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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之《自由的苦涩》:自述我的共产党员那段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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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之《自由的苦涩》:自述我的共产党员那段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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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之《自由的苦涩》:自述我的共产党员那段秘史
(329 reads)
时间:
2006-2-27 周一, 上午1:27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李登辉之《自由的苦涩》:自述我的共产党员那段秘史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刘少邦/李登辉接受日本学者吉田胜次访谈,首次承认曾加入中共,证实亚洲周刊一九九九年的独家报道。李登辉入党的关键人物陈炳基追忆往事,忆述李登辉入党及成立「新民主同志会」的详情,细说他脱离共产党的原因与在党内不得志有关。
李登辉与日本学者吉田胜次的对谈录《自由的苦涩》于二零零五年三月出版,李登辉在书中承认,他在一九四八年「二二八事件」后曾经加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红色组织,首度证实了亚洲周刊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的封面故事中对此作出的独家报道。
亚洲周刊当年指出,李登辉早年在台湾曾经加入共产党,并且是「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文中曾访问李登辉当年的同志陈炳基,还原这段历史,而李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则是台共李薰山。
亚洲周刊当年获悉,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关键在于他的好朋友陈炳基。两人相交的渊源始于一九四六年,当年北京大学发生美国士兵强暴北大学生沈崇的「沈崇事件」,李、陈都是台大学生,陈是活跃的学运领袖,两人结识在台大示威抗议场合,陈炳基回忆,两人是「一见如故,很谈得来」。
曾文惠曾出现普罗寮
一九四六年,当时李登辉住在川端町(现台北市古亭街一带)的水利会宿舍,宿舍是由陈振基空出来的,因为陈要调职到高雄冈山,宿舍就由李登辉接手。陈振基是李登辉在日本当兵时认识的台湾同袍,李登辉为这个宿舍取了一个很有共产主义味道的名字「普罗寮」,而这地方就成为李登辉加入共产党和成立「新民主同志会」的历史见证。据陈炳基的说法,「新民主同志会」成立前他常到普罗寮找李登辉,也碰到后来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枪毙的叶城松,陈炳基说:「普罗寮中人来人往,连曾文惠也不时出现号。」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陈炳基开始逃亡,他被台大开除后,还一度躲到李登辉三芝乡的老家源兴居,陈炳基追述当年情景说:「我每天就躲在李登辉老家的房间内,住在阁楼中,只有吃饭时间才会拿楼梯下来,平常楼梯都放在一边。」
陈炳基在源兴居住了一个星期后,因为国民党政府实行「清乡运动」,凡藏匿「二二八」肇事分子者都必须负连带责任,李登辉才回三芝把陈带走,而在三芝的这段时间就让陈炳基和李登辉全家都极为熟稔。
躲在麻疯病院
同年七月,陈炳基在上海避完风头后,秘密回台,这时陈已加入共产党,为「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直属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陈返台后就一直躲在最近在台湾因被迫拆迁而闹得沸沸腾腾的「乐生疗养院」,该地从日据时代就收容麻疯病患者,没有人敢接近,这反而成为陈炳基的最佳栖身之地,陈只有周末才进台北市去普罗寮找李登辉等人。
「二二八事件」后,李登辉的宿舍内不时有着名的台共分子穿梭,而李苍降(遇害)、林如□(遇害)、李薰山及李登辉等四人,则是「普罗寮」的主角,四人经常开会有意成立一个组织,从事社会运动。这时,李苍降去找陈炳基谈到了这个想法,陈向上级请示,经过学工委主委廖瑞发向上级请示后,很快就批准,陈炳基才加入这个组织。
为了组织的名称,李登辉等五人在林如□位于林森北路的家中二楼开会,组织名称决定采用毛泽东当时倡导的「新民主主义」,以「新民主同志会」为名,李登辉、陈炳基、林如□、李苍降及李薰山等五人为中央委员,积极吸收社会优秀青年,予以思想及理论训练后,才介绍加入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十月,李登辉、李苍降及林如□三人,在李薰山介绍下一起加入共产党。根据陈炳基回忆,在「新民主同志会」成立时,四人中没有人知道他已是共产党员。他是唯一身兼学工委委员和新民主同志会中央委员的人。不过,在四七年十一月他就辞去了学工委委员之职。李登辉在一九四八年离开共产党,主因之一就是与他未能如愿接任陈留下的学工委委员一职有关。
四八年退出共产党
陈炳基说,学工委委员一职后来由另一位台共杨廷椅接任;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共派徐懋德到台湾,开始只参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后来也参与「新民主同志会」活动。这时,李登辉就很少参加「新民主同志会」的会议,徐懋德找李登辉谈了几次后,就听到李登辉在四八年夏天退出共产党,李登辉入党还不到一年。李退党后,「新民主同志会」中央委员的职位则由台共蔡瑞接任。
陈炳基说,一九四八年「二二八事件」周年纪念前夕李登辉还有参与活动,当时「新民主同志会」五位中央委员每人都草拟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最后由组织决定圈选一篇作为对外的文宣大字报,李登辉自认为他写的最好,可是组织却选了李薰山的文章,这也是李登辉想退党的另一个要因。
这次是李登辉最后一次参与台湾共产党及「新民主同志会」活动,他在「二二八事件」周年纪念日前被分派的任务,是把李薰山的「告台湾同胞书」邮寄到各公家机关及公司行号,并在台湾大学和南门贴大字报。同年夏天,李登辉就接到中共接受他退党通知,正式结束了他的红色岁月。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王 丹 在 台 湾 卖 屁 股 , 费 尽 心 机 向 陈 水 扁 表 忠 心
〔自由时报记者邱燕玲台北报导〕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七月十六日应
民进党邀请列席中常会演讲,王丹指出,江泽民在香港强行推动基本
法第二十三条,对两岸关系长远来看是「迫害」;陈水扁总统表示,
依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订定的「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代表「一国两
制」向「一国」倾斜,「两制」则迅速消失。
社发部主任卓荣泰询问,若台湾举办支持或反对「一国两制」的公
投,中国会如何回应?王丹说,他对公投问题「戒慎恐惧」,但他相
信中国不敢犯台,中国可能会转向刺探美国的态度。
王丹昨天受邀演讲「从今日香港政局看中国的民主化」,会后接受
媒体访问时指出,香港政局发展关系台湾以后的前途,邓小平确立一
国两制,目的之一是要影响台湾,因此台湾朝野都应注意。他说,有
一次他在台湾坐计程车,司机说他是外省子弟和「统派」,但港人反
对基本法后,这名司机对「统派」信心开始动摇。
王丹表示,此事证明在中国极权制度的情况下,保持「一国两制」
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台湾人民可以看清这一点。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王 丹 ---- 一 个 最 有 争 议 性 的 民 运 人 物
一九九八年王丹刚出国时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为他举行的记者会上当众
表示,他不会参加海外的民运团体,而要做“独立知识分子”,以示自己
洁身自好,不趟民运这潭浑水。此举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深感失望。你
有权不参加民运,但何必在记者会上说这般贬低海外民运的话呢?后来,
王丹又在“多维新闻网”的专栏里撰文称自己“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以示自己已经与“大陆人”划清界线,是一个能够完全融入台湾社会
的“新台湾人”。不久,王丹便受邀到台北接受了陈水扁总统的接见,紧
接着,台湾“军情局”也决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策划成立“中
国宪政协进会”,并委派王丹出任“军情局”所辖的《北京之春》月刊的
“社长”,以此作为“北美地区民运的活动平台”。当然,除了徐斯俭、
陈小平、王军涛等少数几个人参与其中之外,绝大多数民运人士均对此嗤
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两年前王丹又突然到台北向记者宣称,“
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此举又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由失望而变为愤
怒,纷纷拍案痛斥。既然“已经彻底失败”,你为何还要盗用“海外民运
”之名争夺经费资源?
如今王丹频频与曹长青、阮铭等人成为台独势力的座上宾,以“大陆民运
人士”的身份到台北大放厥词,并“列席”民进党的“中常会”,却与海
外民运渐行渐远,甚至彼此水火不容。随着台海两岸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演
习日益加剧,最近陈水扁当局又再次安排王丹、曹长青到台北活动,由王
丹以“大陆民运人士”名义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
义、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吴荣义和研究员洪才隆、台湾“国际研究学
会”副秘书长纪舜杰、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罗致政等人发表“联合
声明”,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由此可见,王丹只是
被台独势力所利用的一颗棋子,充其量是走狗一条,而不再是那些推动中
国民主的“民运人士”了----尽管他二十岁那年确曾在方励之、李淑贤夫
妇的指导下一度参加过北京学潮,并蹲过监狱,难道就可以因此一本万利
了吗?
王丹自称“独立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他既非“知识分子”,而毫无“
独立”见解可言。在“六四”那批北京学生中,王丹是唯一靠着父母的关
系,以“北大教工子弟”的特殊待遇,经“北大附中”评为“市优秀团干
部”,而保送进入“北大”国际经济系,而才读了一学期便读不下去了,
然后又走后门转到了历史系,混了几个月便卷入“六四”,接着遭判刑四
年,实际上没有正而八经地读过什么书。奇怪的是,他到了美国之后,却
由台湾当局出巨资把他送进哈佛大学,直接读“硕士”、“博士”,却同
样不经考试,也几乎不在哈佛大学上课,而是四处参加由台湾资助或主办
的各种会议以及“民运活动”,并定期在反华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发
表“时事评论”,为台湾搞“主权公投”及反对“一国两制”造舆论。俗
话说“吃了人家的口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不老而获的王丹何来“独立
”的人格?更令人作呕的是,王丹还经常去台湾的男同性恋场所搞色情活
动,直至被《TVBS周刊》曝光而成为丑闻。虽然王丹本人从未否认自己是
同性恋者,但是他总是以“属于私人问题”为由刻意回避电台听众的质问
,甚至诡辩说“对我的私生活说三道四”的人是“中共特务”,从这一点
来看,他还缺乏起码的做人诚实品德。
既然王丹那么热衷于抛头露面搞政治,那么,社会公众就有权知道他的学
历背景、收入状况以及私生活内幕。如果王丹感到这些问题都难于启齿,
别人都议论不得,那么,他干脆就别玩政治,因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
,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会被人问及这些问题。除非实行专制,在专制
国家里,只有被打倒的政治人物才会被抖出丑闻来。
唐柏桥
2004年9月17日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 北 京 之 春 ” 是 台 湾 设 在 北 美 的 一 个 间 谍 组 织
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台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在多伦多,在巴黎,在伦敦,以及在香港的一些公众场合,偶尔会碰到一些以“民运人士”头衔出没其中的神秘人物----他们除了叫喊反对中国大陆,其它一概向人们隐瞒,最怕被人问及真实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被台湾情报部门所雇用的职业间谍,而并非什么“民运人士”。某些“民运组织”(如“北京之春”等)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台湾当局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而已。
2002年9月,“北京之春”杂志社(简称“北春”)的经理薛伟在台北告诉《自由时报》记者,台湾“军情局”拨给“北春”的活动经费多达两亿元新台币,“北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交的情报定额为250件。薛伟接受透过《自由时报》要挟台湾当局,扬言如果“军情局”停发经费,他将抖出更多的内幕来。这简直是造反。人们热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借此了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伟后来没有再抛材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国。这到底怎么了?实际上薛伟的要挟已经奏效,不久,王丹被“军情局”委任为“北春”的社长,大笔经费随即进了他们的秘密账户。
2004年5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报道,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关从其截获的台湾绝密文件中获知,台湾“军情局”、“情报局”、“国安局”曾设立“移山专案”、“文正专案”、“致广专案”、“志翔专案”、“二王专案”,网罗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分子充当台谍。报道还指出,早在1994年,台湾当局就已经控制了当时海外十七个民运团体。虽然丁渝洲、颜万进等台湾前情报头目失口否认,然而现任“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却向《联合报》指出,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海外民运分子挟怨报复,故意外泄报道所指的那些绝密文件。据他分析,泄密者正是薛伟。薛伟闻讯立刻四处喊冤,向《世界时报》表示自己不愿卷入台湾情报部门的内斗。
从上述的纷争之中,人们不难觉察“北春”的真实背景----它是台湾间谍网络的海外情报站。为了掩人耳目,“北春”以海外民运团体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报的同时,对民运人士实行监视、控制和利用。
“北春”经常在杂志上呼吁读者捐款,以制造它是靠读者的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实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拨款资助,www.ned.org网站对此并不讳言。“北春”从台湾方面所获得的巨额经费,则主要被用于与经营杂志毫无关系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薛伟等人经常出入欧洲、土耳其、印度、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等地的花费,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余名情报人员(他们分别与薛伟等人单线联络)的工资和津贴。至于“北春”主办各类“研讨会”和集会示威活动,以及安排民运分子赴台参访等方面的费用,则另行向台湾“陆委会”、“台湾民主基金会”、“国民党海工会”、“三民主义大同盟”、“汉藏协会”、“中华欧亚基金会”、“中国青年团结会”、“侨委会”等机构进行专项审核报销。
薛伟何许人也?无人知其底细。其实,“薛伟”只是一个化名而已,他所持证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也都是假的。有人在美国认出他曾经是四川一所监狱中服刑的强奸犯。他与台湾女子钟淑梅名义上是夫妻,而钟淑梅真正的丈夫却正是薛伟的老上司陈政三(原台湾情报官员)。从贵阳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妇张菁在生活中是薛伟的实际伴侣。张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沦,到旺角一带卖淫,自从搭识薛伟后萌生了移民美国的念头。两人在香港和台湾的酒店里同房奸宿,引来圈内人士非议。据知情人透露,张菁与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经常打架,但由于钟淑梅的干预而未离婚。钟淑梅有时候会无端生事,指责张菁与倪育贤(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案件的被告人)不轨,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伟夫妇的复杂关系,“北春”最大丑闻莫过于社长王丹在台湾与多名男性淫乱而被《TVBS周刊》爆料。王丹盛怒之下提出抗议,要求对方道歉。然而《TVBS周刊》在回复王丹的抗议信时特别指出:有关王丹的性倾向,决非仅仅根据“一位流亡诗人”的叙述和一些网络文章,而是有多位社会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确切的消息来源。有人为此在网上讥笑王丹“口风越紧,肛门越松”。王丹虽不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却总回避人们询问他的“私人问题”,而结果却是他每到一处总引来人们异样的眼神,好多人交头接耳相传“王丹去台湾卖屁股”,还指着他的后背嘀咕不休。据说刘青和王丹吵架时,刘曾指着王的鼻梁骂道:“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咽喉炎和痔疮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此外,人们对于王丹的美国的学历也都表示怀疑,认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湾花钱买的,实际一文不值。
至于“北春”向台湾提交的情报中主要涉及什么内容,据悉都是海外民运方面的。“北春”对于民运人士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及民运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向台湾提供意见。民运人士的个人资料,比如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交往范围、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存款账号、生活隐私及嗜好等等,都会被“北春”写入琐碎的报告之中。或褒或贬,都直接影响着台湾主管人的看法。台湾方面根据这些情报来决定如何控制海外民运,设法增加某些民运人士的发言份量和活动范围,而对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进行“封杀”。
“北春”的政治立场是反华反共和分裂中国,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叫好,对每一时事的评论都与台湾“陆委会”的论调保持一致。《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与《大纪元时报》、“人民报”、“新生网”、“议报”、“博讯”、“多维”、“中国事务”、“中国观察”、“民主论坛”、“自由亚洲电台”、“中华评述”、“独立评论”、“希望之声电台”、“新唐人电视台”上的评论文章几乎雷同,有些只改动一下标题而已,由此可见,他们是随着一根指挥棒而表演单调乏味的大合唱的,难怪卖不出去。“北春”与土耳其的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并建议达赖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国主张,此外还掌控着“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等组织。
“北春”社长王丹两年前跑到台湾宣布“海外民运彻底失败”,被认为是他所说的唯一实话。不过,无论王丹还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钱,而恰恰因为被台湾和美国的反华势力所豢养而彻底沦为走狗,从而遭到社会大众唾弃。胡安宁、徐水良、倪育贤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纷纷撰文说“民运已经死亡”,那么,对于海外民运来说谁是他们的“死神”呢?是中国政府吗?不是----他们无法在国外抓人和限制民运人士发言。这个“死神”就是台湾当局!正是他们让海外民运钻进了台独和反华的死胡同,并且对民运组织实行严密的特务统治,使理性而独立的民运人士被清洗而完全消失。阴森森的“北春”就好比海外民运的“停尸房”,薛伟、王丹等人不时撩起白布,窥视民运的尸体,生怕它们还会动弹几下----僵硬了还敢反抗。
苏炜
Dec.26,05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在 台 币 、 美 钞 面 前 “ 民 运 贵 族 ” 丑 态 百 出
● 理不直 气不壮
记得五、六年前,凡听到有人私下议论“海外民运”拿台湾的钱,一些拿了钱的“民运贵族”就会象触电似的跳出来,振振有辞地说那是中共特务造谣。可是,等到他们把议论者全部撵出“海外民运”之后,人们却从中文报纸上看到,正是这些“民运贵族”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台湾当局收买他们从事间谍勾当的内幕抖露出来。真让人跌破眼镜----仅“北京之春”一家,每年就得向台北的“军情局”、“国安局”提交二百五十件情报!
再说说这几年的情形吧。凡听到有人私下议论“海外民运”支持台独和反华,那些拿了钱的“民运贵族”就会象触电似的跳出来,振振有辞地说那是中共造谣。可是,就在批评者、议论者被“海外民运”清洗的时候,人们却从中文报纸上看到,正是这些“民运贵族”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分裂中国、咒骂中国的调门越唱越高,甚至比他们的主子陈水扁、吕秀莲还过火。真让人跌破眼镜----魏京生竟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 “民运贵族”
明明一直拿台湾的钱,为台独帮腔,却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说明们心里有鬼,自知理亏。这些人一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一面大行专制独裁之道,不容异己,全然废黜选举和监督机制,把大笔经费纳入小宗派的私囊,甚至悉数独吞,还造谣污蔑批评者是“中共特务”。由此可见,“海外民运”日益背离民意,被社会大众所唾弃,其症结首先在于惧怕民主,理不直气不壮,“民运贵族”们只看台北主子的脸色行事。
● 粥太多 僧太少
台湾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至少已经给了“海外民运”二十亿元新台币,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拨给“支持中国民主人权”项目的经费也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以上,再加其它一些私人基金会的巨额资助,“海外民运”可谓粮饷充裕。然而,能够获准参与那些经费项目,并获取高额报酬和津贴的,却只有二、三十人,即所谓“民运贵族”。令人奇怪的是,阔绰的“民运贵族”们总是围着有钱人转,吁请“支持”民运,其实就是给他们钱。
尽管“海外民运”名誉扫地,分崩离析,门可罗雀,可是“民运贵族”口袋里的钱却反而越来越多,全然得益于粥多僧少。大部分“民运组织”仅两三人私分经费,而一些“光杆主席”则直接把钱塞入自己的腰包。吴弘达豪宅添丁,魏京生庄园雇工,刘青彻夜豪赌,曾慧燕收藏古董,王丹挥霍游玩,吾尔开西烂醉珍馐,阎庆新花甲纳少夫,纪晓峰古稀换雏妾,他们都是富得最快的嗜血者。然而他们接济国内的政治犯时,却比九牛一毛还吝啬,还得给自己树碑。
为富多不仁,民运亦如此,充满了明争难夺的算计、构陷和背叛。“民运贵族”过惯了奢侈糜烂的生活,没一个敢跟共产党斗真格的,直到临死也没一个捐献家产来推动“海外民运”的。强烈的虚荣心和物质占有欲已经彻底腐蚀了“民运贵族”,这些人有的顶着“领袖”、“主席”、“博士候选人”等假头衔招摇撞骗,有的终日沉湎酒色,吃喝嫖赌。更有饱暖而思淫欲者,如倪育贤猥亵幼女遭法办,黄慈萍、张菁沦为他人姘妇,而王丹竟搞同性淫乱!
● 只认钱 不认人
听说美国巨商伯恩斯坦身价数亿,台湾国民党财爷刘泰英挥金如土,“民运贵族”们便一窝蜂似的涌上去,死皮赖脸地缠住他们,百般献媚乞讨。而对于焦仁和、陈政三、陈明通、颜万进、马英九等一班台湾达官贵人,“民运贵族”们更是趋之若鹜,纷纷跪表效忠,唯求提携赏赐。到后来连厦门走私案犯赖昌星、涉嫌强奸和诈骗的中功帮主张宏堡,以及与张宏堡姘居八年而私吞巨款的老太婆阎庆新等,也被“民运贵族”们当作干爹、干娘或救星。
在“民运贵族”们当中,谁与台湾主子的关系“铁”,谁就是得罪不起的大佬。大佬叫谁靠边谁就得靠边,大佬叫捧谁就得捧谁,这关系到台湾能否继续给钱。洛杉矶的蒋品超、纽约的薛伟、旧金山的汪岷、澳大利亚的方圆等人,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民进党在台湾掌权后,洪哲胜、王丹、陈破空觉得腰杆子硬了,可以用钱来奴役“海外民运”。“民运贵族”们向来只认钱,不认人,从不理会钱来自黑道白道,还是台独藏独法轮,抑或情报机关。
在海外,露财显富的阔佬们可以一睹“民运贵族”卑躬屈膝的丑态。“民运贵族”们有立场原则吗?不得而知。无论什么样的异见组织他们都往里钻,今天这个“党”,明天那个“党”,一会儿这个“联席”,一会儿那个“圆桌”,忽而这个“联邦”,忽而那个“联盟”,为了争一份工资或一点津贴,随时可以跟任何人翻脸,可以出卖任何人,甚至公开说“国内逃出来的贪官和罪犯,不管犯了什么罪,只要捐一笔钱,就可换取一份政治庇护证明信”。
周清耀
Jan.18, 2006
http://bbs.omnitalk.org/politics/messages/70135.html
泄密事件导致恐慌 “海外民运”有特务嫌疑
----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编者按: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先生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先生,是台湾方面主管“海外民运”项目的重要官员。日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们谈及“海外民运”极机密的内容。现予择要披露。其中每一事件都已被台湾传媒所证实。】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
(附)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email protected]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886-2-27081148
E-mail:
[email protected]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 886-2-23563542
E-mail:
[email protected]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今日美国新闻】 胡锦涛访美惹风波,华裔同性恋男子睡不着觉
“好消息!美国法院作出决定,要审判胡锦涛啦!”王丹半夜里打来电话。
“什么?再说一遍。”我朦朦胧胧爬起身,抓住话筒贴紧自己的耳朵。
对方怕我没听清或者不相信,便一再强调这是叶宁和海明威律师刚刚告诉他的消息。接下来王丹便以神秘的口气,滔滔不绝地向我吹嘘他向美国法院起诉胡锦涛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心里暗骂:这个同性恋者大概还有精神病吧。不知哪个台湾仔把他操狠了,粘糊糊的精液还沾在屁股上,使他兴奋得睡不着觉。只要稍有点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相信这样的谎话。
历来大陆领导人出访美国,参加重要的外交活动,都使台湾当局寝食不安,总要想方设法进行干扰和破坏。由于台湾“主权”不被国际承认,屡次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都无法通过,所以,这次胡锦涛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更成为台湾当局的眼中钉。经过两个多月的周密策划,最后他们还是让王丹等“民运分子”出头来闹。
民进党在台湾执政以后,与台湾当局打得火热的“民运分子”有王丹、曹长青、阮铭、王军涛、贝岭、林保华、杨建利、张伟国、纪晓峰、陈破空、远志明、唐元隽、胡平、盛雪、汪岷、王德耀、方圆、袁红兵、程晓农等。其中,王丹不仅受到陈水扁接见,还获邀列席民进党中常会,并被委任为《北京之春》杂志的“社长”。《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军情局”。该社“经理”薛伟(原籍四川省,因犯强奸罪曾服刑十年)向台湾《自由时报》公开表示,《北京之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交二百五十件情报,以获取总额二亿元新台币的资助。去年五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披露,台湾“军情局”曾秘密设立“致广专案”和“二王专案”,资助王军涛、王丹等“民运分子”反对中国大陆。当时报纸上还刊出王丹收取经费的单据及账号的照片。
今年九月,正当胡锦涛即将抵美之际,王丹、王军涛突然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宪法第一修正案会议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他们已经向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法院起诉中国国家元首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驻美国的办事处负责人,理由是胡锦涛和《环球时报》“炮制虚假文件”,诽谤王丹、王军涛“为金钱而做台湾间谍并支持台独”,以致使他们在美国“没有安全,个人生活和发展受到严重损毁”。王丹、王军涛还强调,他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是维护个人的“清白”,而且还为了维护他们背后的“受害群体的尊严和荣誉”。这场闹剧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为什么这只是一场蹩脚的政治闹剧呢?原因有五:
一、指控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驻美国的办事处负责人“炮制虚假文件”,进行“诽谤”,这一条根本不能成立。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驻美国的办事处负责人“炮制虚假文件”的证据在哪里?二王拿不出他们“参与炮制”的确凿证据,不仅是无理取闹,而且还是诬告和真正的诽谤。台“军情局”的“局长”薛石民曾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采访,就有关王丹、王军涛接受资助的机密文件被泄漏一事谈了他的看法,确信是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民运分子”心怀不满,挟怨报复而故意泄密。薛石民还暗示,泄密者就是《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薛伟看到这篇报道后马上予以否认和辩解,声称自己“不愿被卷入台湾情治系统的内斗”。
二、中国如今早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民运分子”要美国法院审判中国的国家元首,不但十分荒谬,而且也充分暴露了王丹、王军涛的汉奸本性和甘当走狗的丑恶面目。中国公民起诉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本应向中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提出。中国法院若不受理,则可向全国人大(甚至向联合国)投诉,这样才符合逻辑。众所周知“台湾属于中国”,就连美国也只承认“一个中国”,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叫嚣“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实际上是分裂国家的犯罪行径,但是“民运分子”却从未向中国法院起诉过他们,王丹等人还争相向他们拍马求宠,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至于王丹、王军涛接受了台湾的金钱资助之后是否支持台独,主要得看他们实际做了些什么,而不光听他们的自我狡辩。人们清楚地记得,全国人大颁布《反分裂法》,王丹等人立刻反对;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王丹等人当即支持;两岸军力失衡令台湾当局恐慌,王丹等人便竭力反对中俄联合军演,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等。这些所作所为的真正用意,路人皆知。王丹、王军涛等还都参与了所谓批判爱国主义和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文宣”活动,并多次扬言五年之内中国要崩溃,那又是为什么?
四、王丹、王军涛声称,他们起诉胡锦涛不仅是为了还自己的“清白”,更是为了维护“一个受害群体的尊严、声誉和权利”。一位“民运分子”对此反驳指出,二王“将自己的个人意见视为整体意见和利益,在智力上是缺失的,在道义上是自负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这会导致你视不同意见为故意的坏人,从而加以身心政治迫害”。在海外获得“政治庇护”的华人及“民运分子”,都是中共搞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卖身投靠台独反华势力,没有参与破坏中国发展经济、外交和军事的罪恶活动,二王在他们之中本来就十分孤立,一向被众人骂作“台湾狗特务”。
五、值得台湾当局注意的是,王丹、王军涛这次公开表示,海外媒体披露二王“为金钱而做台湾间谍并支持台独”之后,“给我们的生活、社会关系、公众形象和个人发展机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番表白恰恰暴露了他们目前犹如过街老鼠一般的可悲处境,无异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拿台湾的钱,做台湾间谍,支持台独,是见不得人的可耻勾当,有损于“民运分子”的形象。如果这是二王内心真实的看法,那就说明他们目前在美国和台湾所作的种种丑恶表演,其实都违背自己的本意和是非观,纯粹是为了政治投机,以便从美、台反华机构那里获取各种名利,手法如同他们当年向党组织表忠心、积极要求“上进”一样。
有消息透露,为了配合王丹、王军涛起诉胡锦涛,台湾“全侨民主和平联盟”本届年会暂不邀请二王参加和演讲,以刻意淡化二王与台湾当局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
据台湾驻洛杉矶情报人员蒋品超(此君与王丹有“同志”关系)介绍,“全侨盟”实际上是台湾的外交机构之一,“虽名义上是民间却有着浓烈的官方背景”。他进一步透露,“全侨盟”对筛选主讲人的运作有着自己的潜规则,就是“此人不一定非站在台独一边但至少的认同态度也是台湾前途的选项,而且须是大陆流亡人士,才会符合推动台湾独立运动的利益”。
王丹、王军涛、陈一谘、张伟国、林保华等人以前都曾受到“全侨盟”的盛情邀请,唯独今年例外。据悉,曹长青、陈破空、盛雪、徐文立、郭军、蔡咏梅等将参加本届“全侨盟”年会,进行演讲,并按惯例领取高额“出场费”。
在蒋品超的安排下,李木通(“全侨盟”创会会长、《台湾日报》洛杉矶分社社长)、周清耀(《台湾日报》洛杉矶分社理事、“全侨盟”洛杉矶支盟理事长)、陈文石(“台湾会馆”基金会会长、前“全侨盟”理监事)、郑锡鲲(“台湾会馆”基金会理事)等人曾与王丹、刘因泉、草庵、叶科、吴仁华、伍凡等“民运分子”举行过餐叙,共商“合作”事宜。私下里王丹对蒋品超与台方要员的交情甚为钦羡,惊叹道:“这些都是很大的人物,你怎么跟他们有联系?”其巴结投靠之意溢于言表,让蒋品超洋洋得意。
最后,本人对二王起诉胡锦涛一事的前景作如下客观分析:
“民运分子”要实现让美国审判中国国家元首的梦想,首先必须设法让中国陷于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战乱频仍和领土分裂,其次是设法让美国率领多国部队打进北京城,再次瓜分版图和势力范围,使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然后象抓巴拿马的诺列加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一样,把胡锦涛从其躲藏的地窖里拖出来,由美国士兵押送到监狱看管。
为了梦想早日实现,王丹、王军涛努力吧!
郭树人
2005年9月15日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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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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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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