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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以及流弊（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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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以及流弊（七）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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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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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以及流弊（七） (1118 reads)      时间: 2005-12-28 周三, 上午2:47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以及流弊（七）


芦笛


４、荀子的治国方略


与孔孟不同，荀子不但把他的社会理想说得非常明白，而且提出了现实可行的治国方略，成了传统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

这个治国方略就是。通过“隆礼重法”的手段，完成“定分明辨”的社会任务，从而实现“群居和一”的理想境界：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
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
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这就是说，君王制定礼义，将社会成员按贵贱、长幼、天资、能力的区别分开，据此分配社会责任与财富，使得人尽其才，多能多得，由此便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统一，这就是“群居和一”之道。

所谓“和”，指的是社会通过礼法避免了内争，达到了安定团结。所谓“一”，其实也就是大一统，既是统治权的专一，又是思想上的统一，不但与西方自由平等观念针锋相对，而且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格格不入。

在荀子看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多元只能导致纷争：

“分均则不遍，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
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
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
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社会财富有限，不可能保证分配均匀。如果众人的地位一样，就无法统一指挥。无论是贵族还是贱民，如果两人平级，那就谁也不会听谁的，这乃是人类天性决定的。如果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力和地位平等，所欲与所不欲的满足程度达到同等水平，则现有的物质根本就不够供应，势必要引起内争动乱，导致穷困。所以先王才制定礼义，使得社会成员有了贫富贵贱的不同等级，并兼顾各方，这才是“养天下”的根本。

因此，他强调专制制度的必要性：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
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

无论是国还是家，只能尊崇一个领导。如果尊崇两个领导，则一定要引起竞争，其势必不可长。荀子在此对家长式社会合理性的论证，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远远超过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以及毛的“人都有个头，所以社会主义阵营也要有个头”之类以比喻代推理的传统错乱思维。

上面这些话，孔子从来没本事想到，更没本事说清楚，而孟子那善良同志不可能看清，只有荀子才能也才敢说得如此透彻明白。它不但成了日后帝王统一天下的理论指南，而且其描绘的等级社会一直是两千多年的社会实践。

文革期间，伟大领袖痛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强调“一元化”，其理论来源完全来自于此。甚至直到今日，我党强调中国国情，主张安定团结，海外党卫军们歌颂专制制度的“优越性”，说来说去还是跳不出荀子这论述的框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智力的贫困，于兹可见一斑。

顺便说句无关的话：村夫牧竖无知之徒，至今还在死吹“吾华博大精深的儒道释”（佛祖也投入伟大祖国怀抱了？）。这些井蛙蠢到看不出来：把两千年前的原始人老祖宗捧得越高，便越能显示出此后两千年生出来的几百亿（？）中国人全是无脑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必须指出，荀子的理论，以今日眼光看来，似乎很反动。但在一个生产力低下，人口众多，需要高度集权的中央权威大规模动员使用民力，以完成浩大工程的原始农业社会中，它变成统治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有其历史必然性。

不仅如此，即使在今天看来，荀子关于等级社会合理性的论证也没有完全丧失合理性。我已经在《告别平等》中指出，人类能指望的最好前途就是实现政治上的平等，社会财富的分配永远不可能做到绝对平等。此乃人类天性决定的，也就是荀子早就阐明了的“性恶”。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荀子的等级社会，并不是孔子想维护的西周世袭贵族等级制度，而是按“贵贱”（血统）、“长幼”（年龄），“贤与不贤”（道德），“智愚”、“能与不能”（才干）等综合标准划分的的等级制度，因此比较合理而且现实可行。而且，他还提出了一定的慈善措施作为弥补：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
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
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和孟子那善良的浪漫主义者不同，荀子对人民完全采取了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他说这些话，并不是出于孟子式大慈大悲的人道情怀，而是出于为统治者长期利益着想的功利考虑。在此，他再次使用祖传的“以比喻代推理”的错乱思维，把人民看成是为统治者（君子）拉车的马。如果马惊，君子就没法在车上坐稳了；同理，如果政策引起百姓普遍不满，则君子们也就坐不稳统治者的位子了。对受惊的马，莫如静之；对不满的庶民，莫如以恩惠收买之。把贤、良、诚、敬之士选拔出来作官，提倡孝顺和尊重长辈，收养孤儿寡妇，救济贫民，那么百姓也就安于统治，君子也就能坐稳统治位子了。

在同段论述中，他还使用了成为日后帝王座右铭的“民为载舟之水”之喻。对统治者来说，这些利弊分析，远比孟子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作出的疾言厉色的人道斥责更入耳。正因为此，与其说后世明君是被孟子式的道义指责吓倒，不如说是被荀子式的明智劝告打动说服，唐太宗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荀子虽然错误地使用比喻代替推理，但同样是比喻，把人民比成拉车马和载舟水，其智力含量和后世“狼羊律”相比有天壤之别。可见中国专制“理论家”们的智力江河日下，与时俱退。

根据“群居和一”的战略目标，荀子推出了具体行政措施，那就是“隆礼重法”。

“隆礼”的操作内容，首先就是“定分明辨”，制定区分等级身份的规章制度和相应的服色俸禄，使得社会成员的贵贱、长幼、贫富、尊卑一目了然：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
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
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

这儿不但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各等级的衣着是什么，而且强调了必须配以相应的地位、俸禄与政治待遇。士以上的上等人不用刑法，用礼乐来制约，而草民则以法律来统治。

他这儿谈的基本和孔子的“礼”的内容差不多，也符合孔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教导，但孔子从来没敢、大概也没有足够智力像他那样，把话说得如此直截了当，指出这乃是为了人为区分贵贱、长幼、贫富。两人的目标也不同，荀子是为了设计更合理有效的社会，而孔子不过是为了维护恢复濒临崩溃的世袭贵族制度罢了。

礼的另一操作内容则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具体规定介绍起来太繁琐，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什么身份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获得什么样的待遇与享受”，与此同时，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也得表示出不同的道德水平来，严格按礼对他们的要求行事，将礼当成“规矩”，也就是圆规和角尺，以此作为基准来绘画社会的蓝图。

荀子还强调，盛大的典礼仪式展现的华瞻壮观，必然会对群众引起强烈心理效应，因此必须利用来作为统治术之一：

“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
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
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
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眾人徒，備官職，漸慶
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愿欲之舉在
是于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
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
也。若是則万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
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这段论述真绝了。他大致是说，君主如果不搭花架子，不摆排场阔气，不显示威风，就不能统一百姓，管理下属，威慑强悍之徒，所以必须鸣钟鼓，奏音乐，搞那些盛大的仪式典礼，并雕凿装饰宫殿，举行盛大宴会，配之以赏罚分明，使得百姓油然而生敬畏之心，知道君王要他们干什么，不干什么，于是便能做到赏行罚威，天下大治。

这一套后来被极权国家如纳粹和苏联发挥到了极致，中共其实是从老大哥那儿学来的，倒不一定是从荀子那儿得到启发。

“重法”则是达到“群居和一”目标的另一重大手段。这或许就是他被毛共称为“法家”的原因。在这点上他和孔孟的区别很明显。孔子强调的是礼治，反对杀戮：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又说：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可见孔子不但认为杀人是可以避免的，就连刑罚的存在，他都认为其实是施政失败的反映。他甚至连民事诉讼都讨厌，立志“必也无讼乎”。孟子那善良同志就更不用说了，前文已经说过，“省刑罚，薄税敛”就是他的“王道”设想的重大措施之一，认为君主不关心百姓死活，等人家犯了法再去惩罚乃是“网民”，其实是君王之罪。

这些都反映了孔孟对真实人性缺乏认识，这才会幻想可以通过君民完善道德修养，在那种原始农业社会中免除刑罚。

荀子则对人性有清醒认识，他指出：

“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
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
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
而宽贼也，非恶恶也。”

他认为，如果不处死杀人犯，惩罚伤人者，则罪重刑轻，小民不知道那是罪恶，就会引出大乱。刑罚的根本目标，在于禁止暴行，谴责罪恶，藉以儆戒效尤，防患于未然。如果不处决杀人犯，惩罚伤人者，就是奖励暴徒，宽容罪人，不是“恶恶”之道。

这就是他何以主张“重法”，这儿的“法”不是西方法治，而是统治者单方面制定的国家制度以及刑罚制度，乃是为了维护上面描述过的那个等级社会的秩序而制定的，也就是马列毛教说的，是统治者意志的表现。

但荀子并不是毛共说的以严刑峻罚治国的秦始皇式“法家”，他认为“重法”乃是辅助手段，主要的手段还是“隆礼”的洗脑教化作用，也就是教育和惩罚相结合：

“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孟子也谴责不教而诛，但那是道义谴责，而荀子则完全是从功利效果上考虑的。他认为，不教育百姓就杀人，那刑法势必越订越繁杂，还不能把犯罪打下去。但如果教育百姓但不杀人，则奸民就会受不到惩罚。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
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
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
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
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戆陋，谁睹是而不改也哉！”

大意是，统治者必须像对不懂事的孩子那样，以德音、礼义、忠信来引导爱护人民，辅之以尚贤使能，诱之以爵服庆赏，使民事不失农时，减轻人民负担，以此给百姓洗脑，培养人民建立和统治者一样的价值观。形成风俗后，如果有谁敢违背风俗犯上，则人民都要认为那是大奸大恶，切齿痛恨，巴不得除掉那不祥之物。这时候统治者再去绳之以法，则那惩罚才会形成最大耻辱。谁还想为利犯法，大刑就要来了。除了疯子傻子外，谁看了那榜样不会改邪归正？

这儿的冷静计算透出来的对人类心理的深刻把握，实在令人骇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要让刑罚起作用，最主要的是让人民形成与统治者一样的耻荣观，以犯罪为最大耻辱。如果只是施刑，不把罪犯在群众中彻底搞臭，那就起不到最大的震慑效果。

这一套在后来的传统社会中成了普遍的民间实践。从孔子那儿发源、经过荀子详细展开论述、由汉朝大儒董仲舒总结的“三纲五常”，彻底改塑了全民精神世界，于是违背“纲常名教”者便成了全社会自发羞辱的对象，这才会有把“奸夫淫妇”捆起来沉塘的野蛮风俗。

这一套更是被毛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民间羞辱法”成了我党维持统治的主要手段。通过强制洗脑，人民和党的耻辱观完全“调齐”了，党要辱谁，百姓就跟著辱谁。对被迫害者来说，可怕的不是坐牢，而是群众的普遍鄙视和羞辱。就连小学老师都精通这套，小小芦就是受害者。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套才再也不灵了。

由此看来，荀子介乎儒家和法家之间，既不是前者那种理想主义者，又不是后者那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他提倡的“法”不但是基于对群体心理的深入分析提出的震慑统治术，更是与“礼”相辅相成的革命两手之一，洗脑和镇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而儒家和法家只讲各自的一手。

尽管如此，荀子仍然反对严刑峻罚的暴政，主张：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
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

这意思很浅显：赏罚都不能搞滥了，轻易赏赐有利于小人，轻易惩罚则会误伤君子。如果不幸搞过头了，那宁愿滥赏也不要滥罚，颇有点西方司法“宁纵勿枉”的精神。

正因为荀子“隆礼重法”的主张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入分析提出来的，具有现实可行性并特别有效，才会作为事实上的孔教，成了传统社会的实践。因为他说的全是赤裸裸的难听实话，不便于自欺欺人，统治者这才挂孔孟之头，卖荀子之肉，以孔孟教条为百姓洗脑，却在治国实践中采取荀子的“隆礼重法”的施政手段，对孟子那些宝贵的民本主义教导却从来“敬鬼神而远之”。这就是汉武帝所承“汉家制度，王霸道杂用之”的实质。


５、荀子的经济思想


荀子对怎样富国，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限于篇幅，只大略提一下。

他的基本思想就是“节用裕民”：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
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
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
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
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
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
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

粗看上去这和孟子的主张差不多，但两人的出发点不同，孟子是出于爱护人民的人道立场，而荀子则完全是功利分析。为使读者彻底明白，我这里用现代语言解释一下他的意思（不是原文翻译）：

统治者要学得聪明点，知道“藏富于民”的道理（引文中的“臧”就是“藏”），如果节省开支，少向百姓收税，不但可以获得“仁圣贤良”的美名，而且能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了，统治者还怕没有用的么？因为ＧＮＰ增加了，即使收取较低的所得税，政府收入也非常可观（芦按：中国古代的所得税为“什一税”，也就是１０％，比现代西方的比例低多了）。反过来，如果只知道一味抢夺百姓，势必弄得民穷财尽，这样统治者既背上了贪婪刻削的名声，其实也抢不来多少，乃是穷君主。

老邓的改革开放，就是放弃毛泽东将农民往死里压榨的愚蠢作法，减轻农民负担，导致国民财富迅速增长，政府也获得了空前的财政收入，其实就是对荀子这段话最充分的论证。

基于以上“藏富于民”的思想，他提出了具体措施：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
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

此段文义浅显，就不必再解释了。需要指出的是，荀子似有重农抑商倾向：

“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

这似乎开了后世重农抑商的滥觞。从汉朝有关盐铁专卖的大辩论以桑弘羊一方获胜后，统治者一直有意压制民间工商业发展，导致资本主义迟迟不能发展。不过，这责任似乎不能算到荀子头上去。相反，反对桑弘羊那方的人的主张正与荀子的“藏富于民”暗合。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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