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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内部会议上，王丹的发言与阿扁高度一致

覃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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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进党内部会议上，王丹的发言与阿扁高度一致 (387 reads) 时间: 2006-2-07 周二, 上午1:5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民进党内部会议上，王丹的发言与阿扁高度一致

〔自由时报记者邱燕玲台北报导〕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七月十六日应
民进党邀请列席中常会演讲，王丹指出，江泽民在香港强行推动基本
法第二十三条，对两岸关系长远来看是「迫害」；陈水扁总统表示，
依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订定的「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代表「一国两
制」向「一国」倾斜，「两制」则迅速消失。

社发部主任卓荣泰询问，若台湾举办支持或反对「一国两制」的公
投，中国会如何回应？王丹说，他对公投问题「戒慎恐惧」，但他相
信中国不敢犯台，中国可能会转向刺探美国的态度。

王丹昨天受邀演讲「从今日香港政局看中国的民主化」，会后接受
媒体访问时指出，香港政局发展关系台湾以后的前途，邓小平确立一
国两制，目的之一是要影响台湾，因此台湾朝野都应注意。他说，有
一次他在台湾坐计程车，司机说他是外省子弟和「统派」，但港人反
对基本法后，这名司机对「统派」信心开始动摇。

王丹表示，此事证明在中国极权制度的情况下，保持「一国两制」
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台湾人民可以看清这一点。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男人决不能卖屁股！
----陈一谘好言劝王丹

王丹搬来洛杉矶一僻静处住下之后，时常有一些陌生男子在夜间造访，每回都把窗帘罩得严严实实，过不了一个时辰便熄灯。

某机构听到传闻说，那些出入王丹卧室的陌生男子，大多是当地同性恋社团的成员，不由关切王丹的健康状况，于是委托陈一谘先生在圣诞节的时候约王丹出来吃饭，借机婉言相劝。因为陈先生一向比较海派，天南地北的很会侃，说话有分寸，善于旁敲侧击。

陈一谘先生同王丹吃过饭回来说，王丹看上去气色还不错，除了失眠不太象有别的病。

“我跟他说，我大难不死多少好多回了，不是照样活得很硬朗嘛。咱们在海外搞政治不怕陷入困境，总会有办法对付。作为男人，身上除了一张嘴之外，别的部分都不能卖！----”陈一谘笑呵呵地说道：“我怕他没听明白，还特意说，我的意思是可以‘耍嘴皮子’，而不是指嘴可以被卖作别的用途。我想他已经明白了，就点到为止吧。”

（老莫）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爆炸性的 “ 民运坏人论 ” 说破真相

台湾当局在资助和控制海外民运方面的经费投入甚巨，二十多年来投入高达十几亿元新台币。台“军情局”、“国安局”、“情报局”先后派遣和收编间谍、“民干”、“聘干”多达七十余人。目前在“海外民运”活动场合抛头露面和幕后串联的人，几乎都以领取台湾情报部门的活动经费或项目津贴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凡与台湾当局没有“合作关系”的民运人士不是被硬排挤出去，就是自行脱离，极少数自立门户者遭到敌视。

目前在北美、欧洲、澳洲及东南亚等地时常参加“海外民运”活动的人，总数约七十余人，其中原先参加过国内民主运动者还不足三分之一，仅仅成了点缀。为了“充实会场”，法轮功学员、藏独人士、台湾官员以及申请政治庇护的偷渡者时常充当“临时群众演员”。为了避免出现空场的尴尬局面，分散于各大洲、各国的所谓“民运人士”会不远万里赶来赴会，机票和食宿都由台湾情报部门报销，权当作出国旅游、购物和会友。

资深民运人士王希哲向《星岛日报》记者里戈透露说，“民运”里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坏人”。日前他诠释“民运坏人论”时进一步指出，民运人士多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由于他们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挤、歧视和压迫，因而不满社会，报复社会，有些还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认为是“恶”的，是“坏人”和“刁民”。王希哲还认为，1989年北京出现大批主流人物参加民运的情况，是因为主流人物怕错过“四五运动”那样的表演机会，以为民运要成功了，才参加进来；但随着中共加强镇压，以及民运前途无望，这批人都相继离去，使民运队伍又只剩下“坏人”，而且“坏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王希哲看来，大批社会主流人物参与民运是带有某种投机目的的，而少数的社会边缘人物参与民运才合乎常理。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目前“海外民运”里面所剩下的那些“坏人”们，又何尝不是一些投机分子呢？他们不打工、不经商，投靠台湾情报部门，也照样发家致富，购豪宅，包二奶，终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还可以免费旅游。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叫嚷几下“中国很快要崩溃了”、“中国威胁世界和平”、“台湾有权决定独立”、“几百万人退党了”，等等，然后再编写一份经费开支报告发给台湾。

也许王希哲又会质问，既然有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你们海外华人以及社会主流都不来参加呢？为什么“海外民运”越来越门庭冷落了呢？

其实，正由于这份差事太肥了，所以才在“海外民运”里面不断掀起你争我夺、相互倾轧、彼此诋毁的风波。能不能拿到经费，完全取决于台湾方面的信任程度。已经拿到经费的“坏人”，最担心饭碗被民运人士分走，于是，所有的挑拨离间、拉拢分化、造谣诬蔑的手段全都使上了。最后，经不住这么折腾的民运人士就只好对这伙“坏人”退避三舍了。瞅瞅“坏人”堆里的倪育贤、刘青、薛伟、张菁、陈破空、伍凡、纪晓峰、方圆、汪岷、张英等货色，还有那个同性恋变态王丹，臭鱼烂虾让人翻胃直想吐。

李晓庄
2005-12-22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在台币、美钞面前“海外民运”丑态百出

● 理不直气不壮

记得五、六年前，凡听到有人私下议论“海外民运”拿台湾的钱，一些拿了钱的“民运贵族”就会象触电似的跳出来，振振有辞地说那是中共特务造谣。可是，等到他们把议论者全部撵出“海外民运”之后，人们却从中文报纸上看到，正是这些“民运贵族”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台湾当局收买他们从事间谍勾当的内幕抖露出来。真让人跌破眼镜----仅“北京之春”一家，每年就得向台北的“军情局”、“国安局”提交二百五十件情报！

再说说这几年的情形吧。凡听到有人私下议论“海外民运”支持台独和反华，那些拿了钱的“民运贵族”就会象触电似的跳出来，振振有辞地说那是中共造谣。可是，就在批评者、议论者被“海外民运”清洗的时候，人们却从中文报纸上看到，正是这些“民运贵族”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分裂中国、咒骂中国的调门越唱越高，甚至比他们的主子陈水扁、吕秀莲还过火。真让人跌破眼镜----魏京生竟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

明明一直拿台湾的钱，为台独帮腔，却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说明“民运贵族”们心里有鬼，自知理亏。这些人一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一面大行专制独裁之道，不容异己，全然废黜选举和监督机制，把大笔经费纳入小宗派的私囊，甚至悉数独吞，还造谣污蔑批评者是“中共特务”。由此可见，“海外民运”日益背离民意，被社会大众所唾弃，其症结首先在于惧怕民主，理不直气不壮，“民运贵族”们只看台北主子的脸色行事。

● 粥太多僧太少

台湾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至少已经给了“海外民运”二十亿元新台币，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拨给“支持中国民主人权”项目的经费也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以上，再加其它一些私人基金会的巨额资助，“海外民运”可谓粮饷充裕。然而，能够获准参与那些经费项目，并获取高额报酬和津贴的，却只有二、三十人，即所谓“民运贵族”。令人奇怪的是，阔绰的“民运贵族”们总是围着有钱人转，吁请“支持”民运，其实就是给他们钱。

尽管“海外民运”名誉扫地，分崩离析，门可罗雀，可是“民运贵族”口袋里的钱却反而越来越多，全然得益于粥多僧少。大部分“民运组织”仅两三人私分经费，而一些“光杆主席”则直接把钱塞入自己的腰包。吴弘达豪宅添丁，魏京生庄园雇工，刘青彻夜豪赌，曾慧燕收藏古董，王丹挥霍游玩，吾尔开西烂醉珍馐，阎庆新花甲纳少夫，纪晓峰古稀换雏妾，他们都是富得最快的嗜血者。然而他们接济国内的政治犯时，却比九牛一毛还吝啬，还得给自己树碑。

为富多不仁，民运亦如此，充满了明争难夺的算计、构陷和背叛。“民运贵族”过惯了奢侈糜烂的生活，没一个敢跟共产党斗真格的，直到临死也没一个捐献家产来推动“海外民运”的。强烈的虚荣心和物质占有欲已经彻底腐蚀了“民运贵族”，这些人有的顶着“领袖”、“主席”、“博士候选人”等假头衔招摇撞骗，有的终日沉湎酒色，吃喝嫖赌。更有饱暖而思淫欲者，如倪育贤猥亵幼女遭法办，黄慈萍、张菁沦为他人姘妇，而王丹竟搞同性淫乱！

● 只认钱不认人

听说美国巨商伯恩斯坦身价数亿，台湾国民党财爷刘泰英挥金如土，“民运贵族”们便一窝蜂似的涌上去，死皮赖脸地缠住他们，百般献媚乞讨。而对于焦仁和、陈政三、陈明通、颜万进、马英九等一班台湾达官贵人，“民运贵族”们更是趋之若鹜，纷纷跪表效忠，唯求提携赏赐。到后来连厦门走私案犯赖昌星、涉嫌强奸和诈骗的中功帮主张宏堡，以及与张宏堡姘居八年而私吞巨款的老太婆阎庆新等，也被“民运贵族”们当作干爹、干娘或救星。

在“民运贵族”们当中，谁与台湾主子的关系“铁”，谁就是得罪不起的大佬。大佬叫谁靠边谁就得靠边，大佬叫捧谁就得捧谁，这关系到台湾能否继续给钱。洛杉矶的蒋品超、纽约的薛伟、旧金山的汪岷、澳大利亚的方圆等人，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民进党在台湾掌权后，洪哲胜、王丹、陈破空觉得腰杆子硬了，可以用钱来奴役“海外民运”。“民运贵族”们向来只认钱，不认人，从不理会钱来自黑道白道，还是台独藏独法轮，抑或情报机关。

在海外，露财显富的阔佬们可以一睹“民运贵族”卑躬屈膝的丑态。“民运贵族”们有立场原则吗？不得而知。无论什么样的异见组织他们都往里钻，今天这个“党”，明天那个“党”，一会儿这个“联席”，一会儿那个“圆桌”，忽而这个“联邦”，忽而那个“联盟”，为了争一份工资或一点津贴，随时可以跟任何人翻脸，可以出卖任何人，甚至公开说“国内逃出来的贪官和罪犯，不管犯了什么罪，只要捐一笔钱，就可换取一份政治庇护证明信”。

周清耀
Jan.18, 2006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泄密事件导致恐慌 “海外民运”有特务嫌疑
----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编者按：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先生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先生，是台湾方面主管“海外民运”项目的重要官员。日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们谈及“海外民运”极机密的内容。现予择要披露。其中每一事件都已被台湾传媒所证实。】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

（附）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email protected]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886-2-27081148
E-mail: [email protected]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 886-2-23563542
E-mail: [email protected]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 北京之春 ” 是台湾设在北美的一个间谍组织

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台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在多伦多，在巴黎，在伦敦，以及在香港的一些公众场合，偶尔会碰到一些以“民运人士”头衔出没其中的神秘人物----他们除了叫喊反对中国大陆，其它一概向人们隐瞒，最怕被人问及真实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被台湾情报部门所雇用的职业间谍，而并非什么“民运人士”。某些“民运组织”（如“北京之春”等）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台湾当局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而已。

2002年9月，“北京之春”杂志社（简称“北春”）的经理薛伟在台北告诉《自由时报》记者，台湾“军情局”拨给“北春”的活动经费多达两亿元新台币，“北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交的情报定额为250件。薛伟接受透过《自由时报》要挟台湾当局，扬言如果“军情局”停发经费，他将抖出更多的内幕来。这简直是造反。人们热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借此了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伟后来没有再抛材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国。这到底怎么了？实际上薛伟的要挟已经奏效，不久，王丹被“军情局”委任为“北春”的社长，大笔经费随即进了他们的秘密账户。

2004年5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报道，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关从其截获的台湾绝密文件中获知，台湾“军情局”、“情报局”、“国安局”曾设立“移山专案”、“文正专案”、“致广专案”、“志翔专案”、“二王专案”，网罗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分子充当台谍。报道还指出，早在1994年，台湾当局就已经控制了当时海外十七个民运团体。虽然丁渝洲、颜万进等台湾前情报头目失口否认，然而现任“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却向《联合报》指出，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海外民运分子挟怨报复，故意外泄报道所指的那些绝密文件。据他分析，泄密者正是薛伟。薛伟闻讯立刻四处喊冤，向《世界时报》表示自己不愿卷入台湾情报部门的内斗。

从上述的纷争之中，人们不难觉察“北春”的真实背景----它是台湾间谍网络的海外情报站。为了掩人耳目，“北春”以海外民运团体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报的同时，对民运人士实行监视、控制和利用。

“北春”经常在杂志上呼吁读者捐款，以制造它是靠读者的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实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拨款资助，www.ned.org网站对此并不讳言。“北春”从台湾方面所获得的巨额经费，则主要被用于与经营杂志毫无关系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薛伟等人经常出入欧洲、土耳其、印度、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等地的花费，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余名情报人员（他们分别与薛伟等人单线联络）的工资和津贴。至于“北春”主办各类“研讨会”和集会示威活动，以及安排民运分子赴台参访等方面的费用，则另行向台湾“陆委会”、“台湾民主基金会”、“国民党海工会”、“三民主义大同盟”、“汉藏协会”、“中华欧亚基金会”、“中国青年团结会”、“侨委会”等机构进行专项审核报销。

薛伟何许人也？无人知其底细。其实，“薛伟”只是一个化名而已，他所持证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也都是假的。有人在美国认出他曾经是四川一所监狱中服刑的强奸犯。他与台湾女子钟淑梅名义上是夫妻，而钟淑梅真正的丈夫却正是薛伟的老上司陈政三（原台湾情报官员）。从贵阳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妇张菁在生活中是薛伟的实际伴侣。张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沦，到旺角一带卖淫，自从搭识薛伟后萌生了移民美国的念头。两人在香港和台湾的酒店里同房奸宿，引来圈内人士非议。据知情人透露，张菁与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经常打架，但由于钟淑梅的干预而未离婚。钟淑梅有时候会无端生事，指责张菁与倪育贤（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案件的被告人）不轨，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伟夫妇的复杂关系，“北春”最大丑闻莫过于社长王丹在台湾与多名男性淫乱而被《TVBS周刊》爆料。王丹盛怒之下提出抗议，要求对方道歉。然而《TVBS周刊》在回复王丹的抗议信时特别指出：有关王丹的性倾向，决非仅仅根据“一位流亡诗人”的叙述和一些网络文章，而是有多位社会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确切的消息来源。有人为此在网上讥笑王丹“口风越紧，肛门越松”。王丹虽不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却总回避人们询问他的“私人问题”，而结果却是他每到一处总引来人们异样的眼神，好多人交头接耳相传“王丹去台湾卖屁股”，还指着他的后背嘀咕不休。据说刘青和王丹吵架时，刘曾指着王的鼻梁骂道：“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咽喉炎和痔疮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此外，人们对于王丹的美国的学历也都表示怀疑，认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湾花钱买的，实际一文不值。

至于“北春”向台湾提交的情报中主要涉及什么内容，据悉都是海外民运方面的。“北春”对于民运人士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及民运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向台湾提供意见。民运人士的个人资料，比如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交往范围、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存款账号、生活隐私及嗜好等等，都会被“北春”写入琐碎的报告之中。或褒或贬，都直接影响着台湾主管人的看法。台湾方面根据这些情报来决定如何控制海外民运，设法增加某些民运人士的发言份量和活动范围，而对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进行“封杀”。

“北春”的政治立场是反华反共和分裂中国，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叫好，对每一时事的评论都与台湾“陆委会”的论调保持一致。《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与《大纪元时报》、“人民报”、“新生网”、“议报”、“博讯”、“多维”、“中国事务”、“中国观察”、“民主论坛”、“自由亚洲电台”、“中华评述”、“独立评论”、“希望之声电台”、“新唐人电视台”上的评论文章几乎雷同，有些只改动一下标题而已，由此可见，他们是随着一根指挥棒而表演单调乏味的大合唱的，难怪卖不出去。“北春”与土耳其的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并建议达赖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国主张，此外还掌控着“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等组织。

“北春”社长王丹两年前跑到台湾宣布“海外民运彻底失败”，被认为是他所说的唯一实话。不过，无论王丹还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钱，而恰恰因为被台湾和美国的反华势力所豢养而彻底沦为走狗，从而遭到社会大众唾弃。胡安宁、徐水良、倪育贤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纷纷撰文说“民运已经死亡”，那么，对于海外民运来说谁是他们的“死神”呢？是中国政府吗？不是----他们无法在国外抓人和限制民运人士发言。这个“死神”就是台湾当局！正是他们让海外民运钻进了台独和反华的死胡同，并且对民运组织实行严密的特务统治，使理性而独立的民运人士被清洗而完全消失。阴森森的“北春”就好比海外民运的“停尸房”，薛伟、王丹等人不时撩起白布，窥视民运的尸体，生怕它们还会动弹几下----僵硬了还敢反抗。

苏炜
Dec.26,05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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