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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马悲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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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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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马悲鸣:
感谢你探问我老同学王申酉的情况.我1987年在[探索]发过一篇
[王申酉和我],后来胡平以"其他杂志已登过"为名,拒绝在中春
转载.直到2000年伍凡主持中春,才发出.但我目前找不到这篇
回忆录(因后来汪泯接手,伍与我主持期间的中春网文全部被删),
待伍凡找出来再转贴上网.目前你如查古狗,劈头就是GR的徐贼
不良的诬陷诽谤"胡安宁出卖王",接下来就是俺芦D的"胡偷陈逸
飞画"等,令人气结.这里,先转一篇别人文章以飨.
胡安宁
06元旦于NY
[附件]
ZT血写的嘱托（下）
--王申酉和他的《供词》
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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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210】【字号：大 中 小】
◇在逆境中坚持追求真理
１９７２年６月，父亲中风瘫痪。王申酉被批准回到上海，照料父亲。
他的人生道路已经确定：他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收集资料，研究社会问题，看看自己在这个社会历史条件限制下，怎样使自己的一生过得对人类最有价值。
但第一步便遇到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书籍和资料。他家中所有的书籍、资料全被抄走。学校图书馆没收了他的借书证，使他无法从藏书丰富的校图书馆借书。有参考价值的“内部书籍”他更没资格问津。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王申酉和小黄、小薛悄悄拿起了几百本学校图书馆的社会科学书籍。他们原准备看完以后悄悄送回。不料拿书事发，王申酉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他又一次被取消毕业分配的权利，被安排到学校绿化组劳动。
他慨叹自己像破了的袜套或挤了汁水的桔子皮那样遭人践踏。他家离学校十多里，上学时一直住在学校宿舍。但这时他名义上已经毕业五六年，是个“待分配的学生”，学校拒绝给他宿舍。
他不得不每天蒙蒙亮起身，双脚横穿过上海市，步行十几里赶到学校。一天繁重的劳动下来，再拖着疲惫的身子步行回家，已是万家灯火。再要在晚上看书，精力实在难以为继。
走投无路的王申酉被逼在学校第三宿舍楼梯底下一间堆放清洁工具、只有四平方米的暗室安身。他搬进一个旧书桌，又从垃圾桶边拾来一张破席，自己装了一支三度光的小灯。晚上，他便蜷伏在微弱的灯光下，顽强坚持着他对真理的追求。
绿化组的人都把他当作“危险人物”离他远远的。唯独一位中年女工对他颇为同情。她看到他衣衫虽然褴褛，劳动却很卖力，平时举止庄重，只是一个劲看书。出于好奇，女工问他：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一个大学生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王申酉简单地回答：“有一点政治历史问题。”
女工问他家中情况，王申酉一一回答。女工听了，禁不住深深叹息，脸上露出怜悯的神色。
王申酉看她有一副好心肠，大着胆子说：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帮什么忙？”“请你帮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几本书。我没有借书证，借不到书。没书看，比不吃饭还难受。”
女工不禁肃然起敬。这小伙子戴了政治帽子还念念不忘看书，足见他有抱负，不像个“反革命”。她慨然应允了。
这位中年女工冒着风险，利用她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相熟的关系，把一些外文原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送到王申酉手中。王申酉多么感激她啊。当女工叫他一声“小王同志”，王申酉更感到万分亲切和温暖。在那个年月，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称呼他啊！
一次劳动的间隙，王申酉对女工说：“你知道吗，我成天想的是我们国家的前途和许许多多受迫害、受屈辱的人的命运。”
女工听了，不以为然：“你考虑这么多干什么？你苦还没有吃够吗？”
王申酉神色肃然地回答：“我有我的理想和信仰。我个人算不了什么，我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个社会非常反常，将来一定会改变！”
这位女工听了，非常紧张，小声嘱咐他以后不要这样随便说。
一天晚上，当这位女工把王申酉所要的书送到他的小天地时，保卫组的人竟对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把污水泼到这两个无辜的人身上。女工被定为“帮凶”。王申酉的心痛苦得收缩起来。他自己对遭受迫害与污辱已“习惯”了，他万万想不到又连累了这位在患难中帮助他的这位善良的女工。他愤慨，他申诉，“罪名”更加重了。
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７日，王申酉被第二次遣送到师大在上海郊区的奉贤县“五·七干校”去“监督劳动”。
“在命运的当头痛击之下，我头破血流，决不回头”，王申酉带着这样的信念，背起了简陋的行装。
在这里，他一天劳动９小时，星期天也不能休息。他仍然坚持阅读马列著作，一边读书，一边默默思考着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例如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为什么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封建社会，仍不能发展起来？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强大，能那么长久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他还在考虑西欧共同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考虑中国当时的经济形态及其在上层建筑的反映。
１９７４年秋天，他随同干校的教师们去金山县营房大队一个生产队生活了半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个生产队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调查。他访问了大队和生产队会计，和社员们交谈，听公社和大队干部的情况介绍，还参观了大队办的企业，通过生产队会计，他得到这个生产队近十年生产和分配的详细统计表。他对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基本社会机体的细胞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作客观分析，判定生产队的经济性质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整个生产队的经济交换，百分之八十发生在生产队内部。社员收入多年来没有上升。社员绝大部份是手工劳动，一个生产队只有一部手扶拖拉机。在这样的经济共同体里，几百个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几百亩土地上，只能继续简单再生产。王申酉断定：“中国农村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
王申酉一再要求学校把他分配出去，不要什么，他愿意分配到遥远的边疆和山沟中去！分配之前，他仅仅希望能与大家一样，半天劳动半天学习。阅览室中马列著作很多，他恨不能一口吞下去。他从１９７３年起，才得到每月４８元工资。他向校方提出：如果组织上认为我半天劳动贡献太小，我十分同意分配前在这儿（干校）的日子里只发一半工资，每月２４元就够我用了。我甚至设想，将来实在没有地方肯收容我这个‘包袱’，我愿意一生在这儿拿２４元。他只求得到一点读书的时间。
对这些起码的要求，校方一概置之不理。
尽管他政治上、工作上都陷入绝境，但他精神上不断充实，思想上更加奋起。有人说他“有野心，一个黄鱼脑袋的平民百姓却考虑应该由总理考虑的问题。”他认真反驳：“决不能说平民百姓考虑了国家大事就是有野心。”他执拗的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刻苦的人来说，世界是自己的，是美好的，完全有向人类贡献自己才能的责任。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会因我存在而更幸福一些——即使它是那么微小。”
王申酉那双敏锐的眼睛，时刻关注着祖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
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开始不久，常在上海图书馆看书的王申酉看到一种希奇的景象，成堆成堆的青少年捧起一叠叠线装的法家书籍死啃起来。他的心里不觉不寒而栗。报上连篇累牍地批孔老二，王申酉一眼看穿江青一伙不过是借这场丑剧，“把矛头指向总理”。他对朋友说：
“他们自比为法家，这一点倒比对了，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法家。但法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仅仅在两千年前对中国历史才有进步作用，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溃灭，对当前社会早已失去一丝一毫的进步意义。拾起历史上那么陈旧、腐朽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还丝毫没有一点自惭形秽的样子，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丑闻。至于还给自己脸谱上涂上几笔马克思主义的油彩，那就更滑稽可笑，更无耻可恶了。他们攻击总理是‘党内的儒’，这是最无耻的污蔑。他们政治品质的堕落已到了登峰造级的地步。”
白卷英雄被大肆宣扬，王申酉极端鄙视。他对弟弟和同学说：“交白卷成了英雄，大学成了文盲俱乐部，如此摧残科学文化，真是历史的大倒退！”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王申酉认为小平同志学识渊博，个性光明磊落，生性耿直，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概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干，短短一年就打开了局面，中国眼看有了一线生机，中国人民眼看能从无休止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他心内庆幸“形势不错。”
这一年夏季，“四人帮”借评《水浒》为名大作文章。王申酉洞悉这一伙魔鬼的诡计：“靠捏造小说的情节来打倒总理，实在是计穷智尽了！”
王申酉十分景仰周总理。他钦佩“周总理半个多世纪来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高度的智慧、无穷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建立了光辉的功绩。他人格如日月行天，江河经地，从来不想突出个人，不树立个人的威望，把一切功劳都归给主席，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把全部力量扑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上。他任劳任怨，一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几乎无休止地工作着，斗争着，从来不知疲倦，不想休息，整个头脑里考虑国际国内大事。直到病危，仍孜孜不倦地处理着国事，指导着工作，并且安排了忠实继承自己志愿的战友作接班人。周总理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无线电中传来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正在奉贤干校“改造”的王申酉听到后呆住了。他一向说自己是“不流泪只流血的人”，但那一晚上，他把枕头哭湿了。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同志不久又被打倒。王申酉这时被调回上海，安排在师大防空办公室“深挖洞”。他深深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常常独自在人民广场上徘徊、思考。他在一家新华书店里偶然发现在柜台里暗藏着不公开出卖的总理遗像，立即买了一张，挂在写字台前面。他常常满眶热泪地凝视着总理遗像，好几次从睡梦中哭醒过来。
３月５日和２５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接连两次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王申酉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恨，不顾个人安危，两次打电话责问报社。
天安门事件一发生，王申酉极其兴奋，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希望。他情不自禁地称颂“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史册，激励我国今后世世代代的人民继承这一斗争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尽管“四人帮”惊慌失措，王洪文亲自指挥镇压群众。王申酉坚信：“几十万人斗争的惊心动魄场面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不会熄灭。天安门广场的鲜血不会白流！”
人们仍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总理。在上海最热闹的人民广场和外滩升起了悼念周总理的白旗。升旗的人马上被抓走了。王申酉气愤地对弟弟说：“任怎样残酷的镇压，人民不会沉默！”
王申酉和大弟弟申荣在人民广场上散步谈心。大弟弟好心地劝他：“你的年纪已过三十，还没分配工作，不要再惹什么麻烦了吧。”
王申酉摇摇头说：“我的世界观已经定了，绝不会改变。你知道吗？１９６８年苏联侵略捷克以后，有一个２１岁的捷克青年在布拉格广场自焚。他的死很值得捷克人民每年都纪念他，在他自焚的广场献上鲜花。每当我想起这位青年，我就热血沸腾。有一天，为了捍卫真正的马列主义，需要我像他那样献出年轻的生命，我也心甘情愿！”停了一会，王申酉又难过地对弟弟说：“我是不愿牵连你们的。但在我们这个封建影响很深的社会里，你们一定会受到牵连。如果这样你们不要怨恨我，要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
面对哥哥这样英勇献身的精神，他的弟弟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暗暗地替哥哥担心。
１９７６年七八月间，“四人帮”猖狂地最后一跳，发出了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围剿”。王申酉写信给他在内蒙当工人的小弟弟解平：“周围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已到了我不能容忍的地步。目前的形势如不改变，我绝对不对它抱任何幻想。如不改变，我也要和它斗争到底！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已完全降落在这个勤劳善良的民族身上，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都应正视这个现象，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抑止在人们心头的话总有一天会奔放出来，‘旧世界’的末日在最黑暗的挣扎中也就来到了！”
这是王申酉在“四人帮”覆灭前夕对中国政治形势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言。他的预言很快为不久后发生的惊人事变所证实。
◇一阙甜蜜、忧伤、悲壮的爱情奏鸣曲
在王申酉不幸、短促的一生的最后阶段，命运为他演奏了一阙甜蜜而忧伤、深沉而悲壮的爱情奏鸣曲。
不了解王申酉的人，认定他孤僻，冷漠，成天沉默寡言，钻在书堆里，不通人情世故，是个“怪人”。真正接近他的人，会看到他极端诚实，十分忠厚，内心的情感异常炽热、丰富、细腻、深沉，是个热情澎湃的人。他爱生病的贫穷的父母，从小发愤读书，总想努力改善工人家庭窘迫的命运（但命运却偏偏使他连累了年老的双亲）。他爱当工人的哥哥、弟弟，从学习和思想上帮助他们，提高他们。他爱他的朋友，不惜自己承受最大的政治压力，努力保护他们（几个朋友都先后分配工作）。在朋友们沮丧、消沉的时候，他从思想上开导他们坚持学习马列主义。他更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热爱马克思主义，对真理的追求执着到近于固执的程度。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文学、艺术、音乐，热爱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熟读《马克思传》，常常幻想有个像燕妮那样的爱人，能帮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得更快，意志永不衰退，感情永不枯竭。
在现实生活里，他早就认定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青年是“吃苦的一代，不应该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小事”。他只想有一张吉他，让它孤独地慰藉自己寂寞的心灵。
１９７６年６月，一个女子和一张吉他同时走进他充满忧虑的生活。姑娘身材颀长优美，面貌姣好，是无线电厂的一名女工。她１９６６年初中毕业，随后进了工厂。她喜欢读书，关心时事，追求人生的高尚情操，希望找一个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她的有头脑的理想伴侣。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姑娘由介绍人（王申酉的中学同学）陪同，来到东台路口，和王申酉见面。王申酉穿得很朴素，一件白色的两用衫，一条蓝色的布裤，眉宇间自然透露出一股英气，举止十分文静。
他们拐入一条僻静的马路，随便闲聊着。
姑娘知道王申酉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毕业生，知道他暂时在校办工厂劳动，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分配工作。但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深谈，只是一般地谈到大学生的经历和遭遇。
王申酉却想试试姑娘的志趣和胆量。他笑着问她是否知道复旦大学一位名叫胡守钧的学生的事情（胡守钧曾经反对张春桥，被定为“５．１６分子”遭到批斗）。姑娘点点头说，这个人很有胆量，敢反潮流！王申酉紧接着说：“你是否害怕和这一类人来往呢？”
姑娘震惊了。她曾经暗暗同情过上海复旦大学一些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正义行动，她在梦中也曾爱慕过牛虻这样的英雄人物。但当这样的人物真的站到她面前时，她却不敢相信，暗暗胆怯了。
王申酉有礼貌地伴送姑娘回家。路上，他又执拗地问：“假如我像那些人，你害怕吗？”姑娘壮着胆小声回答：“我不怕！”
王申酉笑了，笑得那么纯真，那么开朗。他害怕姑娘作出别样的答复啊。受到姑娘这个回答的鼓舞，他约姑娘三天后在老西门碰面。
三天后，在老西门，他兴匆匆来了，给姑娘带来两束洁白、芳香的栀子花。姑娘含羞地接过花，花香扑鼻，姑娘的心微微颤动。王申酉又给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很勇敢的革命者为了寻求真理，献出自己生命。他的女朋友把他最喜爱的栀子花散在他的坟墓上……
这个故事是不是王申酉编出来试探姑娘的心呢？当他们感情发展得更深一层时，王申酉这样问过姑娘：“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我落难了，你会跟我吗？”
姑娘心里掠过一丝恐惧。他为什么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不过，几次交往，特别是她收到王申酉那一封封内容深刻、文辞优美的情书时，她已深深被王申酉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吸引了。她毅然回答：“我会跟你的。你现在不也在落难中吗？落难时你本不该找朋友啊！”姑娘调皮地说了一句。
王申酉说：“我就是要在落难时找朋友，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他们第二次见面时，王申酉把写了的一份简历交给姑娘。姑娘接过来，迅速地看下去：１７岁上大学，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生”，坐牢，两次上干校，等待分配……姑娘的脸色变得苍白，轻轻地说：“你为什么这样不小心，三番两次招惹是非？”
王申酉平静地回答：“我年轻不懂事，急于求上进，看了一些马列著作，有些话憋不住，只好与笔墨打交道，想不到遭到飞来横祸。”
他坦率地谈了他的经历。当他说到两次在干校的遭遇时，他幽默地说：“为了多看几本书，不知挨了几多打，几乎成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己己！”
他又十分兴奋地对姑娘说：“我在干校认真读了两遍《资本论》，我的世界观才真正确定下来。当我的生活中受到无数挫折心灰意冷时，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拨亮了我的眼睛。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第三次见面，他给姑娘带来了芬芳的白兰花，又推荐姑娘看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者及其遗产》。他还给姑娘带来他从德文翻译的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的名著《往那里去》的译文，那是他写在几本练习本上的。他告诉姑娘，这本书写的是罗马帝国的暴君尼禄残酷地迫害原始基督教徒以及他最后灭亡的故事。他很喜爱这本书，一面看一面随手翻译，并把译文送给他心爱的朋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翻译这样内容的一本书？聪明的姑娘懂得他的心意，含羞地笑了。
王申酉多年追求的理想伴侣，似乎在姑娘身上朦胧地出现了。他多么渴望和这位姑娘经常见面，倾吐他的情思。然而，社会给予王申酉的时间是那么少。每次见面，总是匆匆说一会儿，就要分手。王申酉还在挤一切时间读书和思考许多严肃的问题。
他在师大防空办公室“深挖洞”。一天下来，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到南市图书馆。他和姑娘见面后思想感情的交流，不是在花前月下的悄悄蜜语，而是奇特地安排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常常，王申酉下班后坐在阅览室看书，姑娘从工厂匆匆赶来，也坐在他身旁默默地看书。图书馆关门后，两人才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谈。他们谈彼此的爱好志向，谈看过的一些书和当前的时局……他们仅仅游了一次虹口公园，在鲁迅墓前停留很久。他十分崇拜鲁迅，背了鲁迅许多诗。当他背到那一首著名的《无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沉重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听到那一声惊雷的。”
姑娘情不自禁挽住王申酉的胳膊，他竟涨红脸庞。在政治上、思想上那样勇敢的他，在爱情上显得多么胆怯啊！
他们之间情感、思想的交流，更多是靠“笔谈”。王申酉与姑娘相识不过７０多天，他给她写了１３封信，好几封都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这些信很少表露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而是王申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说理透彻的政论，是他抒发个人胸怀的优美动人的散文，有的还是他关于文学艺术的专论。这些信信手写来，如天马行空，感情奔放，文笔酣畅，知识渊博，见解深刻。
“既然我们追求的是建立终身伴侣关系，那就必须使彼此像透过水晶那样洞察对方的心灵。尽管我们都有充份权利保持各自人格的独立，但必须使双方在信念上，让两颗心按一个节奏跳动。”王申酉一开始就把他的心坦露在姑娘面前。
７月１０日，王申酉在第三封信中叙述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情趣以及对理想中的终身伴侣的愿望。
“我十分低微，绝不敢狂言追求什么伟大的事物。但我总感到人应当凭信念活着，应该追求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为此我不但需要耗费自己的精力，而且必须求得自己的终身伴侣的理解和同情，当然我并不要求对方分担同样沉重的负担，作出巨大的牺牲。我只要求在我全力以赴追求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时，你会对似乎漠视你的幸福的情况抱原谅的态度。如果要求我有完美的健全的学识，使人生有价值，又要我沉溺在琐碎的小事中，那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莎士比亚在一首１４行诗中说：“天才注定了做乞丐，空虚的草包倒穿戴得富堂皇”。我一生早就注定了宁愿选择做乞丐，也不要富丽堂皇。”
他对姑娘真诚地倾诉他的心声：
“我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辉煌的“前程”，没有体面的职业，没有洋房、财产，甚至没有最起码的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如果有一点脱离实际的学识吧，但过去我只关心自然科学方面，关心人类在取得对控制热核能的成功方面的进展，关心电子技术在工业控制方面的成就，关心无线电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新应用……后来，生活迫使我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入社会科学的领域，使我对哲学、历史、经济、政治产生起浓厚的兴趣，头脑里不断在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命运，关心西欧共同体和东欧经互会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关心中国在世界贸易事业中的经济地位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所有这些既不会给我带来名誉、地位，也不会给我带来财产、利益、也不会给所爱的女子带来任何利益，相反要冒许多风险。”
是的，这些考虑曾使他在幸福的追求中畏缩不前。只是想到人活着，应有足够的追求幸福的勇气，“仅仅把希望寄托在你对人的价值标准能抱有与一位法国文学家蒙台涅同样看法的基础上”。接着，王申酉引了这位文学家在《论我们之间的不平等》中的一段话：“但是，关于人的估计，真是奇怪，除了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以本身为标准的。我们赞美一匹马，因为它的力量和迅速，而不是因为它的鞍辔；一只鹰因为它的翅膀而不是因为它爪上的系领。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地根据他本身的价值而评价一个人呢？为什么估价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周身都包藏起来呢？”
王申酉从心底希望他心爱的姑娘能透过蒙在他身上的污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他不无自豪地说：“我为了自己的信念和志趣作出了莫大的牺牲，在所不惜，以至被现实宣布为“敌人”。但人总得付出一种代价。只是在我们想到这种牺牲会带来崇高的成果时，我们就人甘心情愿地付出这类代价。”
笔锋一转，王申酉谈到他世界观的转变过程：“十年前我一心想逃脱这个世界，什么四大皆空做和尚之类念头都是侵袭过我。
“但我奇特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的进取性格使我在五年前抛弃了这种世界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实在是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大丰那一年多艰苦的生活真正挽救了我的灵魂。你是无法理解我接受一种新世界观时的狂热兴奋心情的！！！
“我从三卷《资本论》中获得了我一生从未有过的巨大享受，我惊叹人类会制造出这样美好的精神食粮。从此以后，我对整个人类社会，一切社会现象换了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完全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我深信它会把人带到真正崇高的境界。我第一次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有规律性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人类历史进程的唯一准确原理。
“像你们在现实中看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人的固有本性造成的，而是历史发展某种阶段的产物，它是社会的物质状况决定的。我们不应只着眼于人与人这种交往方式的残酷性，而应进一步深入到产生这种情况的物质生产方式、整个经济基础的现状中去寻求根源。随着整个物质生产方式、整个经济基础的变更，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是会改变的。
“你不过是你周围社会关系的总和。你的世界观不是你固有的，而是你所在环境的产物。
“你总带着警惕性的怀疑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人，尽管你自称‘交际很广’，但你在精神世界上是孤独的，真正孤独的。你向任何人紧闭你的心扉，你比我更孤独！”
姑娘看到这里，微笑了。这个人好厉害的眼力，他的确看透了姑娘的心。她在中学毕业时也曾有过人生的理想，追求高尚的事物，但踏入社会以后，生活无目的地度过，思想平庸了，脑子生锈了。王申酉这个人，像闪电击中她的心。
“真正的爱就是使对方崇高起来”，这是王申酉十分喜爱的俄国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中的一句名言。姑娘也看过这本书，这使王申酉十分高兴。怀着这样的愿望，王申酉在７月１６日的信中，又问自己心爱的姑娘进一步倾诉自己的心声：“我是属于历史的人……只有将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坚定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人的生存才会有它应有的价值。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才是属于历史的人。我们正是从全人类的命运及整个历史的广泛角度来观察一切，才使我们的生命具有历史的性质。我们较少注意我们在现存环境中的个人处境，即使关心也只是为了使我们有较好的条件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及其历史。显然，我的意识形态很难与我生存在其中短暂历史性质的属于地球偏僻一角的地方相适应。
“我深切地感到我所经受的一切个人牺牲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被有思想的人们理解的。我对自己的过去没有什么可疚悔的，甚至对已经受过的厄运也并不感到难过。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感激这种冲击。这种冲击真正挽救了我，使人按另一种思想方式思考。不是使自己陷于污泥中生活，而是跟上时代的步伐，把自己造就得更完美起来。
“请你绝不要陷入那种庸俗的见识中，以为喜欢谈一点历史、哲学书籍，关心一点人类前途命运的人就一定是想卷入到政治漩涡里。我不知要反复几百次才能使你相信，我与那类想在政治舞台上像小丑那样表演的丑角是完全隔绝的。你应该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确有许多人是用剑来推动历史前进的，但同样有许多人是用笔来推动的。每个人只有在符合时代需要，同时又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及个人的能力特长范围内才能充份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我期望与你一起做真正的世纪同龄人，能摸着时代的脉搏前进。不要以为一个人生活在２０世纪就一定会有２０世纪的思想。
“我深信自己的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也就是被社会自称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上。你必须彻底抛弃旧的传统观念，才有可能与现存社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人的标准，也才会有真正的精神上的满足。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愿意在真理面前抛弃谬误的人，你总有一天会完全接受我的世界观的。你将会相信，我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坚定信仰得出的结论。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我想以我的行动触犯现行制度，但信念是无法动摇和改变的。你要从几十年的漫长前途来看，这样你才不会把真正幸福看为是牺牲。”
姑娘一生中从没有见过思想和经历这么丰富的人，他的谈吐引人入胜，学识那么渊博，看了马克思这么多著作，能分析社会各种问题。但是，姑娘还是替他的前途担心。她对王申酉说：“你这人很有才华，１７岁就考上大学又看了那么多书。你还是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搞业务吧。”
王申酉淡然一笑：“现在能搞啥业务？我看的尽是社会科学的书。”
王申酉知道姑娘心中有矛盾、犹豫和动摇，他写信给姑娘进一步解释：“像我这一类把生命的过程看作为热忱地追求知识与真理的过程的人遭受这样的结果是带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这个社会专门压抑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可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我在较全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从原先的感性上升为理性认识，才理解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正在顽固地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的悲剧完全是社会的悲剧，绝非是个人的悲剧。
“这个社会的秘密就是竭力摧残人的人格，要人们降低到狗的水平相互乱咬。我所以尝遍了人世间的酸辛，就在于我为了保持人格，不愿做猪狗的勾当去咬人。
“对我的人生价值的评价，让历史去判断吧。我坦然自若地承认，我在现存官方世界的眼中，确是‘社会渣滓’。那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没想过会在现状中得到更好的结局。我还是坚定地走这条‘渣滓’的路。我只是根据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７月３１日，他又写信给姑娘说：“中国的变革迫在眉睫，肯定要到来的。
“我已经说过：国家没有前途，我们就没有前途。我深信我们代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意志永远是坚定的，精力永远是旺盛的。”当然，王申酉的情书不可能都是这样的政治言论，他也向姑娘倾诉过他的无限爱慕之情：“吸引我的，你的容貌和丰姿、仪态和风度，特别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你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信念上，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上要比一些人高尚得多。”
他引用了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珊处。”
他以为他在姑娘身上第一次找到理想形像的现实化身。而且，在他的一生中，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像她那样为他过去的命运表示过那么深切的同情、担心，更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对他未来的人生斗争的命运表示那么深切的忧虑和关心。
他又引用了明代诗人朱彝尊的词《忆少年》：“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重帘尚如昔，但窥帘人远。叶底歌莺梁上燕，一声声伴人幽怨。相思了无益，悔当初相见。”
这首词描写一个青年偶然透过垂帘看到一位理想形像后又无法相见的心情。王申酉每次和姑娘见面，总渗透着人间现实给他们双方心灵设置的垂帘而引起的对未来的惆怅和担忧。他似乎预感到他们恋爱结局的不幸。
但他还是倾注着全身的爱，浇灌着理想的爱情之花。岂料一只罪恶之手正伸向这朵含苞欲放的蓓蕾。
学校保卫组的人先是假惺惺地劝说王申酉：找个女朋友结婚成家吧。８月，王申酉诚实地向学校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恋爱情况，要求早点分配工作。保卫组的人竟赶到姑娘做工的工厂，当着姑娘和厂里同志的面，说王申酉“是反革命分子，政治反动，道德败坏，五毒俱全，你不要受他欺骗。”
这对姑娘无异是晴天霹雳。在那种年月，一位纯洁的姑娘听见这些吓人的字眼，怎能不失去勇气和希望？
王申酉发现姑娘不像过去那样热情了。在他的追问下，姑娘隐约地透露了师大保卫组那个人的谈话。这对王申酉同样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悲愤地想：这些人为什么要昧着良心坑害我，作弄我，出卖我？
但是，王申酉心胸坦然。他想，既然问题复杂化了，闹到姑娘单位去了，那不论将来与她的关系前途如何，都应向她彻底地谈谈自己的世界观，让她对自己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他认为既然与姑娘一起翻过共同的生活之页，如果给姑娘的心中留下疑问，未免遗憾。
９月５日，王申酉下班后在乍浦路桥边等着姑娘，两人相约在９月１１日再见。到那天，王申酉将把一封详尽地谈自己世界观的长信交给姑娘，让姑娘依据它，作出正确的抉择。
９月７日到９日，他连续三个晚上给姑娘写信。
９月１０日凌晨，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刚响了四下，王申酉匆匆起床，胡乱吃了点早饭，匆匆赶路。他一定要赶在９月１１日之前，把信交给他心爱的姑娘。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再也回不到这幢旧石库门的小阁楼，再也见不到卧床不起的父亲和病魔缠身的母亲。
他那里知道，他已暗中被严密监视。
６点２０分，他走进师大防空办公室的休息室，坐在南面朝窗的桌子旁，打开黑色封面的练习簿，接着昨天的思路，奋笔疾书。
他正写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身为共产党人，是以搞共产主义为终生目标的。但是不论他们有意无意，他们清醒地知道，在现时的中国经济状态下是无法立即……”
“王申酉，你在写什么？”一声喝问，把王申酉全神贯注的思路打断了。他掉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经常监视他的工人在怒视着他。
他慌忙把练习簿合上，嘴里回答：“写东西”。“写什么东西，给我看看！”那人声色俱厉。王申酉答：“写信”。“写信？信也要看！”这个工人边说边走过来，伸手就抢王申酉的信。
王申酉紧紧把信拿在手中，气愤地说：“我写给女朋友的信，怎么能给你看？”
可悲呵，１９７５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使横遭“四人帮”篡改，字面上明明还保留着公民有“通讯的自由”。可是，“全面专政”的理论和现实，又使他们公开践踏宪法，什么也不顾了。
那个被派来监视王申酉的工人蛮横地要来抢夺王申酉写给女朋友的私人信件。王申酉急忙把信撕碎，边撕边朝自来水池里丢，用自来水冲……那个人见抢不到信，哇哇直叫：“抓反革命！”
一名学校保卫组的干部冲进室内，只见王申酉身上的旧衬衫已被撕破。他神色凛然，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就这样，王申酉仅仅为了给女朋友写了一封没有写完、更没有寄出的情书，又一次被“专政”并且作为“定罪”的主要依据。
９月１０日下午４时，扣押着王申酉的一辆吉普车呼啸朝普陀区公安分局疾驰而去。
王申酉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段壮烈的生活！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供词》
警车飞快地越过人头攒动的上海闹市区，直驱普陀区拘留所。经过笔直的走廊，穿过几道铁栅栏，王申酉被投进１７号囚室。
当晚，审讯在预审室开始，紧紧围绕着所谓“恶毒攻击罪”展开。
问：“你的矛头针对谁？”
答：“我主要写的是现在的社会状况。”
问：“我们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想有很多情况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不能高速度增长，科技水平不是高速度发展，文学艺术也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社会是闭塞的，不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和国际交往密切……”
问：“为什么你的攻击集中在１９７６年？”
答：“我自己感到邓小平重新工作，国家有了指望，我的思想和他完全合拍。１９７６年批判邓小平，我情绪抵触，认为国家没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所以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里都讲了。”……
王申酉面对着审讯人员，问一句，答一句。一谈到马列主义理论，谈到社会情况，他神采飞扬，滔滔不绝。频繁的引证，深思熟虑的见解，众多的理论术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名称，审讯人员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些书名、人名，他们实在不知道，只好“不耻下问”，让王申酉写出来。
但这并不妨碍审讯的进行。他们所要求的是让王申酉承认所谓“恶毒攻击罪”。而在王申酉看来，这当然谈不上什么攻击。他是在讲马克思主义，讲真理，讲人所共知的客观事实。真理必须旗帜鲜明，何须隐瞒？客观事实有目共睹，只须有勇气说出来。经过一个多月２０次的审讯，办案人员认为，问题已经弄清楚了。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一个初冬的早晨。王申酉又一次走进预审室。根据办案人员的要求，他要重写一遍给女友的那封没有写完的长信，作为一份全面的“亲笔供词”。他来到靠窗的一张简陋的长条桌旁，面西而坐。窗外，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自由天地。他看到，两株榆树在寒风中肃立，旁边还有两丛没有开花的月季。一个多月的狱中生活，与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混杂在一起，实在难以忍耐。现在，他能坐下来，静静地开始思考。他的脑子在急速地转动，两眼却贪婪地注视着窗外那两株榆树和月季，他仿佛看到花树丛中孕育着勃勃生机，心境逐渐宁静起来。十年的惨痛经历和亲身感受的那些不寻常的实践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浩瀚宝库中八年驰骋所得来的启迪和收获，这一切，又都与他对祖国、对中国人民深深的爱，与对姑娘纯洁爱情的热烈追求紧紧地相结合，与自己的一腔热血相融汇而奔腾不息。现在，他的眼光又转向多年来注视着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他的思想又回到了这些年来反复思考着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命运，回到十年动乱横加在国家、民族和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十亿人民身上的那些深重的灾难……
他的耳畔回荡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精辟讲话，他的脑海又一次被《资本论》明亮的阳光所照耀。他飞速地翻阅着历史的画卷，从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想到清末的百日维新，从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想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回顾了满清王朝这具封建木乃伊怎样在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后发生解体的过程，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绩……
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典籍可供翻阅，一切全靠惊人的记忆力，全靠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靠多年生活的积累和思想的积累，靠深入的观察和明晰的分析。随着汹涌的思潮，他的笔下一泻千里。从１１月１８日到２３日，六天中王申酉写了六万多字的“亲笔供词”。
王申酉使用的纸，是办案人员供给的统一公文用纸，上头印着“亲笔供词”四个字。在“犯人”两字的后边，他痛苦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接着，他在公文纸的第一页上这样写道：
“我在１９７６年９月７日至９日写了一封给恋爱对象的信，其内容据回忆如下：〈提纲〉⒈开场白；⒉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我的世界观；⒊对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⒋对苏联历史的看法；⒌对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毛主席的看法；⒍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⒎对双方关系的看法；⒏对双方关系前途的估计。第⒎点和第⒏点没有来得及写。以下是原信的回忆。”
王申酉的信的确是在恋爱关系濒临破裂时向他深深爱恋着的姑娘坦率地陈述他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的一封情书，如今却要当作“亲笔供词”重写出来。这种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发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尤其令人难于想象。王申酉熟读中外历史和哲学的著作。他虽然万万没有想到这份“亲笔供词”即将成为定他罪的主要依据和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嘱”，但他也许抱着文王拘阙里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而作《春秋》、司马迁囚蚕室而写《史记》的悲愤心情，来重写出他的一封没有写完、也永远送不出去的“情书”。这不仅仅是对他心爱的姑娘的“情书”，也是他对他热烈挚爱着的祖国的一封“情书”啊！然而又不仅仅是“情书”，它确确实实是一份“亲笔供词”，是一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求科学社会主义的“供状”！
他所要叙述的第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他的世界观。犹如向他亲爱的女友倾诉自己的心声一般，他精粹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份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概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他充满激情地写道：
“我不能不带着极其狂热的感叹心情回顾《资本论》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所起的根本性的作用。这部著作的划时代功绩，诚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述的，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探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他自豪地宣称：“我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接着，他主要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两个论题结合社会实践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它建立的必要历史条件和前提是什么。
在六万多字“亲笔供词”的后半部份，王申酉谈到建国以来的中国社会。他充份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党的八大路线的正确。他说：“当时国际、国内的团结景象对以后经历了不断分裂痛苦的中国人民来说成为无比美妙和珍贵的回忆，同时建国后到这段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高速度和健康发展，也使以后经历了国民经济的破坏或停滞不前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无限惆怅的情感。”他批判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批判了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倾”。他十分钦佩彭德怀同志，他这样写道：
“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考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中央政治局，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而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
王申酉肯定了三年困难时期调整方针的正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根源，严厉抨击了“文革”时的种种怪现象。他谈到工业状况：“形势非常令人担忧，钢产量十年徘徊，而日本在这段时间的增长了三四倍。农业情况更糟，１９７０年粮食产量是２４，０００万吨，据说只达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他认为“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必须变革。外贸方面，１９７１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只占全世界进出贸易总额的０．５％！每个中国人只用五美元与外国做交易。中国远未进入世界市场，中华民族从经济上远未参加世界的历史活动。”王申酉写道：
“我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３０年前描绘的当时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向与中国现时的在世界上显露出来的经济面貌多么格格不入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的历史活动。然而１３０年后的现时状态，如被上帝那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了，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物质产品的交往情况是多么可怜，精神交往的情况就更可怜了。中国人民何时能脱离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状态，而能与全世界人民自由地‘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啊？！难道中华民族有一种特殊的民族特性，永远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民族必然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趋向相对立吗？难道我国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推进和推动这种历史趋向吗？是谁把我们用无形的万里长城与世隔绝开的？！”
王申酉以犀利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批林批孔运动”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评《水浒》是捏造小说情节来打倒周总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强制进行，明确地要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老干部……他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四人帮”在“文革”中的搞的一批“新生事物”的极左本质，他描绘了按照“四人帮”那一套口号搞下去，中国将出现何等可怕的情景！他写道：
“现在，形势已十分明确。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撤职批判，叶老帅被解除军委领导工作，一切舆论工具都掌握在姚文元一伙手中。我国的前途在很长时期内将毫无生机与希望。我常想，与其这样与国家一样不死不活地混日子，还不如当初能有机会在天安门广场总理遗像面前流尽最后一滴血算了。”
他怀着异常悲愤的心情写道：
“中国，这个伟大的祖国，同时又饱受苦难的祖国啊！自１９５８年以来，除了１９６２—１９６６约四年较正常的发展外，从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人为的政治灾难经历了多么严重的创伤啊！一场动乱接着一场动乱，无休止地动乱着，而且张春桥们叫嚷要‘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就是说原长期动乱下去。广大人民群众近２０年来不得安宁，生产萧条，市场萎缩，商品稀少，社会混乱，前途渺茫，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中国目前是处在解放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不知道何时会有尽头。看来历史在倒退，但总会前进的。我既然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流血，那么就做一个历史见证人，旁观者，待有机会时，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记述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在回忆我们的生活时，珍惜他们的生活，并启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吧。”
王申酉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变革迫在眉睫！”
王申酉的“亲笔供词”全部是复述他给女友的信，是他经过十年探索，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所形成的真知灼见。变革迫在目睫的结论，早在毛主席病重、“四人帮”乘机猖狂作乱的７月时，他就写信告诉了女友。现在，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预见，变革将在各个领域内广泛而又深入地展开。王申酉，一个身陷囚室而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把他对社会的看法和结论在“亲笔供词”上写下来，还会有什么犹豫？难道他不应感到十分自豪？！这不正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威力？！
◇现代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悲剧
夜深了，充塞着形形色色刑事犯罪分子的囚室沉静下来了。走廊里的２５支灯泡的昏黄灯光，透过铁栅照射进来，一直照到王申酉的枕边。
刚刚过去的六天六夜，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现实社会的紧张脑力劳动之中，几乎达到忘我的境界。在十年浩劫中，他遭受的只是极其残酷的连续不断的迫害和空前严酷的思想统治，从来没有机会全面地系统地论述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分析现实社会。在现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出于特殊的需要，他写完了这封特殊的书信。他明白，这仍然是一封不能送出的“情书”。
但他那颗诚实的心，却不能料到，这洋洋六万言，办案人员以及最后判刑的法官都没有认真地读读它。不管怎样，此时此刻，王申酉如释重负，只感到是一次巨大的精神解放。他毫无羞愧地对自己说：
“我的思想面貌已完全坦露给政府了，可以说五脏六腑都坦露了。我决没有，也不想在政治上搞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世界观决定了这一点。”
他期待，有关方面可以决定对他的正确处理。
但是，王申酉万万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据以镇压人民的“公安六条”此时依然是“最高法典”，由“公安六条”启动的专政机器仍在飞速运转。王申酉尚未书写六万言以前，预审已告一段落。１１月２３日，他的“亲笔供词”还未写完，结论和逮捕报告已经在同一天写好，一共归纳了“九大罪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吹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三面红旗’、‘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批邓斗争’”等等。当天，逮捕报告送往上海师大。第二天，师大原党委常委开会，在“防扩散”借口下，没有看任何材料，就同意逮捕法办，并建议判处死刑！
而这时候王申酉的心，已经从祖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历史性巨变中，汲取了新的血液，新的力量。在那金色的十月，他从囚室走廊的广播中欣喜地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巨大喜讯。这一个多月，他浑身充满了对伟大祖国、对自己光明前途的憧憬。他的思想冲破铁窗，远远飞去。他似乎看到，在欢乐的田野上，农民正在喜庆丰收；在巨大的厂房里，机器正在飞速运转；在他热爱的大学图书馆里，学生们正在翻阅最新的科技书籍；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探求自然的奥秘……哦，他多么渴望飞出去，回到自由的人间，去劳动，去读书，去进行他心爱的研究工作。他不能再接受任何不祥的念头。
他铺开纸，提起笔，就着走廊中投射进的昏黄的灯光，飞快地写了一份给拘留所的报告：
“在‘四人帮’问题暴露前，我深信我即使有活着的机会，也决不会有再回到社会上的可能了。但‘四人帮’打倒后，我心中产生了希望。我确实从内心为这场斗争的胜利感到高兴，日夜兴奋得无法宁静。我深切在感到社会主义祖国前途光辉。每当看到报上报导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时，心中无法平静，反反复复阅读、高兴。
“因此，我也渴望还能有机会回到社会上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希望党和政府再给我一次挽救机会，不判刑，戴个帽子，管制几年考察我。我一定会一个人发挥二个人的力量好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全部力量。”
他又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
“父母亲：请你们用我十月份到期的存款买以下书籍（剩下的钱供家用），可去福州路、河南路图书发行公司购买，务必买了送来，一定要买来（另带一套《毛泽东选集》来）。《资本论》第１—３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第１—３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４卷，《列宁选集》第１—４卷，《马克思传》，《论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回忆录》，《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再买一支钢笔带来。”
任何一个有点正义感和法制观念的人，对于这样的请求应该同意的吧，对于“在押犯人”阅读马列著作总不应该拒绝吧。然而，严酷的事实却是，没有人理睬王申酉的正当要求，连家书也被扣压。王申酉哪里知道，中风的父亲病势沉重，母亲忧愁得已精神错乱，他在内蒙工作的弟弟已被拘留，朋友小黄回上海刚刚结婚，即被株连而拘留在同一所牢房里。他心爱的姑娘也被传讯，被迫交出他写给她的全部书信。王申酉所开的那长长一串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本也没有送到他手中，他本期望在牢中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啊。他白白地在兴奋和希望中期待着，期待着……他哪里会想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１９７７年，现代迷信还紧紧禁锢着某些人的头脑，“两个凡是”正在流行。十分凶恶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１９７７年初，从北京传来一系列的文件和电话通知，用的仍然是“文革”中流行的术语：“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对极少数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１９７７年３月，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一次大会上说：
“今年一、二月，我们准确的集中打击了两次，这样做效果很好。今后我们还要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对于资本主义这些势力的泛滥，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要坚决镇压。”
会上决定“五一”节前要召开公判大会。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的人员到各区、县选择公判的典型。王申酉不幸被选中了！
时间是这样的紧迫，连表面上的法律程序也顾不得了。按规定，公安局向法院起诉后，法院才能受理审讯。如被审判人对区法院判决不服，可上诉到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复核审理上诉案件。
可是，上海市高级法院和上海市普陀区法院为了赶在３月２０日前向市委上报公判案例，３月８日，市、区两级法院的审判员竟联合突击审讯王申酉，而此时他们还没有接到普陀区公安局的起诉书。普陀区公安分局到３月９日才正式向区法院起诉。
３月８日、９日、１０日、１６日上下午，上海市高级法院、普陀区法院的审判员连续提审王申酉五次，还是围绕“攻击罪”审问。问：攻击言论谈得具体点。
答：攻击各方面形势不好，文化大革命使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不快，经济停止不前、迟缓。
问：每个问题怎样攻击？
答：为彭德怀万言书辩护，对文化大革命有悲观情绪，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搞周总理的。
问：为什么攻击集中在１９７６年？
答：１９７６年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的思想和邓完全合拍，所以在给弟弟和女朋友信中说自己感到邓有魄力，国家有希望。后来批判邓小平感到自己也失望了，情绪抵触，这样就攻击了上述几方面。
问：你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从马列著作中来的。
问：你学习马列主义为什么？
答：是为了能够对社会现象得出比较清楚明确的看法。
问：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原来是学自然科学的，后来不让我看，所以才看社会科学，感到讲的确实有道理。
问：你是怎样来推动历史的？
答：我是用笔来推动社会前进的。
问：你讲过去有人用刀剑来推动历史的？
答：我是从恩格斯讲的话套用过来的。
问：你讲过军人就是穿军装的农民？
答：是有过，是毛主席著作中的。
请看，这是些多么愚蠢的问题啊。其实，审讯不过是做做样子。
３月１０日，上海师大党委正式写了建议判处王申酉死刑的报告。
３月１４日，普陀区法院党组、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王申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３月１７日，普陀区委书记董镇同志批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认为王申酉只是动嘴，没有动手，写信没有扩散，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区法院党组将原报批“死刑立即执行”和区委批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意见一并报送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
３月２５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开会讨论，一致意见：判处王申酉“死缓”。
１９７７年４月５日上午，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党员干部大会上说（上海市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彭冲、苏振华和倪志福——编注）：
“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１９７７年５号文件精神和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精神，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几次大的打击，抓住罪行严重、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典型案例，发动群众讨论，召开公判大会。对诋毁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
参加会议的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书记开完会回来，晚上睡不着觉。他想到自己曾被某领导同志批评“太右”，今天会上的精神对政治案件判刑从严。那末，王申酉这个案子判“死缓”恐怕太轻了。上报市委审批时如果市委意见是“死刑立即执行”，岂不说明自己真的“右了”？他想来想去，王申酉这案件要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十五贯》中的况钟，在大理院已批准两个青年死刑，他只须依法执刑时，感到情况有异，不顾丢掉乌钞帽的危险，深入调查，终于抓住真正的凶手娄阿鼠，挽救了两个无辜的青年的生命。而我们共产党的法院负责人，为了揣摸、迎合政治气候和上级某些领导意图，为了自己不致被戴上所谓“右”的帽子（并不危及他的官位），居然不惜推翻下级党组织和法院党组的决议，不顾事实的法律，送掉一位优秀青年的宝贵生命！这是多么可悲又可恨的事啊！非常明显，王申酉如果被判“死缓二年”，到了１９７９年，他是一定会无罪释放的！
却说４月６日上午，这位高级法院负责人，召集党组成员开会，他传达了昨天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精神，他说：
“根据市委的精神，昨晚我睡不着觉，感到如不杀王申酉，恐怕对不起老人家（指毛主席）。我建议改变上次党组讨论时对王申酉判处死缓的决定，改判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
按照惯例，第一把手的意见常常是拍板性的意见，何况提出的理由又是那么“神圣”！王申酉的命运被草率地决定了！
原来上报市委的王申酉案的请示报告已经打印好了，刑一庭的同志将第一页标题“判死缓”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第三页罪状中的“罪行严重”改为“罪大恶极”，重新打印。按规定手续，应当由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在案件审批表上签署党组决定。但匆匆忙忙，这位副院长竟漏签了！
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刑一庭以及所有党组成员都没有看过王申酉原来写给女友的万言书和以后在公安局预审科写的六万字的“亲笔供词”，判刑的根据就是区法院上报的“九条罪状”！
法院党组的一位成员后来承认：“我是直接负责这一工作的，我没有审查案件的全部材料，只是按照认定的罪行抽查了认定罪行的所谓根据，便以感情代替政策，对所列的罪行全信无疑，并据以判刑了。”好一个“以感情代替政策”，人命关天，这位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官心中，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呢？
最后决定性的一幕拉开了。１９７７年４月７日，在丁香礼堂一间布置得十分幽雅的会议室，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市高级法院的公判案件。
高级法院汇报案情，会上分发每人一袋材料。会上有原市委领导同志的插话，现在根据纪录摘录一些他们的谈话。发言者用甲、乙、丙表示。
甲：从政治来看，要研究。有的问题情节很严重，不杀？要从政治上看问题。
乙：还有政策问题，要研究。有的处理轻一点，发现后仍能交代和不交代的要有区别。
甲：政策很重要，该杀的要杀！
丙：要解决劲头不足的问题……这批案件要比一上批案件震动更大一点。不严不能大治。不镇反不能走向大治……
他们的谈话精神，最终决定了王申酉的命运。
一天会议，他们讨论和决定了高级法院汇报的５８个重要案件和６８个罪犯的判刑（包括死刑）。除了汇报时间，平均三、四分钟讨论一个案子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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