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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可法的选择（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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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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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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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史可法的选择（二）
芦笛
愚以为，要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必须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把自己放到他们的角度去想问题，不能用今日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强奸古人，这应该是尊重历史的起码态度。可惜某些专业人士如Requiem网友竟然连这常识都不知道，反而讥笑这是“冒充心理学家作心理分析”，“本身就失去了客观”，当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此，在讨论真实的历史人物史可法之先，必须澄清现代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种种思想混乱。在我这票友看来，大陆史学文字最常见的是两大错误，一是使用马列主义的弱智“阶级斗争理论”，二是使用后来才从西方引入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文作者就是犯了后一错误，以如今的思维定式去强奸古人，这才会去郑重其事地探讨史可法是不是民族英雄，却全然意识不到这完全是个伪问题。
有趣的是，那文章开头引用的《姚煜题史可法祠墓》之联就泄露了这点：
“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
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
这姚氏不知何许人，从文义来看，当为清末民初同情革命乱党的文士，不会是我大清派到日本去监督留学生的那位姚煜。不过，这对联本身就证明了我在《“民族主义”论之一》中说的话。
在那篇文章中，我告诉读者，古代中国根本没有“民族主义”的观念，只有朴素的世界主义。所谓“夷夏之分”有如说是民族地域之分，莫如说是文明程度之分，而衡量文明的唯一尺度，便是是否信奉圣贤之道。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掌握了孔孟之道，接受了“教化”，便成了文明人，并不会因为你的种族背景遭到欧洲式的社会排斥或歧视。咱们现在热衷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舶来品，因此，古代只有忠臣义士，并没有现在的“民族英雄”观念：
【有趣的是，现代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却用西方进口进来的民族
主义观念去穿凿历史、穿凿古人。岳飞、文天祥、于谦、熊廷弼、
袁崇焕、史可法等先贤被普遍当成“民族英雄”尊崇，却没有几个
人意识到古代中国根本没有和“民族英雄”等价的概念，这完全是
后人用西洋标准来给古人划阶级成分。这些先贤在古代当然也被尊
崇，但他们是被当成“忠臣”的楷模来尊崇的。岳飞那著名的“精
忠报国”，忠的是万岁爷，报的是君父之国。无论是从这些人的精
神境界还是从后世的评价上来看，我都看不出他们和忠于建文帝、
反对明成祖篡位的死节忠臣方孝孺有什么区别。文天祥死前说：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可那圣贤书只教他如何为君王效忠，根
本没教他如何抵抗异族。您就是把四书五经翻烂了，恐怕也找不到
民族主义的内容。这里倒用得着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没有
西方式林立的不同民族，上哪儿去找“民族主义”？】
那对联将史可法与诸葛亮、张巡、文天祥和左光斗相比，用现代眼光来看，这四个名臣中，只有文天祥可以划成“民族英雄”成分，诸葛亮和张巡都是内战英雄，左光斗则是史可法的老师，是被魏忠贤迫害至死的名臣。由此可见，直到清末民初的姚煜都还没有“民族英雄”的概念，这才会把传统表彰的忠臣和后世追认的“民族英雄”混在一起歌颂。
因为孔孟经典中毫无民族主义内容，对死圣贤的崇拜又剥夺了活人的“原创思维权”，后人便没有指导自己去应对异族入侵的理论依据。于是古人便只能用孔孟之道的君臣大义作为指导思想，去处理外敌入侵，其原则与镇压内敌并无区别。
换言之，古人没有“民族大义”，只有君臣大义；没有“民族立场”，只有臣民立场。外战和内战并无本质差别，外敌需要反对的理由和内敌一模一样：它危及了君王统治，违反了君臣大义，所以忠臣们当然要反对。这就是为何“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就义前告诉他弟弟可以作元朝的官，因为后者并未作过宋朝的官，不存在失节问题。
该文作者不知道这点，却试图引用顾炎武的话来证明当时确有民族主义思想流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其实恰好证明了我上面说的历史事实。正因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念，又没有“文明”这个词汇，老顾才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发明“亡天下”这种蹩脚说法，试图用它来指出明朝面临的“亡文明”的危机。他恐惧的并非异族入主中原，而是文明生活方式的丧失，而这文明生活方式也就是孔孟之道。那“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乃是孟子对圣贤之道一旦丧失之后的可怕前景的描述，引用此话，本身就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顾捍卫的是圣贤之道而非民族国家。
满清入关之初，大量士绅南迁，这事实被作者理解为士绅集团民族意识强烈的表现。我认为原因不是那么简单，首先是满清过去曾入关几次，每次都是大肆烧杀屠戮抢劫，给关内人民留下极坏印象。其次就是出于顾炎武式的恐惧，认为满人是未经教化的野蛮人，和“民族意识”其实没有什么相干。
正因为此，当满清最后一次入关时，因为得到汉族降臣范文程、洪承畴等人指点，一反过去作风，军纪相对严明，除非遇到抵抗，并不流窜烧杀抢掠，而是招降纳叛，设官分治，并吸取元朝教训，在定都北京后全盘继承了汉族典章制度，以孔孟之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士绅集团的恐惧便迅速消散了，很容易便接纳了那个异族政权。甚至当清廷在两百多年后倾覆后，还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作忠诚的遗老，甚至为此参加“满洲国”政权。
反过来，发匪暴乱，虽然是汉人，但信的乃是洪秀全自创的烂污“基督教”，到处摧毁孔庙，它便从未得到过士绅集团的支持。尽管它一度声势浩大，但与以前的“农民起义”不同，从无读书人大规模投奔。曾国藩《讨粤匪檄》中就喊出了士绅集团的共同心声：“士不得诵孔孟之书，使我孔子孟子痛哭于九原。”说到底，古代中国人不在乎什么异族不异族，在乎的是孔孟之道。这就是咱们退让的底线。只要这条保住了，谁管新君原来的出身是什么，是“贼”（所谓“农民起义”）也好，是“虏”（少数民族）也好，who care china？
史学研究中另一个人为制造的严重混乱，乃是我党“阶级斗争史”的胡说八道。在我党看来，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持续两千多年的斗争史。而无论是“起义军”还是官军，其阶级意识都非常强烈。世上再没比这更荒唐幼稚弱智的“漫画历史”了。可悲的是，５０多年来，中国史学界竟然备受这种白痴理论的强奸，至今无望突破那可恨的“御制智障”。
其实，古代农民起来暴乱，当然是因为活不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不过，他们自己并不觉得那是推翻地主阶级的光荣的正义斗争，反倒认定自己大逆不道，乃是可耻地“做贼”（当土匪）。哪怕是后来做了皇帝如朱元璋者，内心深处也引当年的“做贼”经历为耻。无论是官府，是良民，还是暴乱者自己，对此看法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针锋相对的“造反观”。
使用“农民起义军”的谀称去称呼暴乱农民也是个弱智笑话：农民本是一种职业，一旦起来打家劫舍，那就成了职业土匪，再不能视为农民了，因为他们并不耕地种田，是不是？他们造反乃是为了活下去，为此采取了病态的谋生方式，并不是有意要去实现自己的正义观，有什么“起义”可言？如果根据他们原来的职业便称之为“农民军”，那官军士兵同样来自于农民，也可以如此称呼了。比较中性客观的称呼，我看还是用“叛军”（the rebels）好些。究其本质，中国历史上那些“农民起义军”，与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还真是看不出来。
把叛军一无例外地吹成救苦救难的天使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暴乱农民当然是因为深受官家荼毒才起来造反，但遭受压迫剥削迫害并不能起到道德净化作用，培养出一种优秀的“阶级品质”来。因此，我党对叛军的美化不但违反了历史真实，使得黄巢、朱温、张献忠、洪秀全那些杀人魔王成了大英雄，而且凸显了共党“理论家”们的弱智。
事实上，叛军的军纪很不一样，绝大多数杀人如麻，无恶不作，极少数军纪严明。这区别和他们的“阶级觉悟”毫不相干，而是取决于其领袖是否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以及士绅的参与程度。凡由野心勃勃的领袖率领并有读书人作“军师”的武装，军纪一般比较严明，那也不是出于什么“阶级觉悟”或是人道主义，而是出自争取民心的冷静算计。
士绅集团（也就是我党教科书中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所谓“农民起义”的态度，也不是我党说的出自阶级立场的自觉的仇恨──倘若真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在闯贼进京途中，各地官吏何以望风归降了。一般来说，士绅确实支持镇压初起的农民暴乱，那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当然是孔孟之道君臣大义洗脑的结果，其次则是大多数农民暴乱完全是土匪行径，严重危及了社会秩序，威胁到良民的生命财产。用党话来说，便是人民积极支持政府平定“反革命暴乱”。儿时先母给我们讲古，曾历历叙述官府“Ｘ大人”如何在我们家乡平定土匪暴乱、解民于倒悬。等到我上高中后，才愕然发现，原来母亲口中的那个“贼”乃是“农民起义领袖”，而“Ｘ大人”乃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但士绅集团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实，就连士绅集团的组成也处在不断改变之中。世上根本就没有永久不变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昨为地主，今可为叫化；昨为贫民，今日可以金榜题名而最终变成大地主。明朝最臭名昭著的大贪官严嵩出身就非常贫寒。所以，所谓“统一的地主阶级立场”，只存在于我党“理论家”们病态的想像中。士绅集团如何看待“农民起义”的问题，根本不能一概而论，并由此得出我党那种白痴直线标准答案来。
一般来说，士绅集团是以“天命观”的思想方式，而不是以什么阶级立场来决定对待某一特定叛军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反对。但如果国家持续动乱，灾荒不断，种种迹象显示朝廷“气数已尽”，“天命”已经转移到了某个在野的“真命天子”身上去之后，则士绅集团便会蜂拥归附。那获得“天命”的叛军首领的最主要的表现，乃是“爱民如子”，因而军纪严明；以及“礼贤下士”，因而从读书人那儿获取了长远的战略眼光，所谋者大。
就是因为这些，华北士绅集团才一度认定闯贼乃是真命天子：明末持续的灾荒、暴乱和边患都提示大明“气数已尽”，李自成军那浩大的声势，严明的军纪以及“迎闯王，不纳粮”的招揽人心政策则提示他是上天选中的接班人。这才使得他在短期内便席卷华北，攻陷北京。但李进京之后，不是像刘邦那样约法三章，安定民心，却现出鼠目寸光的土匪贪婪原形来，去刑讯吊拷文武百官，搜刮金银。能进北京本身就是得到“天命”的有力证明，他却竟然在山海关败回后便主动退出北京城。如此轻易地放弃这“天子合格证”，而且走前还忘不了使出土匪旧伎来，放火烧毁皇宫，等于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他是个上不得台盘的草寇。从此民心立刻翻转过去，原来归顺的地区纷纷反水，他无论流窜到哪儿都只会遭到“地主武装”的自发狙击，在短期内便“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其败亡和崛起一般神速。
满清之所以如此轻易地征服全中国，我看这“天命”观也起了很大作用。全国百姓都觉得大明气数已尽，上天已经指定了新的接班人。总而言之，人民已经实在是太厌倦那无休无止的战乱、匪祸与兵祸了。人民真正在乎的乃是保证他们活下去的社会秩序，“民族大义”并不能当饭吃。何况内地人民从无和异族相处的生活经验，上哪儿去获得民族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所谓“天命”其实可以解读为“社会秩序”。谁能结束战乱，为人民带来和平与秩序，谁就是真命天子。崇祯没本事做到这点，李闯也没本事做到这点，但满清皇帝却轻易地做到了这点，所以人家当然是如假包换的真命天子，让人民心悦诚服。
由上论述可知，无论是用我党的阶级学说，还是用西方进口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去分析评论古人都完全是笑话。该文作者避免了党文化陷阱，不幸却用现代民族主义价值观去臧否历史人物，这才会“粗读明、清史，却起了些许的疑惑，等阅至《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却看出了一身冷汗，最后不免四处去找些当时平头百姓和官人的笔记、书信来印证心中疑惑，待看完后竟是忍不住的要股栗了”。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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