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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穆斯林世界的信仰危机（二）：伊斯兰生活正在死亡，但其过程远比老朽的西欧文明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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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穆斯林世界的信仰危机（二）：伊斯兰生活正在死亡，但其过程远比老朽的西欧文明要慢 (365 reads) 时间: 2005-11-11 周五, 上午6:2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穆斯林世界的信仰危机（二）：伊斯兰主义者的回应
2005年11月11日2:45:42(京港台时间)

亚洲时报Spengler撰文／笔者按：下面的这篇文章写于法国的穆斯林青年骚乱之前，该系列的第一篇《数位证据》发表于11月1日。笔者一直认为，对穆斯林社会将不可避免的解体感到绝望是激进伊斯兰主义之源，暴力成为其抗争这种命运的主要方式。这一点，再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法国表现得那样明显。过去10多天以来，以两名穆斯林少年逃避员警追捕过程中触电而亡为导火线，自感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法国穆斯林青年发动的骚乱已经演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暴力运动。

公共领域并无证据显示是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了这场暴力运动。尽管如此，将军是由其军队选择的。大军（尤指拿破仑1804及1812年组成的远征军）入侵俄罗斯并不是因为它的领导者是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相反，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是因为他要领导50万无所事事者，其中法国人只占10％。

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将军的军队反对奥地利君主并不是因为这位陆军元帅想背叛其主人，相反，瓦伦斯坦背叛奥地利是因为他不能既维持他的“蝗虫部队”，同时又忠于奥地利君王。

一个由失业的穆斯林青年组成的大军（估计阿拉伯国家的失业青年到2010年将高达2500万）正等着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拿破仑和瓦伦斯坦们的调遣，而他们除了领导这支军队别无他选。其结果可能是法国领土上将爆发一场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再现半个世纪前那场冲突的各种恐怖景象。

笔者坚信，欧洲这三年来一直避免与穆斯林世界发生冲突正是为了降低这种危险，但这种安抚政策似乎是徒劳的。欧洲现在面临着一个在数年内不会消失的可怕后果。

为何穆斯林世界的出生率会随着妇女识字率的升高而降低？有人猜测妇女们不愿意再生那么多孩子可能与她们能读懂避孕药上的说明书有关系，但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现代化的危机首先是信仰危机，宗教信仰的衰减是穆斯林世界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根源。不仅仅是穆斯林世界，任何地方的传统社会都是脆弱的。从定义上来说，它受制于从过去传承而来的各种价值观和期望，而其中的个体必须服从这样的价值观和期望。一旦种种传统规范被打破，而且个人可以选择她自己喜欢的家庭方式，那么宗教信仰就会成为生儿育女的决定性动力。

正如菲力浦•朗曼（Phillip Longman）在《空摇篮》（The Empty Cradle）一书中写道，“信仰越来越成为人们养育孩子的必要动力。”传统社会的崩溃已经导致了各种文化社会的出生率下降。不能自我繁衍的文化从定义上来说是失败的文化，道理很简单：他们若干代后将不复存在。

这就是为何伊斯兰主义者－那些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神权政治的穆斯林－感到时不我待的原因。他们并不是保守的穆斯林，因为他们拒绝腐败颓废的穆斯林社会。相反，他们是革命者，他们想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极权的神权政体来干预人们的一切生活细节。他们不是返祖者，而是现代教育的产品。现代伊斯兰运动的创建者库特布（Sayyid Qutb）获得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College）教育学文凭时阐明了他的理论。他1949年写道：

今天的伊斯兰社会不符合伊斯兰这个词的任何意义……在我们的现代社会，我们并不遵照安拉的指示行事；利益（高利贷）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基础；我们现有的法律准许而不是惩罚压迫……我们准许伊斯兰所禁止的奢华生活方式；我们允许饥饿和贫困存在－尽管安拉的信使曾经说过：“人们无论何时何地倘若让一个人挨饿，他们就不要指望得到安拉的庇佑。”

伊斯兰主义者觉得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因为对文化灭绝的恐惧超越了对肉体死亡的恐惧。伊斯兰主义者对神权政体的梦想，如本•拉登复兴哈里发的梦想也许是一种濒危文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有点类似于纳粹对雅利安帝国的幻想。伊斯兰主义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他们却有许多可以获得：他们察觉到的不只是脆弱，同时也看到了机会。伊斯兰生活正在死亡，但其过程远比老朽的西欧文明要慢。

教育和识字似乎是对穆斯林社会传统关系的一种威胁。出生率的直线下降将使穆斯林社会在从现在开始的一代时间内面临社会危机。伊斯兰有加入“失败文化”名单的危险。笔者使用“失败文化”这个词并不是藐视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或作为个体的穆斯林。不少伊斯兰学者，如上面提到的库特布也这么认为。伊斯兰激进分子沉迷于生存斗争并不奇怪，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看来不理性，但其行为的根本前提并非不理性。伊斯兰主义者的复活是对穆斯林国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一种回应。

如果不采取激进的措施，城市化和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对现代世界的开放将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生育能力。激进伊斯兰正是诞生于这种生存恐惧。在大量关于现代伊斯兰思想的学术着作中，两位伊斯兰学者－法鲁克（Suha Taji-Farouki）和纳菲（Basheer M Nafi）指出：“20世纪的伊斯兰思想并不是其文化传统内的发展，而是对外部挑战的一种被动反应。”

这种挑战源自伊斯兰生活的转化：

比如1900年的中东只有不到10％的城市居民，但这一比例到1980年已经达到47％； 1800年开罗只有25万人口，但到20世纪初已经达到60万，到1980年，由于农村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迁移，开罗的人口达到近800万。大规模的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住宅和建筑风格、人类对地面与空间的利用、买卖、就业和消费观念，以及家庭和社会结构。

穆斯林人口出生率的直线下降反映了传统社会的极端脆弱性。再次援引法鲁克和纳菲的话来说，这意味着“穆斯林的脆弱性和愤怒感因美国流行文化和消费模式无休止的侵蚀，以及美国宣导普世权利和自由的虚伪性而进一步加剧。此外，西方对世界经济差距的矛盾态度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关于法鲁克和纳菲的着作，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书中的专业评论，而是据说其中一人参与了恐怖主义事业。在伦敦大学Birkbeck学院教授历史和伊斯兰研究的纳菲教授，碰巧因“在美国之外阴谋杀害、致残或伤害他人”在佛罗里达州受到指控。他1996年因违反签证被美国驱逐出境，而且由于为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提供物质支持，于2003年受到佛罗里达地方法院的指控。与他一同受指控的还有包括3名教授在内的其他7人。南佛罗里达大学（USF）研究中东问题的助教沙拉赫（Ramadan Abdullah Shallah）也是其中之一。中东事务分析家派普斯（Daniel Pipes）写道：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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