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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特稿:孔圣人能救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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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特稿:孔圣人能救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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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特稿:孔圣人能救中国吗?
(212 reads)
时间:
2006-3-23 周四, 上午6:05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特稿:孔圣人能救中国吗?
DWNEWS.COM-- 2006年3月22日21:44:24(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道/在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下,儒学复兴运动越来越热火,也引起了海外人士的的关注,媒体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分析家有诸多报道和评论。在分析这股儒学复兴热背后的动机时,这些评论认为,从国内政策看,它与北京政府希望化解日益增加的社会不满,要建立现代仁政有关;就国际战略而言,也可以视为是北京政府力图消除海外“中国威胁论”,建立中华文化圈或所谓“文化霸权”的重要一着棋。。
历史走了一个圆圈
最新一期《新闻周刊》刊登的本杰明•罗伯逊(Benjamin Robertson)和刘美远(Melinda Liu)的报道说,如今中国领导层嘴上常提的词是“和谐”。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富人还是穷人,北京当局都像向他们传达同一个信息:为什么我们不能和睦相处?
自从胡锦涛于2003年成为国家主席后,他就把“和谐社会”视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上周,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强调相似的思想;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帮助没有跟上中国经济改革大潮的农村,改善农村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情况。外交部长李肇星也响应胡锦涛的号召,向海外各国传达这样的信息。他最近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中国一直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道路。”但是,几乎没有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承认,胡锦涛当局提出的口号来自古老的孔子思想。
历史走了一个圆圈,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乱和政治纷争之后,重新出现了尊孔热潮。孔子,这位生活在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圣人,再次回到了中国人的神坛上。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团结、仁义道德、尊重权威和上下有序的“忠恕之道”被公开大力宣传,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极力兜售这些思想。与之相应,北京当局号召年轻人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4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孔孟之道被斥为封建专制的思想支柱。但是到了去年的9月,中国政府举办了从1949年以来最隆重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孔子文化节”,热闹非凡,有数万人参加.其中包括100多名学者,讨论如何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道德基础”。
胡锦涛引用孔子语录
尽管胡锦涛本人并未公开宣称,要用儒家思想填补中国面前的信仰真空,然而在2005年的2月,他明确地提到了孔圣人的名字,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讨班上的讲话中说:“孔子说过:‘和为贵’”。他还同时引用了其他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思想家-包括孟子和墨子的语录,作为建设能够消除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的“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历史走了一个圆圈,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乱和政治纷争之后,重新出现了尊孔热潮。孔子,这位生活在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圣人,再次回到了中国人的神坛上。
胡锦涛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和孔孟之道,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市场化改革、白热化的经济潮流和文化上的追求前沿,这些都在中国13亿人中触发了嫉妒和不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社会动荡有一触即发之势。那里的民众不满意贪污、徵收土地、也许最重要的,还是民众的收入停滞不前。在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将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他们最希望的是什么”的回答说,是“钱”。宣称自己是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点出了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富差别、下岗失业、越来越多的请愿,公开表示的不满和社会治安恶化等矛盾。”
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医治这些伤病,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时兴,集体主义已经被物质主义产生的占有欲、人心的贪婪所代替,尽管它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然而它也形成了一些专家称为的裙带资本主义。唯一能支□中国的,只剩下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过去5年里,因为民众爱国热情而引发的反日和反美的骚乱都让中国领导人头痛不已,中日两国的双边外交也因此步入僵局,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也为此起伏不定。不过另一方面,弘扬孔孟之道也有助于睦邻政策,因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国粹,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没有威胁的和平主义。在几年前起就开始拥护“和睦社会”道路的孔庆东教授就说:“儒家讲求大同,也就是提倡世界各民族都应该成为一个大家庭。”
要建立现代仁政
儒教治国的提倡者、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认为,儒家思想的价值也是中国新一代的“go-go”们文化追求的答案。他说:“如今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历来最糟糕的。问题的主因是没有一个道德标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夥伴、朋友和家人。人际关系非常模糊,我们也没有一种判断幸福生活的标准。”
曾担任前国家总理朱镕基社会政策顾问的康晓光,呼吁将儒学教育作为所有学龄儿童的必修课程。虽然,目前尚未发展到这一步,不过,教育部已对康晓光及其同仁们的提议亮了绿灯,同意在各地学校添加分为30课堂的传统儒家文化课程。现在,超过500万名小学生在校学习儒学课程。另外,全国已经有18家大型高校主办儒家思想课程,或者拥有儒学研究设施。过去两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儒学研究机构还举办一些特别的纪念活动,让孩子们参加《论语》的朗诵大赛。
该校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说:“10年前,敢提孔孟之道的人没有几个,相比下,我们现在已经大大增加学习儒学的力量。”他认为儒学的现代价值在于治疗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病症,认为中华民族的智慧,为治疗化解人类所面临的这些严重疾病提供了宝贵的理念以及实施的样式方法。“和合”是治疗化解人类这些严重病症,解除种种烦恼痛苦,通达健康和乐之境的理念和实施方式,“和合”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理想境界。
在这股儒学复兴的浪潮中,胡锦涛和北京中央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通过儒学教育给来自地方基层对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泼一瓢冷水,如今,地方动乱已成为北京当局的心头病,为了阻断这种趋势,中央政府甚至对地方官员说,他们的仕途前景要由他们是否能维持住地方的安定来决定。儒家思想不仅强调社会和睦,还规定,只要皇帝在道德规范内行使所谓的天命赐予的权力,人民就必须服从他。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管鲍瑞嘉(Richard Baum)说:“中国政府发现,列宁主义的政府过于苛严和僵化,而民主政府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使之不太稳定。相比之下,孔子提倡的‘天命’思想-只要皇帝照顾好民众,他就可以拥有决定的权力-这与现代仁慈专制的概念非常相似。”
孔孟伦理的复兴,对中国的现代历史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在毛泽东时代,儒家思想因为它的“父亲大过天”(father knows best)的哲理受到批判。毛泽东甚至称,他亲手挑选的继承人林彪之所以密谋暗杀他,就是因为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汉学家裴敏欣说:“在批林批孔政治运动中,孔大圣人的哲理和人格被批判得体无完肤。”
用孔孟之道代替政体改革?
就像一些孔孟之道在毛泽东时代被视为糟粕一样,现在,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有些人不欢迎孔子思想的复归。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儒家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例如,中国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领导人提倡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观的做法,只是在回避解决政府系统腐败和低效的根源。他说:“想把一个传统信仰系统完全复制到现代是行不通的。儒学强调人们应该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求他们抑制欲望,服从高度的道德标准。这是不现实的。”美国汉学家鲍瑞嘉赞同他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复兴孔孟之道热潮,“是一种对真正的体制改革的虚弱的替代......毛泽东一直提倡,人可以通过自我批评来改造世界观,现在,北京当局也只是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把宣传传统道德观的教育当成消除腐败的方式。这只是多加上了一层油漆而已。”
不过,比起其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中国社会思想的倒退显得似乎落伍了:新加坡人不再重视“亚洲价值”,而在南韩,早于1999年,批判儒学就成为流行的趋势,《如果儒学死亡,国家才有活路》一书的出版更是轰动一时。
这些批评并不能动摇最热情的儒学复兴倡导者。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北京东城区府学小学的校园里,有一座5米高的孔子像。这所学校创于1358年,原是一所修习诗经的寺院学校,在他们从2003年开始教习儒学以来,就成为一所实验小学。姓王的校长说,一对夫妇在发现自己儿子不认识孔子是谁后,专门就把儿子送来这个学校注册。在学校里,还有一间房间,专门作为介绍孔子生平的博物馆。
对如何扩大孔子思想的教育上,康晓光有一些宏伟的设想。他说,现在政府内部的争论已经不是是否要复兴孔孟思想了,而是如何对待孔孟之道的地位-是视为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呢,还是一种政治理论,或者是一种国教。康晓光也对扩大儒学在海外的影响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说:“我并不期望其他国家接受儒学,但是,如果中国和全世界都以孔孟思想做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对所有人都会更好,道德的正义最终会战胜自私的利益。”他认为,应当通过文化重建,强化民族凝聚力,同时通过文化重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建设以华人为基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弘扬孔孟之道,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起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这是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深厚的根基。他称此为“中国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崛起”的一部分。
借孔子抵御中国威胁论
康晓光这种说法,肯定让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一直试图避免与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扯上关系。确实,中国是否能为国际社会的好处,而牺牲微小的自我利益,这一直是观察中国崛起的分析师的热门话题。去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就质问北京,是否做好在国际社区里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角色。他警告中国在分享全球能源资源上采取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t)战略的危险性,并指责中国与一些恶名昭彰的政府有亲密关系。
为了平息这些担忧,中国的外交和教育部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悄悄的设立一系列中国文化中心,开展中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树立北京在海外的正面形象。北京还批准了一个耗资100亿美元的项目,在世界各国成立所谓的孔子学院,目标是到2010年时达到100所。首所学院建于南韩,美国、加拿大、德国和肯尼亚等国家也有了类似设施。他们的出现,也满足了国际社会对学习中文不断上升的需求量,北京政府希望在今后10年里有200多所学校宣扬和教授中国文化,包括语言、艺术、音乐和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邻家大叔”式的有亲和力的形象,也可以帮助中国政府改变海外视中国为一个贪婪无比的国家的观念。鲍瑞嘉说,中国将表现出一副“孔子和蔼可亲的形象,而不是硬派的共产主义作风。”很显然,胡锦涛当局要借孔子先贤历史的感召力和良好的温良形象来帮助赢得盟友和影响海外的人们。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就算弘扬孔孟之道的宣传攻势在海外获得成功,孔子的复归是否能给中国带来他们所期盼的那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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