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ZT: 告诉你真实的史可法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ZT: 告诉你真实的史可法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经验值: 519161
文章标题: ZT: 告诉你真实的史可法 (631 reads)      时间: 2006-2-04 周六, 上午12:28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告诉你真实的史可法

作者：碧血汗青


《姚煜题史可法祠墓》

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
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

张睢阳：唐名将张巡；左忠毅：明忠臣左光斗；文信国：宋名臣文天祥；武乡侯：蜀汉名相诸葛亮。经九世：纪侯谮齐哀公，哀公被杀，襄公复仇，灭纪，其间历九世 。

史可法，字宪之，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壬寅（公元1602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时，生于河南省祥符县（今开封市）。崇祯元年举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后来副使总理侍郎卢象升，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至后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缢死煤山，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改年号为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朝廷。屡加史可法至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史可法自请为督师，出镇淮、扬。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为清豫王多铎率部攻破，史可法自杀被部下所阻未遂，被俘，然不屈怒骂，于扬州新城南门城楼上慨然就义，时年四十四岁。其部将、义子史德威于五月一日出觅史可法遗骸，因暑天炎热，尸体堆积致使蒸变难识，德威不敢妄认，因而未获其遗体。后于扬州城外梅花岭建衣冠冢。

史可法死节之后，中国上下莫不推为民族英雄，尊称史阁部，其声名尚在炮毙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袁督师袁崇焕之上。时有言其未死奉其名号兴兵抗清者。清乾隆帝弘历南巡扬州时，因当年扬州十日屠城过于惨烈，为顺抚民心，致史可法墓前吊唁，为其加“忠正”的谥号，并亲书“褒慰忠魂”四字，史公祠内四字拓片至今尚在。此举固有息众怒怀柔之意，但毕竟对史可法之死节还是敬重的。梅花岭建祠奉史公之习自此始。 ]

我自上学起，听了老师讲课的说话，对史可法也一向作如是观，对他十分的敬重，敬他的是民族英雄，重他的是忠臣死节。及长，粗读明、清史，却起了些许的疑惑，等阅至《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却看出了一身冷汗，最后不免四处去找些当时平头百姓和官人的笔记、书信来印证心中疑惑，待看完后竟是忍不住的要股栗了。

在南明弘光朝廷始立之初，史书中均写得似乎事情全坏在马士英、阮大铖等等那一干佞臣的手上，乃至于覆亡，所谓的奸臣亡国。实际上在我看来，弘光小朝廷当政的那一班满朝文武，马士英、阮大铖包括史可法在内，统统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以及军事上的侏儒和奴才，其姿态丑陋已极。在南明弘光朝廷的覆灭中，史可法亦如马士英、阮大铖等辈一样，是断难辞其咎的。思宗殉国前以指蘸水书案前“文臣统统可杀”良有以也。

此事可以先从山海关事变后的局势说起。

甲申1644年山海关事变，满清入关，李自成大顺军经井陉退入山西，潼关之战战败，乙酉1645年正月十三日，经陕西蓝田、商洛入河南。1645年正月下旬到三月下旬，李自成率大顺军的北方主力十三万众集结于在河南省西南地区；大将白旺统率守卫“襄京”的南方主力的七万重兵，驻襄阳、承天、德安、荆州一带；西线入川的张献忠部有近二十万众；南明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三十万，据守在河南李自成主力背后的江淮防线，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部二十万军首尾相连，水军以及云、贵、两广、闽等处驻军兵力尚未计算。

以此一年计，仅山、陕、川、荆、襄、河南、江淮这个大弧形战线的一、二线兵力，就有李自成不下二十万的大顺军，张献忠的二十万人，南明部队五十万，合并九十余万人，东南沿海一带尚有水军，实有过百万之众，绝非声张之言。而入关征战的清军八旗主力约十三万，即使加上与吴三桂带领入关的部分宁远军合并计算，也不过与李自成相当而已，最多再算上他们两部留守关外的兵力，亦不及由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占领地区也仅限于京畿地区及山、陕一部，而且除京畿外完全无多余兵力建立地方统治机构。八旗骑兵主力和宁远铁骑虽然骁勇善战，但是数量上和战略上明显都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另外，一直以来的传统意见都认为，明朝的官绅地主阶级和大顺政权始终处于势不两立的对立地位，而满清是和明朝的官绅地主阶级是同一战线上的，所以大顺最后被剿灭，明也沦亡，事实上这是极为错误和偏颇的。这样的提法，完全忽略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地主官绅们对改朝换代以及异族入主这两个事件所持的不一样态度。普通官吏、地主对满清、南明、大顺的态度，并不是这样的简单，实际上情况对南明和大顺都很有利，倒是对满清是最不利的。鼎鼎有名的大明遗老顾炎武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这一观点，可以说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意义的。

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月歼灭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明军主力后，明的官绅地主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绝大多数人认为会明亡顺兴，并已经把此作为常见的改朝换代的大势看待，为确保自身利益，开始纷纷归附大顺。因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里，除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发生小规模战役外，几乎可以说是在和平解放的状态下一路南下，一举占领整个黄河流域。

大顺军攻陷北京后，明朝廷在京的近三千官员“殉节”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中还包括陪崇祯殉国的，其他全部归降大顺。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直言：“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史可法则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

大明官员不仅仅只是归降，而且还更纷纷争先去大顺政府处求用，惟恐落人后，其场面蔚为可观。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到吏府报名时大门已闭，当下情急敲门呼曰：“吾兵科时敏也！”方侥幸以入；丞相牛金星说考功司郎中刘廷谏道：“公老矣，须白了。”刘竟然至于说出：“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此等肉麻话。（1）

在大明的军事力量方面，原来奉诏入关勤王的辽东军统领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于三月十三日主力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附近。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明廷覆亡后，与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受招归附大顺。黎玉田被任为大顺四川节度使，并马上与明总兵马科一起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全部收编，而疆界除辽东、南明所在外，也全为大顺接管。由此可见，事实并非如一向的史家所言，明官绅地主阶层是始终与大顺对立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大顺败退，清兵占领北京后，大多汉族官绅却出于民族隔阂和文化思想上固有的优越，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明翰林院官杨士聪的书信中言，在满清占领北京后，很多官绅浮海南归，“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乐哉诸臣，幸得免于一留再留”，一次就沉没载有南归官吏的船只七十多艘，可见南归的官员之多。

这样的情况不断出现，以至于到甲申（公元1644年）七月，满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颇为忧虑地上疏道：“大清入来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满清入主北京后原来大明官员们“见在列署落落晨星”的状况，与当初大顺入主北京时争先求用的局面形成的鲜明对照，充分说明了人心向背。
另外，在政治上因为明自建国后一直就有南、北两套政府班子，因此北京虽破，但在南京的六部却纹丝未动，所以直接就接管了北京六部的职权，且不要说还有弘光皇帝在彼。而在地域上，满清也只有在北京及附近很小的一块区域内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再看物资上，甲申五月满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疏说：“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其实不单是粮食，其他如布匹等等的生产中心也一样在江南，所以只要南方一掐漕运，北方的衣食问题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而在文化和思想上诚如顾炎武所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以明遗臣、百姓在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和对满清的排斥，与在政治、军事上一样的明显。在这些方面，满清不要说和南明比，即使和大顺比，也是明显地处在劣势地位的。

与这样的局面相对应的结果是，在满清入关、大顺败出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满清决策集团因此一直没有下定占领全中国的决心。甚至说过分一点，他们是抱著捞一把就走的思想，根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劣势。

多尔衮刚入北京时曾推行剃发，据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怡在笔记中记载：“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即多尔衮）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更有满族将领放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2）。虽然此议被多尔衮以奴尔哈赤有如果占领北京就迁都北京之遗命为由否决，但多尔衮随后在甲申六月发布的告文中却说：“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就很显然地承认了被“辅立”的“贤藩”南明福王，是崇祯的继承者，而且希望可以与满清两不相犯。同时又说“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等等，这也表示了他当时是把河北、河南、江淮排除在满清的管辖之外的，把那里看成是明的管辖地。

所以，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满清的高层，包括多尔衮在内决策集团，当时并没有做出南下的决策，只是打算先守北京。对于要不要继续南下和西进，或者说能否一举攻占和统治全中国，就算退一步不说他们没有这个想法，至少他们对此没有把握、心中无底，是确实无疑的。出自满清实质上的首脑、军政一号人物多尔衮这句“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就是此等思想最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当时大明的山河虽破，但尚可以收拾。换个角度甚至可以说是山河还根本未破。因为这个时候，无论在政治、军事、物资以及民心、地理等方面，满清都是如履薄冰，危危可岌，所以多尔衮等人只想守住北京的战略思想，摆在当时是非常客观和务实的。

而当此大好局面，南明弘光朝廷的那些君臣们又在做些什么呢？自大顺军出京西走后，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地区的统治，一度同时成为真空，满清无心也无兵力去建立统治机构，当地的明官吏和百姓于是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自卫，并急切盼望史可法等举军北上收复明地。

甲申（公元16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县朱帅为盟主，称济王，并发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省府济南府、临清州、青州府、东昌府、武定州、滨州、高唐州、德州、临邑、蒲台、海丰、沾化、利津、陵县、乐陵、济阳、齐东、乐安、商河、朝城、德平、恩县、平原、禹城、莱芜、阳信、宁津、武城；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阜城、肃宁、兴济、任丘等八个州县）、大名府、沧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吴桥、武邑、武强、衡水、献县、曲周、东光、清河、饶阳等，山东、河北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

但遗憾的是，南明弘光朝廷和他的一号军事长官史可法，却都没有一丝去光复的念头。在其后一直到史可法殉国的将近一年时间中，弘光朝廷仅仅只是委任了无数的巡抚、总督等大小官吏做个样子，却不发一兵一卒。但就算是这样，也竟然没有一人实际到任，好一点的是派个使者去发一通告示，次的干脆没任何举动。而驻守江淮与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本人既不出兵，也没有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前文所提及的张怡，于满清入主北京后开始南归，又继续记其一路所闻道：“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3）

这些部置何等严整，直如惯战之精兵，而这些百姓和下级官吏们 “引领南师，如望时雨”的希望，“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的举动，又可见他们对南明和史阁部等人的延颈之心是何等的热切，那么面对这些热血军民，他们所盼的弘光朝廷和史“督师”及他的“阁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甲申（公元1644年）八月底，史可法督下四镇之一东平侯刘泽清，遣其所部刘可成等率千人前往临清祭祖并接取家眷，途中于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于济宁又向张怡所说的光复明朝之回兵泄私愤开战，九月初三搬取其家眷返回防地淮安。此次于九月初三结束的“战役”，可以算史“督师阁部”仅有的两次“北伐战役”之一。

且不要小看此“战”，此“战”时间虽短、规模虽小，但意义极其重大。因为临清与河北交界，和济宁为山东唯一的两个直隶州。而从江苏中部的淮安北上到临清，要跨越山东全境后直抵河北地界。南明军仅千人就可以穿越山东全境，直抵河北，并带著大队家眷、财物“转战千里”安然回来，同时还能大肆屠戮同胞的“战绩”，足以证明当时满清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他启本中说他“手无一兵”的情况的确是大实话。史可法这个防地与山东接壤的南明第一号督师，是知道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方，满清只有“手无一兵”的如方大猷之流之情况的，也知道只有仅千人的明军不但可以横行千里，还有足够的能力和自己的军队自相残杀一场。

然而史可法在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奏中却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

对于这个军事一号人物的这个奏章，弘光朝廷从善如流。可笑或者可以说可耻的是，他和南明朝廷尽管都知道那里只仅仅是“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而已，居然就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已经是“胡土”了，并且还竟然都毫不脸红的一致同意“争之非易”，接著他又说满清在“九陵仍设提督内臣选用北人殆尽”，其中包括“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的人，所以“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这个“土地、人才俱失”的状况，在我看来，倒是与他这个封疆大吏不出兵收复失地脱不了干系的。

但是他依旧不图进取，反倒建议朝廷“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那言下之意，就是因为北畿、河北、山东等地方，有敌方的几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光杆官吏在，所以已经“争之非易”，既然这样，那干脆不用管也不用争，直接就放弃掉算了，只管发发告示，把有用的人叫过来就行。而且大量史料表明，南明的军队从来就不缺饷，有记载他们四个月就发了一年半的银饷，同时比比皆是的还有他们如何搜刮民间的记载。

至此，史阁部的心思就不免叫如我之辈作小人想了。

实质上，史可法和弘光皇帝朱由崧、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去收复北方，而是要一心偏安江南。即使在后来满清已经开始出兵要占领全国的局面下，也还在梦想著能与满清保持南北割据，而不是和大顺、大西联合起来共抗外敌。所以他们是万万不敢因为那几省的“弹丸之地”而去触怒满清，陷入与满清的战争的。同时，他们还幻想著满清因此就会很好心地只是帮他们消灭大顺政权，然后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划疆而治”。

因此可以说，史可法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在政治上的懦弱和无能，是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分歧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个人品德上的差距。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更多的是党争的成分，并不如大部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抗清和谈和的斗争，因为史可法本人就是谈和的坚定支持者和倡议人之一。

他在甲申六月上书中说道：“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其中“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自然是说满清与明的“七大恨”及努尔哈赤被毙宁远之仇，所以现在帮我们杀李闯，那就可以“特宥前辜”，与明开战等事体一笔勾销，这个事情“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大家是一致的。

接著他话锋一转，说要赶紧派使者去北京，如果满清在追击大顺的时候，“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但是他对万一“虏有图我之志”的情况，却如掩耳盗铃一般视而不见也不做防备，只是建议“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
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他觉得只要带点“银币”，“敕书”一封，然后一个“文武之人”与“随行官役若干名”去见个面送封信就可以“款虏”、“灭寇”，此等童稚之举，简直要人为之号啕大哭。

而一些下级官吏，如后来抗清失败自杀的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等人，当时却纷纷上书指出“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强烈要求北伐，只可惜无人理睬。

在甲申四月至十月的半年时间里，满清主力一直与大顺在西线激战，根本无力南下；而正是由于南明朝廷里以史可法、马士英为首的一帮人，一心偏安谋求划地而治，生怕北上收复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会得罪满清而开战，所以裹足不前。因此导致从四月起到十月间，在这三地竟然产生了长达半年的权利真空和摇摆状态，最后在甲申年底才大部归附满清。但即使到这个时候，满清的统治也大多只是由一个官依靠著当地前明降将的军队，就接收了一府之地的状态。

正是因为南明小朝廷这种丑陋的心态，以及表现在政治、军事上的不作为和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决策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作出了占领中国全境的决定。

多尔衮虽然在六月发布了那封承认南明弘光是继统于崇祯的明正统，表示各地仍属明之辖地的文告，但是一旦决定要一统天下后，马上就写了那封著名的《多尔衮与史可法书》，一下子全部推翻了自己原先的论调。

他在信的抬头不称史可法的官衔，只称呼史老先生，已是把南明作伪朝看。然后在信里先说：“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意思是我的天下是从大顺手里拿的，你大明早已经没了。所以你们现在乘我“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简直心怀叵测，“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便是说你南明是伪朝，如果不去帝号称臣，那我们就是敌人，就要开战，如果一旦这样的话，满清就会“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这一下却是拿联合李自成东下灭南明来威胁了。不过这么一来虽然是咄咄逼人，但也暴露了满清的弱点。试想他如果兵力和把握都足够，那里又需要拉上此刻正在与阿济格、多铎等清军主力激战不休的死敌李自成来吓人。

史可法在接到这封信后，回复了同样著名的《史可法复多尔衮书》。这一篇文章倒是作得引经据典，华采四溢。然而正是看了他这封信，使我就此推翻了自小对他的崇拜和景仰。

他首先在回信中的抬头中，以“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称呼多尔衮为“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光这个起头，他就比多尔衮矮了一头。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已经不承认南明只呼你为“史老先生”，而你居然不敢照样回敬，心中怯弱之意毕露无遗。

努尔哈赤于1616年由大明建州卫都督一职起兵，先称国号后金，后又改大清，历天启、崇祯两朝就从来没有承认过，袁崇焕还一度迫使皇太极去了帝号，对此皇太极耿耿于怀。皇太极于天聪四年发的一道谕文中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由此可以看见，即使清去了帝号自称大明的藩属，崇祯也是不承认的。因为建州卫是大明的州卫而不是藩属，在这一点上，崇祯是极为注意的，故而不予谈判。所以皇太极自觉委屈之至。而致袁崇焕于死地的罪名里，有一条就是他和满清议和。

史可法生于1602年，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取的进士，他在崇祯手下做了十七年的官，所以对此应该明白清楚得很，要是在崇祯手上，他这样称呼多尔衮，只怕马上就会被拉出去砍了脑袋。他作为南明的第一号军事长官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放在现在来比拟，那就好比和承认新疆是独立国家一样的性质。然后他一口一个贵国客套了一番说道：“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凶闻遂来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

他对满清和大顺开战的举动，的确是如他所说“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的，所以称吴三桂为“我大将军吴三桂”，而对李自成的强悍则表示“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

接著他列举了如三国蜀汉、东晋、南宋等一堆偏安朝廷的先例，来证明南明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再下去便是两家叙好：“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此殿下所知也。”这里他痛骂炮毙努尔哈赤的袁崇焕，是在“两国”之间“构衅”“致启兵端”的小人。

不过这个时候袁崇焕还没有平反，那也说他不得。但是袁崇焕死后“天下冤之”，部将祖大寿为此反出关外，无亲无故的幕僚程本直，更以一本《白冤疏》告天下而后以身殉袁督师，他史督师却不会不知道。

当然了，在他看来，先帝钦定的罪人，即使是忠臣有冤，现在为了“两国”和好，骂几句也是应该地。然后又说“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这个就是与虎谋皮了。要满清只凭一个“义”字，就耗费兵力帮他剿灭大顺然后两不相犯，未免幼稚得有如三岁小儿。

当然，最后他也没忘记，在剿灭大顺的事情上，南明也是要出力的：“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这道书成于甲申八月间，写得虽然是字字珠玑，锦绣文采，只是对满清的恐惧，以及懦弱无能、低声下气的腔调，在此间却暴露无遗。早在多尔衮来信前的七月二十一日，南明议和使团已经出发，其目的就是“以两淮为界”、“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实行划疆而治，偏安江南一隅。

但使者团在九月初五才抵山东济宁，这其中并没有人要他们回来或者在谈判内容上作什么修改。至十月十二日到北京后，满清拒不会见，不承认弘光朝廷是国家，不接受其“国书”，并明确宣告已经准备派军南下，与南明开战。但同时却收取了南明主动送去的“岁币”──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赐”给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十二月十五日使节团返回南京，三个使节中只有一个奸细回来，其余两人被满清扣押。

这样，已经可以明白地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满清已经彻底撕破了脸面，准备大举南下开战，和议是万万没有希望的了。御史沈宸荃于是上表：“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及贼逆不容诛，（清）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以大振复仇之声，而其实节节皆为防虏计”。

这个奏章明确提出，先抗清，至于李自成是以后的问题，这可以说深刻认识到了清“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的后果，是极为是正确的的认识，而提出的“防虏”建议也是积极的，至少这个时候亡羊补牢尚为时不晚。

然而史可法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奉上的奏章里却是这样说的：“屡得北来塘报，皆言虏必南窥，近见虏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固断断难成也。一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犯东南。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

在知道求和使团被拒，“和议固断断难成”，满清已经宣战，“虏必南窥“的情况下，他在讨“贼”和防“虏”之间，居然还是选择先“发讨贼之诏”，然后“直指秦关”讨家“贼”，而不是防备在燕、齐的外“虏必南窥”，这样的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直欲使人为之呕血。我之所以在前说其丑陋，实是因为他在这里显露的这种态度，可视为后世慈禧“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语的祖宗和出处。

为了实现他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构想，乙酉（公元1645年）正月，史可法发动了南明唯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北伐”。当然此次“北伐”的对象是西线的李自成，而不是收复北方的山东、河南等地。至于发动的原因，他告诉弘光皇帝是因为知道“清豫王（豪格）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覃怀，欲往潼关”，对满清剿闯兵力不足的忧虑溢于言表，于是他已经体贴入微地“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史督师这一战略部署，矛头直指西线的洛阳，却对黄河北岸的满清铁骑视而不见，并沾沾自喜、一厢情愿地引为盟军和友军。

只是在黄河对岸的清豫王豪格在回复给高杰关于合力剿闯的信里，已经明确打破了这样的幻想：“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

四镇之一的兴平伯高杰，原是崇祯时降明的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子，算是四镇中比较能打仗的一个。他在抵达战略重镇雎州后，有情报说原来那里举旗光复的原大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由于南明长期无人理睬也不发兵北上增援，刚刚把两个儿子暗里送往黄河北岸豪格营中去当了人质。于是为防止他把睢州献给满清，正月十三日，高杰以两万兵驻城外，只带三百名亲随进城赴许定国宴，意图说服其不要降清，结果却为许定国伏兵所杀。高杰夫人邢氏和部将得知后狂怒不已，于十四日攻入睢州屠城，许定国过河逃入豪格营中，正式降清。

史可法在知道这个变故后，马上赶往高杰军中收拾残局，立高杰之子为兴平伯世子，高杰妻邢氏知其子幼，遂请其子拜史可法为父。然史可法却因高杰乃“流贼”出身而坚绝，最后命其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的太监高起潜为义父了事，白白放弃了一个收取四镇兵力的好机会。

二月，史可法率部南归，撤回江苏白洋口（今江苏省宿迁）。于是有民谣讥讽道：“谁唤翻山鹞子来，闯仔不和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原注：邢夫人也），亏杀老媒婆（原注：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4）

此次“北伐”之时，阿济格、多铎率清军主力正在陕西与李自成进行潼关大战，对京畿、河南、河北、山东根本无力顾及。豫王豪格只有五千人马，在黄河对岸先前既无力助许定国对付高杰，后来看着高杰所部屠灭雎州，群龙无首乱做一团的样子，也不敢有一丝异动。

在此等形势下，史可法非但不敢在京畿、河南、河北、山东建立地方政权，或者守住雎州这个江淮门户的战略重镇，反而全部放弃狼狈南归。他的幕僚阎尔梅当时正在军中，在《阎古古全集》中记载道，他曾力主史可法“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可见他实在没有军事和政治才能，同时也说明他根本不想也没有胆量去收复北方，最多只是在嘴上喊喊而已。

我们且看看当时的诸人是怎么评说南明朝廷及文、武一号首脑马士英、史可法等执政者的。

张怡笔记：“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

郑与侨《倡义记》：“当四海无主之日，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无奈江南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

阎尔梅《惜扬州》诗：“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乙酉（公元1645年）三月，清军主力在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于潼关击败李自成后，已经休息调整完毕，终于开始抽身南下。多铎部由潼关东进，直取扬州、南京方向，南明君臣们自己酿就的苦果终于来临。

由于完全没有河南、山东等战略屏障可以依恃阻挡，四月十三日清军已经赶至安徽泗州渡淮，十七日便在距扬州二十里处扎营，十八日推进到扬州城下，沿途没有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战斗。

史可法以为“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所以扬州守军没有出城应战，而清军也没有采取围城攻势。

二十一日，明甘肃镇总兵李栖凤、监军道高歧凤带四千人入城，二十二日又率所部并与城内的胡尚友、韩尚良等出门降清，史可法恐阻止他们会发生内变，未有动作。

在此其间，清军主将多铎五次发书招降史可法，史可法坚拒不回。

关于扬州战役，《南明史略》说：“（史）可法还抗拒清兵，坚守孤城，支持了有十天的功夫”，实际上按照双方当事人书信，包括史可法的遗书中记载，扬州战役是对峙九日，一天陷落。扬州陷落，固然是兵力悬殊，但是明军的不得人心，也是一大原因。

当时在扬州城内的王秀楚逃生后，在日记里写了这样的情况：“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吏卒棋置，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余。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5）

史可法自己虽然清廉，但是却阻止不了他手下对百姓的“践踏无所不至”，带兵将军临战还在想“得名妓以娱军暇”，其统军无方，可以从此窥见一斑。

四月二十四日夜，清军发动总攻，炮轰扬州城墙，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南明第一号军事长官，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镇督师史可法自杀被阻，被俘后怒骂不屈，以身殉国。

对史可法最后以身殉国的气节，我当然是敬重的。但是对他的政治、军事上的糊涂和无能、懦弱，甚至出让国土，我是很不以为然的。作为南明弘光朝廷的第一号军事长官，他一直主张并身体力行联清剿闯的战略，甚至在满清宣布开战后也是如此。对满清不抵抗、弃地示好，坐失了光复明朝江山的大好时机，导致满清可以全然没有后顾之忧，全力出击李自成，然后回头从容收拾南明。所以对南明弘光朝廷的覆灭，他史可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后人把他比之前朝的张巡、文天祥、诸葛亮，他固然是绝无条件，而与同是大明朝的督帅袁崇焕比，他相差亦又何止千里。史可法是南明的忠臣，但是不能算大明的忠臣，因为他开肇了承认大清是国家的头，违背了天启、崇祯两朝一直坚守的大原则。史可法是英雄，但是不能算民族英雄，因为他从没有尝试过一次，去收复满清手里的失地，反而一味退让，甚至于弃地送给满清。

史可法是死于和满清战斗中的义士，但是不是抗清义士，因为他除了在清军攻击扬州的战斗中被动应战外，没有主动去抗击过一次满清的入侵。

《史可法复多尔衮书》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顿亡君父之仇，故为殿下一详陈之。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

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

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

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1）《平寇志》
（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3）张怡《■闻续笔》
（4）《青磷屑》
（5）《扬州十日记》另注：本文引用之清吏和史可法疏奏，均出自《明清档案》、《国榷》和《史可法全集》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芦笛离线  发送站内短信
显示文章: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


 
论坛转跳: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Page generation time: 0.606225 seconds ] :: [ 25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