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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沉船期佚文ZT:给草庵的信/回季逵的帖&[草庵居士 我的自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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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沉船期佚文ZT:给草庵的信/回季逵的帖&[草庵居士 我的自白书]   
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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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沉船期佚文ZT:给草庵的信/回季逵的帖&[草庵居士 我的自白书] (269 reads)      时间: 2006-1-10 周二, 下午10:14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

余大郎 给"要走"的草庵说说巴黎文化中心和中国整编军营的小故事 2006-1-8 18:54 [Click:177]

草庵,你感到委屈了?气愤了,还是气馁了?

听XX来电说,你和他共进一餐,然后蒙头呼呼大睡去了.
XX说,他理解你的心情,正和当年的他一样.这样看来,你还是太脆弱,太年轻了.

记得五年前,正好是在台湾政党轮替的第二天罢,一位巴黎侨领领我和西折去
文化中心"拜码头".一进门,就闻到强烈的酒气.倒地的酒瓶,散乱的家什,印证
了这位当时年龄与你今日相仿的负责人对败选的绝望--那天,他几乎都站不稳了.
终究,他还是太脆弱,太年轻了.西折对此不知所措,而我很可怜他.

昨夜,我读了阁连科的[为人民服务],里面有一小段关于被解散的整个部队的
描写,使我又想起了我在巴黎见到的一幕.不过那是远为壮观的/暴烈的,因为全师
连以上军官都在那里关门发酒疯.对此我深深太息,因为今日的军营,远甚于此.
想到团队性的精神崩溃我说不清是忧是喜.

这就说到你的政治声明给我留下的苦涩了.

我们见过面,有过长谈,最近更电话长聊过几次.
你救颜钧,是为民运或是博爱,但基点当是人道主义.
这就象单恋一样,"我爱你,与你何干";更不用说"施恩不图报"的古训了.
我觉得,你是否对形势太乐观,对民运的复杂估计太不足,所以一条变色龙,
几只小爬虫,才会使你蒙头大睡?难道你不知道,民运从来就是捐钱的做事挨骂,
当贵族的拿钱骂人做挡路恶霸?心中无上帝,因而既不能共苦,更不能同乐--
不如法轮,大约源于此罢?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否则,一旦遇到大环境
落魄,何等可怕!

其实你完全不必声明"与所有民运划界"--虽则这也是一种催其自新的压力
(至于气死流哈水泛绿光的,倒还不会--因为他们还没信你,所以就无所谓失望),
但多半又会带来"祖孙骑驴进城"所必逢的左右物议,甚至会有人因此自诩
原来的怀疑正到位,正好大唱安魂曲哩!

但听说你前天还在做法轮节目,这就是德国谚语"一生只开一个矿"之意罢?
我为此感到欣慰.愿你在饱受打击后重新振作起来,从此成熟.
眼下,就当他(她)们FGP罢.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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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帖严重违规。版主删帖、封名。 -嘻笑怒骂- [0 bytes] -2006-1-8 20:31 [Click:110]
没事没事,大家乐一乐。水很清,老草也没“遇祸” -周同- [776 bytes] -2006-1-9 00:49 [Click:92]
虽然您不在意,但我们不允许这种帖子。下次请不要回帖,我可以一删了事。 -斑竹05- [0 bytes] -2006-1-9 16:55 [Click:3]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是指我的贴?还是楼上被你删去的贴?楼上贴虽然骂我,我也不知他犯了什么规? -周同- [140 bytes] -2006-1-9 18:17 [Click:13]
补充一句,草庵调查有人阻挠燕鹏来美,王希哲不打自招 -嘻笑怒骂- [1410 bytes] -2006-1-8 20:41 [Click:108]

(二) 回季逵的帖
所跟帖: 季逵 : [中国人权]“案”引起的思考 2006-1-10 5: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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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大郎 我原先意在"重起炉灶",自建大军草料场.但草案被王气杀(是否水淋淋,本无乾草?存疑) 2006-1-10



"商团"已成画饼,唯有麦卡锡殷勤.浊流水徐凉,化内斗为外斗;从此清流无鱼.
沙漠众生多"各扫门前雪",装聋作哑,装痴埋呆;少有几个李逵,只知口水喷,
救不得凅辙亁鱼.看来只有任转轮,但又不肯普度,明有为渊驱鱼之心.奈何?

多头输,空头"赢".呜呼,余其休也.


(三)草庵居士:我的自白书 2006-1-9 22:59 [Click:103]


我的自白书


说明:文章比较长,但这是我这几年来的心路,也是我第一次将我参与的中国泛民主运动的过程写出来。在此,我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


自从援救颜钧先生以来,我的所作所为引发了众多的争论和指责。这使我感到万分的震惊和伤心。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能有这样大的风波。而那些诽谤对我的伤害,已经超过了我一生所遭遇的所有诽谤。

我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在最近几天,我接到了众多的来信。这些朋友支持鼓励我,甚至很多是陌生朋友的来信。一位远在利马的自称是“小商贩”的陌生朋友也来信劝慰,鼓励我。这让我非常的感动。

国内的朋友不仅仅来信,而且还有几位打来越洋电话,这更让我流泪。我在和国内朋友通报情况的时候,我感到了国内朋友身上巨大的压力。不绣钢小老鼠曾这样对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会被逼得走这条路(指颜钧渡海去台湾)”。我听了非常的伤感,我劝他尽量要保护自己,不能冒险。尽管她回答我说是:“开玩笑,不用担心”,但我依然感觉得到她内心的压力。

1月7日,我自LA朋友聚会后,回家就蒙头大睡,夜间3时,起来后独自坐在寒夜中听大海的咆哮,很多往事不断涌现。在过去的几年,我曾被众多的海外民运人士劝告,他们告诉我很多的内情。但我从来没有仔细去想。我一直认为,任何内斗都是有原因的,内斗双方都有各自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不想去参与这样的内斗。同样,很多曾经参加后民运,但又退出的成功人士和老留学生们都告诫过我:“你做生意,没事就写些文章,蒙着面,大家只会看你的文章,不会知道你是谁,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如果你参与了海外民运,你很快就会身败名裂。如果你认识了海外民运中的领袖,你的结局就会更坏”。

在海外,在民运最高潮的时候,仅仅美国,海外民运人士就有数万人,连一个小小的澳大利亚也有数千人的海外民运组织。这些民运组织的基本力量几乎都是中国海外留学生。但在今天,海外民运的基础那里去了?那个民运组织能拉出一个百人的队伍?在众多的主席之外,还有多少基本的支持力量?

我一直以为,经济利益是引起民运争斗的主要原因,是利益让很多海外民运力量离开。就象我在纽约,我和胡安宁,伍凡在一艘私人游艇上谈话一样,我问这艘游艇的主人,这个中年人生意成功,曾经是民运组织的秘书长。但他早以远离民运。我在游说他建立当地倾向民运组织的商团和基金会的时候,问他:“当年大家都是穷学生,十六年过去了,很多人生意成功,并非缺钱,为什么不能再贡献点自己的力量?”这位朋友说:“我在看,一直在看,但海外民运是丛林,还没有打仗,你已经被刺伤”。

我知道我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我不过是一个本份的商人。我曾在大陆进行成功的投资,我了解大陆黑暗的内情,我知道如何在大陆赚钱。但我同样知道那是百姓的血汗钱。同样,我也知道我的个性,多年来,我没有众多的华人朋友,我更愿意远离美国的华人社区。我曾多次对朋友们讲我对美国华人社区的脏乱和无秩序的厌恶。伍凡先生曾多次劝我。

关心中国,这是我一生的志向,当我们深入到了美国社会,我们能深深地感觉到主流社会对中国人的潜在看法。这个看法不是没有偏见,但更多是正确的。作为华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改变它?

很多在美国生活久的人或者是早年的留学生在很多习惯和思维上都已经美国化了,这种生活意识和思维观念的改变是潜移默化中进行地。我不免也沾上了这样的结果。我讨厌华人社会中的欺诈和不信任,更厌恶华人社会中的勾心斗角及不负责任的议论和猜测。我更喜欢美国式的直来直去,坦率的交流及利益上公开的交换。很多朋友对我说,你可以在美国生意圈里赚钱,但你和华人打交道,你准赔钱。我知道我的缺陷,但我凭着我的良心和赤诚却卷入了号称中国精英的海外民运斗争。这是我的失败,也是我的悲哀。

我看到海外民运的衰落,我感到痛心,我天真地以为,如果能有新人协助大家解开过去民运中的矛盾,或许中国海外民运就有一个新的天地。我曾与很多朋友讲过这样的想法,我也尝试着去做。我力图去推动海外民运的联合,甚至自己花钱去各地协调。我看到了成功,至少在洛杉矶地区的民运朋友中看到了。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大家的努力。各自分散的,甚至是多年不见面的朋友,大家聚集到了一起,尽管有些人各自仍有些内心的不同看法,但目前,大家已经能够坐到了一起,能够相互打招呼,讨论问题,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敌对。而一些新人,一些成功的商人或专业人员加入了进来。至少在目前,洛杉矶的民运朋友是相互团结的,大家都能经常聚会,有事能够相互支持和配合。尽管人数并不多,但我相信,其他地区已经很少有男女老少数十人甚至百人以上的倾向民主的大陆人士能每月聚会,大家共同讨论一些关心的问题。

多年来,我了解到海外民运资金的缺乏,我也知道金钱对海外民运的重要性。我曾多次设想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解决一时,而是永久的解决。多年前,我曾写过一些建议给民运人士。但我发现,民运人士中缺乏比较专业的人士去推动这个事情,更多的是不知道如何去推动。

就在两年前,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到处去游说。我的理由很简单,目前,海外的华人经商已经很多,经济实力已经与十六年前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华人企业家需要自己的声音在海外各个国家政策中体现,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来体现自己的利益。于是我就对一些商业界的朋友讲,你们完全可以在当地自己成立商会,成立基金会。按照美国的税法,大致上是,你捐两美元,你可以得到一美元的抵退税。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其他的财经手段,可以合法的得到更多,自己分文不损失,而且还能自己掌握一大笔的额外金钱。特别是商人,经常可能会有倒闭的风险。如果能组织几个商业朋友共同建立一个互助基金,那么你们就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金融机构,可以挽救自己的生意,帮助自己,反正各位都要向联邦政府纳税,为什么不利用法律合法的为自己建立另一个防火墙?

我曾给他们算过一笔帐,如果当地有十个年收入二十万美元的商人或专业人士,那么,你们每年可以名义上捐款2-5万美元。当然,捐出的款项是给自己成立的,可以自己控制的基金会。捐款2-5万美元,但考虑抵退税的情况,实际个人掏出的只有1-2.5万美元之间.也就是说,自己不过是拿出了一半.另一半是由你交纳的联邦税抵退回来的.但无论是你自己拿出来的,还是联邦抵退回来的,这笔钱都在你们自己控制的基金会中,是你们自己可以使用的.十个人的捐款,就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里聚集20-50万美元的基金。一旦某个成员生意遭遇风险,或家庭遭遇风险,完全可以根据基金会的情况,大家讨论决定去救援。而更有利的是,如果这笔资金管理的好,每年还会有2-5万的增值。作为一个商人,我们必须要选择代言人人,体现商人的利益。这笔2-5万美元的增值就可以进行政治投资或帮助大陆的百姓进行人道救援,或者可以在当地国家或政府进行政治利益上的游说.

作为商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也掏出了1-2.5万美元,这是实实在在的金钱.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用税法和其他的财政手段来弥补.至少在美国,几乎每个家庭都购买人寿保险,商人更是不可避免.既然商人可以赚很多的钱,这些钱最终不能逃避继承问题.而继承就需要交税.既然大家每年自自己的口袋掏出了1-2.5万美元的钱,完全可以用捐款条件来换取基金会给各位购买人寿保险作为回报.你捐款了1-2.5万美元,基金会可以为你购买十万甚至二十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如果第二年再捐款,基金会就再增加保险的金额.这样一来,你捐出的1-2.5万美元,在几十年后,你的子女继承的时候,就可以有5-10倍的回报.捐款人根本就不吃亏,只不过是将你给子女的钱提前投资出去了.但你的子女也有相当丰厚的回报还可以避税,而你又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另外的,独立于其他金融体系的,自己可以控制的防火墙,增加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可以为社会及中国做很多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全美国能建立五十个这样的基金会,一年至少可以聚集一千万到三千万美元美元,而每年的增值部分就可以高达百万美元以上,如果经营地好,可以高达三百万美元。即使是基金会不能将全部的增值部分支援中国民主事业,但只要能拿出一半,那也是在五十万美元以上。如果这些基金能连续进行,十年后,至少可以积累亿元以上的资产。无论从什么角度上看,这对当地的商人或当地的国家都是一个能够形成影响力的团体。如果能够在全球的华商中都建立这样的基金会,我们可以预料,中国海外民运和国内民运还缺钱吗?

在不久前,一位年龄高达八十的老华商想对某华人机构捐款,他计划捐款五百万美元。这个受捐机构的朋友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听了后就问他:“这位老先生有多少财产?”朋友告诉我说:“至少三千万以上”。我马上回答他说:“你介绍我见一次面,我会让老先生捐款一千万以上”。这位朋友对我说:“介绍你见面没有问题,老人家只有这么多钱,能捐出五百万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们不能在要求更多,否则连这五百万都没有了”。

不久,我见到了这位老先生。我给老先生提出了一个建议并详细地讲解给老先生听。听我讲解了三个多小时之后,老先生当即决定捐款二千万美元。令当场在坐的另两个受捐机构的朋友大吃一惊。

其实事情很简单。老先生已经八十高龄,他面临着严重的遗产继承问题。子女在继承他的遗产需要缴纳几乎一半的税款,也就是说,他的子女实际能拿到手的财产只能是他目前财产的一半。

我给老先生和受捐机构出的建议是,老先生捐款二千万美元,然后用这笔钱去购买一栋办公大楼。办公大楼的价格不超过一亿美元。二千万美元做头款,其余的银行贷款,然后用办公大楼出租的钱去还贷款,同时受捐机构为老先生购买六千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这样一来。老先生虽然名义上捐款了二千万美元,但实际上经过抵税,他真正拿出的只有一千万美元。而受捐机构为他购买了五千万美元的人寿保险,他的子女在他去世后可以拿到几乎是三千万的现金。远高于他的捐款,更高于他子女缴纳遗产税后的实际所得。而作为受捐机构,买了大楼,得到了更多的捐款,解决了急需的办公用房问题,不但节省了每年固定的房屋租金开支,而且还有额外的固定收入。在购买大楼的时候,受捐机构又与房地产经纪达成协议,房地产经纪愿意将其在此次生意中的所得捐出一半。这样一来,受捐机构又有了二百万美元的额外现金捐款。而房地产经纪也一次得到了近三百万的收入。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失。

几年来,海外民运人才流失非常严重,缺乏有力的支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谁也掩盖不了。其原因是什么?专业人士需要淡薄的政治立场以便进行生意,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台湾商人中有明显政党色彩的并不少见,即使是经受多年打压而不改的也很多。重要的问题是民运人士是如何和这些专业人士配合,如何交换意见,如何能了解他们,代表他们。看看今日的法轮功,他们的主要领袖和支持者几乎都是当年支持海外民运的留学生。他们在发现海外民运组织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后,转向了能代表他们自己的法轮功,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海外民运组织为中国百姓争取人权的活动。争取中国百姓合法人权本身就应该是海外民运组织的主要工作。没有合法,合理的人权,不能维护百姓的人权,中国海外民运组织的工作是什么?难道推翻中共然后让海外民运成为另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政党就是目的,难道当总统就是目的?不能维护百姓人权和民主的民运政党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吗?没有百姓的选票支持,能够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吗?能代表百姓的利益吗?看看今日凋零的海外民运组织,难道就能说是代表了百姓的利益?连海外倾向民主的移民都无法影响,怎么去影响国内的百姓?

中共的江泽民就是看到了民心和利益,所以他才在六四之后千方百计拉拢中国的精英阶层。形成利益统一体,维持中共的统治。即使是目前的胡温政权。胡温的主要智囊温铁军就曾秘密地开了一个闭门研讨会。讨论的内容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维持中共并能不断的发展。在这个研讨会中,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现在要想推进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相当部份都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份。在这种三部份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否则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人口,又没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出去,矛盾只能内部消化,不靠执政能力的加强,是要出事的。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

尽管我并不同意他的结论,但我们从最近胡温的具体行动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共胡温新政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路线和方针。温铁军的观点已经成为胡温执政的政策标准。于建荣先生写了一篇农民调查,就得到了胡温的一百万人民币资助,这是为了什么?这正暴露了胡温和中共的恐惧,他们为了政权极力需要知道中国的真正问题在哪里。

相反,我们看海外民运组织,除去空泛的章程和好高务远的理论口号之外,还有什么具体地路线和方针?

我曾对参与基金的朋友们讲,也曾对很多民运人士讲,更对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的负责人讲过:“我们建立海外商人基金会,主要就是要援助中国大陆的民运活动,救援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海外民主力量在支持着他们,他们并不孤单。尽管他们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与人权去和中共抗争,但他们是勇敢的。如果我们海外人士能在他们坐牢的期间给予他们家庭和生活上的最基本的资助,我相信就会有更多的大陆人士解除后顾之忧,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利益和人权去和中共抗争。就可以逼迫中共面对严峻的现实,不得不考虑改变政策,改善中国百姓的人权。我们不会养任何一个海外民运组织的人,我们更愿意进行项目合作和资助。”。

事实上,已经建立的十多个海外商人基金会就是如此进行的,尽管目前的力量还很小,能拿出的钱并不多,但他在资助民主活动,救援国内的民运及维权人士。

在国内,我们就在两天前。刚又找到了一位四川的六四难属,是一位海内外并不知道的难属。我们的基金正在协商救助。,人民大学工经管理系大三学生吴国锋。四川新津高考状元,1989年六四在北京被解放军残暴枪杀。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住四川新津县五津镇,模范街嘉宁公寓A幢四单元3楼4号。邮编:611430,电话:01186-28-82510512。

很多民运组织认为既然为了民主运动就不能和中共有具体的联系。很多知情的民运人士都对我及我们基金联盟资助中国政府召开各种研讨会表示不理解,认为我是背景复杂,甚至可能是中共特务。我一直默默地忍受着这种指责和怀疑,在今天之前,我从未向任何人抱怨过。

在中国大陆召开一个学术性的会议费用很低,大约5-6千美元就可以完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如果能和大陆政府合作进行,就可以合法,安全地召集所有大陆的专业人士,更可以合法地请不同异见人士参加,合法地讲出异见意见。从而让这些持有不同异见的人士建立直接的联系和互动,并影响那些支持中共的人士,从某种方面上影响中共的决策者。作为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影响中国百姓和学者的活动,难道还有比这种形式更好的方式吗?难道这种方式不比在海外论坛上发表文章更直接,更有效?难道这种建立大陆反对派联合的方式不对吗?至少在我的眼中,采取合法,有效的方式促进中国大陆民主派及反对的有效形成及运作远比空喊口号有用,远比表明自己的立场有用。至少,作为商人,我更看重的是最后的结果,一个有效益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建立了相当机制,这个机制在过去几年的运作是非常有成效的。去年,我们成功地在资助大陆人士以政府和院校的名义在大陆招开了九个关于经济研讨的会议。让反对中共经济政策的海内外人士及学者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大家都已经看的非常明显。至少阻挡或减缓了中共利益集团进一步对百姓的财产的侵犯。在今天,中共用股票市场和MBO方式侵占百姓公共财产的行为已经成为了人人喊打,路人皆知的行为。难道这不是有效地促进中国民主行为?

就在去年底,一位大陆法律人士对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建议在大陆资助税法研讨会,并以半官方的名义在大陆设立中国最佳法官奖。以这种方式来公开揭露大陆税务上的问题和司法上的问题,促进大陆修正税法,改善社会健保制度。用官方的学术活动而将百姓的具体利益结合起来,鼓励百姓为自己的利益向中共争取权利和利益。而设立中国最佳法官奖的目的就是要对那些敢于维护司法独立的法官给于奖励,鼓励他们用司法的手段行使法官的独立权利去审判维权人士,民运人士,以改善甚至改变目前大陆的司法制度。我们基金联盟的同仁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而且这些项目活动已经列入今年的资助和合作日程。难道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中国民主运动?难道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只有那些高喊口号却不知道从具体做起的海外民运领袖们的专属职业?

反观海外民运组织,你们做了什么?我相信百姓的眼睛是可以看清楚的。我们从没有惧怕任何人,我们是坦诚的。同样,我们从没有指责任何海外的民运组织或个人。但我从事了这些事情之后,反而被泼上了污水,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这也让我更深的理解了众多朋友的劝告。让我在深夜的海风中思考,我们是否需要和海外民运组织合作,是否需要资助它们?

胡安宁先生曾几次对我说:“你对大陆的预测太乐观”,同样,也有很多的朋友这样说。但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旦中国大陆发生了巨变,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非常不愿意看到中国大陆在发生民主运动及政治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发生动乱和流血。但不发生这些事情就必须要进行制度及程序上的研究。为此,我曾和很多朋友们谈起过这些问题。一些民运人士告诉我说:“早就有人在十几年前就写好了《中国联邦宪法》,也有众多的研究,你不用急,只要大陆发生变化,三天内就有人会将整套的宪法拿出来”。

对此回答我并不满意。因为我知道,仅仅有新的宪法并不是完整的,中国的法律不仅仅包含这些宪法和刑法,民法,更多的是经济法规并没有人去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些法律制度公布之后,原来的法律和新的法律如何衔接也需要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中间的过渡也同样是个巨大的问题。同样是民主化后影响中国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此,伍凡先生专门在他的网站里设立一个内部的讨论论坛,朱学渊等民运人士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很多的不完善的地方。基金联盟的同仁经过讨论就觉得这是个意义非常大的行为。部分基金成员愿意支持这个研究。本来,很多的基金同仁更愿意找些法律专业的留学生来做这些收集资料并进行具体分析及研究的工作,因为他们的费用很低,也会非常的专业。但我考虑,海外民运并非没有人才,但他们一般情况是非常的清贫。如果将这些研究工作交给他们去做,可能做的更好,尽管费用高些,但同样是对民运的资助和支持。就这样,我们通过联系和相关的民运人士个人及民运组织建立了四个项目合作资助。尽管钱并不多,少则数千美元,多则近三万美元。但这不是对民运组织的资助是什么?难道只有供养民运领袖才是对民运组织资助?

1月8日,基金联盟根据投票作出了决议,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也不是我能一人决定的行为,事实上在这次会议上,因为是牵涉我的提案,我不但没有投票权,没有提案权,连主持会议都是大会临时选出的代表临时主持,会议的纪要也已经发给相关的民运组织和个人。会议上,基金联盟决定临时中止所有和民运组织的合作和资助,无限期地终止对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的承诺,合作及资助。相信在近期,相关的民运组织和人员都会接到合作基金会的正式通知.在基金联盟会议上,商人们共同地表示了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我们必须坚持原则,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任何合作和资助必须要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要共同地发出一个声音.否则,商人们的努力就是白费,我们需要政治代言人,但我们不会无原则的资助,我们不是民运组织和海外流亡政党的钱包,我们宁可接受司法上的惩罚赔偿,也不会接受任何不符合我们要求及利益的行为,更何况是对我们全体成员的无端侮辱和怀疑指责.基金联盟成员一致表示,我们就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我们愿意支持谁,资助谁,是我们的权利,任何人和党派都无权指责并过问。不管其他政党和民运组织愿意与否,只要接受我们的资助,就要体现我们的利益,接受我们的项目监督”。

在过去,我曾面临着基金成员的众多压力,很多了解民运内情的人士极为反对我采取的与海外民运及流亡政党合作的态度。更倾向于独立行动,直接与国内的受难者及维权人士联系。在资助民主党海外总部的过程中,我不仅承受了基金内部的压力,而且还承受了众多民运组织及其他人员的压力。尽管他们是好心,希望我不要牵涉到民运内部争斗及人员派系纠纷之中。但我坚持我的观点,我希望能逐一说服基金成员,维护海外民运组织的威信,逐步推动海外民运组织的联合。我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违反原则将基金会成员内部通信转给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负责人,希望他们能谅解我的草率承诺,让我在能保持基金会成员不分裂,不影响年底报税期中最重要的捐款行为的前提下,我会完成我的承诺。事实上,我已经将基金会成员的一封个人信件转给了民主党海外总部负责人。在这封信中,他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因为我在基金会受到的压力,为我解围,而特意专门额外捐款,并根据基金规定指明这笔捐款的使用目的是为了支付给民主党海外总部。由于我刚讲的报税捐款原因,基金联盟成员为了避免大家再次争论,决定既然这笔款项已经有了专门指定的来源,就暂时不提,避免大家分裂和影响捐款。等报税捐款期一过,再将此事完成。事件复杂吗?很简单,事情在发生的过程中一直在相互沟通和通报情况,原因也讲的非常清楚。但我们还是被怀疑,甚至是被指责。这让我本人及基金同仁非常的寒心。本身,中国海外民运的问题极多,纠纷不断。商人们对捐款就心存谨慎。我为了支持和援助海外民运组织千方百计地说服他们,出现了问题就应该相互理解,况且是我已经通报了情况,拖延时间是我的问题,但为了未来的长期利益,避免基金的分裂,建立海外民运组织和商界的互相信任,怎么就不能理解呢?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信任,同样,基金联盟的成员也不需要任何信任。我们在商界有足够的信用,这已经就足够了。相反的是,海外流亡政党和民运组织需要考虑如何取得海外华人的信任,如何取得商界人士的信任,否则,海外民运永远得不到任何长期,实质上的金钱资助。如果讲事实,我相信,在目前的状态下,民主党海外总部不要说得到过海外华人的五位数捐款,即使是承诺恐怕都没有。我的承诺本身就想为其他捐款树立一个榜样。

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顾问曾给我写信并通电话中用刻薄的言词挖苦讽刺我,要求我个人将这些承诺解决。尽管我很反感,但我个人认为,我没有把基金联盟内部协调好,拖延了时间,责任在我。我一直是非常客气的道歉并解释,期望取得谅解,同时也没有深思。直到1月7日,我看了BBS上的文章,经过彻夜反省,我才深深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问题,这个事件其实反映了这些民运领袖的思维中根本没有程序性和长期性的考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正常的程序和规则.他们眼中只有短期的利益,而不知道什么是长期利益和如何取得相互的信任和合作,把一个团体组织之间的合作仅仅看成一个私人的信任和合作,更可能是看成了一个私人对民运组织的依附和投诚,这让我感到万分的悲哀。我在想,难道中国海外民运政党和组织的领袖都这样的水准?都这样的思维?难道我们要支持的中国未来领袖都是这样一个标准?

坦率讲,在美国能成功的商人的眼光都要比这些领袖强不知道多少倍。至少商人们知道他们销售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客户需要什么,知道如何让客户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商人们知道利益是长期的,信任是需要培养的,更知道如何挖掘客户,寻找客户,让客户支持他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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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太明白 -不锈晓钢- [1638 bytes] -2006-1-10 04:00 [Click:30]
法国有个老太太, 活了126岁, 他的公证人买了她的房子, 规定她有终生居住权, 结果公证人老死了, -白兰- [64 bytes] -2006-1-10 06:04 [Click:7]
这是真心求教 -不锈晓钢- [190 bytes] -2006-1-10 05:12 [Click:14]
6/7是高了点, 如果自备款一半以上, 这边只有3/4. 要是借款超过自备款, 5/6 -白兰- [58 bytes] -2006-1-10 06:00 [Click:8]
草先生的商政基金加保险的办法切实可行,应该继续坚持推广 -魏碑- [86 bytes] -2006-1-9 23:52 [Click:41]
这种专业建议有人还说不够专业,真不知道说什么了。一句话,看了此事件寒心. -明心- [0 bytes] -2006-1-10 00:05 [Click:7]
草庵居士行善惹來是非的情況並不新鮮 -台灣佬- [80 bytes] -2006-1-10 01:28 [Click:34]
这么晚了明心小姐还没洗洗睡啊 -呵呵- [0 bytes] -2006-1-10 00:21 [Click:2]
告诉你个秘密 -明心- [80 bytes] -2006-1-10 00:23 [Click: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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