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二十：“日本之游”等三节（全书完）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寒山小径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钏影楼回忆录》之二十：“日本之游”等三节（全书完）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文章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二十：“日本之游”等三节（全书完） (1100 reads)      时间: 2006-3-21 周二, 下午7:10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二十：“日本之游”等三节

作者：包天笑

◆日本之游

我初次到日本，约在辛亥以後，民国之初，何年何月，早已不记得了。这时的发源，乃在日本一个通讯社，是一位日本人波多博所创办的，名曰「东方通讯社」，波多博原来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在上海多年，能说上海话。後来又到北京的「顺天时报」（日本人在前清时代在北京所设立的华文报）任事有年，所以也能说北京话。并且他对于中国南北两方面的风土人情，揣摩极熟，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从北京回到上海来，便设立了这个东方通讯社。

本来上海的外国通讯社，早已有的了，最早的自然是英国路透社，传说，在一八七二年，已经从伦敦到上海来设分社了。

他们设立的初意，原是要搜罗中国的情报，寄给总社，由总社再分发到本国和各国。当初在上海只发给西文报，不发给华文报，如果华文报要登载外国消息，只能到西文报上去转译过来。後来也发给华文报了，却取资甚贵，照英镑计算。但当时中国读者对於国际新闻是很少感到兴味的。虽然继之而起的各国通讯社多起来了，如美国的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德国、俄国也都有了通讯社，而一般读报人对之还是冷淡。只有那个东方通讯社，日文既容易看得懂（当时的新闻记者，大多数是不识西文的），後来索性翻译了送华文报馆了。而且东方通讯社在北京、广州、汉口、辽宁都有分社，消息灵通，各报都乐用了它。

波多博与神州日报的余大雄很友善（按，神州日报是好出身，最初是于右任等所创，後经火刦，屡易其主，到了余大雄手中，只销数百份，还靠三日刊的「晶报」支持，至「晶报」独立後，神州日报便关门大吉了），余大雄是日本老留学生，日本话说得很为流利。他在日本进的什么学校，我似未有详细问过他，不过他说和黄远庸同学过的。那时候，去日本的留学生，实在太多了，有的到日本去，不曾进学校，就这么逛了两三年，对於日本的社会状态，却是很为熟悉，像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便是这样。余大雄和波多博认识，还是在东方通讯社开办以後呢。（东方通讯社後归日本政府官办，波多博又办了个日丈「上海日报」，自任社长，此是後话。）

有一天，余大雄特地到时报馆来访我，说，日本愿意招待上海各报馆记者到日本访问游历一下，但不是日本政府的招待，而是日本的各新闻社所招待，那只是一种私人社交，一种游宴性质，别无政治关系的。这是由波多博与他向各报馆分头接洽的，每报馆派一人。他问我：「你老兄高兴去吧？」我笑说：「我不是自由身体呀！要问我的馆主人。」大雄便说：「如此请你一问楚青先生，最好是你去，因你与波多亦认识呢。」我商之楚青，楚青道：「谁去呢？」他窥知我有欲去之意，便说：「你如果高兴去，你就去吧，发稿有倚虹，夜里我叫南士来看大样好了。」

我想：我有许多朋友和同学，都去过日本，而我却至今仍未曾去过，不禁心向往之，於是我就答应了，算是代表了时报。

这时上海各报所派的人，我还有些记得，申报馆是张竹平；新闻报馆是他们营业部里的一位老先生，我已忘却他的姓名了；时事新报馆是冯心支，他是苏州人，是我吴著有「校邠庐抗议」一书冯桂芬先生的孙子；神州日报当然是余大雄；中华新报是张岳军（群），他也曾留学过日本，当时还是一位新闻记者，尚未身入政界咧；新申报馆是沈泊尘，是一位漫画家，沈能毅的老兄；民国日报馆所派何人，现已想不起，或者是未有派人。此外除波多博陪了同去外，还有两位他们通讯社记者是日本先生，也陪了同往，照料一切，所有舟车旅费，都由日方所担任，那时还没有飞机，从上海乘轮船到长崎登岸，恐不过两天路程吧？

时隔五十多年了，我在记忆上，早已模糊一片。我们当时所到的地方，由长崎而东京、西京、以及大阪这个商业区，还有许多风景名胜的好地方，有如走马看花，过而不留。到今日如果有人问我：游踪所至，可资描述否？则早已瞠目不知所对了。而况这数十年间，日本经过了一次大地震，又不自度德量力，钲入第二世界大战中，第一个尝到了原子炸弹的味道，把这个岛国好像翻了一个身，已经从新妆点起来的了。我现在只好了无头绪，杂乱无章的，想到那里，就零星琐屑的写一点出来。

船到长崎，便有许多人在岸上迎接，我们一上岸，即蠭拥而来，深深地向你一鞠躬（鞠躬也有规则，须两手按在膝上），口中念念有词，便取出一张似云片糕一般的名片，塞在你手里後，又顾而之他。但这个方去，那个又来，也和前人一样，似是刻版文章。我手中握了一大把名片，也无暇观看，究竟也不知那是谁的名片，而我又措手不及，无从回他一张名片，茫然若失。好在他们自鞠躬送名片後，即飘然远去，不知所踪了（按，後来到别一个都市，到火车站来迎接的，也是如此）。我看了他们的名片，当然都是各报的外勤记者，也有商业界各大公司（株式社会）的人，以迎送宾客为职业的。

那天长崎地方人士，在一个唤做徂诹山（这个山名，我或记错，我国是有个徂徕山的，但我记得是有个诹字的）地方，开了一全会。这个会很为别致，算是欢迎会，又不像园游会，仅是一片旷场，周围却罗列了各种的小摊头，有饼糕（日语称「果子」），有熟食、有廉价的小品玩意儿。来宾如喜欢这些品物，尽吃尽拿，不须付钱。这个会是什么名称，我可不记得，询诸东游诸友辈，亦未能举其名也。

这时便有许多花枝招展的艺妓列席。任招待之职。日本凡有宴会，必召艺妓，每有大宴会，甚至满室尽是裙钗，跌坐於来寅身旁，侑觞劝酒，似乎非有艺妓，举座为之不欢者。那一天的欢迎会，亦有艺妓十余人，并摄一巨型照片，前排坐着我们一班东游者，而在足畔则各趺坐一艺妓。张岳军膝畔趺坐的一艺妓甚美丽，及其後来任上海市市长时，上海的晶报，乃单独剪取此摄影上岳军先生与艺妓的照片登在报上。张市长见之亦不忤，但笑曰：「这又是余大雄开人家玩笑的故技耳。」

到东京，又是宴会无虚夕，有时还分昼夜两次，粉白脂红，艺妓满堂。原来每一大餐馆，每一大酒家，都有他们的基本艺妓，如果今日有宴会，应需多少人，一呼而至，群妍毕集。即如上海的「月廼家」，「花之间」这些料理店，也都是这样，我曾数度与宴，故并不陌生。日本的宴会必招艺妓，与上海的吃花酒不同，这是招她们来侍应宾客的，是共同的而非单独的，是公诸同好而非据为私有的。只是她们载歌载舞，而我们却莫名其妙，在座的有拍手赞美，我们也只好盲从而已。此辈艺妓，酒量颇宏，譬如她来敬酒，请你乾杯，你亦必洗杯回敬她，她也一吸而尽，如果量窄，客未醉而她先醉，岂非要失礼呢？

凡是日本式的宴会，都是席地而坐，这是我们最不习惯的。照他们的坐法，便是双膝着地，脚底向天，屁股压在小腿上，我们这样的坐半小时，简直要不能起立，我们只能照我们的席地坐法。若是在上海的那些料理店，他们对於中国人，备有一种小兀子，以供年老、或肥胖、与实在不能席地坐的人，此间大宴会是没有此例的。每人前面设一几，所进的餐是各客的，餐具颇多漆器、或碗或碟，形式不一。

日本所著名的生鱼，中国人往往不食，或厌其有腥味，或谓其不卫生，我却觉其颇腴美，生鱼有两种，一红一白，红的艳如玫瑰，白的皎若玉雪，日本人视之为珍品云。

但是如果以西餐饷客，则艺妓均不列席。记得有一次，是大阪朝日新闻靖客，那全是欧化型式，就在他们报社大食堂中，这一回甚为张扬隆重，似欲炫其日本新闻事业的伟大者，周围扎以纸制的樱花，（日本纸扎花著名，颇能乱真），满室生春。所有餐具，都有该报社的徽章与名称，即小小一火柴匣也印有他报社之名。我们这一次到日本，也算是一个上海新闻记者团，但没有什么团长团员的名义，惟以余大雄能说日本话（其实张岳军也能说，但他谦抑不肯说），每宴会，必有主人一番演说，我方亦须有答谢之词，只好让余大雄去担任，也无非互相祝颂之词，万岁万岁之声，不绝於耳，高呼乾杯而已。

这一回，我们这个记者团，除余大雄、张岳军外，无人能说日本话的，真是一个「哑旅行」（日本有一小说名「哑旅行」，说一个日本人到欧洲去旅行，不懂外国语文，闹出种种笑话，我曾译此书在「小说林」出版），不但此也，到日本来，有许多交际仪式，也都有末谙的，於是先行大家解释叙述一番。尤其在宴会中，西洋人更有许多繁文缛节，吃日本菜还松动的多，我们不要有什么失态，以致遗笑邻邦。幸而那天「大阪朝日新闻」的宴客，还算过得去，但也发生一件不大愉快的事。这天「朝日新闻」的社长（已忘其姓名）、年已七十，长髯垂胸，仪表甚好，他是主席，我坐在他的斜对面，而我右首便是代表新申报的这位漫画家沈泊尘。酒半，沈忽技痒，取纸伸笔，速写那位社长的容貌。我急拽其袖，令其勿写，彼不听，以为描写很神似，且以示之邻座。社长有所觉，於是邻座的日本记者即以呈社长。社长付之一笑，说：「这是我哥哥像吗？」意谓画得他太老，其实心中很不悦，语毕，即以此像压在碟子下，这使我们很尴尬，又不能向他道歉。余大雄後来怪之，沈还得意，以为画得很像。所以社长不还他也。沈泊尘神经早有问题，不久病卒。

有一天，我在东京一家日本旅馆里（我们所住的旅馆是日本招待所指定的，群聚在一处），因为体有不适，谢绝了他们一次宴会。但是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言语不通，很为不便，於是临时向余大雄学了一套，譬如要茶要水，要饭要菜，如何呼唤下女等等。他们去了，我觉得枯寂无聊，便实习大雄所教的日语了。唤下女，他们的习惯是拍手，一拍手，下女闻声即至。如果下女不在近处，则可呼唤。我先拍手，无以应，便呼「乃生」（按，此是译音，若译意，即曰「姐样」，日本人这个「样」字，乃尊敬的称呼，男女兼用之），果然下女姗姗其来了。

这些大旅馆的下女，都选取年青而貌美的，也大都是高小女学毕业的。我想我虽然学得几句日语，怕发音不正确，格格不吐，不如和她笔谈为妙。那个下女颇甜净，善笑。我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芳子」。这两个汉字，就写得很工整，於是便一路笔谈下去：什么地方人？几岁了？读过几年书？好似查她的履历一般。她也问我：姓什么？中国什么地方人？从前到过日本吗？又问：有没有太太？则掩口吃吃而笑，似以为这是对旅客不应当问的。我们只管笔谈，却忘了唤她进来是什么事了。她也不问是有什么使唤，我猛想起，便也觉得不好意思，便即说要一壶茶，她便即出去匆匆地泡了一壶茶来。

我那时确是腹中有些饿了，但是不知道可以吃些什么东西，日本有许多怪食物，而这些怪食物，又有许多怪名词，常使人莫名其妙。我们在上海时，常和几位在日留学回国的朋友，到虹口去吃司盖阿盖（牛肉烧），也由下女坐在榻榻米上，为之料理，但这可不适宜，也嫌麻烦。忽然想起在中国最流行而普通的一种食物蛋炒饭。因用笔写出给芳子看道：「是甩鸡卵与米饭同煮的。」芳子摇首，笑了一笑，既而又写出了「亲子井」三字，意思是说与我所要的蛋炒饭相类。但这个井字，引起我的好奇心，为什么在井字当中加一点呢？我问芳子，是否井字？她说：「不是，读音则如冻。」原来亲子井者，乃是用鸡与鸡蛋，加以粉类同煮。「亲」者，指鸡而言；「子」者，即是鸡蛋；「井」字，乃日本容器。但中国字书无此字，意者日本别有一仓颉吧。

在我没有到日本以前，早听说日本是男女同浴，初不避忌的。又说是我乡江建霞太史（标）年少美风仪，在日本洗浴时，日本女郎围观而笑，使他不好意思起来，因此有「东邻巧笑图」之作。其实也过甚其词，开他的玩笑而已，我到了日本，没有看见到什么男女同浴。据他们说：「那是在浴池中，但男女也是分开的，在泳池中间隔以一栏，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过我在这日本式的旅馆中，他们自有浴室的。那一天，我到浴室中去就浴，推门进去，先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在内，我即忙退出，她即向我笑颜迎入，原来这是旅馆中的佣妇，他们呼之「阿妈生」的，她只是在清理浴室而已。她作手势，似乎可以帮助我洗浴似的，我急谢辞之。

日本那时的浴室，即使在他们号称为大旅馆者，也是简陋得很的。里面是一个大浴桶，贮满了水，足有半身高，底下烧火。就浴的人，另以木桶取水，向全身浇之；或擦以肥皂，用毛巾拭之；所谓淋浴，也没有莲蓬头。但上海那时的各大新式旅馆，却早已有西式瓷浴缸，冷热自来水龙头了。可是日本人勤於浴，到处有公共洗澡的地方，每日必去，无间寒暑，他们是讲实用，不事奢华的，而且对於那个传统性很为坚固，教他到这些新式浴室里去，反面觉得周身不自在咧。

我那时也坐过日本的火车，那也远不及中国的火车，但他们那时是自己办的铁路呀，不是像中国那时的借助於外力。他们的卧室车，没有专房，只是一个统间，上下两层，仅仅障以一幕，因此常常有误揭别人之幕而以为自己的卧榻的。倘在中国，脾气暴燥的人，便要怒吼争吵，日本人即使误揭妇女卧榻之幕，也不甚以为忤，只是鞠躬谢罪而已。

那时日本火车上，也没有餐车，但一路的车站上，都有出售「辨当」的。（按：「辨当」两字，中国人有译之为「便当」者），「辨当」是何物呢？用木片制成的一长方匣子，中贮以白米饭（冷的，日本人吃惯冷饭，惟米粒较中国者佳），其中或有半个鸡蛋、两片鱼、一块酱萝卜（日本呼萝卜为「大根」，他们的酱萝卜极佳），附有筷子（竹制相连的，食时始分开）牙签之类，其价是日圆两角（那时日圆与中国银圆相差无多）。吃完以後，这辨当匣子和筷子等一古脑儿向车窗外一丢就完事了。

荼也是由车站上供应的，一把青花粗瓷茶壶，普通的茶叶，那是热的，其价不过数分而已，喝完了撩在火车里，到下几个火车站，自有人来收取空茶壶去。那是当时的情形，到现在当然不同了。

在日本最使人不惯的，便是那脱鞋子的风俗。虽然这还是他们从中国古代学去的，但是我们中国早已改变了，而他们还是固守旧习，不能改变。这也是所谓「万世一系」吗？无论公共场所，无论私人家庭，入门便要脱鞋子。在日本大家都穿木屐的时候，较为便利，现在已普通都穿了皮鞋了，皮鞋上还有带子，解带去履，就要破费不少功夫，何必一定要如此呢？还有，在未去日本之前，我就说笑话：「诸位先生有习惯穿破袜子的吗？假使有那些空前绝後的袜子露出来，是不雅观的。」因为我在上海虹口到日本料理店吃司盖阿盖时，有位王老五，正是袜破无人补，急来抱佛脚，只得临时就近购了一双新袜子穿上，才得傲然进门。

那时日本的各大都市，像西洋式那些大百货公司，也早已有了。他们不称为百货公司，而称之曰「吴服店」吴服店中百货杂陈，舶来品应有尽有，本国的新出品，也广为罗列。不似中国上海南京路有些百货公司，是外国人来倾销外国货的；似乎中国货都不值得一顾的了。这些吴服店，每天就有数千人进出，也要教每人脱了鞋子方能进门，那门前鞋子堆积如山了。而且那些吴服店的地板，光漆如镜，走廊又有地毡，不耐你泥鞋的践踏。於是他们想出法子来了，制成了无数的白布软底套鞋，用下女们守在门口（这个地方，日本人称之为「玄关」），每一客走进吴服店，必套上这白布套鞋，购买东西，或进来巡游的人，从後门出来，也有人守在那里，脱去你的套鞋，这样就方便得多了。

总之，我觉得日本在明冶维新以後，百废具举，勇於进取。有人谈起：他们那时到欧美考察的人，最注重於理化机械之学，而中国人到欧美去的，大都研究文学、哲理，以及音乐、美术；他们没有中国人的聪明，而有他们的勤恳。中国人自诩为「形而上者」之学，以为高明，其如不切当代的时势，所以当时日本就比中国早熟了。

我们这一次也经过日本的名胜古迹地方不少，但我至今都已忘怀，事隔数十年，在日本也有沧桑之感。只记得在西京的游览金阁寺，在岚山的看红叶，有口占句云：「金阁寺前夕照斜，岚山红叶艳於花。……」下句已不复记得，什么风景，亦只是过眼一瞥而已。

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将欲回国的时候，各人有两日的自由行动。在这两日自由行动里，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余大雄两人作了一次狄斜游，这是应当忏悔的。谁说艺妓不肯以色身娱人者，我不是想吃冷猪肉，本可不删风怀，然亦不过浪费纤佻的楮墨，暂且搁笔。

◆参观朝日新闻

这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参观日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校，如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是我们的许多友朋，曾在这个大学里毕业。但是没有这个机缘，我们的旅游程序单上，也没有这项节目。不过到神田区那里去逛了一逛，看看那里的书店。那里的书店分两种，一是新书店，一是旧书店。日本明治维新以後，正是他们文化发达时期，新书固然风起云涌，每天必有若干种发行，而旧书店里，也颇为拥挤，尤其是那些学生哥为多。我是喜欢逛旧书店的，走进去看看，却见许多号称旧书的实在和那些新出版的相差无几。原来日本的读书人，见新出版了一部要读的书，立即去买，买了来就读，读完了便售给旧书店，再购买新出版的。不像我国人，见出了新书，也必须去买，买了来不看，或看了一半，便堆在书架里，古人所谓「束诸高阁」，甚而至於供蠹鱼的享受，给蟑螂做食粮，不说别人，我就有这个坏脾气。

他们这种旧书店，有一定的价值，譬如收进打几折，卖出打几折，各家旧书店一例。那些新书店里，出版的倘然是一位名人著作，几万册在一星期内，可以一扫而光，你要是迟一步，只好仰望於旧书店了。当然，也有好多学者，即使读完了，用备研究参考，不肯即付诸旧书店的，但旧书店总陆续有些收进。故一部名贵的书，在新书店已经绝版，而旧书店反可以获得，大概一部新书，不到三个月，便可以降级到旧书店去，此是书的可悲处；但虽到了旧书店，仍有人赏识它、渴求它，捧之而归，视同良友，则又是书之可喜处了。不过我以为这样吐故纳新之法，颇足以促进日本的文化进展呢。

我虽没有参观过日本的学校，我却曾参观过日本当时的新闻事业，只可惜事隔数十年，大半都已忘却了。而况日本近来的新闻社，随时代而进步，也已大异於昔日的新闻社了。我只能就现在所尚能记忆者，一鳞半爪，略述数端。我所参观的新闻社，就是「大阪朝日新闻」。日本的新闻界，当时最发达的便是大阪，而东京次之；这好比我们中国的新闻界，当时亦是最发达的是上海，而北京次之。

最先自然是参观他们的编辑部，编辑部本来不大让人家看的，除非是预先约定，我们上海的报馆，也是如此。但我们也是记者，以记者的身份，而先有波多博的介绍，乃得参观。可是约定的时候，乃在上午，谁都知道上午新闻社编辑部，乃是空旷时期，编辑先生一夜辛勤，这时家中作元龙的高卧（那时「朝日新闻」无夕刊）。不遏我们去看看他们编辑部的规范陈设，亦无不可。不出大家所料，上午此间也是空荡荡的，那里有一大间，排列着无数的桌子，有的一人一桌子，有的数人合一大桌子，编辑长（中国称总主笔，後改称总编辑。有一家报馆，又有总主笔，又有总编辑，询之，则曰：「总主笔管言论，总编辑管新闻也」）独居一室，这与我们上海大报馆无大差异，也收拾得清清楚楚。但回顾我们时报，便逊色得多，写字台上故纸成堆，灰尘厚积，那有如此齐整。若「民国日报」，更是拆滥污，叶楚伧的桌子上，绍兴酒、花生米，一塌糊涂，因为他不喝酒，不能写出文章来呀！

我本想详细观察一下，譬如附属於编辑部的图书室之类，但此次我们是集体参观，大家也不甚注意於此，我随众鱼贯而入，匆匆忙忙一览而已。不过我看到，他们每一记者的桌子上，大都有一具电话，这就我们上海报馆所不及了。像我们时报而言，总共只有两只电话，一在主笔房，一在营业部，都是装在墙壁上的。申、新两报多一些，但编辑室里，也没有桌上电话呢。上海最初的有电话，不是自动电话，要报了对方的电话号码，由电话局接线生给你接通了，方可谈话。接线生倘迟迟不接，或故弄狡狯，真是要命。有的人急得在电话里恳求：「谢谢你！爷叔！我在这里向你下跪了。」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今见日本的记者桌上，都有电话，可见日本的电路，四通八达，大有益於新闻的报道。西方人说：「新闻是从屋外飞来的，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就是这个缘故吧。

我们参观了他们印报的机器房，那就觉得伟大了，他们总共有轮转机近二十部，导观的日本先生说：「有十余部是自己制造的，有四五部是舶来品，自己制造的还不及舶来品，现在正加研究精进，可以不需舶来品。」想想正要脸红，申报馆自史量才接手，在外国特买了一部新的轮转机，装在楼下沿马路，从大玻璃窗外可以看得到，赢得许多路人围而观之，以炫示申报力求革新，标明一小时可印若干报纸。若我们时报馆则更是丢人，还是老爷式的两部平扳机，这老爷机又时时喘息走不动，常常挤不上火车报（最先出版，送火车站早班车）这真是小巫之见大巫了呢。

这个机器房，地下全是小铁道，纵横贯穿，有如蛛网。你道是为什么？原来那些印报的机器，每天张大口，要吃进多少吨的报纸，而这些报纸，必需要一个大仓库可以堆积的。像朝日新闻这样一个新闻社，他们的纸库，至少也储藏几百吨卷筒纸的。从纸库到机器房，也有一段路，谁去扛抬这些笨重的纸料，这就只有把卷筒纸装上小铁车，推上小铁道，送进机器房，装入印报机了。报纸印好吐出，连摺叠，包扎也是用机器的，便也由小铁道间运出，送上运送报纸的大汽车，应送火车站的到火车站，应送轮船码头到轮船码头（那时还没有飞机），自有人管理，很快的运送出去了。

说到报纸，我又想起我们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了。中国自从创兴了新闻事业以来，一直是用外国纸张。最初申报、新闻报，是由外国人创办的，他们用外国纸，不必去说它了。以後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也是靠那些舶来品。

起初外国纸输入中国来的，也是平板纸，我记得那时多数是瑞典、挪威出品，随後也就有加拿大的出品。这些平板白报纸，以五百大张，称之为一令（就各报纸的篇幅大小，一开为二），自从申、新两报有了转轮机後，方始外国有卷筒纸输入（还有西文报纸，也用卷筒纸，但销数极少），但平板纸仍有进口，因别家报馆还是平扳机，不能不用平板纸呢。不过申、新两报是向外国直接定购的，其他报馆，就在上海的纸商购买的，因为那些穷报馆，资力不充，只有零零碎碎去购取的了。

於是上海的有些纸商，想出新花样来，开了一种切纸公司。怎叫做切纸公司呢？据说是把卷筒纸切成平板纸，仍是以五百大张称为一令，你可以临时要买多少令，就买多少令，他们只是做生意，却加惠於那些穷报馆。而且都开在望平街附近，而且还做夜市，可以做到深夜十二点钟。不过要现钱交易，不赊不欠。那时民国日报，是上海著名的穷报馆，赖邵力子，蔡楚伧两君，苦力支持，常常报已编好，无力买纸，於是楚伧飞一笺，向我告贷，其词曰：「今夜又断炊矣，恳借我十元，以疗我饥」云云，我即解囊予之。其时的纸价，有十元可买四令纸，不出三日即偿还，其实他们馆中经济，由力子主之，但力子觉得不好意思，而楚伧与我同乡，又以我编杂志，请他写稿，有文字缘，较不客气耳。

这个时候，日本已是纸业发达，纸厂林立，并不要仰仗於外力了。颇闻有新闻社自办纸厂的，也有与纸业公司合作的。我还记得当时日本的「读卖新闻」，所用的纸，别创一格，乃是淡红色的，这必是定货的了。日本以文化发展，印刷事业随之扩大，各种纸品费用日繁，即对於印行书刊图画等物，用纸亦已不少咧。此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到现在更不知进展如何了。

在我中国，记得曾有一度，以上海用纸最多的如申报馆和商务印书馆等，曾合议在浙江某一地方创办一制纸公司，结果，意见不协，未能成功，这事我当时略有所闻，此刻却已想不起了，许多老朋友，当还记得。後来上海有一家较大的造纸公司，居然也能试造卷筒纸，曾经请过申报馆作试用。史量才告诉我，那天夜半开印时，不旋踵而机器就停了，问他们为什么呢？回说这种纸经机器一卷，便即破碎了，须停十五分钟，方能接上。量才说：「我报夜半三点半开印，六点钟要运火车站，经得起每次停十五分钟吗？」不得已只好仍用舶来纸。一个国家，欲求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能自己造纸，差不多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我在报馆里的时候，常常看到日本报，所有东京，大阪的各大新闻，都有得寄来。因问楚青，是否与他们特约交换的。据楚青说：「我们并未与他们交换，我们开报馆後不久，便送来了。」我起初以为楚青、景韩、继兴，他们都是日本通，所以与日本新闻界有所联系，特别寄送时报。继见别家报馆，也一样赠送，可见日本的宣传性质，器量甚大。不过这种日本报纸，送到各报馆，大家看也不看，原封不动，送之字纸箩中。不但他们不懂日文的人，即如我们馆中景韩、继兴，都谙日文的，也不屑一顾呢。我这一回到日本，倒是很想参观一下日本新闻界的状况的，无奈这是个团体旅行，不能自由，而且这一个集团中，还有几位不是我们同业中人，说是走马看花吧，不但花香未曾嗅到，花影也未曾窥见呀。

当时我所参观的「大阪朝日新闻」，觉得最特异的便是他们的改版室（按，「改版室」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何谓改版室呢？原来他们的报，一清早已印好发行出去了，但在印刷发行的时候，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他们等不及到明晨始行见报（那时还没有夕刊），於是就在第一次原报上，挖去一些旧新闻，补入了新新闻，打好纸板，重新开印，这便是所改的第二版。当第二版开印时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仍要挖旧补新，开印第三版。……如此的改版，一天甚至可能改版到六七次，要看新闻的来源重要不重要。假定上午五点钟出第一版，七八点钟出第二版，中午出第三版，以及下午出若干版，一天工夫，便是改版不停，出版不停。

有人说：这样的改版，不是使读报者迷乱吗？究竟是读了那一版才对呢？不！他们是有规定的，排好了次序，有条不紊的。

尤其是运输到外埠，外国的报纸，何处是第一版，何处是第二版，不教人看重覆新闻，也不使人有漏网新闻之虞，那是联系了国内外的交通邮便寄送出去的。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时刻，是在上午约十点多钟，而他们的报纸、还正在机器上印行，也不知是第几版。却见有两位校对先生与排字工友，围聚在机器旁边，就地在那里工作，满头大汗的形势紧张得很，而频频听得有铃声，似乎是催促他们，时限已到，我们也不敢打扰他们，只得望望然去之了。总之我觉得日本那时，对於无论何种事业，都是一本正经，不像我们那时的喜欢轻松，懒散、写意、省力，甚至不负责任、乱搭架子。我不是扬人之长，揭己之短，当日的感想，实在如此。那时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後，大正年代，而我国亦在辛亥革命以後，军阀时代呀！

回国以後，不多几天，我遇到了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凤谦）。那时我已住在爱而近路的庆祥里，在这个里口却开了一家小小的闽菜馆，店名唤作「又有天」，那个名字，当然由一时著名的闽菜馆「小有天」化出来的。而这家「又有天」的老板，从前原来是高先生家的厨子，所以梦旦先生常常约了二三知友在此小吃。那天我刚走出庆祥里口，便被高先生拉住，同往吃饭，在座好像还有李拔可先生。

高先生知道我新从日本回来，问我有何记述。我告诉他集体旅行，实在没有看到什么，真是如入宝山空手归。既而谈到了新闻界，我们当记者的，就如俗语所说的「三句不离本行」，讲到在「大阪朝日新闻」看了一看，也只看到一点外表，未审其内容。高先生说：「您何妨写点出来呢！我们出版界，也与新闻界息息相通，现在我们出版的书籍中，也没有一种对於新闻事业的著述，近来到欧美各国去留学的，也有几位研究新闻学的，我们不管它，先把日本新闻事业，写出来给人看看也好。」

我经他一说，心中不免也有所动，回国以後，关於日本社会上、风俗上，琐屑的事，在时报上（尤其在小时报上），也零零碎碎的记述了一些，可是也不免杂乱无章。如果此行是写了日记的，那就好了一点，但也没有，我便是上文所说的轻松懒散的一流人吧。

我使和梦丹先生说：「让我考虑一下，管中窥豹，仅见一斑，对於日本新闻事业，虽然略看一点儿，实在资料不多，而且不能作统一贯穿的叙述，我当整理作为笔记体裁，或可以编一小册子。」

我那时便穷了一个月之力，约摸写了有二万宇，因为资料不多，实在枯窘得很。且在此时代，新闻事业正在日趋进步，日本又是同文之国，可以做中国一个榜样，而我不能向之研究采访，深自抱愧。不得已将日本新闻的普通状况（与大阪朝日新闻齐名的，有大阪每日新闻，而且东京也有朝日新闻）叙述一番，杂凑成文，怕还不到三万字。题其名曰「考察日本新闻略述」。自己看看，也不能满意，但高先生说可以印行，而且还取了我一张照片去，登在扉页上（按，我所著述的刊物，从未有印出照片，仅此书有之）。可是出版以後，销数寥寥，远不及我译写的小说，这是冷门货，谁也不高兴去看它。不用说不是报业中人了，即使是我们同业，也懒得看它，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吾行吾素。至於物质上的发达，问之报馆老板好了。但是仔细想来，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看到日本的日趋进步，而我瞠乎其後，不能不有些愧作，有所警惕呀！

◆记上海晶报

上海自有大报以来，即有小报，小报起於何时，有人纪载说是在一八九七年，从李伯元（那是写「官场现形记」别署南亭亭长的）在上海创办「游戏报」开始的。以我所知，似乎那些小报的发行时期还要早一些，「游戏报」也不是上海第一种小报，好像先有什么「消闲报」等等。总之「游戏报」是最著名，以後续出的便有「繁华报」「笑林报」种种名目的小报出现，此刻也已记不清楚了。

小报的内容如何呢？当然以趣味为中心，第一是不谈政治，所谓国家大事，概不与闻。所载的不过是街谈巷议，轶事秘闻。也没有好材料。执笔者都是当时昕谓洋场才子，还弄点什么诗词歌赋游戏文，也有一般人爱观的。到後来日趋下流，专写这些花界伶界的事。甚而至於向那些娼家去示威，乱敲竹杠。譬如说：上海的高等妓院，吃酒叫局，都是三节算帐，他们倘然与那家妓院有隙，便在报上放一谣言，说是下节某妓嫁人了。那些嫖客本为属意於某妓而来捧场的，至此便「漂帐」了（「漂帐」即赖债，妓家术语），又如对於伶界，他们也有剧评（那时各大报没有剧评的），北京来了一个名角，他们便闯进看白戏，以前上海的戏馆，还没有买票制度，你不让他进去，他明天写一个剧评，便把你丑骂一顿，戏馆老板虽痛恨它，可没有办法。所以这些小报，已弄得人人憎厌了。

那时的小报界中，似以李伯元的「游戏报」销数较佳，因为他在上海交游颇广，而尤以他所写的那部「官场现形记」，附载报上。其时正当清末，人民正痛恨那些官场的贪污暴虐，这一种谴责小说，也正风行一时，李伯元笔下恣肆，颇能侦得许多官僚酸史。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佐杂班子，我当时也认识他，在张园时常晤见。所谓张园者，又名「味莼园」，园主人张叔和（名鸿禄，常州人，广东候补道，曾办招商局，亏空公款，被参革职，以其宦囊，在上海造了那座张园）与李伯元为同乡，所以我知「官场现形记」中的故事，有大半出自张叔和口中呢。

小报与大报不同之点，不但在於内容，而亦在於外型。即如说：它的纸张，大小最有分别，小报只有大报纸张之半；大报每份都有数张，小报则每份仅有一张。再说：太张都是靠广告，广告越多，纸张越加多。小报则靠发行，往往仅有半张的纸，却能与大报数张的纸的价目，并驾齐驱，这便是短兵相接的，也有它的足以胜人之处了。

再次谈及报纸上的副刊。记得北京某一家报纸出版副刊，刘半农写了一个发刊词，开首便说：「报纸为什么要有副刊？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出，但有报必有副刊……」但我敢说副刊是一种自然趋势，而且还受着小报的遗传性。因为未有副刊之前，先有小报，最初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可是我见到那些最早出版的报纸，在新闻之後，便有什么诗词杂文之类，不过当时是不分栏的，那便有了副刊的萌芽了。到後来可以说把小报的材料吸收了，取其精华，遗其糟粕，於是遂有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时报的「余兴」与「小时报」那时候，副刊便成为大报里的小报了。

在这个时候，旧时的小报，已成腐化无人问津了，而忽然崛起了一张「晶报」，这是在小报界里第一次革命。

晶报本是神州日报的附刊，神州始由于右任等所创办，一再易主，而入於皖籍人士之手，最後始归於余大雄，余亦皖人也。籍隶徽州，胡适之所自嘲的徽骆驼者。（按，有一种虫，名「灰骆驼」似蛛蜘而背高，作灰黑色，以「徽」，「灰」同音，苏人以之嘲徽州人者）。但他为人勤敏，当接收神州日报的时候，报纸每日的销数，不及一千份，百计思量，总是难於起色。於是他在神州日报出了一张附刊（附刊非副刊也，又称之曰「附张」），唤作「晶报」。

为什么唤作晶报呢？因为它是三日刊，每隔三日，方出一纸，以三个「日」字凑成一个「晶」字，所以谓之晶报，而且也带有光明精澈的意思。谁知读者虽不喜神州日报而却喜晶报。每逢附有晶报的日子，销数便大增，没有晶报的日子，销数便大减。因此余大雄便对於晶报，十分努力，对於「神州」，则日趋冷淡，晶报朝气充沛，蒸蒸日上，神州却近乎冬眠状态了。

但那个时候晶报不能独立，必附属於神州，因它有宗主权也。神州的编辑是吴瑞书，常熟人，说来好笑，编新闻。写论说，孤家寡人，全编辑部只有他一人包办，真似广东人所说的「一脚踢」，好在只出一大张，大约一小时便可以齐稿上版，神州真是种速之至。至於晶报，要三日方出那么小小一纸，余大雄於此三日内钩心斗角，取精用宏，与神州相较，缓急之不同，真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有位张丹斧先生（又号丹父）借住在神州报馆，余大雄便请他为晶报编辑主任。张是一位扬州名士，好写奇辟的文章，本来扬州文艺界，从前有扬州八怪的名人逸事，而这位张丹翁也有些怪癖。他虽名为编辑主任，并不与闻晶报编辑事，只偶然写一则怪文，作一首怪诗而已。一切徵集新闻，处理文字，都是余大雄亲手经营，要三日方出一纸，也真可谓算得好整以暇了吧。

大雄好客多交游，实在他的好客多交游，就是为他徵集新闻材料的谋略。

他对於晶报，发布了有三大纲：一、凡是大报上所不敢登的，晶报均可登之；二、凡是大报上所不便登的，晶报都能登之；三，凡是大报上所不屑登的，晶报亦好登之。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不畏强暴，二不徇情面，三不弃细流，这是针对那些大报而发言的。先打击了大报，以博读者的欢迎，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是一种战略。但如果只是这样空言白话，说说罢了，那就没有意思，总要给点真材实料，给读者们看看，方足以取信於人呀。

所谓真材实料是什么呢？便是要徵集大报所不敢登、不便登、不屑登的资料了。余大雄的徵集新闻资料，有两种方法，一是取自外的，一是取自内的，试为约略言之。

那时上海的记者们，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也谢绝各方交际应酬，以自示清高，实为可笑之事。当时也没有外勤记者这一种职业，即使有外勤记者到人家去访问，人家也绝不欢迎。余大雄就是以他的交游广，他以友朋的姿态去访问，人家不能拒绝呀，可是有极新鲜的新闻，就从此中来了。他所访问的友朋以何种人为最多呢，其中以律师，医师、其他一般所谓自由职业者，次之则是海上寓公、洋场才子了。这时候，上海的律师，多於过江之鲫，在法政学堂读三年书，就可以到上海来挂律师牌子了。自然，也有精通法学的名律师，也有只挂了一块律师招牌而从没有办过法律事的。余大雄奔走其间，每每获得大好的新闻资料；其他如上海的许多名医，及一般自由职业者那里，也往往有珍闻出现，所以当时人家呼余大雄为「脚编辑」。

这便是取自外的了。再说：神州日报那房子，既旧且窄，晶报这小小一间编辑室，也就是他的会客室。有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余大雄的朋友，张丹斧的朋友，朋友带来的朋友，如梁上之燕，自去自来，谈天说地。笑语喧哗，吃饱了自己的饭，闲管着别人的事，讨论辩驳，是白非黑，而他就在此中可以汲取材料了。好在晶报要三日一出版，尽多空闲时刻，不似大报的每日出版，匆忙急促。还有文人好事。自古已然，忽然的天外飞鸿，收到一封叙事既曲折，文笔又幽默的报告秘闻，这又都是意外收获了。诸如此类，可说那新闻取自内的了。

总括一句话：晶报上的新闻资料，没有什么内勤、外勤，也没有什么薪资、稿费，这是与大报完全不同的。譬如说：人家偶然报告一件有趣而重要的新闻，怎样去衡量这个价值而与以酬报呢？人家也不过出於好奇心，发表欲，一时兴之所至。见大报所不登而晶报所欢迎的，便即写来了。不过虽然晶报所欢迎，也须加以调查，是否翔实，未可贸然登载。所以晶报对於什么稿费这一层，却是不必谈的。

就晶报所发表的新闻故事偶拾数事而言：当时上海法租界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势焰熏天，谁也不敢得罪他们的。但是有一次，黄金荣为了娶一个女伶人露兰春为妾，与一个上海富商薛某之子争斗的事（按，露兰春是黄金荣所开的「共舞台」戏院的女伶；薛氏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囤积颜料发财的薛宝润的儿子；薛氏子很吃亏，为黄门徒众，打了一顿，弃於荒野），他报都不敢登，晶报登了。这件事，後来黄金荣的徒弟们，计谋要把余大雄骗到一个地方，依照对付薛宝润儿子的方法，把他毒打一顿。也有人说：这种瘦怯的文人，吃不起我们「生活」（「生活」，沪语代表殴打的意思），那是要闹出人命来的，不如请他吃一次「糖油山芋」吧（所谓吃糖油山芋者，雇一个小流氓，用旧报纸包了一包粪，伺於路旁，乘其不备，塞在他的嘴吧上。那就是请他吃屎的恶作剧，上海也有许多人尝试过了）。但黄老板门下也有文化人（也有报界中人）出来调和了，劝余大雄，何必要吃那些眼前亏呢。教余大雄登门道歉一番，总算了却一件事。

至於说大报所不便登、不愿登而晶报独登的，那是不可以偻指计。即如张謇与余觉、沈寿的一重因缘，上海各大报，没有一家肯登的，而晶报乃以为奇货可居，大登特登。又如有一衣，胡适之在上海吃花酒，这也无足为异，当他在上海华童公学教书的时候，本来也是放荡惯的。这一回，他是胡博士了，是中国教育界的名人了，当他从北京来上海。即将出国，似乎要尊严一点。偏有那位老同学胡宪生（无锡人），觞之於某妓院，遇为余大雄所瞥见（他们是同乡），又以为这是晶报好材料，便写了胡适之冶游的一篇素描。这也是大报上所不便登而不屑登的。其它也不胜枚举，而最轰动一时的，便是「圣殿记」一案了。

圣殿记者，当时有一位德国医生希米脱，到上海来行医。他不是普通的医生，却是施行一种「返老还童术」（上海人如此说法），来了以後，大事宣传，说是怎样可以恢复你的青春腺，在性事上疲不能兴的，他可以一针使你如生龙活虎，永久不衰。在那个时候，上海社会，确可以吃香。在各大报上都登了广告，而且求名人作义务试验。据说：试验打针者有五人，而其中一人乃是康有为。於是上海有两位德国派的青年医生（上海当时习医分两派，一为英美派，一为德日派）黄胜白与庞京周弄笔了，写了一篇「圣殿记」，投稿於晶报。

怎么叫做「圣殿记」呢？所谓「圣」者，指康有为而言，因康有什么「孔子改制考」的著作行世，素有康圣人之称：这个「殿」字呢？原来在古文「殿」与「臀」通，北方人呼臀为「腚」，南方人则呼臀为「屁股」。那就是说这一针是从康圣人的臀部打进去的，文甚幽默，语涉讽刺，康先生大人大物，以为这些小报吃豆腐，不去理它，那知激怒了这位德国大医生希米脱，他正想到上海来大展鸿图，不想被人浇以冷水，大触霉头。於是延请了上海著名的外国大律师，向晶报起诉，以诽谤罪要晶报赔偿损夫。

这个损失晶报赔得起吗？必然是狮子大开口，朋友们都劝余大雄，在这租界上与洋人打官司，总是中国人吃亏，不如向律师疏通，道歉了事，希米脱不过借此示威，要开展他的滑头医术，我们报上给他说些好话，为他宣传宣传，也过去了。但余大雄很为倔强，他说，我们晶报虽小，一向以不畏强暴著称，许多读者喜欢看晶报也因为此。现在一个外国滑头医生，靠着租界势力，来威胁我一个小报，我决计抗一抗。况且这篇文字，我们只与南海先生开一次玩笑，对希米脱也没有什么诽谤，南海也不计较，他算什么？以余大雄的倔强，这官司是打成功了。审判的那一天，是英国领事当值，中国方面的会审官是不是关烱之，我已记不得了。结果：宣布被告余大雄，赔偿原告希米脱一元。赔偿损失一元，这不是可笑的事吗？这是象徵着原告已胜诉而被告已败诉吗？

再说：希米脱所要赔偿的是名誉损失，而他的名誉只值一元吗？所以判决以後，希米脱一路怒吼骂人走出，晶报同人则很为高兴。据说：赔偿极微的损失，在英国法律有此判例，这有劳於研究英伦法学家了，但是在面子说，白人总是胜拆了。未几，希米脱悄然离沪去了，这一场官司晶报却增长了千余份报纸。

更有一事可回忆的，当晶报兴盛的时候，史量才颇想收买它，曾托我向余大雄一探其意。量才的意思，以为有许多社会新闻，申报上是不便登的，倘有一个小报如晶报者，作为卫星，那是「老申报与小晶报」（按，这是上海小报贩在各里弄里高喊的，「老申报」要吪？「小晶报」要吪？小晶报因此出名）岂非相得益彰吗？但这个交易，余大雄要他四万，而史量才只肯出一万，这当然不成，晶报何所有，一部神州日报遗传下来的平版老爷车机器，一副断烂零落的铅字，申报也用不着它，无非是买这晶报二字而已。但晶报的组织与他报不同，有余大雄的奔走各处，不惮劳烦，采访新闻，人呼之为脚编辑的。有各色各种的人，跑到晶报馆里来，谑浪笑傲，高谈阔论。就於此中有奇妙的新闻出现，而不是你区区出了些稿费，就可以买得到的。听以我向史量才说：「收买老申报容易，收买小晶报倒是不简单呢。」

（全书完）

*****************************

经核对已发的帖子，发现少贴第三节：“上学以後”。现补贴。

三、上学以後

上学以後，我进步倒也不慢，每天认识方块字，约近二十个字，不到两个月，已认识了一千字了。这些方块字，坊间是依着一部「千字文」而刊印的，倘再要认识生字，那就有一种在千字以外的方块字了。这些认方块字教法，只认识它的字形、读音，而不加解释它的意义，这是中国旧式的幼稚教育。

认识了一千字後，陈先生便给我读了一本「三字经」，因为三个字一句，小孩子易於上口。「三字经」读完後，先生便给我读一本「诗品」，这诗品是司空图著的，也是四个字一句，如「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坐，时闻鸟声」之类，比之「千字文」，似乎更易上口。读完「诗品」後，先生说：可以诵读长短句了，便教我读一本「孝经」。

照平常的启蒙书，那些私塾里，总是先读三、百、千。所谓三百千者，乃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三部书。但我却读了一本「诗品」。一本「孝经」。三字经不必说了，「百家姓」与「千字文」，在实用上也很有效力的。以识字而言，也要识得人家姓什么呀，读了「百家姓」，那就便当得多了。「千字文」里，一千个字，没有相同的，於是人家便以此排列号数了，譬如「天字第一号」和「地字第二号」以次排列下去。不但如此，这与读书人也很有关系，在小考、大考、乡试、会试，也都以「千字文」排号的。假如在乡拭场里，你的号舍是标明一个「来」字，你如果读过「千字文」的便知道有「寒来暑往」的这一句，你的号舍，就在「寒」字与「暑」字之间了。

读完「孝经」就读四书了。照例四书的顺序，先读「大学」，次读「中庸」，然後读「论语」与「孟子」。但是陈先生却不然，教我先读「论语」，并不教我先读大学、中庸。可惜的是论语还没有读完，就离开了这位可爱的启蒙教师陈先生了。

陈先生的爱我，筒直同於慈母。我身体小，爬不上椅子时，他便抱了我上去。每次到学堂去，母亲总吩咐我小便一次，然後进去。放饭出来进去，也是如此。偶尔忘记了，在学塾里内急了，面孔涨得通红，先生却已知道了，问我：「可是要小便了？」便引我到庭院壁角里去小便。这位先生，真像一位褓母。

但这位赖世兄赖少爷，却常常侮弄我。把湿纸团装在笔套管里，做了纸弹射我。又用水盂里的水，洒在我身上。因为先生是个近视眼，他避了先生之眼，就如此作弄我。我生性懦弱，怯不敢响。有一天，我临睡的时候，母亲给我脱衣服，却见我後颈里一个个的纸团，向我问起，我说：「这是赖世兄把湿纸团塞在我头颈里的。」现在那些湿纸团已经乾了。母亲说：「那些湿纸团塞在头颈里不难过吗？回来又不告诉人。」母亲告诉了祖母，祖母恨极了，後来和赖大少爷的母亲三大太说了，三太太把她的儿子骂了一顿，责令他到我家向祖母陪罪。

约在二十五年以後，有一位赖丰熙，做了我们吴县知县。我有一位盟弟李叔良（名志仁），在县考时，赖知县取了他为「案首」（即第一名），非常赏识他，要把他的女儿配给叔良（後来没有成功）。据叔良所谈，我疑心这位我们的「父母官」，就是塞纸团在我後颈里的赖大少爷。他是福建汉军，又说住过刘家浜，更无疑虑。後来他就调任了，叔良进学以後，留学日本，也和他疏远了，不曾问他。

我的离开我的陈先生，为了我们是迁居了。我家那时从刘家浜迁居到桃花坞。为什么要迁居，我不知道，大概是家庭经济紧缩之意。自从这一次离开了陈先生以後，从此就不曾见面。我不知道陈先生的学问如何，但是启蒙的时候，陈先生教我读一本「诗品」，又教我读一本「孝经」，是企望我将来成一诗人，又企望我为一笃行之士，我虽不成器，陈先生可知是有学行的人了。

後来知道陈先生做了外交官，颇为奇事，不知道那一位驻美钦使（当时无公使之称，官书称钦使俗称钦差）到了新大陆去，陈先生当了随员。难道陈先生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吗？一定是不懂得的，他教我识字读书的时候，年已三十多岁了，那里懂得什么外国文？不过当时的出使外国大臣，也不必要识外国文，即如苏州的这位洪状元洪钧，也出使外国，他何尝懂得外国文，其余的随员，更不必说了。

据说：陈先生到了美国，在使馆里终日闭门家居，不大出来。有人说：他到了美国，好似没有到美国，仍旧在自己家里。又听说他回国以後，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痛骂美国，从政治到社会。中国有许多谙洋务、讲新法的人，都以陈先生的出洋为笑谈，说他不通世务。我虽不曾读到陈先生痛骂美国的文章，但不是我回护师门，必有精刻之抢，至少比了那些「月亮也是外国好」的人，多少有些见识。

在辛亥那一年，陈先生放了新加坡领事。这时我的一位朋友毕倚虹（名振达，号几庵）做了他的随员。刚到上海就武昌起义了。陈先生不能到任，回到苏州去了，而倚虹也到中国公学去读书。我起初不知道先生的行踪，经毕倚虹谈起才知道，我那时已住在上海，几次想回苏州去拜谒陈先生，都蹉跎了，先生乃不久即逝世了。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六者离线  发送站内短信
显示文章: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寒山小径 所有的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


 
论坛转跳: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Page generation time: 0.589796 seconds ] :: [ 25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