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王家驹先生作品系列之一：《我的儿子王小帅》（作者授权首发稿） |
 |
毕时圆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
|
|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王家驹先生作品系列共约30万言，均为原创首发稿。王家驹先生的作品系列包括记叙文、荒诞小品、黑色幽默短剧、散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电影剧本凡七种。作者授权我在两川网站上陆续发表，如果有网友要转贴，请注明出处，谢谢诸位。
《我的儿子王小帅》
（原名：《北行拾遗》）王家驹
我的儿子叫王小帅，二十七岁，个子比我稍许高一点，小眼睛，橘子皮脸，看上去很不起眼。
六月底的一天晚上，小帅从北京往武汉家里打电话，说他拍的电影《冬春的日子》已经完成，并且得到了渥太华国际电影节的邀请，眼下正在办理出国手续，准备十月份去加拿大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电影展。他问，在他稍许空闲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和他母亲能不能去北京住些日子。还说北京正处在申办奥运会的高潮中，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很有些节日的景象。听他的口气，大有卸了磨的驴，想要撒撒欢儿的意思。放在以往，我会拿不想动弹的理由回绝他的好意；而那天，居然犹豫起来。我老伴儿按捺不住地对着话筒说去；并且表示让我立刻就走，她得等到学校放了暑假才好动身。
我们放下话筒，便立刻给女儿挂长途。女儿也在北京，是工艺美术学院四年级的学生，名字叫冠子。我把要去小帅那里的决定一说出口，冠子便惊讶起来，她说哥哥自己都没有落脚的地方，把你们叫来住哪？我傻眼了，后悔不该任凭老伴儿应承去北京。
还有一件叫我发憷的事情，就是北京有我几个老同学和部队的熟人。他们都还在剧团里干着呢；而我却是中年入伍，军装还没穿习惯，所在的军区便撤销了，落得过早地休闲下来。到了那里，是采取回避人家的态度好呢，还是无所顾及地去跟人家来往?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客厅里的电灯开关声儿闹醒，是老伴儿起床了。老伴儿梳洗过后便开始数钱，弄得票子“嘎巴”响；出门前招呼了一句，她要赶早去火车站给我买票，从那里直接去学校上班。电灯熄灭了，接着便是铁门“咣”的一声，屋子里剩下了我自己，不免一阵孤寂。
说实话，我是很想去北京看看儿女的。特别是小帅，那部电影是他作为“独立影人”，是干着离经叛道的买卖，其风险和艰难可想而知，能不叫我牵肠挂肚嘛。
一辆过路汽车隆隆驶来，窗棂子的投影在墙上扭曲地变化着，让人头晕目眩。
七月一日中午过后，我随着旅客的人流走出北京火车站，一眼便看见小帅站在接客的铁栅栏外头向我招手。他的脖梗子变得比过去粗了，有种成年人的样子。我们父子有一年多的时间没见面了，走到一处还怪别扭的呢。
火车上就听说北京遍地黄，来到这里才知道那“黄”，指的是黄色面的出租车。小帅招手拦下来一辆，我留心贴在车窗上的公里价── 一元钱。
已往，我来过北京两次。头一次是学生时代，随着苏联专家导演的话剧《无事生非》和《决裂》来首都演出。那一次北京给我的印象是城门楼子、小胡同、四合院加上漫天的黄沙，是个老气横秋的城市。第二次是给小帅开扁桃体路过这里，因为要照顾他和他妹妹，也就无心去看北京是个什么模样了。我把脸贴近车窗玻璃往外看，如今的北京两样了，到处都在盖新楼、架立交桥；天空也不那么灰蒙蒙的了。那些高楼，高得难以数清楚它有多少层；立交桥层层叠叠，转上两圈儿，便叫人分不出东西南北。我忽然意识到不该这么傻看，这不是成了刘姥姥进大观园了么。
我问小帅关于《冬》剧的情况。他说，片子已经剪出来了，不过……因为经费紧张，只制作了两个拷贝，自己留一个，另一个连同音响带想法子弄到香港，在那里合成、做英文字幕，找出路。我一听，心里便凉了半截，折腾了一年多，花掉了他的全部积蓄，还借了债，落下地的是个没有主儿的孩子呀。小帅看出我的忧虑，便从皮包里拿出来一张十分挺括的信纸给我看。那是一份加拿大政府邀请《冬春的日子》参加渥太华国际电影节的信函，信上净是些外国字，正上方有一坨怪里怪气的图案。
“靠得住吗?”
“上头有渥太华市长的签字，错不了。”
我用手掂量着那封邀请信，心里一阵得意，大有为儿子苦尽甘来，扬眉吐气之感。
面的开到西直门一带，颠簸着过了一条铁道，又穿过一条老街，最终停在了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职工宿舍楼前。我看了一眼车子上的计价表，上头显示出十二元的红色数字。
小帅领我去他朋友的家，上楼的过程中告诉我那人姓“单”，夫妇俩知道我要来北京，便带着孩子去了父母亲的家里。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家户。一进门，我便被门口的衣裳架子、鞋柜子弄得碍手碍脚的难受；进到屋里，小帅便指着一张长沙发和旮旯儿里的一堆杂物说，那就是他的天地。我心里一阵火烧火燎地难受，过去只知道儿子在北京住在朋友家里，没想到沦落到这步田地。
杂物堆里有大小不同的各种购物袋，是小帅用它们装衣裳、鞋袜和书籍的；还有那些装电影胶片的圆铁盒儿，它们亮晃晃的摞在一起，搁置在一旁，有种莫测高深的神秘感。最触动我的是一只绿色帆布箱，它是我读大学时候使用过的，到了小帅去北京就读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时，便给他接下去使用，至今有三十多个年头了。箱子的边角早已磨得露出了马粪纸，两根带子也都断裂得无法再起作用。
小帅把我领进主人家的卧室，叫我就住那里。我想，这么热的天叫我睡席梦思床，受得了吗！我做了睡地上的打算，便用湿布下大力气去擦床头柜前面的一小块儿水泥地。收拾厨房可是件烦人的事，灶具和瓶瓶罐儿罐的上面全都粘着一层油烟，用去了小半瓶洗涤灵，才把它们洗的能够摸得上手。厕所里的马桶倒是轻而易举地洗出了陶瓷的本色，这是多亏了一瓶乳白色的清洁剂。当我走进大间，去给小帅整理那堆杂物的时候……该死的一双手发起抖来，怎么也不听使唤。
敲门声把我惊醒，赶紧穿上背心去开门，来人和小帅俩人是朋友，名字叫刘杰，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眉毛、眼睛、鼻子都长得挺俊秀，脸上却是胡子拉茬的武相。不过，这种俊秀和武相组合在他的脸上，倒也还讨人喜欢。小帅说刘杰是《冬》剧的摄影之一，为了拍这部电影而冷落了女友，两个人就这么的吹了。我听了儿子的话心里很不安，像是老王家的人做错了事，连累上了人家。我赶紧用茶卤儿给两个孩子一人对了一杯水，三个人便坐定了下来。
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娱乐片。唱歌的人是个男子，扎着狗尾巴辫子，还戴耳环，脸上痴呆的一点激情也没有。忽然，从画面的左、右伸出来两个女人的手，它们把歌手的脑袋当成个玩物去摆弄；接下来，两个女人的脸也进了画，她们伸出舌头去舔歌手的鼻子和眼睛，还用牙齿咬人家的耳朵；末了是脚丫子也上去了……唱歌的人并不生气，照样在那里哼哼唧唧的自我陶醉。
“北京准放这个?”我问。
“哪儿呀，这是小耳朵接收的信号。”刘杰回答我。
“什么小耳朵?”
“就是碟式天线，三千块钱就能装一个。香港、美国的电视节目全都有。”
“不犯法?”
“嗨，改革开放了呀。”
收拾厨房的时候我知道了这里是用管道煤气，米和油、盐也都有；菜就难办了，一堆土豆干巴得表皮起皱，立在墙角的几棵大葱直往下脱皮；冰箱里面也只有鸡蛋和吃剩下的几片粉肠。看样子，这顿晚饭非得去下馆子喽。
我跟在两个青年的后面走上大街。街上拉起了不少的盼奥运横幅标语，商店的橱窗里也都贴着同样的宣传画。我怕小帅讲排场，把我往大饭店里领，便有意敞开衣裳，做出一副下里巴人的样子。还好，一个拐弯儿，进了一条小街。
这是一条小吃街，到了这会儿，一张张饭桌便星罗棋布的摆在街上，很有些异国他乡的浪漫情调。我们左右环顾地走了半条街，终于在一家“川味王”的饭馆门前找到了一张空桌子。店老板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四川妇女，说起话来拿腔作势，很像是《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我还是怕小帅破费，在他看菜单的时候说了句“天热，吃些素净的好。”老板娘接过我的话，一口气报了十几样冷盘和小炒的名称，我能听懂的是“盐水凤爪”和“麻婆豆腐”。最终，小帅每人以三两黄瓜丝儿芝麻酱凉面定了夺。老板娘的热情消失了，阴阳怪气的那声“要得”，叫人听了脸红。
有十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地挤在一张桌子上会餐。从她们的年龄和神态去推测，准是些即将毕业的初中生，分别前夕想要在一起喝醉上一次。这个人给那个人敬酒，那个人转着圈儿地同大伙碰杯……像是一蓬盛开的桃花。
跑堂的伙计在给别人上菜时，顺便给我们这里带来了一碗凉面，说是另外两份马上就到。刘杰和小帅叫我先吃，我知道推让没有用处，便欣然接受了。
我用筷子把黄瓜丝、芝麻酱跟面条调和均匀，吃一口……夹生！我怕引起孩子们不安，便做出很有嚼头的样子；心里想，但愿孩子们的那两份，不要同我的这碗一样。
我老伴儿的姐姐在北京钢铁学院教书。有一天，她在电话里约我和小帅星期三去她家聚一聚；还说她跟冠子已经联系上了，冠子也会来的。我听了自然高兴，到北京已经四天了，还没见过女儿的面呢。
聚会的那天冠子来得很迟，是午饭当中插进来的。她剪了一头短发，穿着松松垮垮的文化衫和大裤衩子，项琏上的坠子在胸前一闪一晃，很有些青春朝气。从冠子的应酬能力来看，已经不再是个羞羞答答的小女孩了。
姐姐家的屋子很小，人和人碰来撞去，谁跟谁碰上头儿，两个人便扯谈上几句话。我问冠子忙些什么？她说掉进钱眼儿里啦。原来，她和几个同学正在给一个室内工程画设计图，画一张有好几百块钱的收入。
“多少天能够画一张?”
“顺利的话，也就是两三天吧。”
我听了冠子的话，心里头想，这不是发了么!
冠子还说，她从一个叫何威的同学那里借了一套空屋子给我们住；只是生活用品不齐全，得添置一些碗筷什么的。我表示很好，等她妈来到北京的那一天，我们就住进去。
我发现冠子常常走神儿，问她是不是惦记画设计图的事？她说是。我催她早走，不必因为陪我而影响那边的工作。她答应了，临走时从背包里拿出来一台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说是送给我的。她知道我有收听短波的癖好，便给我买了这台日本产的，灵敏度很高的索尼牌收音机。一问价钱，九百多块！没把我给心疼死。
冠子旋风般地来去，使得我心里很不踏实。好在那天亲戚家里人多，拉拉家常一下午也就过去了。往回走的路上，小帅说冠子交给他一千块钱，是给我和她妈出门坐出租车用的。正说着，迎面就有一辆出租车来了，小帅刚一朝人家招手，就被我一声“干么”制止住了。而那辆面的还是一个大掉头，停在了我们身边。小帅走上去，低声地跟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十分友好地再一次掉转车头，离去了。
我问，“人家没生气?”
小帅说，“我叫他去他不想去的地方呀。”
我们在林荫道上默默地走着，路灯下我的影子时前时后，时短时长。我知道小帅此刻的心里不好受，同妹妹相比，够难堪的了。我很想找个话题缓解一下尴尬的局面，想出来的话又都觉得多余。
回想起小帅的那些日子，真是够呛。他常常是兴奋与沮丧交替出现，有时候扯着破锣嗓子唱上几句京戏“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有时扒不上几口饭便坐在那里愣神儿。不管是清晨还是深夜，“BP”机一响，便要出门回人家电话。逐渐地我摸清楚了他急于要办成两件事：一是把《冬》剧剪接好的底片和音响带子弄到香港去合成，二是办理出国护照。
有一天，气温三十六度，我独自吃了午饭，便想要睡一觉。小帅回来了，头一句话便是香港那边有一家电影厂愿意给他提供方便。我当时是又兴奋，又紧张，像是参与了儿子干地下工作一样。
小帅在厕所里冲凉，弄得水声儿哗哗的响。我躺在竹席子上难以入睡，想起许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小帅丢了，我同他妈四处去找，找到一条小溪边，溪上有一道丈把高的瀑布，落水之处是一个水潭。我指着水潭对他妈说，总得下去看看呀；他妈说也是。我下了水，一头钻进水潭里。水潭里冰凉，昏暗得很。我用手四处去摸，果真摸到了一个孩子。我把那孩子一托出水面，立刻变成了一副骷髅。我呜呜地哭，醒了还想哭。我把做的梦说给老伴儿听，她说是够吓人的。
小帅洗完了澡，又来到我住的小间。他把胸口顶在风扇口上一边吹着一边说，说是要去法国大使馆。吹完了风儿便回到了外间，那里有倒腾纸袋子的声音；我偏着脑袋朝外间里看，看见他在那里用湿布擦一双皮棉鞋，我心里纳闷儿，大伏天的穿那鞋？等小帅走了，我去外间看他换下来的鞋，发现鞋帮子和鞋底开了大口子。
住在单家真是够呛，看在眼里的是四堵墙，身上挨着的是海绵沙发和席梦思床。真希望老伴儿能够早一天来北京，好住进冠子为我们借的空屋子里去。
有一天后半晌，忽然刮起了东北风。风把树梢吹得摇头晃脑，就是不进家。小帅五点多钟的时候回来了，还买了两根熟香肠和一包朝鲜什锦凉菜。他问我干么不出去走走，外头可风凉啦。我说，就一把钥匙，我要是锁上门走了，你回来怎么办?
吃过晚饭，我便锁上门，同小帅一起出去透口气。一出楼道，便感觉到了徐徐的凉风，脑瓜子立刻清醒起来。两个人溜达出老街，跨过铁轨；再往前，便是华灯初上的大街了。
人行道上净是夜市地摊儿，从玉器、古玩到袜子、手表、鞋，什么都有。我被一只耶稣受难的铜十字架吸引住了──耶稣低垂着头，伸展着胳膊，并拢双腿，手掌和脚背都被钉上了钉子，那是多么崇高的“死亡美”哟！摆摊儿的人说，这货是他爷爷从一个西班牙传教士的手里接下来的，至今少说也有百十年了。我拿起十字架，掂了掂，摸了摸，它沉甸甸，溜溜光。尽管我对它爱不释手，最终也没敢问人家价钱。
小帅买了两份锥形的冰激凌，没吃上几口他便笑出声来。我问他笑什么？他说，刘杰说咱们爷儿俩真逗，一个是五九年戏剧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是八九年电影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父子大学生在北京当上流浪汉啦。我听了这话先是歇斯底里地笑了一阵，其中还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负和清高；其后，便是凄楚的哀叹。
“你能长久地住在姓单的朋友家里吗?”
“那怎么行。”
“往后住哪呢？”
“打橄榄球呗。”
“不能租间房子住吗?”
“租过，楼房和农民的房子都住过。楼房太贵，月租没有四五百块钱下不来；农民的房子又住不惯，冬天没有暖气不说，拉屎撒尿得上茅坑；最难办的是没有公用电话。”
我想了想对他说：“那就租一间楼房住吧，房钱归我出。”
小帅愣怔，说了一句：“开玩笑。”
我分析往后家里的经济情况给他听：冠子已经能够自立；我同他妈的工资合起来七百多块钱，把多一半的钱拿出来给他付房租，剩下的钱加上外块和奖金，足够我们两个老的花了。小帅听了我的解释没吱声，我知道他太需要有个住处了。
由于我过早地剥去了裹在冰激凌上的那层蜡光纸，弄得手上黏糊得难受。小帅指着马路对过的公共厕所，说那里有水洗手。我进了厕所，洗手的过程中肚子疼了起来，准是白天太热，傍晚给风一吹，又吃了冰淇淋，造成的肠痉挛。我就势蹲上了茅坑，庆幸肚子闹得是时候，是地方。
进来了两个撒尿的人，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知道魏京生要提前释放吗?”
“那是咱们跟萨马南齐打奥运牌。”
“拿人当赌注?”
“国家穷呗。”
我对着花墙系裤子的时候，从花墙的空洞看出去，发现小帅就站在马路对过，正在往一家打烊的汽车商行傻看──陈列在商行里的轿车五颜六色，它们在几束顶灯照射下，给人以天外来客的遐想。
我穿过马路，悄悄地走向了小帅……
老伴儿是在七月九日那一天到的北京。当天，我便和她还有小帅, 三个人便住进了健翔桥附近的一栋名叫“丝竹园”塔楼里。两室一厅的屋子里头空空荡荡，只有两张床和一张方桌一把椅子，咳嗽一声满屋子响。冠子为我们添置了床单、脸盆和油盐酱醋，就这么落了脚。
小帅的手头上有一盘《冬春的日子》录像带，那是他从电影拷贝上转录下来的。住在单家的时候没有放像机可使，只好等老伴儿来北京，一起拿到姐姐家里去看。
看录像的那天人不多，除了我和老伴儿，便是姐夫、姐姐，以及姐夫的老母亲，我们随孩子叫老人奶奶；再就是奶奶的重孙，小家伙五岁，叫明达。那一天小帅没去他姨家，说是有事情要办。我猜，他是因为有我而有心理障碍。
片头的字幕很少，行云流水般地在黑底子上滚动，对于一部小体裁的电影来说，还是很得体的。
正片一开始，便是男女主角床上的戏，由于光线处理得很暗，加上做爱的方式少见，叫人看了摸不清头脑。奶奶就问，那是做什么？没有人回答。
我就对那段“荤戏”很不欣赏，倒不是因为我封建，也不是碍于两家子四代人看这种东西有失体统；而是它出现的太突然，没有情感上的铺垫。再说，表现性爱是西方电影的拿手戏，中国电影工作着还没有掌握表现那种东西的技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便被剧中人物的命运和它的艺术性吸引住了。
小冬和小春是一对恋人，同住在一间杂乱的小画室里，靠着教书和卖画过日子。由于前途渺茫和经济拮据，两个人渐渐地对生活失去了热情，情感难以维系。这时候，小春怀孕了。小冬为了解脱小春流产后的苦恼，便带着她去自己的东北老家走走。
东北的冬季是美丽的──大雪、苇塘、蒸汽机小火车，还有封了冰的河道……有一天，小春向小冬坦白了她即将出国，要去同一个外国郎君结婚，那人答应在澳大利亚为她筹办一个个人画展。小冬笑了笑，他说他早已偷听了他们之间的电话。
当影片的片尾滚动出“印象电影工作室”制作时，我眼前一亮，大有文艺解冻之感。在姐夫起身去关录像机，取录像带，把带子用纸包好的过程中，屋子里的人都坐在那里不动弹，谁也不说话，像是等待我一锤子定音。我说，我担心小帅，还会拍出这样的电影不。
往回走的路上，老伴儿总是拖沓在我的后头，一副受委屈的样子。问她怎么啦？她说，姐夫那人真不给咱们面子，净在那里偷看武侠小说；姐姐的表现又过了头，明明对小帅拍的电影不感兴趣，还在那里强颜欢笑地去附会剧情。老伴儿数叨完姐夫和姐姐，又可怜起奶奶，老人只好用糖果去安抚明达，免得小家伙捣乱。
我所从事的话剧工作虽说跟电影隔行，但必竟同属表演艺术范畴，看完儿子拍的电影总得提几条有份量的意见才是。我把故事情节逐段地去回忆，挖空心思地去想，直到小帅夜晚回来，也没理出几条。
我叫老伴儿说说她的观后感。她先是支支吾吾的说了些“不简单”、“挺好的”套话，说着说着便急了，抱怨白天看的那一遍干扰太大，脑筋没法子集中在电影上。
轮上我说，我把《冬春的日子》比着一条清澈、纯净，散发出一丝凉气的小溪。它自自然然地流淌，偶尔也会溅起一团水花。只是它太微弱了，微弱到难以引起社会对它的关注。
小帅问我，故事是不是太平淡啦？我说那到不，平淡得真实，总比故弄玄虚好。
“那么结尾呢？”
“我看到小春出走的时候，是担心过收不了场。没想到出现了神来之笔──小冬对着镜子打扮自己，他戴戴帽子，穿穿衣裳……画外音说小冬得了轻度的精神病，昨天晚上砸碎了全校的玻璃窗。寥寥几个镜头几句话，把主人公的命运推向了新的危机。”
小帅笑笑说，拍不起砸碎玻璃窗的场面，反到出新了。
我同老伴儿一起拜访了几位熟人，大家见面都很亲热，唠叨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也算是了了一件心事。
我老伴儿要准备开学上课的事情，于八月二十一日动身回武汉去了。我不能随她同行，原因是小帅已经离开了单家，再想回去住，怕有些难处；叫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又很勉强，必竟是跟人家关系上隔了一层。而且，他正在为申办护照而苦恼，我得留下来陪陪他。后来才知道，那期间小帅的户口所在单位福建电影厂，已经把他的有关材料上报到了电影局，那上头注明了他是“独立影人”。
九月一日下午六点钟小帅回来了。那天，他的情绪特别好，好得反常。我问他护照办得怎样啦?他先是吞吞吐吐不知所云，跟着便骂了一声“操──”，说是报纸净坏事，把张元拍的电影《北京杂种》说是得了什么国际大奖！小帅的意思我知道，近来国内和国外对“第六代导演”十分关注，过多的宣扬，便会引起政府对这批天马行空的小子们的控制。
当天晚上，我进厨房里续茶水，从门缝里看见小帅坐在他的床上摆弄扑克牌。我续完水一推他的门……床上的扑克牌不见了。我断定，那是他偷着给自己算命呢。
“小帅，你能不能跟福影的关系改善一些，一方面接他们的活儿，一方面搞自己喜欢的片子?”
“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不可能?”
“比方说，福影厂给了我一部片子。从修改剧本到选场景，然后是成立摄制组去拍摄和做后期，少说也要干上一年。再接一部呢，又得一年。最终……就没有自己了。”
我向小帅说明，我总是惦记他两件事：一是怕他犯政治上的错误，二是承受不住贫穷的压力。他说我讲得很透，这也正是他要向我交的底。他说他不想在刀尖上跳舞，那也不是他应该干的事情。就拿《冬春的故事》来说，福建电影厂要看这部片子，他给他们看了；电影局在办出国护照上卡他，他把片子送上门去给他们审查。要是政治上有问题，那些人能饶了他；至于穷，他说他认了，也不怕。
刘杰推开门进来了，嬉皮笑脸地问小帅喝什么酒？看来，是他约人家到这里来喝酒的。
我上夜市买了一瓶二锅头，两段熟香肠和半拉卤味儿的猪耳朵。一回来，便发现俩小子闷在那里不说话。我没去多想，便把香肠和猪耳朵切了切，端上了桌子。
刘杰的酒喝得太猛，菜没吃几口，半瓶子二锅头便进了肚。我正在厨房里煮点话梅汤给他们解酒，便听见厅里“砰”的一声响，伸头去看，是刘杰把酒瓶子摔在了地上，嚷嚷着“鸡巴独立制片人，下大狱的货！”说完，他便软绵绵地扒在桌子上，不知道是埋着头哭呢，还是笑。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小帅，问他这是怎么啦？他先是糊弄我，说刘杰是为了女朋友的事情发酒疯。刘杰晃晃悠悠地抬起脑袋，眼睛盯着小帅，手指着我，“给你老爸看，怕什么……”这样，小帅不得不从衣裳兜里掏出一份影印文件，交给我的时候还补充了一句，“小沟小坎儿的，跨一步就过去了。”我急忙去拿老花镜，险些被地上的碎玻璃扎了脚。
那是一份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五日印发的第二十六期《电影工作讯息》的影印件。文中摘抄了五月二十日香港《文汇报》的一篇题为《悄悄崛起的大陆独立制片人》文章中的片断；而后，便以官方的口气点了以张元为首的几个第六代导演的名，小帅就在其中。编者按里有这样一段话，“……对此种现象不宜放任自流，如确有存在必要，其准拍、审查、发行、出境应该有适当措施。”
前半夜，我的脑子里净是鬼打架，净往大灾大难上面去想。一觉醒来，便冷静了下来。我问自己，张元和小帅的电影都是在北京拍摄的，那样大的动作官方肯定会知道，何以还要借用香港的报导来说明国内地下电影的状况呢？再说，那份东西说它是政府文件吧，名称上却是《电影工作讯息》；说它是“讯息”吧，其中又有约法三章的官方条文。看来，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心是虚的。
起床以后，我很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小帅和刘杰听，一直等到八点钟也没见动静，推门一看，床上是空的。
小帅说我走运，这次来北京赶上了看崔健的演出。
崔健的歌曲曾经风靡一时，那首《一无所有》至今我还能够哼上几句。他的演唱风格有中国摇滚之说，歌词中充满了叛逆情绪，一直被政府视为异端分子，只允许他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他的这次演唱会，是打着为申办奥运募捐的旗号，才得到批准。
五点半钟的时候，刘杰便来催我们动身。小帅把自己的车子给我骑，让刘杰的车子带上他，两辆自行车专捡背静的街上走，生怕给警察撞上。
太阳还挺高，首都体育馆的门前已是人山人海了。墙根底下，花坛沿儿上，全被卖说明书的、卖录相带的、卖饮料的摊贩占据。其中，以卖“调侃衫”的生意最火暴──衣裳上有的印着崔健头像；有的印着他的口头禅，像是“我要撒野啦”之类的话。最逗趣儿的是一个胖女人，她把印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圆领衫穿在身上，“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几个字在奶子上颤颤悠悠，很不严肃。
我们各自拿着一瓶矿泉水，夹在进场的队伍里慢慢腾腾地往入口处那里移动。走着走着，便听清楚了广播里的治安条例，其中有不许携带瓶装饮料入场的规定。我们只好拧开矿泉水的瓶盖，喝上几口，扔进了垃圾桶里。
有许多警察把守在检票口。这样，使得进场的人很不舒服。小帅问刘杰他有何联想？刘杰说像是参加宣判大会。我联想的更可怕，不便说出来。
体育馆的比赛场地上临时安放了许多长条椅子，分为前、后两个区。我们的座位是在后区的第二排，算是相当的优越了。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每一排座位的两端都已经坐上了一名警察，看上去像是一溜篱笆墙。阿弥陀佛，我的座位跟警察之间隔着一个人。
演出的舞台设置在西看台上头，左右两边用几百只音箱垒起来当作舞台的侧幕，黑压压地像是两扇打开的城门，一旦它轰鸣起来，其震撼力可想而知。我扭头看了一眼全场——北、东、南三面看台上都已经坐满了听众；抬头往上看，纵横交错的钢梁上悬挂着大红标语，一幅是“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另一幅上写的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一阵“喔喔”的声音此起彼伏，我问刘杰那些人喊什么？刘杰说是催场。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舞台上。
台上依旧冷冷清清，只有几组打击乐器和话筒搁置在梯形的看台上。如此简陋的设备，叫人担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演出铃声一响，录音师们便走进设在场地中央的调音台里。听众疯狂地喊叫，喊叫声偶尔能够汇集成“崔健”二字，很快地又都嗡嗡成了一片。
崔健的出场平平常常，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胸前挂着一把吉它，走起路来松松垮垮，一副不拘小节的痞子相。叫喊声渐渐平息下去，那样大的一个万人体育馆里，像是只有崔健的存在。他向听众深深地一个鞠躬，一声“朋友们，晚上好!”台下立刻响起不同的回应。
崔健背过身子，在那里耐心地等待乐队校音──定音鼓敲得咚咚响，吉它、古筝各自弹出缠绵的单音。最受听众喜爱的是一个吹萨克斯管的人，他的个子很高，戴眼镜，能够吹出俏皮的声音，做出怪模怪样的动作去同台下的观众逗乐子。刘杰对我说，那人叫刘圆，是崔健的老搭档，两个人始终摽在一起干，很讲哥儿们义气。
舞台上的普通照明暗淡下去，只有几束追光射在崔健的背上；等他转过身子，没等说完要唱的歌名，台下的听众已经按捺不住地手舞足蹈起来。体育馆变得狭小了，强大的声浪仿佛要把屋顶掀掉。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失去理智的时候，想哭、想叫、想跳……
《一块红布》这首歌通俗易懂，意义又十分深刻。它是用自我对话的形式，来反省人生。歌词大意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了我的眼睛，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看到了幸福；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走你指引的路……唱着唱着，全场的灯光暗了下去，人们像是掉进了黑洞。我扭头往左看，左面的看台上有几处亮点；回身往后看，后看台上有更多的亮光……刹那间，全场已是繁星一片。
歌：你问我在想什么?
我说要你做主……
不知什么时候，前后区之间的通道上集结了那么多的警察。他们用斥责声和威胁性的手势，制止那些手里举着打火机和蜡烛的人“玩火”。场灯渐渐地恢复了原有的照明；而我，紧闭双眼，想要留住那些星星之火。
演出到了尾声。当崔健高歌他的成名之作《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我悲伤到了极点──崔健坏小子，你唱的就我呀！
在小帅出国无望的情况下，我便决定给他租一间屋子住。姐姐知道以后，便托人四处打听；冠子也在同学中间活动，宣扬得工艺美术学院无人不知王小帅要租房子。小帅表面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说北京哥们儿多着呢，每家住几天，一年就过去了。其实，急得嘴上起泡。
我更是厚着脸皮四处瞎打听，从一个摆摊子卖肉的王师傅那里打听到有一处农民的房子要租，我便带上小帅去看。那是一间就着三合院儿的一面院墙新加出来的屋子，面积挺大，水泥地也溜光，每月租金三百元；问题是没有暖气设备和自来水，土坯子厕所脏得下不去脚。小帅倒是说行，最满意的是房东家里有一部单位电话分机。
我去姐姐家，请她给我预订一张回武汉的火车票。一说起小帅要租农民的那间屋子，姐姐便坚决地反对。她说，冬天就要到了，叫一个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伺候炉子，怕是会闹出危险的。
退掉了农民的屋子以后，小帅说他可以住到一位叫庞明的朋友那里。说着，便掏出来一把钥匙给我看，表明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我问他那人的性格怎样？他嘻皮笑脸地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车子叫来了，就是那种黄色面的。我避免跟他说话，也不敢去看他一眼，便装成忙于把帆布箱、行李和纸口袋往车里塞，心里只想快一些结束那种难堪的时刻。面的起动了，发出“嘟嘟”的响声，不久便消逝在滚滚的车流中。
庞明后来对我说，面的司机问他那人怎么在车子里大喊大叫地唱京戏？他回答，我那朋友是个京剧票友，正打算下海呢。
我订的是十月一日回武汉的卧铺票。临行前，我只去了中学时代的同学张宝伟和大学时代的同学杨再葆两个人的家。张宝伟送他的爱人到昆明治病了，没能见上；杨再葆见到了，由于我的心情沮丧，吃过晚饭便匆匆离去。
杨再葆的家住在六里桥，从那里到北四环路须要穿过整个北京城。我下了公共汽车，走上健翔桥，两条腿累得失去了感觉，只能拖着它走。
健翔桥两头的路灯真够气派，每根灯柱都有十四、五层楼房那样高；灯光的颜色黄里带红，像是燃烧的火。我慢慢悠悠地在桥上走，小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舒服得很。趴在水泥栏杆上休息一下，数一数桥下穿梭的车辆……一个穿花格子衬衫的青年走近我身边。那人说的头一句话我没听清楚，等到他把手里拿着的厚纸夹一展开，才知道是个算命的。算命的人又说，我送给先生一句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嘿，这人以为我在寻短见，想用古人子夏的话来套我。我不敢跟这号人纠缠，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
算命的人走了，倒叫我想起不久前发生在武汉家中的一件叫人忌讳的事情：那天我在厨房里做饭，不明不白地便打碎了一只蓝花碗；老伴儿在客厅里摆餐具，一只咸鸭蛋又止不住的在桌子上滚。我打碎了碗，那是“砸了”的意思；老伴儿又来了个“滚蛋”，合起来不就是“砸了滚蛋”吗！当时我便在挂历上把那一天做了记号──五月十九日。
走下健翔桥的便道，便看见了我们的住房里亮着灯。小帅在等我呢……
下火车的那天武汉下雨，我走一段躲一段地往家里去，还是免不了淋湿了衣裳。一揿门铃，便听见老伴儿快步行走的拖鞋声，终于到家了。
在北京溜了三个月的门缝儿，一旦回到自己的家，心里那个塌实呀。我拿起电话，话筒里响着嗡嗡的声音，想不到该给谁打电话，便把它又放回到机座儿上。我每间屋子都走了走，摸了摸桌子、床和书架。它们都是按我的意思摆设的，随我在床上怎么躺、随我在哪里怎么坐。几盆月季花已经枯死了；石榴树和茉莉花的枝子里还有青色，不知道能不能缓过劲儿来。嘻，明天又能端上小板凳儿在街口卖呆儿了。
躺在浴缸里真叫享受，恨不能把水全都浸进皮肉里。随着身子在水里沉、浮，脑子里浮想联翩──健翔桥上神秘的算命人……崔健那人个子不高，可有威……老伴儿说这趟去北京花了三千四百块钱，我把大的开销一笔一笔地凑……都说欢迎我们去北京过春节，敢吗?
看完晚间电视新闻，又该老伴儿看她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我写我的小说了。我把这篇东西的前半部份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放，不禁心灰意冷起来。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把这一部分拿给两个孩子看过。小帅看后无动于衷，说是干吗活得那么累；冠子是皱着眉头看的，问我何苦要糟践自己呢。不管儿女对这篇东西如何评价，我还是把它完成了的好。不然的话，这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过久了是会淡漠的。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