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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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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BBC透视:从杨利伟登天谈起
(227 reads)
时间:
2003-10-20 周一, 上午5:33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转贴BBC透视:从杨利伟登天谈起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3年10月15日早晨,"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在登上"神舟五号"之前向人群挥手致意,然后一步跨进舱门;上午9时整,巨型运载火箭托举着载人飞船拔地而起,直刺九霄......
一"步"登天,一"举"成名
杨利伟的这一挥手非同小可。用中国官方通讯社中新社的话说,杨利伟的这一挥手,挥出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是中国高科技领域继'两弹一星'之后又一座里程碑,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
杨利伟的这一挥手,也挥出了自己名利"登天"的"新纪元":在被选为首位宇航员之前,杨利伟默默无闻;而乘坐"神五"太空一游之后,杨利伟便从此成为名人,中国媒体采访、介绍他的画面、文字比比皆是,原来只是空军中校的杨利伟,除了晋升为上校之外,本人也成为众多商家竞相追逐和垂涎的目标:新华社最近引述杨利伟故乡──辽宁绥中县县长的话说,该县已经申报了水果的"杨利伟"商标;就连军方报纸《解放军报》都说,"杨利伟"三个字的价值,如果以广告来衡量,当今任何一位大牌明星都相形见绌。
我在网上看了杨利伟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录像。杨利伟其实出身平凡,为人谦和,个头矮小,言语质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看不出是一个挥手挥出"新天地"般的非凡人物。
据《人民日报》介绍,杨利伟1965年6月出生,1983年6月入伍,1998年1月正式成为中国首批参加集训、等待选拔的航天员,该报还引述杨利伟姐姐的回忆说:"杨利伟从小就很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有一年夏天,天气非常热,杨利伟去父亲的单位玩,母亲给了他一毛钱,要他在路上买两根冰棍吃。当时的冰棍是5分钱一根,但杨利伟只买了一根。回家后,他把手中攥得出汗水的5分钱又还给了母亲。"
杨利伟的一生其实是数十年来急剧变化的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许多同代中国人的类似经历的缩影。虽然杨利伟太空一游的"登天"经历不具有可比性,但杨利伟从卑微到显赫、从贫寒到奢华的引申意义上的"登天"经历却颇具代表性。
杨利伟出生后仅仅一年,中国官方所说的"十年浩劫"──文革便开始了;杨利伟走上社会之时,恰逢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而杨利伟为航天任务作准备的五年,则是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均衡地收获经济改革果实的五年。短短38年,杨利伟从幼年舍不得同时买两根冰棍,到今天一"步"登天,一"举"成名,续写了不少同代人所写过的人生传奇故事。
朝为乞儿,暮为王子
许多西方人,甚至包括许多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某些杨利伟同代人的人生"登天"经历的传奇性。
在文革时代,中国的普通人家不仅没有电视,电话也被视为只有高官才能享有的特权象征,家境好一点儿的,最多也就是拥有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三大件",所以,杨利伟姐姐所说的文革时5分钱都能"攥得出汗水",一点儿也不夸张。
但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作为中国人"小康之家"象征的"三大件",就从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过渡到80年代的电视、洗衣机、电冰箱,进而飞跃到90年代的轿车、私房、电脑,当下西方流行的新鲜玩艺儿,中国基本上都有,而外国没有的古怪东西,中国也有。
记得去年我回中国,有一次老同学聚会,我掏出从英国带回去的手机接电话,一个老友看着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使用这种笨重的黑色手雷!"后来席间看到他们打电话所使用的手机,一个个小巧玲珑、款式新颖、设计复杂,我才明白他那句话的意思。
我还记得,就是这位如今嘲笑我的老友,70年代末,当我家成为全院购买电视的第一家时,还在上中学的他,每天吃完晚饭就往我家跑,抢占离那台9英寸黑白电视最近的位置,赶都赶不走;我也记得,当时上学时,因家穷而买不起自行车的他,经常"蹭车":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去上学,一直到后来工作了,才买了辆自行车,天天蹬着去上班;然而,如今的他,却是一个城里有豪宅、郊外有别墅、步步开"宝马"、夜夜泡歌厅的"款爷"。而有着类似"登天"经历的中国人,我所认识的就有不少。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本小说《王子与乞丐》,讲的是一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少年交换各自的王子与乞丐身份后的奇特遭遇,令人感慨回味。
衡量一个社会是停滞还是上升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这个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程度。在《王子与乞丐》描述的那种王位、贵族爵位均靠世袭的"身份本位的社会"中,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身份,其社会流动性自然很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权力本位的社会",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唯一途径是取得或失去权力,但与权力沾上边儿的人仍然是社会中的少部分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金钱决定社会地位的"金钱本位的社会",社会流动性就要大得多;而如今的中国,似乎是后两者的奇特混合,即所谓的"金权本位的社会",我们因此听到了许多或以权致富、或以钱通天来迅速改变社会地位的"一步登天"的传奇故事。
有人"登天",有人"入地"
据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起飞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有多少人在其一生中有过从赤贫到巨富的"登天"经历。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起飞,说法不一,但个人经济状况"起飞"的中国人,却不在少数。
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甚至是同地区、同阶层的昔日同学、玩伴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有人"起飞",有人"坠毁",有人"登天",有人"入地"。
也许总体上来说,在经济改革启动之后的这二十多年,多数中国人的人生际遇、生活水平都多多少少有些改善,但彼此之间相对的贫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却是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甚至也可以说,至少不亚于其它经济起飞国家中贫富分化的程度和速度。至于这种分化有多少是公平竞争或运气机遇造成的结果,有多少是缘于家世、关系、权力等不公平的因素,则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相当一批人在财富上迅速"登天"的经历,以及一个原来财富相对平均的社会后来迅速贫富分化的过程,这两者加起来,毕竟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民众心理、乃至政治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近些年来,有关中国大陆贫富对立、劳资纠纷、甚至仇杀、工潮等事件,时有所闻。
杨利伟这次"登天",不到一个昼夜,就相对安稳地着了陆;而不明不白地"登天"的中国暴发户,以及不平不稳地"起飞"的中国经济,是否也能够同样安稳地"着陆",则颇为令人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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