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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之歌》中的伪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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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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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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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青春之歌》中的伪爱情
芦笛
老鬼回忆母亲杨沫的文字，勾起了我对《青春之歌》的回忆。那小说当年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倒不是因为什么“小资情调”，而是它和那些描写“地道战之爱”、“地雷战之爱”、“青纱帐之爱”不同，乃是描写伪知识分子之爱的，在当时铺天盖地而来的“土大碗”中，算得上是伪劣假冒的景德镇瓷器，自然也就鹤立鸡群，不同凡响了。
我这不是势利，认为工农大众的爱情要比知识分子的爱情层次低。不过，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出的香汗当然要比鲍二家的酸汗好闻得多，焦大的臭汗就更别提了。
从生物学意义来说，人类的性爱和动物的mating（不由得想起钱钟书的刻薄，他把“李梅亭”翻译成了Mating Lee）本是一回事。两者的区别一是感情的持续性与专一性，二是装饰性。
当然，人类在这两方面有时还不如动物，论持久专一不如鸽子与鸳鸯，论装饰观赏不如孔雀和画眉。不过，所谓文化层次反映在爱情上，其实也就是观赏价值的区别。脑体力劳动者的爱情，也就于此显示了差别。李向阳之爱似乎就是在地道里亲嘴（要不那是《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主角？记不住了），当然没有余永泽在暴风雨袭击下的北戴河海滩上英勇救美回肠荡气，观赏价值要低到不可胜计。
老鬼从青纱帐里钻出来，自然看不到这点，喜欢《烈火金刚》胜过了他妈的作品。他写的《血色黄昏》我没看过，估计好不到哪儿去。从他追怀母亲的文字不难看出，这位职业作家的文字功力很低，更不懂布局谋篇之类的写作技巧，那长文写得毫无章法，杂乱重复，重点线索根本不交代，以为读者和他一样知道“科研油子”是谁，而秘书又是什么来历。最致命的还是，那文字基本属于“土大碗”一类，没有对精神世界的深入开掘。
当然这也怨不得他，乃是时代限制。知青作家中，除了史铁生一人，似乎都有肤浅粗糙的共同缺陷。而史之所以如此，大概和瘫痪磨锐了内心感受有一定关系。说到底，咱们这个民族的感情世界比较粗放浮浅，便下世纪也不会出《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那样的巨著。这应该归结于我党带来的全民痞子化，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论感情世界，女性比男性更丰富细腻敏感，因此她们的观赏装饰要求要比男性高。男人在这方面浅尝辄止，只看到表面包装，根本不管那包装纸之下是什么货，而女性的观赏要求就要深入严格得多。不过正是为此，她们一旦被误导，买椟还珠的错误就更严重。林道静就是这种天然气质倾向的牺牲品，亏杨沫还至死不悟，以世俗成败论英雄，以为自己作了明智抉择，特地写成书向全天下女性兜售她的失败经验。
当初我和网友议论国母宋庆龄和“文母”许广平，觉得这俩女性其实非常不幸。然然看不下去，出来说，你们这些臭男人知道什么？人家愿意，你们管得着么？革命家往台子上一站，慷慨激昂演说一通，哇赛，下面的女子芳心可可，全飞到他身上去了。
这不就是林道静的选择么？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她扔了余永泽，先爱上我那不成材的本家愤青死鬼卢嘉川，后被上级江华恃权奸占，完全是舍玉取瓦，愚不可及。
余永泽到底有什么让林道静忍无可忍的？凭我模糊记忆，似乎就有那么几条：
１、对上门求告的他家的长工缺乏同情，一毛不拔。
这条是否属实，我很怀疑。我在旧作中说过，“旧”社会的富人和“新”社会的富人有本质不同，前者被传统伦理道德彻底洗过脑，仁爱谦和。我家就是个例子。
我上面本来还有个哥哥，三岁时，奶妈带他到厨房去，和厨子打情骂俏，两人拉扯起来，奶妈挣扎之下，把灶上正炖着的滚汤撞了下来，劈头盖脸地浇在小孩身上，把他活活烫死了。出了这种大事，先父先母虽然痛心之极，但也没有责罚祸首，甚至没有解雇他们，仍然如常善待之。反倒是他俩自觉无颜以对东家，不辞而别了。
后来先母卧病，家里雇了小保姆照料。先母对她非常之好，哪怕是病急了对子女发脾气，也从来不曾对她疾言厉色过。先父卧病时也如此。受父母言传身教影响，我们对保姆也格外和气。兄弟姐妹之间口角倒时有发生，但绝不会轻易斥责人家。但凡我值班，总是让保姆去睡觉，我自己顶上，姐姐们更是给了她许多衣服鞋袜。最后父亲辞世，再也用不着她了，还给她发了遣散费，全家千恩万谢地送她出医院门，为她打了车，付了车费，让她回到荐头那儿去。
共党高官就完全是两回事。那阵子我父母到北京来，住在一个老式四合院里。我回去，母亲总是要和我抱怨：“西边那家又骂保姆了，骂了足足一天，怎么能这么对下人呢？我实在听不下去，想去劝劝，但又是人家的事，不便出头干涉。”
所谓“西边那家”乃是某大军区司令遗孀，进京猎取金龟婿，以续黄昏恋，唯一的乐趣就是拿那可怜的保姆操练。但凡她谈恋爱失意时，那保姆更是入了１８层地狱。甭说母亲听不下去，连我都是多次忍了又忍，才没冲出屋去，用再教育期间党教会我的脏话破口大骂之。
所以，余大少对长工冷冰冰的，多半是虚构，倒是林道静自己才是这种人。据老鬼揭发，上门告帮的乡亲连她家的门都别想进去，比余大少家可是森严多了。
２、余永泽伤害了她的女性自尊心。
那原话我还模糊记得，老余和她亲热了一阵，在灯下捧着她的脸细细端详，末了说：
“静，你哪儿都美，只是嘴稍微大了些，腰肢稍微粗了些。古人说：‘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可见从古到今的美人都是樱桃小口，杨柳细腰。”
静于是觉得严重受辱，丈夫把她当成了花瓶。
这都什么事阿？难道她没看过《苏小妹三难新郎》上苏小妹和她哥互相嘲谑“去年一点相思泪，至今犹未到腮边”？我和娘子开玩笑时，说得比这严重万倍的都有，谁也不曾介意过。
不过这也还可以理解。那时正时兴女性解放，易卜生《傀儡家庭》（后改译为《玩偶之家》）在中国演出，引起巨大反响。邓肯那种烂人更变成了中国知识女性的偶像。静自己就跟王晓燕说过，她崇拜因亲苏而被苏联人捧到天上去的西洋舞蹈家邓肯。邓肯到处乱睡，后来想要孩子，就躺在海滩上，见到一个美男子走过来，她便勇敢地走了上去，和他生了孩子，云云。
这种解放，无非是性解放。既然是性解放，为的不过是官能满足，那就得容许对方对你品头论足，这才是一重标准，是不是？
３、余永泽胸无大志，只想钻故纸堆。
这在静与泽的关系恶化中乃是关键环节之一。泽有一次兴冲冲地回家来告诉静，他的论文被胡适看中了，后者给了他许多勉励和指导。对于这种真正的喜讯，静不但没有和丈夫一道由衷高兴，反倒从心底感到说不出的失望，从此看透了泽的庸俗真面目。
现代文明读者立刻就可以看出这种价值观其实才真正是浅薄庸俗，似乎不必再费唇舌。
４、卢嘉川被追捕时躲到余家来，余不肯留宿。
是个男人都会这么干吧？川又不是静的一般朋友。两人之间的暧昧感情，虽然没有捅破那窗户纸，老余那书呆子就算是钻故纸堆钻到发昏章第十一，也绝对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泽不肯留宿，不是因为胆小怕事，也不是因为不想救人，而是因为男子汉尊严所在，无法咽下那口气去。留下来算什么？共妻公社？
这其实恰好显示了川的卑鄙怯懦。如果我是川，去勾引人家的老婆，哪怕前面就是刀锯鼎镬，走投无路，我也绝对不会去可怜巴巴地去情敌屋顶下寻求庇护。但凡有点男子汉尊严的人都没脸干这种事。
至此，静达到了临界点，就此和泽决裂，但后来受不了折腾，又回去了一次。泽此时已然另有新欢，跑出屋来，见来者是她，脸立刻沉了下来，问道：“你革命成功回来了？”接着就对赶出门来的妻子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革命家林道静，这位是我太太……”静受不了这种凌辱，掉头就跑了。
当年看到这段，非常气愤，但如今回想，觉得老余太忠厚。要是我，我就这么说：
“啊，我说是谁呢！原来你又内逼甚急，想起这肮脏去处了？我这儿本来就是公共厕所，你爱蹲就蹲，蹲够就走，走了什么时候想回来，又若无其事地回来，是不是？你干嘛不去找你那伟大的川解决排泄问题？他既然大慈大悲拯救黎民，为何连自己的老姘都保护不了？”
这难道不是一针见血地说穿实质？静以女性解放斗士自命，认为泽不尊重她，不理解她，可她何时何地做过理解对方、尊重对方的尝试？她当初走了，不是去投身革命，而是因为三角恋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老余要是能咽下这口气去，也就不是男人了。她为什么这么self-centered，自始至终就不曾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到男人的地位上去，试图理解对方的心情？
由此可以窥见女性解放者的一个共同误区，那就是她们其实并没有冲决网罗，在下意识里仍然把自己看成了和男人不同的另类。所以，她们追求的所谓“男女平等”完全是自卑情结的表现，这才会有静对“樱桃小口”的超敏反应。正因为在下意识里她们认定自己和男人不一样，这才会形成自我中心观念，只知道苛求男性尊重理解自己，却从来没想到这义务是mutual的。
哪怕在网上也看得出这点来。某些网女公开要求特殊保护，而某些下流论坛竟然将保护网女这条公开写入论坛宗旨，而活跃在那些ＬＬＣ的网女们，居然也就意识不到那是变相的性别歧视，自己成了一种必须加以特殊保护的弱者，而那才是一个真正有尊严的现代女性无法容忍的奇耻大辱。
这里面的肤浅道理，其实丁玲老太太早就在延安时写在《三八节有感》中了。记得她说，什么时候没有了妇女节，什么时候男女也就真正平等了。但就这简单道理，若干自命学贯中西的女“学者”到现在也不懂，当真可悲可怜之极。
现在来看静的两个革命恋人。
老马骂王丹，说王乃是劣等生，没本事上学，只好改行干革命。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是五四以来的普遍规律。无论“解放”前后，但凡革命家都是没本事或没定力作学问的士林败类，因此无法打入主流社会，成了边缘人，就此变成愤青去干革命。我党内那些伪“知识分子”如蒋南翔之流，有谁不是这种经历？老鬼那毫无心肝的父亲据说是大学校长，如果不是凭革命履历，轮得着他么？
“解放”后又何尝不如此？但凡积极分子团干部，统统都只有整人拍马的本事。“正面”“反面”人物均如此，“正面”如什么北师大德育教授李燕杰，“反面”如柴玲、吾尔开希、王丹之流，全是这种货。
因此，在我党革命史上产生的一个经验规律就是：但凡搞政治者，必然在人品上和智力上都是残次品。在人品上，这些人是灭绝人性的政治动物；在智力上，他们根本就没有谋生能力。不靠兴风作浪制造出乱世来，他们就只有如老毛在上海一样，只能靠去为阔人家洗衣服谋生。
这里说的“我党革命史”其实是广义的，延续到如今的“民运”。自老邓上台后，我党早就背叛革命了。如今的“民运”无论是在海内还是海外，其实都是中共革命的薪火相传，亦即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现代革命家们的素质、动机和行为效果都是当年那回事。如果剥去“民运”头面人物们的政治资本，那些连英语都不会的职业革命家们立刻就要饿死。上网以来我见过的唯一值得尊重的民运人士，便是刘国凯和一凡先生。刘先生挣扎求生的经历让我看得热泪盈眶，而一凡先生的朴素讲述也让我感动至极。但那毕竟是少数人。
我那不成材的嘉川本家又何尝不是这种无才愤青？川其实是那小说写得最苍白、最不成功的人物，让你使劲回想都想不起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凭什么要把泽压下去。他的面目如此模糊不清，只说明了一点：这个形像乃是少女怀春向壁虚构出来的幻影。
前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当然是对女性的放肆污辱，但其中也含有人生经验的总结。想入非非做白日梦乃是女性专利。她们崇拜英勇高尚的英雄人物，对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很容易厌倦。“旧”社会没多少职业女性，知识女性一旦做了家庭主妇，看上两本《新青年》，自然就会对锅碗瓢盆深感厌倦，倍感脚踏实地的丈夫鄙俗猥琐。这时生活中突然闯入了川那样的传奇英雄，当然芳心就要被打动。
问题在于，女性是感情的生物，男性是理性的生物。所以她们看不到，革命家出生入死的冒险生涯当然富于刺激性，具有极大的观赏价值，so are those drug dealers，走私海洛因的毒枭们又何尝不如此？两者的区别，只在于革命家们对社会的危害远非毒枭可比罢了。如我在前文说的，静在“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之时毅然投身革命，只为全民带来了令日寇瞠乎其后的灾难。
具体来看那卢愤青。他除了散发点狗屁不通的革命小册子和传单，使出远逊于老芦的口才来专门给静开革命宣传小灶，以此巧妙勾引白杨之姐那大美人之外，似乎没留下什么可以让读者想起来的出众品质和才能。但若论凭口才勾引女同志，我敢说我那本家绝对比不上本人。遮莫老芦就此成了值得学习的大英雄不成？
那江华就更提不起了。从头到尾，静根本就没爱上他，完全是他利用上下级关系，恃权奸占的。据我模糊记忆，那罪行的发生大致经过如下：
江华来找静谈工作，谈到半夜三更谈完了，静催他走，他便深情地看着静，说：“为什么赶我走？我不走了。”
静万万没想到华会这么直截了当地提出这种要求，如中雷击，心烦意乱，立刻跑出门去，在雪花飘零的户外站了许久，眼前又浮现了卢死鬼血一滴滴流干的想像情景。最后不知怎的，大概是觉得在那雪地里站个通宵也不是个事，于是那女性解放斗士便乖乖回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俯首听任上级摆布了。
任何一个具有现代西方文明知识的人立刻就能看出，此乃最标准不过的性骚扰，亦即利用上级权威，违反职业道德，不顾对方反感，向下属求爱。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骚扰，乃是逼奸的严重犯罪行为。
那江华之卑劣跃然纸上：他竟然在静心烦意乱地跑出屋去还不知自惭，端坐在屋子里等着静回来投怀送抱！向静求爱无可厚非，在人家跑掉之后还赖在那里，专候静屈服于自己的权势回来乖乖投降，那就绝对是毫无自爱自重之心的流氓了。
这就是静的“青春之歌”，一度风魔了无数多情男子、怀春少女的浪掷青春之歌。
书中当然也有真正的志士，那就是“骗取”了王晓燕爱情的戴愉。说老戴是真正志士，乃是因为他是托派。和归依斯大林、靠后者饷械支持的中共不同，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根本没有国家资源作后盾，可以用来输出世界革命。因此，中国的托派不是中共那样金卢布豢养的俄国走狗，而是真正自费干革命的志士。虽然那些人信奉的理论跟斯大林主义一样邪恶，但起码从道德上来说要比中共高尚得多。
可惜就连这唯一的准正面人物也被杨沫诬陷为日本或国民党特务，而且是他女特务上司的老姘。其实托派最倒楣，是挨四面八方痛打的落水狗，无论是给中共，是给国民党，还是给日本人抓住了就没好事。共党给抓了还有组织上去行贿收买疏通关说国民党要员，托派就没这种指望。尽管如此，人家还是在无限险恶的环境下熬下来了，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才逃到海外去──他们深知斯大林式政权可不比日本人、国民党那样软弱仁厚。
当然，要说那书什么好处也没有，似乎也不是。它至少开拓了我的文学视野。上高二时，语文书上有篇茅盾写的该书的书评。记得老茅说，作者毕竟是初学者，只会从一条线上展开故事。
我看了那话顿时开了窍，立刻就想起《安娜·卡列尼娜》就是从两条线上展开故事的典型：一条以安娜－沃伦斯基爱情故事为主线，一条以列文－吉蒂爱情故事为副线。两条线交互为用，使得作品波澜横生，避免了传统小说那种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弊病。
这可以算是我“开天目”的第一次经历吧，虽然那不过是文学写作的小道而已。不过，这是老茅的功劳，虽然是杨女士的杰作引出来的，但它起的只是“反面教材”的作用。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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