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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九：“春柳社及其他”等四节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九：“春柳社及其他”等四节 (877 reads) 时间: 2006-3-18 周六, 下午6:39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九：“春柳社及其他”等四节

作者：包天笑

◆春柳社及其他

我自幼即爱好戏剧，七八岁时，常由父亲领着到戏院子里去看昆剧。（苏人称为文班戏）那个时候，在苏州以昆剧为正宗，但城内也只有一家戏院子。虽然京戏班子，也有得到苏州来，只许在城外普安桥一个戏院子里开演。昆剧的所以盛行，也因为苏人喜欢听曲者多，所有绅士人家，每遇喜庆，常有「堂会」，青年子弟，恒多客串，我因此也看得多了。後来我馆於我姑丈尤家，诸位表兄弟们都是曲家，我也随之学习，虽然未能成功，却也略窥门径。

後来到了上海，那时以京剧为主体了。有人说：北京是中国第一戏剧都市，那末上海便是中国第二戏剧都市了。戏院既多，名角也众，但我对於京戏，兴趣没有昆剧高，大概是没有研究的缘故吧？

回忆在我小时候，偶然也看一二回京戏，回家後，祖母问我：「你看到了什么戏吗？」我说：「我不知道！只看见红面孔与黑面孔打架。」家人引为笑柄。

随後，上海的京戏也在改变了。夏氏兄弟排演了什么时事新戏。根据太平天国之战（俗名「铁公鸡」），那时号称时装戏，有个向大人（荣）红顶花翎黄马褂，出现於舞台，上海人好奇喜新，一时哄动。於是铁公鸡一本、二本、三本，一直编演下去。後又由夏氏兄弟，特建了新舞台，添加各种布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那时有个伶人潘月樵（艺名小连生）时常到时报馆来，请教於陈景韩。他是唱老生的，演新戏最卖力，慷慨激昂，满口新名词。对於观众，好作似是而非的演说（他们京戏中的术语，名之曰「洒血」），但观众反而拍手欢乎。（後闻潘月樵曾经一度为岑春煊的武巡捕，辛亥革命以後，也就潦倒了。）

既而又有一位名伶汪笑浓来到上海了，据说此君是满洲人，曾经做过某处一任知县，为什么忽然下海唱戏呢，不知道。其所以自己改姓名为汪笑侬的缘故，说是有一天，他以其自己认为卓越的艺术，晋谒於北京著名老伶工汪桂芬。以为汪桂芬必奖赞他，谁知汪对他不置可否，只笑了一笑，他自己就把名字改为汪笑侬。人家这样说，不知确否？

其时我友陈佩忍，正在上海办一种戏剧杂志，名曰：「二十世纪大舞台」，那也是中国戏剧杂志的破天荒，意思也想戏剧革命。但佩忍自己一点也不懂得戏，上海那些写戏稿的人，不知有多少，却都不合他的规律。汪笑侬来上海所编唱的戏，什么「哭祖庙」，「骂阎罗」之类，觉得颇为别致。他因此拉着我，要去同访汪笑侬。我说：「汪是一个瘾君子，白天不起身，夜里要上戏院子，要去访他，最好是散戏以後，到他寓所去，在他烟榻上，一灯相对，那是他精神最足的时候。」

约定了一天，在夜里十二点钟以後，佩忍打电话到时报馆来，邀我同去访问汪笑侬。汪是住在他的朋友那里，蓄了一条小狗，是北京带来的。他倒还没有北方伶人的那种习气，谈锋也很健。

向来北京的那些名伶，都称「老板」（其实板应作「班」，乃是掌班的意思，後来贝讹传讹，都写成老板，所谓约定俗成。也有写成「老R」者，伶界很不通行），我们只称之为汪先生，佩忍本想和他谈谈戏剧改良的事，但他转而讲及北京的政治，痛骂官场，连那些王公大臣都骂上了。据说他的文词也不错，佩忍本来原想请他在所编的戏剧杂志上写点文章，後来不晓得怎样，好像写了几首诗，我可忘怀了。

其时学校演剧，上海也渐渐开这个风气了。法国人在上海所办的天主教学校，有一所徐汇公学，常常训练学生演戏，我有朋友介绍，也曾去看过几次。每逢什么节日，或是招待学生家属，开什么恳亲会时，常常演戏。有时也有很好的短剧，不是完全宗教性的，不过他们讲的是法语或英语。那戏台只不过是象徵的，临时搭起，服装更是极简单的，但必定是有一个幕。到後来，上海中国人所办的学校，学生演戏，也大为盛行，开什么游艺会、恳亲会、毕业会以及许多节日，也常常有此余兴，那是这班青年男女学生最高兴的事了。不是我在前数章，也曾述及过在上海城东女学演剧的事吗？

这时在我国戏剧史上，开辟一个新天地的，那是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看了日本新兴所谓新派剧，回到中国，开办春柳社的事了。可以说：我们中国後来流行的话剧，大都开源於此。日本留学生开始在日演新派剧，发动在一九○七年，这是借一个赈灾游艺会的名义，在柬京神田区青年会举行的。

谈起春柳社，使我第一个想起的便是那位李叔同先生，他是春柳社的最先发起人。他世居天津，也曾在上海南洋公学教过书，後来留学东京美术学校。在留日学生发起演日本新派剧的时候，他们所主演的戏，便是「茶花女」。这时候，林琴南和他的友人所译的法国小仲马所写的「茶花女遗事」一书，刚出版未久，正哄动了上海的文学界，几乎是人手一编，因此我国在日的留学生，便选定此故事，作为剧本。

李叔同美丰姿，长身玉立，跌荡风流，经同学推定扮演茶花女，他也很高兴。可是他那时还留着一抹美式的小胡子，为了扮演茶花女，竟也剃去了。

茶花女是法国女子，不能穿中国或日本女子的衣服，他特地还制了几身当时最漂亮的西洋女子装服。其实这一部茶花女，也只演了两幕而已。那时叔同在戏单上的艺名，便唤作李息霜。可是他就只演了这一次，就没有演过第二次，而且也更没有演过别的新剧（我记得後来他们留日学生又演过茶花女，那却是江小鹣（名新、江建霞的次公子）扮演的茶花女了），但叔同虽不演戏，却曾经穿了这几套漂亮的女西服，拍了许多照片，赠送文友。我曾在我友毛子坚家里，见过了几帧，那便是茶花女的扮相了。

李叔同先生，我和他只见过一面，以後便没有见过了。他也是南社中人，南社中有两个和尚，一是苏子糓的曼殊上人，一是李叔同的弘一大师。两位都是诗人，叔同诗颇绮丽，自入空门，即不复作；曼殊则一动笔即是绸绵俳侧语了。两位又都是画家，叔同能作大幅油画，不多见；曼殊颇多白描小品，散见於友朋处。但两人都是学佛者，叔同精严，曼殊圆融也。传叔同有一位日本太太，出家後，即与绝缘，这位太太涕泣求见一面，无论如何不见，人有疑其绝情者，但学佛者，首先戒除贪、嗔、痴、爱，而爱字最难戒，非猛勇不可，弘一却能坚持此毅力呢。关於李叔同轶事，有真有假，有是有非，我只就其演新派剧一事连类及之。

留日学生，在东京所演的新派剧，除「茶花女」外，还有好几种，他们都是自己编剧，自己导演，并不求助於日人的。日本的伶人们，倒也欣赏中国青年有艺术天才，颇多来参观的。但这个春柳社到上海来演出，却是以陆镜若的力量为多。陆镜若，原名扶轩，江苏武进人，镜若是他登台的艺名。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主任陆尔奎的儿子，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生。他的戏剧知识，并不是无师传授，而是像中国戏剧界的传统一样，曾拜了一位日本新派剧的名伶藤泽浅二郎为师，而且也亲自登台实习过。

陆镜若回到上海後，便到时报馆来访我，我本来不认识他，那是我友徐卓呆所介绍的（卓呆原名筑岩，因笔画太多，自改为卓呆，又笔名曰半梅），徐卓呆也是日本留学生，性好戏剧，与春柳社这班人时相过从。

那时，时报上新添了一个附刊，唤作「余兴」（其时尚无副刊这个名称，申、新两大报，有一个附张，专载省大吏的奏摺的），这「余兴」中，什么诗词歌曲、笔记杂录、游戏文章、诙谐小品，以及剧话、戏考，都荟萃其中。

这些关於戏剧文字，别报都不刊登，只有时报常常登载，徐卓呆却常在「余兴」中投稿。桌呆和我是同乡老友，为了要给春柳社揄扬宣传，所以偕同陆镜若来看我了。

这个陆镜若，却有些怪状，虽然穿了一身西装，却戴了一顶土耳其帽子。那帽子是深红色的，有一缕黑缨，垂在右边。上海这个地方，虽然华洋杂处，各国的人都有，除了印度人头上包有红布之外，像戴这样帽子的人很少，所以走进时报馆来，大家不免耳面目之，他却显得神气十足，了不为怪。他的年纪不过廿二三岁，到底是世家子弟，又是文科大学生，温文英俊兼而有之。他和我谈到日本对於新剧的发展，不似我们中国的固守旧剧，一片乌烟瘴气。

春柳社所演的新剧，（那时还没有话剧这个名称），我差不多都已看过。每一新剧的演出，必邀往观，不需买票，简直是看白戏。但享了权利，也要尽义务，至少是写一个剧评棒捧场，那是必要的，那而且是很有效力的。这些剧目，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们曾演出过的「黑奴吁天录」，是陆镜若的弟弟陆露沙演的黑奴，好极了。他本来去日本学医的，一向沉默寡言，朋友们给他说句笑话，便要睑红的，可是化装演了黑奴，扮演了一个被白人虐待的黑奴，非常成功。

另一部春柳社演出，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名曰「不如归」。那是根据於日本的一部小说而用原名演出的（这部日本小说，很为著名，欧洲人也把它译了，而林琴南又从欧文译成中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一部悲剧，大意是：「一对年青恩爱的夫妇，结婚以後，其夫出征，其妇患了肺病，但其姑则以此为传染病，不许其子与妇相见。妇在医院，渴念其夫，信无由得达，及其夫得信，迅速归来，急趋医院，而妇已死了。」那时还没有男女合演（日本也是如此），这个戏，陆镜若为男生角，马绛士为女主角，而马绛士这个脸儿，不用化妆，天然是一只肺病面孔。

他们刻画这个悲哀之处，真是令人垂泪。有一天，我同一位女友往观，她看到了第二幕时，已经哭得珠泪盈眶了。我说：「好了！我们为求娱乐而来，却惹起悲哀，陪了许多眼泪，不如不看了吧。」但她却不肯，越是悲哀，越是要看下去，戏剧之感人有如此者。

我与欧阳予倩的认识，也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见面，好像也是陆镜若这一班人，在春柳社介绍的。予倩是湖南浏阳人，他家和谭嗣同、唐才常那两家的革命烈士，都有同乡亲戚关系。欧阳予倩的祖先，也是清代做官的。予倩在日本时，进入了成城学校，但是他的志愿，并不在此。在东京他也是爱好戏剧的。但是他的祖父很守旧，不许他演剧，以世家子弟而沦为优伶，将为门阀之羞。及至他祖父逝世了，予倩遂得到的解放。

予倩在上海很活跃，而且他的志愿也很广大，他不拘拘於一个所谓剧团，喜欢打游击。他极力想改良京剧，於是自己学唱，与唱京剧的人，结为朋友，那时有一位江子诚者（号梦花，上海名律师江一平的父亲），也是一位票友，唱旦角出名的，予倩便向他请教，自己也学唱旦角。後来予倩自编京剧，自撰歌词，并且自己登台，记得他自己写过一篇「自我演剧以来」的文章的，我现在记不得了。

有一时期，予倩编了许多红楼梦剧，这些都是歌唱的，并不是话剧。所编的有「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馒头庵」、「尤三姐」、「黛玉焚稿」、「宝蟾送酒」等等，我大部份都看过了。第一演出的「晴雯补裘」就唱红了，唱着那「从今後，恰红院，红消翠冷……」等词儿大家都听得懂。

这是在一家「笑舞台」戏院演的，行头全是新制，布景也甚华丽，虽是歌剧，也是分幕的，演红楼梦剧，旦角要多，姑娘丫头一大群，笑舞台的旦角却特别多（徐卓呆那时也上台，常演丑角的，那时扮一个晴雯的嫂子，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宝蟾送酒」这一出戏，予倩自己扮宝蟾，真演得出神入化。这剧只有三人：夏金桂、薛蝌，宝蟾，却一动一静，都是戏情，从无一点冷场，这戏我看了它几次，很为佩服。

不过有一次，我和他辩论过，为了「潘金莲」的一出戏，他从「水浒传」上翻案，同情於「潘金莲」。意思是地嫁了像武大这样一个人，而忽遇到英俊的武松，当然要移情别恋，大有可原之处。我则以为别恋是可以的，但谋杀是不可恕，不管他是丈夫不是丈夫。武松为兄报仇，也是正当的，也不管她是嫂子不是嫂子。但这个戏谬种流传，後来到处开演了。甚而至於潘金莲被杀时，露出雪白的胸部，向武松求爱，说愿死在他的手里，那我的头脑真是冬烘了。

在清末民初这一个时期，戏剧界的变化最多。上海那个地方，不但中国人有许多剧团剧社，外国人也有他们演剧的组织运动。记得那时上海博物院路，有一个唤作兰心戏院，便是他们英美人所经营的。那个地万，我倒去过数次，戏院虽不大，建筑的格式，完全是西方型的。不像中国那些乱七八糟的老式戏院。同时他们有个业余剧团，简称为A·D·C，他们每年总要演剧三四次，而且都是西洋名剧。当然他们是说外国话的，而我却不谙西语，被留学西洋的朋友，拉去观光，他说妙不可言，而我却觉得莫名其妙。

其次是日本戏剧，在虹口一带，很有数家。日本人真会想法，把上海那种三上三下的的堂房子，拆拆装装，二层楼变成三层楼，拼拼凑凑，可以容纳一二百观众。我几次被徐卓呆拖了去，记得有一家在文路那边，名曰「东京席」，卓呆说是从东京来的名优，他的名字好像有五六个字，不要说现在不记得，当时也没有进耳朶。这种小型戏场，实在难於领教，第一，走进去就要脱鞋子，幸我早知道这规矩，不敢穿破袜；第二，盘膝坐在榻榻米上，实在吃不消。剧中没有音乐，用两块竹片，拍拍的敲着，口中好像唱歌，又不像唱歌，我起初也是为了好奇心，跟他去见识见识，可是以後就敬谢不敏了。

那个时候，剧团之多，屈指难数，剧本荒更不必说了。於是乱抓一阵子，抓到篮里便是菜，我的「迦因小传」小说，也被他们抓了去，说是王钟声、任天知这班人搞的，连我知道也不知道，他们也没有通知我。带了这个剧本，到汉口各处出码头，徐卓呆和他们都认识，还称赞他们演得很好。再後来这个新派剧演得更滥了。不要剧本，只求通俗，列一张幕表，配定脚色，演员可以凭自己的意思乱说话，那便是当时称的文明戏了。（按：在辛亥革命时期，文明两字，极为流行。即如那时的结婚制度改变了，便称之「文明结婚」，妇女放小脚，一双天然脚也称之为「文明脚」，想来有些可笑，这都出於妇女之口。）到後来每况愈下，这所谓文明戏者，取材於弹词脚本，什么「三笑姻缘」、「白蛇传」、「珍珠塔」、「玉蜻蜓」等等，都演之不已，於是开店娘娘，隔壁姐姐，座为之满，而生涯亦复大盛。

这个新剧，因为没有音乐歌舞，後来便改称之为话剧。那自然和文明戏截然不同，自有电影以来，几乎便同化於电影剧了。那个时候，南方对於新剧，正大为流行，而北方戏剧界则大为反对。北方以京剧为正宗，即昆剧也已退治，你这个没有音乐，没有歌舞，没有化装，没有艺术，随便什么人跳上台去，胡说白道，这算是什么东西。记得在辛亥前一年吧，我友黄远庸从北京到上海来，他要观赏上海近来盛极一时的新剧，我们陪他去看了一回，他大不满意，便在时报上写了一个剧评，痛骂一场。过了一天，这个新剧里，为了报复他，添了一场，一个名记者，唤作王大头，（黄远庸在北京有大头的浑名），是个小官僚，小政客，如何如何，据说这出於演员郑正秋所为。

自从有了学校演剧，素人演剧，（这是日本名词，在中国则称为是客串，是玩票），上海人一窝风，我有许多朋友，也都喜欢上台一试身手。最惨者，杨千里的弟弟杨君谋，在学校演剧中，演一名剧名曰「血手印」。先和他的同学约定，藏一袋於胸口，满贮红水，一刀刺入，似血染胸臆，以象其真。孰知其同学一刀误刺入心脏，君谋即以此殒命。开吊的那天，有人送一祭幛，曰「呜呼於戏」。（因：「论语」上呜呼两字，均写作「於戏」。）陆镜若亦早故世，我挽以一联云：

似此英年，遽尔销沉谁之罪；

竟成悲剧，空教惆怅不如归。

因为「谁之罪」、「不如归」两剧，均为春柳社最著名的两剧也。我已忘却，陆丹林兄，乃以录示。还有那位刘半农博士，少年跳荡，在十六七岁，对於新剧，亦见猎心喜，在某一新剧中，扮一顽童，徐半梅为之化妆，轶事甚多，兹不赘述。

◆时报怀旧记（上）

我从十七岁踏出了学堂门，为了生计问题，奔走衣食，所就的职业种类，可也不算少。但是都没有悠久性，少或一年，多至三年，又顾而之他。只有在上海的时报，为期可算最长。自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至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服务至十四年之久，要算是最长的了。而且即便与时报脱离以後断断续续，一直与新闻界为缘。从前有人说：新闻界也是一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里一浸，便很不容易脱色。这也未必然吧？我有许多新闻界的老朋友，早已跳出这个圈子了。不过我还是执着，对於这十余年来的时报，至今还寤寐不忘。

从前上诲的报馆，那有现代报馆的设备完全，规模宏大。即以时报的编辑部而言，最初只有一位总编辑（以前称总主笔），是罗孝高君。罗君脱离後，实在没有什么总编辑名义，编辑部就是三个人主持，一编要闻，一编地方新闻，一编本地新闻。自我进时报以後，陈景韩编要闻，我编地方新闻，雷继兴编本地新闻，（那个时候副刊也还没有咧，但狄楚青有些诗话、笔记之类，则附录在新闻之後），此外却有一位翻译，两位校对，论说是请馆外写的，三位编辑员每人每日写一时评，只此而已，但报纸却每日要出三大张，好像并没有什么紧张。

而且时报馆还附属了一个带有俱乐部性质的息楼。几位编辑先生在工作的余暇，常常溜到息楼去，与来宾谈天说地。後来息楼里索性流行了叉麻雀、打扑克，楚青也一持放任主义。可是报纸也照常编得齐齐整整，并没有什么歪曲、错误，有时也颇多精采之点。并且我们这位陈冷血先生，脾气古怪而突兀。有一天，无缘无故，忽然失踪了。他的第一夫人，早已故世，尚未续娶，孑然一身，住在报馆里，那天报馆里找不到他，到雷家去问，也不知其踪迹（雷继兴太太，是景韩的姐姐），众皆错愕，幸而楚青接到邮局寄来一封信，说是告假出游几天，也不说去了那里，大家知道他的性情，也暂安心。後来接到他一封信，却从东三省寄来的，他一人遨游於白山黑水之间去了。

我在时报馆，自己分为前後两期，以辛亥革命为分界，辛亥前为前期，辛亥後为後期。

前期很热闹，後期渐冷落，第一那个中心人物陈景韩去了申报，此外编辑部中人也变动了，息楼里的朋友们，做官的做官了，远游的远游了。编辑部中变动最多者莫如本埠新闻版，我初进去时，两三年後，一直雷继兴，自雷继兴去後（辛亥革命前夕，他已进入政界了），林康侯继之（林原为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既而林又去了，继之者为沈叔达；（沈又号心工，继林康侯南洋附小缺，即是最初编「学校唱歌集」的）；沈叔达去了，龚子英继之（龚为苏州人，久居上海，为金业学校校长）；龚子英去了，瞿绍伊继之（瞿亦上海人），以後又经数人，最後乃为戈公振。（戈初入时报为校对。）

所以我虽不是时报的创办人，服务於时报的时期，要算最长，其次乃是陈景韩。不过景韩虽然脱离了时报，到了申报去，好像以顾问资格，常来时报。直到黄伯惠接办了时报以後，还与时报有渊源，不似我後来出了时报，便洒然以去了。

当我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景韩便寄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两个人，一穿西装，一着中服。说明是罗孝高与陈景韩，因为两人我都未见面，他要我猜谁是罗，谁是陈。我知罗为广东人，乃猜穿西装者为罗，作书询之，彼亦未答。及至见面，方知是猜差了，穿西装者却是景韩。其时上海穿西装还很少，大家拖一条辫子，但景韩剪辫甚早，全时报馆也只有他一人剪辫子，穿了西装呢。

在编辑部（从前叫主笔房），我与景韩同一室，每人同样一张写字台。台上乱七八糟堆得满满的，都是各方通信、投稿、报纸（有些与外埠交换的），杂件等等，有尺许高，从不清理。馆中仆役也不敢来清理（狄楚青另外一个房，名曰总理室，他的桌子上，堆得此我们的还要高，有许多书画、碑帖、古董之类，通常房门锁起来，要等他来了才开门）。我们房里的两书桌，一旦要清理了，我觉得这也不好丢弃，那也应暂保留，迟迟疑疑的。景韩的桌子呢？他看也不看，把桌子上东西，双手捧起来，向大字纸篓里一丢。我说：「这一件应当留着吧？」他说：「不要！不要！留此徒乱人意。」这可见我们两人性情之不同。

初见陈景韩时，有两印象，一为脚踏车，一为烟斗。我常笑他：他属於动静二物，动则脚踏车，静则烟斗。他不坐人力车，脚踏车又快，又便、又省钱，随心所欲，往来如飞，文学家称之为自由车。提起脚踏车，我又见猎心喜了，颇思学习。他说：「好！我来教你。」於是租了一辆车，选一新开辟的马路，行人较少，每天下午去学习。到了第三天，刚刚能够不要人扶持，一交跌在路傍一小沟，满身坭污，眼镜几乎跌碎，从此就不学习。但景韩说：「要学习，跌几交，算什么事。」再说到烟斗，当他口衔烟斗，脚踏在书桌上，作静默构思状，我说你是从福尔摩斯那里学来的吗？他也不理我。他所吸烟丝不知何名，我吸之甚不耐此味。我虽吸过国粹的旱烟、水烟，但其时香烟尚未上口咧。

某一年，景韩自北京回上海，携来一头狼狗，据说原来军用狗，是北京军界中的一位姓钱的送给他的。这狗状甚凶猛，性却驯善。好像有一个名字，而其名不彰，时报馆里的人，都叫它「冷血的狗」。在编辑室中，它老是伏卧在我们书桌的中间，它颇灵敏，知主人意旨，听主人命令，此原是狗的本性，而人的爱狗亦在此点。我不喜狗，但也不厌狗，澹然处之而已。起初，它随着主人出入，跟着脚踏车，亦步亦趋。後来，它可以独往独来。有一天，我从馆里出来，正思回家，忽有一巨物，直扑我身，两脚搭上我的肩头，吓了我一大跳，却正是「冷血的狗」。我想：在主笔房里，和它不瞅不睬，何以忽然和我亲热起来？或以为路上忽遇老朋友，也得招呼一下，不能反面若不相识吗？这条狗，在景韩续弦娶第二夫人时，便送给人家了。

景韩的趣事甚多。有一天，好像康侯与继兴，在息楼中，为了一块钱，你推我让，一个要给他，一个说不要，恰巧景韩走来，说：「你们都不要吗？那就丢了吧。」他就拈起这块钱，向窗外马路上一丢。累得那个息楼茶房，向马路拾取，早已没有了。景韩道：「没有最好，省得再推来推去。」又有一次，沪杭铁路，招待我们到海宁观潮，到江岸边，要跑一段路。早晨天凉，景韩穿了件夹大衣，跑路时不觉热了，脱去大衣携在手中，甚觉累赘。同行一友笑说道：「既然累赘，弃之可也。」路旁正坐着一个老乞丐，景韩便把这夹大衣丢了给他。这个乞丐方错愕间，景韩说：「给你！给你！」扬长而去。

更有一事与人不同者，凡属亲友的婚丧喜庆，他概不送礼。如果是吊丧、庆寿，绝对不来，结婚或者来看看，亦不道贺。伹他娶第二位夫人时，居然宴客，客凡十七人，我亦其一也。吃的是西餐，座无女宾，新娘亦未临席（他的第二夫人王氏，忘其名，上海人，中西女学毕业生）。人每目景韩为怪人，当时的所谓怪人者，便是不谐世俗，奸自立异，或者出於礼法之外。但景韩实一志识高尚的人，凡所作为，亦未有损於人。结婚以後，我觉得他起居有节，也便随俗得多了。

我与景韩相处的时间多，不觉拉杂谈了不少。我再谈到雷继兴，也实在是个可佩而可惜的人。他是日本早稻田高材毕业生，研究政治法律的，可是他有肺病，不过二十多岁的人，那病已经很深了。他的夫人，便是景韩的令姐，因为景韩的父亲，却是继兴老师，幼年时即赏识他的聪明，便以女儿配给了他。狄楚青开时报馆，把陈、雷两人拉了来，那正在清代末纪，立宪啊，革命啊，闹个不清，像雷继兴这样精通政法的学者，真是在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材。

继兴是进过学的，写文章通畅透切，口才也好，可说得是辩才无碍。那个时候，上海到处开会，到处演说，那演说不是容易的事呀，有许多人想好了一篇演词，起好了腹稿，及至走上台时，全都忘却，两眼白瞪。也有的人言不由衷，语无伦次，像说书先生一般的「口铳」「漏洞」，接连发生。当时上海演说最好的首推马相伯，第二名就是雷继兴了。但据内行人说：马相伯虽然演说得好，不无有些矜才使气；而雷继兴却举止从容，稳健有力。有听他初发言时声音甚低，慢慢的高起来，及至说到最紧要时，不期而然全座掌声雷动了。

辛亥革命前夕，他是江苏各钜公如张謇、赵凤昌等高等顾问，即是世所谓智囊者，那时早脱离了时报了。旋又至北京，虽不曾做官，不似许多同学的都成为新贵，闻其潜势力颇大。我当时自知能力薄弱，不求上进，不在这圈子以内，所以也不大知其详。

後据友人传述，在开国之初，袁氏未谋帝制之前，有许多法律规章，均为雷奋所起草的，不知此语能否证实呢。

此外，如林康侯、龚子英、沈叔达诸君，虽他们早离开了时报馆，我和他俩仍相交往。尤其是康侯，他入了银行界以後，我常与他在银钱上有小小的往来。後来我们又组织了个同庚会（因为我与他同为光绪丙子年生的，有穆藕初等共二十人），每月聚餐一次，所以他如在上海时，每月必见一面，关於康侯的事，以後当再提及。

入时报以後，那时却另有一班朋友，这却是因狄楚青而认识的，实在是与时报无关。就在那个时候，楚青在静安寺路东口（今称南京西路）跑马厅对面，设立了民影照相馆（楼下为民报馆），楼上沿马路一间，本为招待宾客，研究影印书画所需，後来竟成了一个俱乐部。许多朋友，常来此游玩，而有两位朋友，也便住在那里。这两位朋友，一为濮伯欣（号一乘），一为陈彦通（陈三立的第七公子），这都是楚青小一辈的朋友。

其他楚青的朋友，有熊秉三（希龄）、叶誉虎（恭绰）诸位，誉虎是难得来，而秉三却常常来此。那个时候，陈彦通最是活跃，以世家子风流文采，又好冶游，北里中名花群集。只有熊秉三规行矩步，谨守阃令，他也是「狮吼记」中陈季常的流亚，那时他的朱夫人尚未逝世，至於毛彦文女士却尚在雏年。

因小说时报徵求照片而猎艳（曾见前章），又以陈七公子的浪漫作风，民影照相馆莺莺燕燕，遂成为珠香玉笑之场，我的和花界姊妹为缘，亦由此开端。杜牧之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非无故也。张四先生（謇）板起面孔向人说道：「时报馆冷血好赌，天笑好嫖，那里办得好？」（据史量才传说）我不足惜，冷血不过叉叉小麻雀耳，乃竟以好赌加之。又闻陈伯严（三立）向人抱怨楚青，说把他的儿子老七引坏了。回念前麈，殊可忏悔。

◆时报怀旧记（下）

我於前章，曾分时报为两时期（黄伯惠接办後，乃另一组织，不算在内），辛亥以前为前期，辛亥以後为後期，确有此种境界。

原来江苏诸元老，合谋接收席子佩申报馆，聘请陈景韩，事前把狄楚青瞒住，他一点也没有知道，并且连我也一点没有知道。因为倘被楚青知道，他决不肯放景韩走的。及至他知道时，事已大定了，楚青的愤恨可以想见。因为景韩是楚青言听计从的人，凡事都与他商量。以前如雷继兴走了，林康侯走了，他并不十分置念，况且他们也并非跳槽，现在景韩走了，似挖去他心头之肉，他真的要和史量才拼命了。可是上有江苏元老派（如张謇、赵凤昌等）的压力，下有息楼里一班朋友（如沈信卿、黄任之等）的帮腔，玉成其事，而且他们是有政治力、经济力，楚青却是孤掌，难与为敌。

还有，狄楚青虽是江苏人（他是溧阳县人，属於镇江府），却与上海的一班松江人、苏州人、常州人，不大融洽的。即以息楼的一班朋友而言，都是上海本地人和松江府属人为多，都不是他原来的朋友。他的一班旧友、老友，从来不到息楼中来，息楼虽是附属於时报馆的，他却也难得来。这是一弱点。其次，辛亥革命成功，时报虽已脱离了康粱的关系，这个保皇党的余臭仍在，不能在这个时候吃香，这又是一个大弱点。而申报以旧日威权，新兴势力，一切要改革上海新闻界颓风，重整旗鼓，气象万千，那得不大都来倾向呢？

於是黄任之、林康侯等向楚青来劝慰，说这是元老们所主张，要办好申报，非请冷血出为总主笔不为功。但申报的编辑事，仍由张蕴和总其成。景韩可以算不曾脱离时报，仍旧时常到时报看看，你有什么事，可仍与他商量。你还有天笑咧，景韩所担任的一切，如专电，要闻各栏，可由天笑任之。楚青还有什么话可说。於是我就顶了景韩这个缺了。

我的薪水，每月八十元，自初进时报馆以来，一直没有加过。景韩的薪水，为了他续弦以後有家用，加到了月支一百五十元（到申报後，月薪三百元，董事会议定，五年为期）。不过我的八十元，在初进时报时，约定要写论说、小说，後来论说不写，小说另计，学编外埠新闻，写一短评，实在轻松。而我又东搭西搭，向别处写小说，编杂志，可两倍於时报薪水。现在楚青亦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如景韩例。

这一回儿，楚青很不高兴，那也无怪其然，好似战争方酣，遽失一员大将。向来每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定到报馆，第一件事是看信。报馆里茶房守候他来了，一大叠信件、一把剪刀，他就分别是编辑部的，是发行部的，是他自己的，是编辑部同人的，除了私人标有姓名的信件不拆外，其它拆开看过，分送各部，这是他的每天工作。但是这一回儿常常不来，打一个电话，嘱我代为着信，不是说身体不舒服，便是说有正书局印刷所事忙。那些本来也是无关紧要的信，我便做了官场中的「代拆代行」了。

谈起有正书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经营的。它的发行所，就在望平街时报馆的傍边；印刷所却又在他的海宁路的住宅傍边。说起他的工作来，实在花於有正书局精神、时间，还比时报多。就是那个用珂罗版精印各种古今名画，也是由他创始的。他雇用了日本两个技师，订了两年合同，专管印刷古画的事，又令他的厂中艺徒加以学习，所以不到日本技师两年合同期满，他们都已学会了。到了後来，时报困穷，入不敷出，而有正书局却岁有盈余，於是挖肉补疮，以其盈余，补其不足，时报得以支持数年下去，也很靠有正书局为之扶助呢。

我自从顶了景韩的缺後，觉得他的编辑要闻，发发专电，事甚轻松，以他的果断明决，大有举重若轻之概。及至接手以後，方觉得未可轻量。我们苏州人有两句俗语道：「看人挑担不吃力，自上肩头嘴也歪。」也正是新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筒单」了。那时黄远生还没有脱离时报，他的北京通信稿，是游夏不能赞一词的：读了一遍，看它没有什么笔误，便即发下排字房了，就是这个专电，那真有点麻烦呢。

那时北京政府算是优待新闻界，所谓新闻电者，特别便宜，每字只收三分，可以记账（其它普通电，每字一角，三等电倍之，至於一二等电，便是官电，只许官家打了）。因此电报局便把新闻电尽量压後，甚而至於到午夜二三点钟，方始发出。报馆里呢？为了省电费，字数又尽量减少简约。譬如关於一个人的姓名，单写一个姓容易缠误，於是就分出什么老徐（徐世昌）小徐（徐树铮）老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贵）等等。

但是那些新闻电，还常有错误，有些照了它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有些却错误得看不出，而且还是紧要的字，这却很费脑筋了。这个叫做「洋电报」，似详梦一般去详，有时闹得困窘非常。越是重要的电报，越是来得迟，午夜两三点钟还没有电报来，真是急死了人。那时各报都有了专电了，到了明天，人家都有这重要的专电，而我们报上没有，岂不是相形见绌。最可笑的是「造专电」，怎样是「造专电」呢？报纸全版排好了，空着一个地位，只等专电，真似三国演义上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而专电老是不来。於是有几位编辑先生，便造出专电来。我们同业中的邵力子先生，最是能手，因为他们的民国日报最穷，专电常常脱稿，他造出来的假专电，和人家的真专电竟无甚参差，可称绝技。

其次便是看大样。所谓看大样者，就是报纸全部排好，最後覆看一次之谓。当我在编辑外埠新闻时，真是省力极了，我大概在下午四五点钟到报馆，编那些外埠新闻，修正一下，连写一则短评，不过一小时；此外我再编一个副刊「余兴」，总共也不过两小时，便可以没事回家了。但是我不回家，因为这时侯，正是报馆里大家上班，而息楼又是宾客云集，所以要到吃了夜饭，方才回去。现在为了要看大样，一直要等到专电来後，全部一齐排好，机器开印（排字工友的术语，叫做「上架子」，排字工友起的名词，如空了一个方块叫「开天窗」，对於那些花边新闻，叫「坐花楼」，排好而不用拆去的名之曰「充公」，均有趣味），方可回去。那时天已作鱼肚白色，赶菜市场的卖菜佣，推着碧绿菜蔬的小车，已出来了。不过景韩当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比较是要便利得多呢。

其时我还兼了编辑外埠新闻，我请楚青添人，也请了几位。记得有一位秦先生（名忘却），来了数月，另有他就去了。

留美回国的杨心一，本来请他是翻译西文的，也帮忙了一阵，後来被中华书局请去了。濮伯欣也搞了一回，但他不是新闻记者的材料（楚青请他编佛学时报的），这都是玩票性质。及至毕倚虹进了时报馆，那觉得志同道合，才是我一个好帮手。

我五倚虹怎样认识的呢？说来也甚微妙。当我在编辑「妇女时报」的时候，有一位杨女士常来投稿，都属於诗词之类，什么绾春词、饯秋词，我知道这都是她的床头捉刀人所作，一看笔迹便知道，无庸推敲其意义了。那时「妇女时报」上妇女著作，非出於闺阁之手甚多，一律为之登载，不然，这个「妇女时报」要曳白了。

不久。倚虹到报馆里来见访了，我们谈得甚好，颇有相见恨晚之雅。又因为谈到他随我师陈少甫先生到新加坡当领事，他充随员的事，更觉有些融洽。他那时正从中国公学法政班毕业出来，和我住得很近（我那时已住在爱而近路了），时相过从。这时时报正要添人，我就介绍於楚青，楚青也就答应了。倚虹进馆後，就由他编外埠新闻，後来我们商量组织「小时报」，由他主任，而我也便帮助了他。

当倚虹未来时，我在报馆里，每晚八九点钟至十二点钟这一段时间，最为无聊。因为所有新闻稿以及论文等都已发齐了，专电却还没有来。从前息楼那班朋友，时常来此聚首，有时出去吃个小馆子，有时在息楼里打起小麻雀，现在好似人去楼空，我一人觉得很是孤寂，除非是出去访问友朋，否则是对着电灯枯坐而已。自倚虹来後，两人便不觉得寂寞，讲故事，说笑话，那时他家眷不在上海，他们那个大家庭，却在杭州，因此他常常和我同去吃夜饭，也每至深夜，然後回去。

望平街那一带，周围都是饮食店。京馆有悦宾楼，我们吃得最多，因为他可以打一口京片子，夥计们似乎更客气，唤他毕大爷。我们常吃的什么糟溜鱼片、清炒虾仁等等，大概是两菜一汤，不喝酒，价不过两元而已。番菜馆那边更多了，有一家春、岭南春等等，这时上海的番菜，每客一元，有四五道菜，牛扒、烧鸡、火腿蛋，应有尽有，有一道荣，名曰：红酒青果煨水鸭，我们常吃，说是大有诗意。上海的番菜馆有两派，一派是广东派，一派是宁波派，我们所吃的都是广东派，所以猪脚必称「猪手」，牛舌必名「牛（月利）」，我们讨论过，这（月利）字不见经传也。广东菜则杏花楼近在咫尺，但我们不去请教它，专趋广东小馆子，什么洋葱炒牛肉、虾仁炒蛋、腊肠蒸一蒸，开价也还不到两元，真是便宜。

我们有时也到饭店弄堂（这弄堂一带尽是饭店，因此得名），那吃客太挤了，常没有空位子，它的菜名都只有两个字，什么汤卷、秃肺（都是鱼杂）、圈子（猪肠）、白切（猪肉）、煎糟（鱼类）等等，那都是本地菜，外埠人来此，真莫名其妙。

最可笑的，有一次，我们谈到福州路一带的番菜馆，不是广东式的，便是宁波式的。但他们的招牌上，都是写着「英法大菜」。真正外国大菜，究竟好到怎么样，我们要去尝试一回。我说：「外国人吃饭，有许多臭规矩，不像中国人的随便。」倚虹说：「不去管他，闹笑话就闹笑话。」於是我们闯进去了，在近黄浦滩一家西餐馆，是有一个外国名字的，不记得了。这个大菜馆，十块钱一客，在当时上海要算最贵的了。中国人请外国人吃饭，有时也便在此，西崽都是中国人，至於餐昧，我们莫名其抄。有一碟是两小块红烧肉，配以两个很小巧的马铃薯，这在我们家庭中，不值五分钱耳。

又有一次，四马路胡家宅方面，开了一家日本西菜馆，每客大菜只需要五角钱，什么咖啡、水果，应有尽有，我们也要去试试。的确是日本人开的，是大概夫妇两人吧。男的还穿了西装，女的却是和服。房子是借着人家楼下一间，这个大菜，实在难於下咽。咖啡、水果，的确应有尽有，咖啡在一个大壶中，倒一杯就是；水果有几粒樱桃，一只香蕉。毕倚虹大发时兴道：「烂了香蕉，黄了楼桃。」（乃仿前词人「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句也）。

关於毕倚虹的事，我将随时想到、写到，我再谈谈戈公振。公振是夏蔚如先生（名仁虎，别号枝巢）介绍给狄楚青的。初来时报时，是个校对，後来便升为编辑本埠新闻。公振处事也颇为勤敏，但人缘极不好。本来我们校对有三人，不须添人，重以夏蔚老的面情，加添了一人。其时我有位亲戚王君，也在校对部，他告诉我：「戈公振到了校对部，神气活现，也像他是个主人，指挥同事，像煞有介事，大家都不服他。」我说：「少年气盛，也没有做过报馆的事，将来自会改变气质的。」可是他後来不但对於校对方面，对於报馆营业方面，也去侦察他们，掇拾细故，便去告诉楚青。

从来做老板的人，都喜欢听听夥计们的闲言闲语，以显示他的察察为明。好比一个国家的元首，不论皇帝也罢，总统也罢，总喜欢听听左右的论调。楚青是老板阶级的人，有时对於公振的话，也颇听得进，有些也是事实。於是管业部中人便恨极了，题他一个绰号叫做「小耳朵」，这是上海俗语，说他就是老板一个耳报神。楚青呢？对於公振说他很细心，很勤恳，表示颇赏识他。

那时本埠新闻正空了个缺，公振好似清代的即用知县，遇缺即补了。调他编本埠新闻，的确是很细心，很勤恳，每天写一则关於本埠新闻的时评（这个「时评」两字，景韩所题，说是有双关之意，一是时事评论，一是时报评论），也还不差。不过他究竟不是久居上海的人，有些地方，夫免隔膜一些。只是他下笔甚迟，雷继兴那个时候，不到半小时就完事了，他却四五点钟来，要到深夜才回去，要摸索这许多时候呢。

当时他有一位未婚夫人，不知是不是他的同乡（他是江苏东台人）？好像是姓翟，常常到报馆里来的。那时上海的那些报馆，不仅没有女记者，女人也从没到报馆里来的。但时报馆初无禁忌，我与倚虹，也都有女友来访过。公振这位翟小姐，後来每夜必来。我到了每夜九、十点钟，无事可为，往往出去游玩，到十二点钟，回来发专电，看大样，而这位翟小姐，却常见她坐在案头，陪伴公振，毕倚虹说她：真是要枕「戈」待旦了。

又过了两年多吧，那时他已离开了时报，推荐了一位同乡夏奇峯到时报来代他的职了。据夏奇峯告诉我：那位翟小姐，已与公振解约了（没有结婚，故不能称为离婚）。我当时还不相信，以为他们两相爱好，何遽判袂。夏奇峯说：「在公振还恋恋不舍，翟小姐却毅然决然，他们在律师事务所签好字出来，翟小姐向公振说了一声『再会』，便似惊鸿一瞥的高飞远去了。」我那时正在某杂志写短篇小说，苦无题材，便影射此事，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即为「再会」。公振见之，当不愉快，我亦自悔孟浪也。

公振後遂出国，曾在国联任事，回国以後，时报已易主，其时我亦不在上海，故未与谋面。他的志愿，颇思进入申报馆，尔时申报馆正人材济济也。但史量才对之淡然，又有人谓其器小不大方，那正是公振的人缘不佳。不得已请其编「图画周刊」，因他在欧洲时，常以外国报上的图画，剪寄申报也。但这个职位，不是他的志愿，郁郁寡欢，遂以病卒（据说是盲肠炎和腹膜炎），始终未获一爱人，友朋为理其丧，葬於静安寺路一公墓。最惨的日寇侵华，到了上海，静安寺路公墓被掘有数尸暴露於外，有人往视之，其一却是公振。乃重为掩埋，我不知造物主把他的运命如何安排，正是鲁迅诗所谓「运交华盖欲何求」了。幸而他有一部「中国报学史」传世，聊足有慰於地下。

◆回忆狄楚青

我的入於新闻界，是仗着狄楚青、陈景韩两人之力，前章已说过的了。楚青是一位世家子，一位才人，一位名士，逝世以後，至今常为人称道。不过毁誉参半，在今时世，虽贤者亦所难免。我在时报馆时，和他朝夕相见，今就记忆所及，略述所知：

楚青名葆贤，是前清一位举人，兄弟二人。其弟号南士。在戊戌政变以前，他在北京，与许多名流相结纳。康有为公车上书，他名列其间。那个时候，康梁名重一时，拜康为师者甚众，他也算是康门弟子，其实是泛泛的，不过他与梁启超等，则甚为莫逆。又以他自己的才华，与夫家世门第，交游甚广，均为当世名流，而大家也都乐与之游。唐才常武汉之役，他也预与其事，唐失败被戕，他遁走日本，改名换姓（改姓高），又在日本结识了许多朋友。後来事渐寝息，他便回到上海，筹备开设这个时报馆了。

我先谈谈楚青的家庭，他的夫人姓陈，出於杭州世族人家，也颇贤惠，却一连生了六个女儿。楚青常说：「古人有言：盗不偷五女之家，我有六女，可以无忧了。」（那个时候，常来时报息楼，如开务本女塾的吴怀疚，开城东女学的杨白民，都有五六位女儿，我笑他们：「昔人打油诗中句云：『专替人家造老婆』，可以移赠呢。」）但楚青有一位如夫人，却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楚青又不喜欢他，说他愚笨。其实这位世兄，人颇规矩，只是太拘谨老实一点，报馆里从未来过，我家里却来过两次，其时年在二十左右呢。

但是楚青很爱他的小姨陈女士，陈女士聪慧有文才，且貌亦佳丽，於是遂蹈「先弄大姨，後弄小姨」的故事。此在古名人亦常有其事，亦有姊妹同嫁一人者，古之英皇，先有其例，无足异也。但他初则瞒着夫人，以陈女士尚在某女学读书，後来就别置金屋了。密叶藏莺，终究为夫人所侦知，大为不悦，可是木已成舟，况且为自己妹妹，也只好听之而已。我想这个时期，是楚青最高兴、最得意时候，办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开民影照相馆，映上海各名妓照片，也正在此时呢。

既而楚青与陈女士诞生一子，举家欢庆，大有天赐麟儿之感。而这个孩子玉雪可爱，聪慧出众，他父母的钟爱，那是不必说了。谁知「福兮祸所倚」，却发生了一场大惨事。在这位儿童扶床学步还未到三岁的时候，他们雇用了一个稚婢，专门是看护扶持他的。那一天，不知为了烧什么饮料之类，他们利用火酒炉，整大瓶的火酒，安放在一间空楼墙角边。那个稚婢，抱着这位小少爷，到楼上去装火酒，不知如何，一个火星流落在火酒里，火酒瓶打翻，满地尽是火，这一位爱儿与稚婢逃避不及，两人同罹於难。

这场祸事，无论何人遇此，都要感到悲惨，不用说楚青与陈女士了。那时候，楚青便如痴如醉有好几个月；又病了一场，报馆里也难得来，来了也茫茫然莫知所措。有时，他托他的令弟南士来，那总是在深夜。因为距离时报馆不远，在福州路（俗称四马路）有一家华商总会，时上海最老的一个总会（那时上海还没有俱乐部这个名称，俱乐部是日本传来的名词），这个总会领有工务局照会，可以打牌，可以吸鸦片，还可以叫局（即召妓侑酒）。别的总会，虽可以打脾、吸烟，但不可以叫局的。这个总会，入会的都是上海绅商名流、高等人物（外国人称之为有体面商人），南士每夜必到此，因为他有阿芙蓉癖，既可打牌，又可抽烟，半夜到时报馆里看看，亦殊便利呢。那时还有个笑话：有一位朋友向我说：「今天在早晨九点钟，看见南士在南京路上徘徊，他向来上午不起身，大概有什么特别事情吧。」我亦引以为异，既而思之，恐怕是他在总会出来，还没有回家睡眠吧。询之果然。

且说楚青以爱子夭亡，中心惨怛，任何人遇到了这种事变，不能不悲戚。幸而他是学佛的人，对於佛学的研究，也可以自解悲怀。谈佛学者必曰「了生死」，人生寿命，有如弱草栖尘。凡情感中的悲哀，也和欢乐一般，随时间而趋淡。不过楚青每喜谈鬼神因果的事，这在他前所著的「平等阁笔记」中，也写过不少了，都说是从佛学中研究得来。他常常和我谈及其子的夭逝而火化，是投胎转刦云云。又说：「他的母亲，常常梦见其子，与之谈禅理，颇多澈悟，劝母勿悲，他日同上灵山。」三岁小儿，俨如禅师，但楚青娓娓言之，我虽不相信，然亦不加反对，我想他能以此自慰，当可稍释他的悲念。这时候，他与陈女士的关系，也不瞒人了，他常称道陈女士对於佛学的深邃觉悟，比他精进，我从未见过陈女士，则亦颔之而已。

凡皈依佛教的人，在其本名之外，必另起一名，他们称之为法名，此所谓法，则是佛法而非世法。那好像现在读外国书，说外国话，常与外国人交际的无男无女，也必须有一个外国名字。这个法名，大都由他所信仰的师尊所锡，亦或为虚窒的神佛所赐。楚青於当时所著名的高僧禅师，往来接触的不少，我都无所知。记得有一位名字唤作谛闲的，他常常道及。楚青的法名，不知为何，陈女士的法名，则我知其为「观定」两字。佛教有许多宗教，什么大乘、小乘等等，楚青所修的云是净土宗，吃素念佛，是其不二法门，我不是佛教徒，所说的大都是门外语了吧。

数年以後，陈女士也逝世了，佛教中则称之为「圆寂」，也没有世俗中所有举殡开丧的仪制。我见楚背写了长长一篇的悼文，恭楷精印，中述禅理，语多解脱，似亦有陈女士的小影。最特异的文中称陈女士为定师。夫妇之间，原为敌体，但古人亦有以妇称夫为夫子者，如「孟子」上的「必敬必戒，无违夫子」的古训。至於近代在女学校里教书的先生们，教教书教出了爱情来了，我所知道的如徐卓呆、叶楚伧、鲁迅诸君，其夫人尊敬其夫，亦仍以师礼尊之而呼之为师者。至於呼妻为师，那真是狄平子的创作，而是「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的了。

自陈女士逝世後，楚青意态更为消沉，脾气也不大好，家庭之间，亦不甚融和。因为他自己吃素，而强迫全家亦吃素；因为他自己念佛，而亦命全家都念佛。譬如说：他的女公子辈都在青年，都在女学校读书，而欲令之长斋礼佛，未免太不近情理了。谈起吃素念佛，一般新人物斥之为迷信，但我倒并不十分反对。在我小时节，我的祖母、我的母亲，她们都是吃素念佛的。每一个月里，至少有十几天吃素的日子，吃素是有戒杀的意思，戒杀即是仁心，所谓「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儒家亦有此语。念佛是一心皈依，收摄妄想。我祖母和母亲，她们也无所谓净土宗、什么宗，只知道吃素念佛，是信善奉行，没有教我们儿女辈定要遵从呢。

狄氏的创设时报，在上海新闻界不为无功，那正是申、新两报暮气已深的当儿，无论如何，不肯有一些改革。他们以为改革以後，读者将不欢迎，而且对於广告有窒碍。这两个老爷报，都执持一见，他们原以广告为养生之源也。但人心总是喜新而厌故，时报出版，突然似放一异彩，虽然销数还远不及申、新两报，却大有「新生之犊不畏虎」的意气。他注意於文艺界、教育界，当时的知识阶级，便非看时报不可了。初出版的几个月，第一版所谓封面广告，全是各书局的出版书目。商务印书馆的广告，订有合同，以月计，其时正发行教科书，广出杂志。後来商务又规定每日出书两种，而订定必登在时报「报头」之傍，他报不登也。各学校招考学生，每年两期，亦专登时报，他报不登。至於洋行广告、香烟公司广告、大药房广告（卖假药，欺骗中国病家，利润极厚，非登巨幅广告不可），那时不会光顾时报的。

在我进入时报的时候，正是欣欣向荣的日子。以言时报的销数，在本埠当然不及申、新两报，然在外埠则比申，新两报为多。以苏州城乡各区而言，都看时报；楚青在北京有基地，有分馆，也有有正书局，呼应较灵，此外苏州、杭州、也都有分馆，规模较小。他那时每日到报馆来，说笑话，讲故事，习以为常。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们两家的故事吗？」我愕然，答以不知。

他道：「你知道包拯与狄青两人，在宋朝同时出世吗？包是文臣，应是一位白面书生，何以生得像一个黑炭团？狄是武将，应是一员黑脸大汉，何以变成一个小白脸，因为怕吓不倒敌人，甚至要戴上铜面具上战场呢？」我又答以不知，愿闻其详。他道：「原来包拯是天上文曲星，狄青是天上武曲星，两位星君，闲来无事，在南天门外，互抛头颅为戏。正在玩得有兴趣时，忽然太白星君传下玉皇谕旨，命两位星君火速下凡。两星君急不及待，各将手中的头颅，戴上头去，谁知是两人的头是互易了。」

这种神话，不知是他在那些神怪小说上看得来的？或是他杜撰出来的？他又续说道：「後来包拯与狄青在宋朝干了一番事业，便即归位了，大家也就把头颅换回来，所以你白而我黑了。」我说：「我们也不必谈知白守黑了，你也不是黑面孔，我则已变成黑不黑、白不白，变成了灰色面孔了。」我的这话，也不是没有来历的，原来那时上海的「新舞台」正在排演一部新戏「包公出世」，头本、二本，排日唱下去，故事是乱造的，演出青年的包公，是光下巴，不带胡子，面孔就是既不黑，又不白，而变成灰色了。他们以为年青不能太黑，素以黑脸著名的又不能太白，於是弄成这个满面晦气的样子。我说：「你们侮弄包公，他是阎罗天子，谨防半夜派鬼使神差捉你们去审判呢。」

在辛亥革命时期，时报的声光，就稍有减色，大家总说它是保皇党的报纸，无论如何，总是白圭之玷。其实在革命以前，康党的股份早已拆出，但总不能塞悠悠之口。不过楚青在国民党中，友朋知交亦多，颇能原谅。最使他抱憾的是陈景韩的离时报而去申报。因为景韩是他最信任的人，不但关於时报编辑上的事，即业务上，也时与景韩商量。还有，像景韩那样忽然不别而行，只身走去东三省，人家目之为怪人，他亦不以为意，说他素有这个怪脾气，不足为异。现在景韩忽然离他而去，使其心中懊丧可知。尤其可恨的，事前一些不给他知道，把他瞒在鼓里，及至披露，则已无可挽回。所以他对於史量才恨如切齿，从此不与他谋面，若非保持绅士态度，真要与他扭住胸脯，打斗一场。

一直到史量才被刺死後，发丧那一天，他倒亲自来吊奠一番，送了一幅陀罗经被（在前清要皇帝钦赐的，现在民国时代，他的有正书局里仿制的）。那天我亦在那里，问他有无挽联？他欺口气道：「人已逝世，寃亲平等，还造此文字罪过？」

坦白地说：申报的改革与发展，实与时报大有损害。因为以前的申、新两报，暮气已深，不肯改革，所以时报可以别树一帜，一新读者耳目。现在申报有了改革、新发展，实大声宏，举时报的所长一一而攫取之。史量才原来是时报息楼中的常客，所有时报的一切技俩，他窥视已久，现在智珠在握，一经运用，宛转如意。譬如王远庸的「北京特约通信」被夺取；各学校、各书局的联络；那都是时报命脉所关。加以申报那时的蓬勃新气象，又有後台阔老板，商业资本家，时报岂能望其肩背。

更有时报那个息楼，从前闹闹嚷嚷，此刻冷冷清清。辛亥以後，做官的做官；受职的受职，此外的人，也都跑申报而不跑时报了。但申报却没有这种俱乐部型的组织。史量才觉得那种组织与一个大报馆不相宜。他有一间很大的总经理室，里面空空洞洞的只有一张大写字枱，也没有什么沙发椅子，仅有几张圈椅。他每天下午两点钟来，五点钟回去，平时是锁起来的，有一个茶房专管理这间屋子而伺候他的。有几位老朋友，也在这个时候方能见到他，至於编辑员，便难得和他见面了。我想：像这样才是一个有气派的大报馆总经理吧。以之与时报相此，量见时报有寒伧相了。

我还记得一件可笑的事：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还未流行汽车，那几位报馆经理先生，总是出门坐自备人力车一辆。新闻报馆经理汪汉溪先生最节俭，他在清朝，曾经出仕过，有时上司过境，他还去迎接。有人说他戴了红缨帽子，坐在人力车上，殊不雅观，劝他坐马车，他也不许。及至汽车渐渐流行到上海来了，豪商钜贾，出门便非坐车不可了。史量才接收老申报後，便坐汽车；席子佩开办新申报後，也坐汽车。新闻报是上海新闻界巨擘，经人劝说：不能示弱於新、老申报，汪汉溪也不能不坐汽车了。於是依次及於时报，当时上海一般口碑，申、新、时，三家并称。

许多朋友都劝狄楚青坐汽车，楚青迟迟疑疑，他说：「汽车常常撞死人，我们报上不是常常责备坐汽车的人吗，以佛家言，亦是一种罪过也。」後来不知如何，为人说服，居然也坐起汽车来，刚坐进汽车里，口中就喃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频频叮嘱他的司机道：「开慢点！开慢点！」司机道：「老板！开慢点与开快点是一样的。」暗示要出毛病不分快慢。後来果然出毛病了，不知如何汽车被撞了一撞，挡风玻璃板碎了，还好面部受有微伤。他说：「这回是菩萨保佑。」从此就不坐汽车。他的汽车那里去了？不知道。

後来我看他对於时报，渐有厌倦之意，幸而他对於有正书局兴趣还高。用珂罗版印名画集，由他创始发起，是精心结构之作，不惜向收藏书画名家，徵集印行，这个颇足嘉惠於一般艺术之林的。有正书局也搜印了许多的古本书籍，有的已经是孤本，有的亦早已绝版了，即如八十回「红楼梦」，亦於此时出版，引起後四十回是否高鹗所续的争论。曾孟朴的「小说林」出版所结束，他做官去了，将「小说林」所出版的书，以三千元全部抵押於「有正」，因此「孽海花」的再版亦是有正所印行。及至孟朴罢官，与他的法国留学回来的大公子虚白，再开「真美善书局」，方向有正书局赎回，所以当时常能以有正书局的盈余，济时报一时之困。到了後来，时报日处窘乡，楚青再也不能背这个烂包袱了，只好挥此慧剑，以求解脱。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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