了痛苦的伤痕。

当然，我的罪状还有“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是当时任何一个
倒霉的人都不会没有的。但其实，我对毛泽东是忠诚的。我总是愿
意从最好的可能去理解他。

一九七三年，由我执笔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那时，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便相当于你和其他一些青年民主派现在对
毛泽东的认识。但是，当运动的过程越来越使毛泽东暴露出了他本
来的面目，当我接触的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我对毛泽东原来的认识
并不正确的时候，我便决心重新清算我过去的认识了。

这篇文章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对其他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物
的评价，在今天的官方和民间的理论家中间还是不多的，我准备着
迎接大的非难，甚至是再一次的厄运。（果然，十四年牢狱－王希
哲今注）我想过，是不是写得吞吞吐吐一些好呢？那样也许少一些
风险，但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的风格。恩格斯说：“科
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躲躲闪闪了。

只是还有两个问题，文章中不好安排，放在这里再说一下。我
对党内改革派的评价是不是过高？一些青年朋友认为，邓小平与毛
泽东、“四人帮”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他们都不过是中国官僚制度
的正式代表，因此，指望他们能够领导一场彻底的改革，不过是一
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看来，我确是带着这样一种改良主义的。我的改良主义是从这
样的分析出发的：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
党或农民革命党，她是一个以彻底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思想的党。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意识形态和传统对于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团体有着多么巨大的决定作用。

是的，‘存在决定意识“。但是，存在，决不仅仅是现实的经
济条件的存在，它是一切社会存在包括意识形态的历史传统的存在
的总和。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状况中运动：
一方面，她是一个有着长期的革命传统的党，这个革命传统是以实
现人民民主为宗旨的；她是一个至今仍然以彻底的革命意识形态马
克思主义为法定意识形态的党，另一方面，在集权的国家所有制经
济体制中，这个党的干部几乎无例外地处于官僚的地位。中国共产
党这一存在方式的内部矛盾就不断地转化为这样一种外部冲突：党
内一部分人坚持党的革命传统和意识形态，不断要求改变这一不合
理的经济体制和官僚制度，而另一部分人则力图抛弃革命传统和意
识形态以适应他们现实的官僚地位（例如，毛泽东把巴黎公社原则
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就是如此）。

但是，这种集权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体制，并不是由现代生产力
所生产出来的自然结果，它只是一种行政强制的结果。因此，它是
一种没有效率的，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在国际资本越来越不可遏止
的冲击下，它一定要瓦解。这就为党内改革派提供了一个更强大的
内在改革冲动，因为这种体制不但从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意识形态
方面看是不合理的，甚至从经济效果方面看也是不合理的了。

而且，中国的党内改革派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二十多年
来，特别是文革十年来他们一直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对基层民
众的疾苦有着更痛切的感受，对官僚制度的弊病有着更深刻的了解。
因此，他们比一般共产党国家的改革派们有着更坚定的决心，也比
一般共产党国家的改革派们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因此，在中国，在党内改革派的领导下实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改
革，应该是可能的。

再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有组织的政治
力量能够领导一场改革呢？事实上，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没有任何一次改革不是由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发动的。这是一个规律。
也许人们会说，这是一党专政的缘故，如果允许别的政党存在的话，
它们也会大显身手的。这确是一种假设。但一个不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党，能够领导完成一场符合以多数人民利益的改革吗？如果
苏辛尼津有党，如果萨哈罗夫有党，如果魏京生有党他们能够领导
这样的改革，我是不相信的。

什么是彻底的改革？彻底的改革并不是看它能够把理想实现到
什么程度，而是看它能够把那些已经提出了解放的要求，并且已经
具备了解放的客观条件的社会关系解放到什么程度。布尔什维克革
命的历史已证明，无论是这个革命当初的目标是多么激烈，但它毕
竟不能逃脱这历史的铁律。搞得不好，那些经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的国家比那些改良的国家还要更糟糕。柏林墙不是西德社会民主党
人筑的，而是东德的共产党人筑的，我们要记住这个事实。

我还被批评，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带着小资产阶级伤感角色，
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因此没有一点历
史唯物主义精神。

但这些朋友提供了多少事实的证据来说明这一批评呢？他们只
是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形式逻辑的三段式：

大前提：任何革命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小前提：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

结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但是，这些“理论家”们与那千千万万当初投身“革命”的红
卫兵们的感受是多么的不同，今天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那并
不是他们当初感受到了什么压迫的结果，而是受了毛泽东欺骗的结
果。

难道学生把老师们打得死去活来，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吗？

难道学生们冲击党委，理由是他们不许学习毛著和包庇右派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正是党内改革派修改毛泽东压迫知识分子的政
策，）

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吗？

难道狂热的红卫兵把毛选之外的一切书籍统统扔进火堆，把文
物、古迹和现代艺术品统统砸烂，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吗？

难道“红五类”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镇压“黑七类狗崽
子”，是社会矛盾的激化的结果吗？

封报，这几乎是每个地区学生运动达到高潮的标志。但是，为
什么要封报？

难道是这些报纸的官僚化压迫了学生们么？理由很简单，这是
因为它们“放毒”、“造谣”、“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而工人阶级呢？作为自发的工人运动，绝大部分都是以“老保”
的资格站在学生们的对立面的，他们本能地要保卫自己的利益。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看到了这样一种不利的形势，他
批示道：

“此件请看一看，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
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请注意：毛泽东
看到了工农运动阻止他帝制复辟计划的实现），拟由中央发一指示，
不准各地这样，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可干预学生运动。”

我们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造诣的“理论家”应该明白，如此庞
大的“老保”

工农运动，是不可能由几个恶意的并与人民有仇恨的官僚挑起
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又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再看下去。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而毛泽东又是站在被官僚们压迫的人民一边并有解救他们的慈悲心
的，那么事情就应该会是这样：随着运动的深入，必然是拥护毛泽
东的队伍的壮大。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恰好
相反：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和小部分工人是跟毛泽东走
的；第二阶段，一九七四年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当年的红卫兵和
几乎全体工人阶级都不理睬毛泽东的号召了；第三阶段，一九七六
年，“红卫兵”

和工人们不但不听话（注意，这些话还都是一些“珍贵思想”），
反而统统都造反了，站到反对毛的一边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
我们只是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推论，又怎样能解释这些具体而复杂的
历史现象呢？

如果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
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说文化大革
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便是可取的了。这场人民的文化
大革命是这样开始的：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党内改革派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施
行大大缓和了由于毛泽东五十年代末期极端政策造成的尖锐的社会
矛盾（人们至今还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金时代），
这就使毛泽东加强和发展斯大林主义式官僚国家机器的企图受到了
阻遏。于是：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动了一大批在国民经济体
系中没有独立利益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发动了一场“红卫兵”法
西斯运动。这样，只是这样，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
官僚国家机器中最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
于是，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
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认
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
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
革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至今还在延续，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
它开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结束的。

今年十月九日深夜，当长沙湖南师院的学生为他们的民主权利
请愿，来向他们的副院长苏明提出质问的时候，苏明愤恨地回答学
生们说：“这是文革的产物。”

他糊涂了！这不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革产物。
他不知道，只要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
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

现在一些青年理论家朋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来启发我，要我认
识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而且是不愧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他发
现了斯大林的许多不是，为了纠正斯大林，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反修防修，不让“叉路口的社会主义”滑到苏联式的官僚国家道路
上去，我真怀疑这些青年朋友的客观判断力。如果他们真肯花点力
气作一些搜集材料的工作并稍作一点平心静气的研究的话，他们是
不会这样随意结论的了。

祝好！

你忠实的朋友

希哲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注“晋君”，是当时山西大学一批青年文革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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