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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利用农民的（三）（四）

陈沅森

加入时间: 2004/07/15
文章: 63

经验值: 1457

标题: 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利用农民的（三）（四） (115 reads) 时间: 2005-8-28 周日, 下午11:47

作者：陈沅森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九评征文】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利用农民的（三）

作者：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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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6日讯】第四件大事：“土地改革”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率先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1927年3月，在“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这一主张得到了彭湃、方志敏等所有执行委员的赞成、支持。但是，1927年的农民运动，还没来得及重新分配土地，就被镇压下去了。直到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之后，才全面开展打杀地主和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在井冈山，毛泽东忙于打仗，虽然也把土地分给农民，但没来得及对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匆匆忙忙把地主杀掉了事。再者，当时是在小地方小打小闹，算不上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因此，中共党史称这一时期为“土地革命时期”。

到1946年内战前夕，毛泽东认定“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军、支前，是内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后，中共抛弃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承诺，暗中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所谓“五四指示”），重申实行“耕者有其田”。指示下达后，除陕甘宁（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经常有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来参观，所以将“土改”押后；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共一贯弄虚作假）以外的各根据地，立即如火如荼地开展“土改”，组成“贫农团”，以斗争“汉奸”、“特务”、“恶霸地主”为名，实则矛头直指开明绅士（即地主，抗战时期地主都服从大局，实行减租减息，共产党称赞他们为“开明绅士”；其中，最著名的李鼎铭先生，还被中共统战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新、旧富农和富裕中农，枪杀他们，抢夺其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在上述指导思想下进行“土改”，一开始就发生“过火”、“过左”现象。

按理说，发生“过火”、“过左”现象，应该马上纠偏。但毛泽东认为，在贫苦农民尚未充分动员的情况下，不但不能“纠偏”，反而下令“实验彻底平分土地”。

这个时期的“土改”，主要在华北地区。这一地区土地不十分集中，自耕农较多，没有田亩特别多的大地主。晋绥地区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划分10%的人口为地主富农。但没收他们的土地不够分，贫苦农民没有眼前利益，动员不起来。毛泽东的指示下达后，地主富农人口顿时爆增至30－40%，许多一辈子辛勤耕耘的中农，都被划为“地主”。

这一史实，在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中篇小说《赤地之恋》中，得到了印证。《赤地之恋》前半部描写1946年的“土改”，由于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不够分，贫苦农民动员不起来，“土改”干部便根据上级指示扩大地主富农的比例。小说写了一户老老实实，一辈子天天在农田干苦活的中农，被“土改”干部打成“地主”，并把他枪毙了……张爱玲在写这部中篇时，一再强调“真实”，很可能当时是大学生的女作家写自己下乡参加土改的亲身经历，所以，这部作品也可以当作“纪实文学”看。女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土改”积极分子吊打孕妇地主婆，致使她流产血流遍地，最后死亡；描写把地主五花大绑吊在骡子后面拖着“滚场”，血肉横飞，肝肠肚肺零零碎碎拖撒一地，臊腥难闻……读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个时期的“土改”，中共的口号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土改”干部率领流氓地痞“斗垮地富”，“挖底财，分浮财”，将“地富”榨得一干二净后，全家“扫地出门”，有的打死，有的活埋。恶魔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土改，斗争地富共死亡780余人，多半是活埋与剖腹。平山县三天之内，打死一百多人；其它各县，都是恐怖笼罩，血雨腥风。仅河北七、八个县，殃及的人口多达数十万，农村处处实施“肉体消灭地主阶级”。建国后首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当时路过晋绥，沿途尽是吊死在树上的地富尸体，伤心惨目，不忍卒睹。

当贫苦农民分得土地、浮财，受骗“动员起来”之后，内战胜利有了相当把握，又因“春耕季节”已到，不能影响秋收。于是，1948年2月，毛泽东才下达一个不痛不痒、制止“过火”“过左”的指示。但此时已是“鱼过装壕”（壕，一种在小溪流水中篾制的捕鱼工具），“开明绅士、新富农、中农”的土地、财富已瓜分殆尽，死者长已矣！

1950年的“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后大规模砍向人民的第一刀，杀戮地主200多万。海外一位学者曾义愤填膺地责问中共：当年哪里那么多人，只是土地多几亩，一下子就全部犯了死罪？

这次“土改”到底杀了多少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有一个内部文件不得不承认杀了85万多地主。然而，据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女士研究，国际权威公认的数字是200多万。即使只杀85万多，那些人仅仅多几亩地，就该通通枪毙么？

就算多几亩地，要论罪，也得问一问：这地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勤劳俭朴、合法经营、守法经商、继承遗产等正当途径得来的，顶多只能把多余的地没收。即使退一万步说，土地不该私有，不该出租，但土地私有和出租是两千多年制度的沿袭，地主本人不应该为历史承担责任，绝对没有死罪！对无辜者大开杀戒，人们不得不问一问：这究竟是为什么？成批成批杀这么多人，目的何在？

原来，那个时候，中共就是要“打击一批，杀掉一批”，用杀人的办法，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土改”时，上面要求“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一个乡都要杀人，没有一个乡不杀的；有的地方，还按比例杀人或下达杀人指标，所谓“恶霸地主”，全被杀光。

什么叫“恶霸地主”呢？没书（文件）对，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参照。哪怕平时是个极其忠厚老实的好人，只因过去几十年中，曾为某件小事，在无意之中偶然得罪了某贫雇农，经土改干部叼唆，挑拨，这位贫雇农站出来“控诉”，便不由分说，定为“恶霸地主”。

斗争“地主”、“恶霸”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寒冬腊月斗地主，则扒光衣服，令其赤着身子跪在磁片瓦砾上，一瓢一瓢从背后，沿着脊梁骨淋冷水……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积极分子带领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积极分子配合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当夜区长红笔一勾，第二天开完斗争会，绑赴刑场，一枪揭掉其天灵盖……

用杀人的办法来巩固新生的政权，是中共大张旗鼓进行“土改”的第一目的，但同时还有其它几个重要目的：

第二个重要目的是壮大共产党队伍，在农村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建立中共稳固的统治。“土改”中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后，每个乡都成立乡党委，每个村都成立村支部，使中共基层组织密如蛛网地布满全国。

第三个重要目的是“劫财”。1950年的“土改”，在“新解放区”实施。所谓“新解放区”是指1947年以后“解放”的地方，其中包括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华东、华南）地区。自晚清以来，这里洋人聚居，富商云集，工商业比较发达，许多殷实人家的财富，都沉淀在土地上（当时人们的观念是“赚了钱，先买田”）。中共建政后，由于摊子铺得大，各省、市，要钱；数百万解放军，要钱；各项新兴事业，要钱……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迅速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过去，靠“打土豪”解决军粮军饷；今天，大权在握，江南这些富得流油的地主们，怎么不为新政权做点贡献呢？

“土改”时，没收地富的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全部分给农民；没收的粗重什物，如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也分给农民。但是，没收最有价值的金银财宝和现洋（银圆），则通通上缴党库，用以解决新生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毛泽东并不讳言“利用土改谋财”这个重要目的。他在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要进行土地改革，并把它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第四个重要目的是“扩充兵源”。战争狂人毛泽东总是立足于“早打、大打”，一是要“解放全中国”，二是要“解放台湾”，三是“朝鲜战争”如箭在弦。他老谋深算，必须又一次充分动员贫苦农民，才能稳操胜券。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分得田地的农民被捆绑在中共的战车上，担心地主“还乡团”报复，为“保卫胜利果实”，让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加红军。今天，“土改”后，“翻身”分得几亩土地的农民，为感共产党的“恩”，敲锣打鼓，让戴着大红花的丈夫和儿子，奔赴有去难回的朝鲜战场。

第五个目的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中共的报纸和文件，宣称实行“土改”是“打倒封建地主，让亿万贫苦农民翻身作主人，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之一，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许多单纯幼稚的知识分子便歌功颂德，山呼万岁。

第六个目的是完成对农村人力、资源、财力的总调查和总动员……

“土改”使中共名、利丰收，实惠多多，怎么不大张旗鼓，全力以赴呢？

“土改”工作组最初进入某个乡时，首先找骨干，后来这批人叫做“土改根子”。“骨干分子”越穷越好，穿得稀巴烂，房屋东倒西歪，没有米下锅的最好。找到几个这样的地痞、流氓、叫花子、社会渣滓……首先诱之以利，给予补助，让他们尝到甜头后，再去发动其他贫苦农民。然后成立贫农团或农民协会，选拔青壮年成立民兵连，挥舞大刀、梭镖，威风凛凛，横冲直闯，劲头十足。

那时候，刚刚建立的区、乡政府非常“有钱”，贫雇农、“勇敢分子”遇到困难，喊补助就补助，钞票哗哗兑现，仿佛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钱从哪里来？最终还不是出在“土改”后没收地富的财富中！

“土改”时，通过大量宣传，贫下中农都被中共反反覆覆的甜言蜜语蒙蔽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许诺，寄予极大的希望；头脑简单、愚昧落后的贫苦农民，上面说黑就黑，说白就白，没有什么是非标准，也没有对、错观念，没有正义感，缺乏同情心。“土改”干部指鹿为马，说这个人是“恶霸地主”，大家便跟着喊“恶霸地主”，不去分辨他是不是，也不管他有没有罪？将强词夺理和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扣在地主头上，不准开口分辩，斗争台上，一伙勇敢分子、积极分子，冲上去不由分说，一顿暴打；斗争会场上有人（都是会前布置好的）喊杀，一呼百应，最后绑出去，一枪崩了完事。

“土改”时地主、富农的生死，全由贫下中农说了算。关键是人性和过去的作风，与乡邻、佃户、穷人的关系。同时，还要看那些贫下中农是否有良心。如果碰了良心好的，不说或少说坏话，检举揭发时不无中生有，就留有一线生机。如果这位贫农昧着良心，乱咬乱说，添油加醋，故意栽赃，就有口难辩，只能坐以待毙了。乡邻们这样多，年载这么久，哪能记得什么时候为哪一桩小事得罪过谁？简直防不胜防。即使没得罪过任何人，你原来吃得好，穿得好，住的房屋宽敞，有那么一、两个嫉妒者放暗箭，就遭殃了。

也有少数良心好的本分贫农，一开始不肯说地主的坏话，干部便去做工作，好劝歹劝，左启发，右提醒，教唆他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把芝麻小事说成箩筐大事。老是不听劝，干部就会骂“顽固分子！”接着，又指使亲友轮番劝……老实巴交的农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依照干部讲的话，随便重复一两句。这下子，便抓到地主的把柄了，“XX贫雇农说你怎么怎么”。那位地主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结果地主因这两句话被枪毙，害得这位老实贫农一辈子后悔，受到良心谴责，痛苦终生。

“土改”时，农民是怎样发动的呢？开诉苦会，天天开，大家互相提醒，互相启发，寻找地主的“劣迹”。由于人多嘴杂，议论纷纷，慢慢便搜集了几桩芝麻小事。这样，使每一个地主都有了“劣迹”，只是有多有少而已，干干净净，没有“劣迹”的地主，一个也没有。

地主的“劣迹”是些什么呢？举例来说：贫农找东家借钱借粮，你不肯，是劣迹；你同意借，但没有借那么多，少借了一点，是劣迹；你按他的要求，如实借给，因为收了利息，是劣迹；你借给他，利息很低或不计利息，因为某次催他还款还粮，仍然是劣迹；他第一次借了未还，你也没催，第二次又厚着脸皮来借，你没有逼债也没有答应，仍然是劣迹……如此看来，没有什么地主没有劣迹的。于是，把有“劣迹”的地主五花大绑捆起来，“恶霸地主”的牌子往脖子上一挂，纸糊的高帽子一戴，口号声喊得震天响，敲锣打鼓，牵着游街游乡。地主们大多有儒学教养背景，推崇孔孟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受辱后想不开，便投河的投河、上吊的上吊，纷纷以死来抗争，用死来解脱。

那个时候，“罪”与“非罪”的概念，全混淆了；“党的政策”和政策执行者的指令，就是“法律”。“党的政策”规定要杀谁，政策的执行者指定要杀谁，那人就厄运难逃。在“土改”中，杀地主是无须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说你“有罪”，你没罪也就有了罪。你田多几亩，钱多一点，生活比别人过得好一些……都是“罪”。一旦上了斗争台，口号一喊，反正不让你讲话，没有你分辩的余地，说你啥就是啥。每次斗争会，总是几个积极分子大喊大叫。那些所谓的“积极分子”，都是一些好吃懒做的流氓、地痞、无赖……通通叫做“贫雇农”。

乡政权成立后，一个乡就乡长说了算，权力大得很。表面上看，乡长没有直接杀人的权力，但多数乡长是区长言听计从的心腹，所以，实际上操有生杀大权，没有人敢得罪他。乡长基本上是上面任命的，本地人、外地人都有，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苦大仇深”的贫雇农。

土改时，杀人大权掌握在区委书记手中。为了集中权力，许多区委书记兼任区长，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想杀谁，就可以杀谁，不要讲任何理由，不要经过任何手续，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如果碰到嗜杀的区委书记，朱笔不留情，兴之所致，在名单上一个一个勾画下去，那一方的地主便遭殃了。

区政府牢房里关押着一些什么人呢？以地主、恶霸、富农为主，其它各阶层都有，想抓谁就抓谁。根据下面乡政府的反映，谁谁怎么样，谁谁怎么样，只要是对新政权稍有不敬的，区长一听，马上下令去抓。抓过来，有的审一审，有的根本不审，红笔一勾，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那个时候，杀个把两个人是随随便便的事，小菜一碟。

有时候，区委书记召集几名心腹晚上开会研究，明天要枪毙哪些人？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念一个名字，大家议一议，说这个人该枪毙，区委书记就用红笔一勾，这人第二天就铁定完蛋。如果有人在区委书记面前说两句好话，听说这个人做过几件好事。区委书记便说“去调查一下，等两天再说吧”，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划红勾，他的小命就留下一线生机。总之，所有在押人员的生和死，全部掌握在区委书记一支笔上。有的区委书记、区长很年轻，二十来岁，就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予夺大权。

“土改”时，调来一些大学生，主要任务是调查人口、土地、财产，划成份，分田地，镇压反革命等。“镇反”与“土改”同时进行，土改工作队也参与抓人。那时没有什么逮捕证，白天、晚上都抓，随时都可以抓。过去有私仇，闹过意见，扯过皮，现在都由贫下中农说了算，公报私仇的特别多。莫说抓起来，就是当场打死，等于打死一条狗，不但不偿命，还受到表扬。表扬你“阶级仇恨深”、“立场坚定”，是“土改”积极分子，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为了使新生的红色政权站稳脚跟，上面指示，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采用军事打击和流血的方法，消灭敌对势力，巩固人民政权。恐怖高潮，一天要枪毙十多个人。

是不是开公审会呢？有的开，也有的不开。即使开公审会（就是斗争会），五花大绑，拳打脚踢，跪在台上，领导讲几句话后，台上控诉者慷慨激昂，台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根本不让被捆绑者说话，没有你分辩的余地。在那种场合和气氛下，任你什么英雄豪杰，也吓破了胆，早已魂不附体，一身瘫软，失去了思考和语言能力……不知什么时候，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晕晕乎乎被牵着走（假如还能走；双腿软得不能迈步者，则一边一个解放军战士或民兵挟持，拖着走），由区中队武装押送到该人所在的乡，当着围观的群众，“呯”的一枪便解决了。一般是哪个乡的人，就在那个乡枪毙。枪毙后政府就不管了，死者家属自行收尸。

那个时代，被枪毙者有的跪着，有的站着，枪管一律斜着向上、顶着后脑勺打。枪一响，天灵盖就打飞了，一大滩红色的鲜血和白色的脑浆，随枪声迸喷而出，溅落在死者脚前地上。随即，“扑通”一声，尸体踣扑于地。捆得不紧的，绳子松散开来，痛得手脚乱弹，最后，两腿用力一蹬，便不动了。枪一响，鲜血四溅，血腥气四处弥漫。一会儿，尚未完全凝固脑浆和鲜血上，便叮满了一层又一层追膻逐腥的绿头苍蝇。－－那个年代，因为“食物”充足，营养特别丰富，嗜血苍蝇成倍繁殖，“嗡嗡嗡”地飞得到处都是。成群苍蝇吃饱了停在树枝上休息，把树枝都压弯、折断了。

枪毙揭去天灵盖，脑袋少了一截，变成一个空壳壳，脸部打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但因为是本乡人，布告就贴在旁边，因此，从身材和衣着等，家属收尸时还是可以辨认出来。

也有一些外地土匪或家中只有老弱病残的地主，枪毙后尸体无人认领。这时，就由乡政府派人，在山坡边挖个浅坑，草草掩埋。半夜里，常常被嗷嗷叫的成群野狗拖出来，吃掉大腿、肚肠等，弄得遍地都是零尸碎肉和死人骨头。天气炎热，腐烂迅速，到处恶臭难闻，景象惨不忍睹。

那时候，时兴“陪斩”。一般枪毙两个人，但五花大绑，牵出去时是四个人。枪一响，四个人都踣扑在地，腿一伸便不动了，好像全部被打死。隔半天，才有人动作，下意识地动一动：哎呀，怎么我的脑袋还在脖子上呢？……懵懵懂懂，不知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阴间。“陪斩”者，大多吓个半死。枪毙时，当时四支枪确实都响了，不过，有两支是对天打的。陪斩者没有“不死”的思想准备，枪的响声就在耳朵根子旁，吓得脑袋一晕，便踣扑在地，不省人事了。“陪斩”的目的是叫你坦白交代，挖出金银财宝。到那个地步，生死只差一线，吓得灵魂出窍，仿佛到阎王老子那里打了一转，人的信念全部崩溃，随便什么事都会坦白交代，任你什么金银财宝都愿交出来，只要能保住小命就行了。

有一次枪毙七十多个人。五花大绑的“犯人”押赴刑场后，在山坡边一字横着排开，用机关枪扫射。那些人的罪状是“恶霸地主”“逃亡地主”“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什么都有。“哒、哒、哒、哒”一阵机关枪响过之后，“犯人”纷纷倒地，刑场阒寂无声。“观众”被鲜血淋漓和死亡的恐惧惊呆了，过会儿才醒过来，人声嘈杂。

枪毙人出不出布告呢？一般都出布告，内容很简单，反正就那么几句话，该人系“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欺压农民”“长期以来，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这种布告张贴出来，是盖棺论定，没得案翻的。什么罪状不罪状，绝大部份是瞎编的、骗人的、捏造的、乱搞的。因此，许多人都是受冤枉、被栽赃、小嫌隙公报私仇而丧命。那个时候，中共必须要用“杀”的办法，把“反动派”的猖狂气焰镇压下去。

当时，任弼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左右手，大权在握。他的老家长沙县北乡，有一些伯伯、叔叔和堂兄弟等亲戚，都在国民党里任高官，当师长、团长的，多的是，这些人多置有田亩，都是地主、大地主，当初完全有办法去台湾。但是，当蒋介石倒台时，他们仗势任家有人在共产党里当大官，死活不肯去台湾，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认为，当年曾资助过任弼时，有功，只要找到他，还可以在共产党内谋一官半职。这批人被抓起来之后，趾高气扬，有持无恐，纷纷喊冤，打出“任弼时的亲戚”这张王牌。地方上的负责人当然不敢轻易杀，把问题反映到中央，请示中央该怎么处理？毛泽东把信转给任弼时，让任自己批示。任弼时在信上批道：“没有血债的，通过劳动改造，教育好；有血债的，用血来偿还。”可怜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关押在牢里，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一句这样的话，顿时一个个垂头丧气。那些国民党师长、团长，哪一个没杀过人，没有血债呢？就这么一个批示，任弼时那一批亲属，大部份被镇压了，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斗争是非常残酷的，经常一个个乡政府被端掉，人员杀光，财产抢尽。在那种刀兵相见，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到处都贴着“列宁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的标语。那个时代，即使原来是一个性格柔和、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书生，参加共产党后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没有被杀掉，就像邪灵附体一样，很快变成一个大胆出手、冷酷无情、手起刀落的凶猛斗士。

保卫“土改”的解放军，区有“区中队”，县有“县大队”。一个区中队虽然只有百十来号人，但有县大队和解放军大部队作后盾，遇到情况，一个电话打过去，大队人马就会迅速赶到。所以，当年不怕多么厉害的土匪，只要一沾上正规部队，便摧枯拉朽，插翅难逃，一股一股地被歼灭。侥幸从正规部队包围圈中逃脱的，几乎没有。

清匪反霸时，发现土匪，解放军、民兵出动搜山，地毯式搜索。那时，穷苦农民的心，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着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唆使下，大家都瞪大眼睛看着，如果发现陌生人，马上报告，民兵、部队当即出动。发现匪众，“解放军”大部队随后就赶来，形成包围圈，插翅难逃。

当年“土改”时，老百姓为什么向着共产党呢？民心是怎么骗取过来的呢？主要是共产党会做宣传工作，会骗。部队打到哪里，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骗到哪里。部队开走了，从上至下的党、政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宣传群众的好手，人人鼓起如簧巧舌，骗取民心。

宣传的内容：

第一，蒋介石不抗日。

历史不是记载着蒋介石抗日，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死伤200余万的史实吗？蒋介石抗日是真实历史，但在共产党的宣传下，蒋介石就是不抗日，老百姓哪里知道什么淞沪大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保卫战……根本不知道。－－在这里多说两句，蒋介石抗不抗日，可以从战后的国际社会对他的态度得到反证。如果蒋介石不抗日，没有拚掉和牵制大量日本侵略军，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将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是傻瓜，他不会力主一个没有任何贡献的蒋介石参加开罗国际会议，中国也无法获得当年在联合国的崇高地位。因此，蒋介石抗日有功，是得到东、西方国际主流社会公认的。

第二，国民党有许多事办得不好，例如贪污腐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抓壮丁等等，不得人心。

实际上，“贪污腐败”不是满清王朝、国民党和（今天的）共产党的“专利”，“贪污腐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古已有之。至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抓壮丁”等等，完全是由于共产党捣乱才引起的。如果当年没有共产党，像台湾一样，国家早已建设好了。

第三，共产党许诺让穷人翻身，分田分地分财产，有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共产党把国民党贬得一钱不值，把自己打扮成“大救星”，天天讲，反覆讲，骗术非常成功，于是，老百姓就相信了，人心就向着共产党。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三遍，就变成了事实。共产党就是这么做的。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都要讲道理，但“土改”是不讲道理的。

不讲道理，用枪杆子逼着，杀人越货，是什么人？是土匪、强盗。因此，1950年中共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以党的名义，以国家发布政令的方式，用枪杆子逼着，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地主犯的是什么“死罪”呢？他们的唯一罪名是：拥有的土地和财富超过了共产党规定的数量，将土地出租给农民，收了租，“吃了剥削饭”。－－用这种罪名，一杀便是200多万，这种对一个阶级的群体绝灭，是有史以来全世界罕见的最大的冤案！

中共暴力“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兼并土地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对于“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是我小时候观察邻居富农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生产场面，产生的一种直觉，没有深究其中的道理。2004年7月7日，天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逝世后，在网络上阅读了他有关“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对国家经济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文章，才明白那里面有深刻的道理。杨小凯认为，中共改变国民党时代土地私有制度，在“土改”时将土地分给农民，两年后又打着“合作化”的幌子将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和“国有”，实际上是一场骗局，是开倒车，是历史的反动。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请参阅杨小凯先生的专着。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古代，农村是非常安宁、祥和、温馨的。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实行村民自治，推举的乡村领导人，都是有威信、有能力、德高望重、办事公平公正的长者。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没有资格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都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干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宛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品质低劣，没有理想；自私自利，能力低下；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左狂”吴芝圃掌管的河南省、曾希圣掌管的安徽省，是全国饿死农民最多的两个“重灾区”省份。

第四，1953年“土改”“胜利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开创共产王朝、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打个平手……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从此，毛泽东一言九鼎，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为他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中共暴力“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革命革了几十年，到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所谓“三农问题”的出现，追本溯源，“土改”难逃罪责！

从上述两次“土改”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并不是像他们喊出的漂亮口号那样，为了“打到封建剥削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每一次“土改”，都是为着中共的一党私利，都是用“分田分地”这种欺骗手段，来发动农民参军，支援前线。

特别是1946年的“土改”，脉络非常清楚：
－－第一步，制定目标：发动内战，打垮国民党和蒋介石，夺取政权；
－－第二步，决定胜算的必需：发动贫苦农民参军，支援前线；
－－第三步，发动贫苦农民的手段：土改；
－－第四步，当没收10%的地富土地不够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调不动时，便把富裕中农、甚至一辈子天天在大田里干活的中农，都划为“地主”，枪杀之后抢夺他们的土地财产，来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骗得贫苦农民为中共发动的内战卖命……

毛泽东和中共这是“为人民”吗？完完全全是为“一党私利”欺骗、利用农民。
（待续）
(http://www.dajiyuan.com)

“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九评征文】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利用农民的（四）

作者：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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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7日讯】第五件大事：“人民公社”
1953年“土改”结束时，中共立即实行“统购统销”，把粮食、食油、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一统由国家收购，销售。干部下乡去动员，对农民说：“搭帮共产党，你们翻身份了土地，现在丰收了，应该把多余的粮食、棉花，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几千年来农产品都是随行就市，自由买卖。现在，用比市场价低很多的价格来强行收购，明摆着吃亏不小，农民们哪肯轻易答应呢？于是，中共花了很大力气，几乎所有的干部和公职人员，全部出动，下乡深入千家万户，苦口婆心地劝农民把余粮余棉卖给国家。

你看这事多麻烦，农民抵制，大大增加了收购成本，“统购”任务还是完不成。于是，毛泽东打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幌子，变相收回“土改”时分给农民、只耕种了两三年的私有土地，就像“变戏法”一样，一眨眼，就变成“合作社”的，归“集体所有”了。

可笑的是，经过动员、利诱，暗中威胁（不准入社，打入地富“另册”等），干部们坐在挂着“XX初级农业合作社”牌子的办公房里，要农民抬着一块铺上白纸的门板，上面堆满农民“自愿”献出的“大红田契”，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送到办公室来……于是，第二天报纸上就刊载着“XX初级社”成立，农民踊跃加入的头版头条“新闻”。不信？还有照片为证，农民们一个个笑逐颜开，用铺着白纸的门板抬着大红田契，敲锣打鼓送到合作社办公室……结论是：“他们是自愿走合作化道路的。”

土地“所有权”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失去，农民便失去了希望和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遭受到沉重打击。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中共的“统购”便省事多了。县委一个电话打过去，公社干部便服服帖帖将一卡车一卡车质量上好的粮食、棉花……源源不断地运进国家仓库。这些粮食、棉花，原来躺在公社的仓库里，“国家的主人”－－公社社员－－农民，见都没见到过。事后知道大批大批送到国家仓库里去了，屁都不敢放一个！

毛泽东这个人，什么事都喜欢“反其道而行之”，别人“嫌贫爱富”，他却假装“嫌富爱贫”，实际上，他是“打富欺贫”：打杀富人，把他们的财富抢夺过去；欺压贫苦农民，对他们进行无限制的榨取。在他的那颗怪异头脑里，认为如果听任农民自由发展，就会“两极分化”，使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设想当年毛泽东不是“打富欺贫”，而是“嫌贫爱富”，懂得依靠富人的道理，1950年“土改”，在财富分配上强行“重新洗牌”后，听其自然发展。农村中不善经营者卖出土地，善于经营者买进，土地重新集中。这时，正好赶上五十年代国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场规模化经营时期，中国农民跟进，就会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使农业呈现出一片曙光。

但不幸的是，对人民富裕心怀恐惧的毛泽东，宁愿大家都穷，也不愿意让少数人富起来。为减少统购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驱使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短短两三年，就由“初级社”变为“高级社”，再由“高级社”变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数亿农民捆绑在土地上，使之成为新一代“类农奴”。

为了备战，毛泽东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加大投入重工业建设的资金，人为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降低农产品价格，牺牲农民利益，无限度地盘剥他们。

1958年秋熟时节，农村主要劳力，为实现毛泽东“1070万吨钢铁”的狂想，一窝蜂去土法大炼钢铁，让到手的粮食，沤烂在田里。这一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仅增3.4%，但谁都怕当“大跃进的消极分子”，谁都怕成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上下，浮夸虚报，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报到中南海的数字翻一番，“农业大跃进”就是这样吹出来的。“统购统销”政策，“征收”与上报产量成正比例增高，各级干部为保乌纱帽，把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都偷偷上交了。表面上看不到“横征暴敛”的痕迹，但“平平静静、欺上瞒下”征收之残酷性，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1958年浮夸虚报产量严重的河南、安徽，已出现成批饿死人的现象，却层层隐瞒，“左狂”们压着，不准上报。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被打为“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讲真话，“左狂”们继续“反右倾”、“反瞒产”，虚报高征，致使广大地区的农民没饭吃，草根树皮啃光，一直延续到1961年。三年大饥馑饿死的人，是全世界历史上和平、无大灾年代，饿死人最多的一次。因中共一贯隐瞒死人数字，国内外专家只好对饿死的人进行推算和模拟评估，答案从2500万至6000万，有好几种数字。国际权威公认、比较可靠的数字是3500万。

大面积饥荒出现后，中共却强制农民不准逃荒，怕“影响城市形像”，怕“损害党的声誉”。全国各地同时堵关设卡，围追堵截。抓了逃荒的农民遣送原籍或关押劳改，逼得农民只能困守家中活活饿死。如果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大饥荒发生后，国家仓库里积存粮食500亿斤，为什么不立即开仓赈灾，反而继续征收？饿死数千万人的1959－1960年，国家出口粮食680万吨，到国际市场购回几十万两黄金躺在金库里睡大觉。

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团结、稳定，经济一定要搞上去，老百姓一定要富裕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共急于搞垄断性建设，哪里来钱？十多亿穷人，七折腾，八折腾，国家也折腾穷了，拿不出钱。少数人用非法手段贪污的赃款，又不敢拿出来。于是，想一个“美其名”的办法：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外资”是什么钱？还不都是外国、外地资本家和农场主的钱。你要用他们的钱，可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的钱要增值，要盈利。他们精明得很，不赚钱的行当根本不理睬，也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高科技”。在共产党洋奴和卖国官员的协助下，外国资本在中国每一个赚钱的行业，都插上了一支吸血管。中国老百姓的“剩余价值”，流失的国有资产，源源不断地流进外国资本家的腰包。过去听到有人骂蒋介石：“宁与友邦，不给家奴”。现在“引进外资”，宁愿让境外人把剩余价值拿走，不准国内出现资本家的做法，其后果更加可怕。用“祸国殃民”四个字来形容，十分准确、恰当。

毛泽东这位“大灾星”，一辈子欺骗、利用农民做了五件亘古未有的大事：“农民运动”、“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这五件大事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后果是：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和至今仍然落后、贫穷的农村。

这位丧失人性、没有理性的暴君，至死也不肯正视他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毫无点滴忏悔之心。在累累罪行面前，虽然心知肚明，却厚颜无耻、咬紧牙关地宣称：“我就是不下‘罪己诏’。”－－活脱暴露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流氓嘴脸。

1976年9月9日下午，传来惊人消息：毛泽东逝世了！请读一位朋友当时的感想。这是毛死后第一篇《讨伐毛泽东》的檄文，腹稿于1976年9月9日，发表于2003年3月。

1976年9月9日下午5时，好友特地跑来告诉我，从上面传来消息：毛泽东死了。我心里一惊！

我没有吱声，好友没作任何评论，两人会心地相互望了一眼，便面无表情地分开了。

我立即放下手头一切工作，赶紧跑回自己的卧室，关着门，闭上眼睛，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任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绪在脑子里翻腾。我排除杂念，万念归宗地思考“毛泽东”这个人。

啊，这个嗜权如命的“伟人”，这个“漂亮话说尽，凶残事做绝”的暴君，终于停止了呼吸！

虽然，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他深居北京中南海，我谋生在江南农村小镇；虽然，我没有那么幸运，一辈子无缘“一睹龙颜”，但他这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次皱眉头，一次发脾气，一篇文章，一首诗，一挥手……都对我们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时不时产生灭顶之灾。他无法猜度的跳跃思维，怪癖的行为举止，对国家产生无穷的后患，对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今天，他终于停止了呼吸，不能再用他那无法理喻的狂想来残害我们了。

原来，虽然我们距离遥远，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嗜血成性的他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随时捏死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但现在，他不能了，终于不能了。

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大气层里呼吸，所谓“同呼吸而不共命运”，今天，他终于不能在这个大气层里吐故纳新了……

于是，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感到轻松和畅快，心情无比愉悦。直觉告诉我，“毛泽东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变化是肯定的，而且肯定会变得比较好，比较宽松。但究竟如何变？要静观局势，拭目以待。

用宿命论来解释“毛泽东”三个字，非常巧合。1893年诞生之初，“乃翁”“兆锡”他嘉名“泽东”，似乎含有“泽润东方”、“泽被东方”的意思。但由于他错姓了“毛”，意义便恰巧相反了。在湖南方言中，“没有”的读音就是“mao”，字形是“有”字去掉下面“月”中的两短横（《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了这个字，电脑字库中没有）。这三个字连接起来读音“maozedong”，意思就是“没有泽润东方”！－－这大概是毛泽东一出世就命中注定了的。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异数”，也是中华民族的“宿命”。其思维特别怪异、飘忽；其性格特别乖戾、执拗。别看他说大话时豪气冲天，其实胸心特别窄狭，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他认定的事，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是“撞了南墙也决不回头”！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泽东不亡，国无宁日！

我静静地思考，用一句什么样简短的话语，用一个什么样简短的词组，来形容他，总结他的一生，给他盖棺论定呢？

他的一生“丰功伟绩”实在太多了，给国家带来的灾难，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真是“决东海之波，流毒不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他离奇的怪思、卑劣的恶癖、变幻莫测的诡异，莫名其妙的突发奇想，翻云覆雨的策略，阴险恶毒的诡计，白日梦呓般的语言，绝灭人性的冷漠、冥顽不化，丧尽天良……一切的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正的空前而又绝后。

毛泽东没有人性，也不讲理性，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十分残暴、荒诞的“共党皇帝”。在“革命”中看惯了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他，在“阶级斗争”、“革命总会有牺牲”的借口下，“杀”字当头，逐渐变成铁石心肠的冷血动物，毫无恻隐同情之心，毫无宽容仁义之举。从中共诞生开始，至今天寿终正寝，为他夺权、掌权，经历他的“革命”、统治，经过他发动、指挥、命令、号召，遭到杀戮、战死（双方）以及其他各种途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八、九千万，接近9位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单独一个人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视他人生命为草芥，消灭和损失别人生命最多的暴君。创造了“个人致他人死亡”的世界之最，真是天良丧尽，罪大恶极！

然而，我们总结他的一生，却不能单单用死多少人来衡量他的罪恶。不能因为他执政，掌管军权，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采用“人海战术”，打死加自损数千万人，来总结他的一生；我们也不能仅仅用1949年之后，他杀掉200多万地主，历次运动累计整死、逼死、枪毙成百万、成千万条无辜生命，来界定他的罪恶；我们也不能仅仅用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他个人制造的灾难，饿死数千万人（主要是农民），来给他盖棺定论。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晚年昏聩、固执而又残忍的他，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修防修”为名，实则是内部“狗咬狗”的争权夺利，丧心病狂地悍然发动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破坏殆尽。道德的堤防被他放出的祸水冲决得荡然无存，各种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文革中，也有人趁乱，揭开他本人的被窝，发现里面脏臭不可闻，而对他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嗤之以鼻。许多人，因看破“西洋镜”、勘破人生而放弃自己的操守，走向另一个极端。

对中华民族传统优良文化、道德的破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罪恶，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这种破坏，把祖国和民族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以后，在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道德沦丧和灾变，都源于此。因此，用一句最简短的话，用一个最简短的词组，来总结他的一生，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找不到别的词语比这四个字更恰当，更准确，更贴切，那就是：
千古罪人！

【后记】2002年6月，我来加拿大后，写作了一部反映中共1950年“土改”杀害200多万地主的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小说第11章（最后一章），揭露了毛泽东和中共欺骗、利用农民的历史，与《大纪元》《九评共产党》不谋而合，如出一辙。这篇征文是在第11章的基础上，经过充实和提高，修改而成。《佛怀煽仇录》2003年3月4日发表于“万维读者网络网墨专辑．陈沅森专栏”；2003年5月5日起，连载于“大纪元网络文学园地”。

陈沅森
2003年02月14日初稿
2004年12月04日改稿
2004年12月23日定稿
于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

(http://www.dajiyuan.com)

作者：陈沅森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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