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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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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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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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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二）
芦笛
如今许多人把那场革命简化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些同志忘记了，权力斗争必然是任何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文革当然是我党内部最大规模、最暴烈的权力斗争，但因为这点就无视其社会改造内容，把它开除出革命队伍，那就绝对只能是毛共余孽“理论家”才能干出来的事。
悲剧恰恰在于文革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如果真是如此，则哪怕是要砸烂全党，伟大领袖也能在短期内胜任愉快地完成那个任务──他只需动用枪杆子强行改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组织就完了。从单纯的权力斗争角度来说，斯大林的大清洗的工作量比文革大到不可胜计：９０％的党中央委员都给肉体消灭了，但靠秘密警察的专业队伍，这伟大任务很快就以高效率完成了，社会纹丝不动，丝毫没有引起党官僚集团的疯狂反扑。但毛如果那么做，就根本达不到教育锻炼培养广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的。为此他非得把广大人民发动起来，去投入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不可。
这就是文革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它不是过去“民主革命”那种“运动群众”，具有浓厚的自发群众运动性质；另一方面，它并不按群众运动的自发走向进行，却始终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宏观调控”，严重偏离斗争大方向的言行立刻就遭到严厉制裁。
在文革中，全国党政机关都瘫痪了，代之以群众组织，但它们根本不是列宁党那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精英组织，而是类似西方议会政党的无比松散的全民性俱乐部。谁愿加入就能加入，想离开就能离开，哪怕是在武斗高潮中也如此，大家都是自发地凭兴趣玩票，组织对个体行动根本就没有控制力。下令“枪毙逃兵”的，全国也就只有王司令一例。但即使在那极端例子中，该命令似乎也没有得到执行──就算司令能成立个督战队，那些人也只会是靠个人爱好，自发报名参加，自发踊跃杀人，要这种纯粹的志愿者去枪毙突然丧失武斗兴趣的战友，根本也就不会有人去执行。下这种无人执行的命令只能证明一件事：从年轻时代起司令就是个糊涂虫，一个人糊涂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糊涂，决不清醒，这才是最难最难的阿！
既然如此，毛又是怎样对运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靠与过去的组织领导截然不同的“思想领导”，让毛思想直接与革命群众相结合。“两报一刊”定期发表的社论和不定期发布的毛的最新指示取代了红头文件，将毛的意图告诉大家，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们也三天两头接见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运动的大方向给予具体指导，并解决各部委和各省的重大问题，用当时的行话来说，乃是“毛泽东思想直接和群众见面”，没有一个官僚系统作为中转机构。
如果使用理工科干面包擅长的“理科思维”（也就是与文科绣花枕头们惯用的文学比喻毫无本质区别的“数理比喻”）来描述这种奇特的“受控自发人民革命”，那么，文革类似于电磁场现象。伟大领袖是那磁体，不通过任何有形介质，就在真空中把磁场传播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之中，而八亿子民就如同无数指南针，根据那无形的磁力线调整自己的定向。
由此可见，这场革命受控的前提乃是参加者的高度自律性，也就是无数磁针们根据“毛主席革命磁力线”来决定自身定向的无限忠诚。从宏观上来说，虽然文革延时远远超出了伟大领袖的预想，但他靠自身的磁场仍然基本控制了运动走向，并没有玩火自焚，让这场自发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显而易见，如果造反派头子们如老郑、司令、国凯等人没有这种自发的忠诚，则运动根本也就不可控，这就是那几位冻结了的史前动物至今还在狂热歌颂的“趁机造反”的“人民文革”的实质。
说来好笑，文革颇有点像西方的两党政治。众所周知，无庸置疑，西方两大政党都是松散的全民性组织，谁愿参加就能参加，谁愿退出就退出，根本没有什么组织纪律约束，两派议员都是人民代表，按双方同意的游戏规则进行文斗，根据这一游戏规则密切监控对方，一旦发现对方犯规便抓住大作文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营私舞弊现象。
文革初期也有点这种模样：全国分裂成了势均力敌两大派，虽然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反革命派，但两派在名义上都算“工人阶级内部”，并非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两派都严格按照游戏规矩行事，并以此严密监控对方，那游戏规矩就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文革完全可以看成是“忠诚大赛”，双方比赛谁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正因为此，毛不但没有玩火自焚，他的威望反倒因这场自发人民革命空前提高了。西方两派竞争促进了政体的廉洁，而东方两派竞争促进了民间颂毛马屁文化的空前繁荣。
任何一个有点西方文明（也就是现代文明）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如果毛是个有点起码深度的思想家，则据此不难摸索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的独特道路来，那就是正式解散那个万能的共产党，只保留革命两大派组织，让两者竞选进入革命委员会，在忠于毛的大前提下管理自己。如此即能建立起一种马恩列斯从未想象过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这种新式的“人民民主”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或美国南部邦联实行的奴隶制民主，或改革前的南非实行的白人民主，亦即只有一部分人民享有公民权，传统阶级敌人则被彻底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毛这么试验过，那是否成功另说，光这在理论上标新立异的摸索的原创精神就足以让他留名思想史了。可惜无论是从领袖还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种事都绝不会发生，于是毛便只能作为一个权谋大师而不是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毛的精神视野是由两方面的阅历铸就的，也就是在线装书的陈腐框架中填充了大量的权力斗争和革命战争经验，他最致命的知识结构缺陷是彻底缺乏西洋文明常识。如果说我的阶级弟兄们代表了毛时代的活化石，那么毛在本质上则是从２４史中直接走入２０世纪的秦始皇加黄巢。这就决定了他和儒家一样，把“分裂”等同于“失控”，天然热爱“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统一指挥”。他最爱卖弄的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其实最不懂这所谓“规律”。在他，“相反”决不可能“相成”，只能是“相斗相灭”，“对立”跟“统一”其实没什么相干，“一分为二”其实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对立消灭规律”。因此，两大派的形成不但出乎他的意外，而且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让他处于无限困惑之中，最后他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去强行压制派斗，直到临死，他也没能达到鬼子们中的大老粗高度，意识到派斗其实是可以被引入建设性轨道的。
从群众这边来看，从两大派对立进化为“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和伟大领袖一样，人民同样将“对立”视为“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最可笑的是，两派的对立其实是利益使然，但全国人民中竟然没谁意识到这点，却把它看成是什么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大是大非的原则之争”。而这就是文革“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前者是“道义大赛”，后者则是明火执仗的争权夺利。于是两派斗争就只能是比赛谁更“革命化”，而这抽象的“革命化”除了用直观外在形式表达对领袖忠诚（诸如“红海洋”、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之外，便只能诠释为禁欲主义。双方竞相“斗私批修”、“灭资兴无”，其实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去人欲存天理”，使得禁欲主义在文革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
就这样，破天荒第一次，中国人民有了机会管理自己，但他们做到的，却是如同里弄小脚侦缉队一样，去管制自己和对方对毛的忠诚度，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自虐水平。
尽管这场受控人民革命没有backfire，让毛作法自毙，但它仍然以惨败告终了，在很大程度上，那乃是毛的个人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文革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趣的“模糊革命”，从发动者到参加者，竟然没一个人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后来的八九学运深得其真传，同为中国独有的政治人文景观。
我曾在旧作《革命理想越崇高越反动》中指出，人性天生就是不完美的，因此，一个社会理想越完美，也就越偏离人性，无视人性去强行实践这崇高理想，就一定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就是国际共运留给人类的教训。毛的文革瞄准的乃是最完美的社会理想，当然只能以造成巨大灾难收场。
更糟糕的是，那理想社会具体是什么模样，应该怎样建构，毛非但没有设计蓝图，而且连个大概其的念头都没有。此人是破坏天才，建设白痴，根本就没有制度建设能力，缺乏起码的智能，去把他心目中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模糊憧憬，翻译为世俗的实在的可行的社会制度。从intellectual的角度来看，此人的气质更像诗人而非思想家，对理想社会只有浪漫幻想而毫无建设性想象力。作为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在权谋，可惜这在建设中丝毫无用武之地，无论是物质建设还是理论建设都如此。
说到底，毛的全部本事也就是发动和操纵群众，问题是，让群众起来并不难，但起来干什么？怎样才能建立起毛心目中的那个“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乐园来？到了这节骨眼上，对不起，伟大舵手自己也不知道，除了“五七道路”、“赤脚医生”等零碎“新生事物”，他唯一能提供的就是谁都不明白其具体内容的“反修防修”口号，再咕噜上两句说出口后马上又收回的“巴黎公社”的零言碎语，那就是他的视野的天尽头。
就连革命对象他都没本事确定。过去“民主革命”倒没有这问题，对象就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个革命对象都有简明的操作指标。帝国主义不用说，凡是非毛子的白人统统赶出去就是了；封建主义则是地产达标的农民；官僚资本主义更简单：凡是在国府任职而又拥有生产资料者统统雀屏入选。
新革命的对象据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麻烦出在那根本不可操作的定语上。一开初，这问题倒是好解决：造反派将它简化成了简易可行的“老当”──当权派，凡是作官的统统推倒，而这就是“一月风暴”的结果，所有的领导都在一夜之间“靠边站”了，而这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乱，如果毛的革命就是这么简单明确，那到这一步也就可以胜利结束了。
但恰在此时毛表现出他的叶公好龙的狐疑本性来。他既是走火入魔的浪漫主义者，又是精明入骨的现实主义政客。他知道造反派乃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是当时的流行用语）的大杂烩，搀杂了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也就是出身或成分不是那么清白的同志。尽管他们往往比出身好的同志还赤胆忠心，可他绝对不会信任这些人，觉得自己的基本队伍还是那些根红苗正的老同志。
于此，毛遇到了那个他始终无法解决的悖论：赖以发动推行革命的革命派他不能信任，而他能信任的基本队伍恰恰又是反革命派。其实，如果他明确宣布一切党官都是革命对象，那问题就好办了，旦夕之间，所有的人都会变成造反派。但他又认为“广大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需要的只是教育而非打倒。这就是毛始终不敢宣布彻底砸烂旧的党国机器，重新塑造新的国家机器的原因。这种欲言又止的革命，用难听的民间俗话来说，便是“养半截孩子”──胎儿生出半截来，产妇便改了主意，不想再生下去了。
在这点上，他很像一个拔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上云霄去的痴汉：一方面，他对旧式革命制造出来的官僚机器深为不满，试图直接诉诸人民，把官僚机器砸烂重塑；另一方面，他精通并赖以发家的又是过去那套靠党去“运动群众”的战略战术，完全扔掉那套得心应手的统治机器，必然让他胆颤心惊。
毛解决这个悖论的办法，是去调和不可能调和的事，推出一个不良不娼、非驴非马的根本无法运转的怪胎来。他先号召“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最后发展为“军人、干部和群众三结合”。原来“靠边站”的老干部纷纷响应毛的号召出场，学习伟大领袖的榜样，争相打代理战争，拉一派保自己，去打倒政敌。
此时毛对革命对象的模糊“界定”便成了造成空前混乱的绝妙诱因，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坚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都可以指责对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都在同一个党领导下，那“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之争不过是几个月前才匆忙捏造出来的神话，现在愣要把一个党划分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说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说谁谁走资本主义道路，谁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还不明摆着是鬼话一通？
吵闹半天，最后还是只能落实到组织派系上，把刘邓死党清除了，但大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根本也就没有手眼通天的福。死老虎倒是容易扔下船去，但这并不能解决活老虎之间的权力斗争，于是政治斗争必然就要进入武装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所谓“吵得赢就吵，吵不赢就打”。
其实，就连毛本人也没本事裁决谁是走资派，这就是他为何始终认为两大派都是“工人阶级”的原因。中国政治斗争从来是黑白分明的你死我活之争，如今革命领袖本人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鉴别敌人的标准，无法果断地把一方算成是该消灭的敌人。既然大家都是同志，不是镇压对象，则两派当然只可能像西方两党那样互不相下，谁也吃不了谁。可笑的是毛至死不悟这是他“敌我不明”的革命政策的必然产物，却始则为两大派的出现大惑不解，继而对无休无止的派斗腻味到了姥姥家，竟然连“斗批走”的伟大战略部署都提出来了。
至此，文革便从“群众受控自发推翻党官集团”进入“党内两派代理战争”的新时期，最后又因人民厌倦退出而蜕变为党内两派的角斗，直到毛死，这场持久战才算最终落幕。
增加这混乱的另一重大因素是军队，它是毛的“长城”，是毛敢放开让大众跳梁的定海神针。但他忘记了一条：军队乃是党官僚集团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已经说过了，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很不一样。苏联是“党造军”，先有党国，后建军队，将领们都不是老布尔什特，而是被政委监控的前沙皇军队军官。而中国是以军造党建国，靠军队开辟根据地，去创造出党组织和政权来，最后扩大到全国范围，所以，中共军队的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很难区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苏军根本不一样。共军高级将领同时也是党国要员，这和二战前的苏联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毛共没有单纯的文官，所谓“文官”自毛以下，不是转业军人就是兼职军人，白区党那夥人倒有点纯文官的模样，但那只是小头。从全局看还是军即党，党即军，两者根本就分不开。因此，奉旨造反的矛头也就决不可能只限于党政组织，迟早要冲击到与之千丝万缕的军队头上去，要清洗党官僚而放过大小军头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为了保证革命彻底，毛必须也清洗军队，但为了留下定海神针，他又绝不能碰军队。Once again，毛又一次遇到了无法解决、只能绕过的悖论。而如不解决老干部和军队问题，则他死后革命成果必然要被这些强人颠覆。可笑的是毛似乎始终没看出这点来，反倒去实行“三支两军”政策，使得军队得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地方权力斗争，以枪杆子为后盾效法文官打代理战争，使得两派武装斗争火上加油。
综上所述，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基于对旧式革命的幻灭，以及朦胧如梦幻的对人间天国的憧憬，便毅然发动了砸烂旧党国的人民革命，却因彻底缺乏政治设计能力，毫无取代旧制度的新政体蓝图，更因本人深刻的内心矛盾，使得他连具体的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连革命对象都无法确定，便只能试图以调和折衷的方式收场，却又限于极度狭窄的视野，不能用西式妥协建立新式政体，最后不但未能建起他的梦中模糊天堂来，就连旧式革命改朝换代的成就都没有取得，使得文革从奋起推翻党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进入人民为党内两派打代理战争的中期，最后蜕变为人民因厌倦退出代理战争、只剩下党内两派角斗的末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败，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建设性政治家的惊天动地的无能。
细心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海外民朋鼓吹的新时代的“民主革命”同样具备了以上特点：只有朦胧如梦的美好憧憬，毫无具体的天国蓝图，不但没有切合中国国情的施政纲领，就连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甚至连革命对象都不敢确定，只有本事喊大而无当的空洞口号。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具体措施，便是老郑“抓住贪官便杀”的豪情壮志，而这种公开践踏法治的不折不扣的暴民主张，就连老毛没敢在臭名昭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来过。中国的革命家们当真应了九斤老太的话：一代不如一代。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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