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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钏影楼回忆录》之九：“西堂度曲”等五节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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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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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九：“西堂度曲”等五节 (706 reads)      时间: 2005-8-19 周五, 下午10:04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九：“西堂度曲”等五节

作者：包天笑

⊙西堂度曲

我在廿三岁的时候，又馆在刘家浜尤氏了。那年正是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有名的戊戌政变时期。我所教的是巽甫姑丈的两位孙子，即子青哥之子；以及咏之表姑丈的一个孙子，即听彝兄之子（我们与尤氏有两重亲戚，前已说过）。其时我对於处馆生涯已极厌倦，最好跳出这个圈子。但是巽甫姑丈是有恩於我的，他对於我的教育、对於我的提携，後来又介绍我到徐子丹先生处，尽义务的教导我，使我有所进益。现在他请我教他的两个孙子，我好意思拒绝吗？而且我和子青哥，在表兄弟中是素所敬爱的，他的学问又好，我正好藉此向他请益呢。

还有我祖母、我母亲，都愿意我馆到尤家去。一来是亲戚，到底是自己的姑丈家，有了招呼。二来他们那些绅士人家，对於先生待遇甚佳，即在膳食方面，我那时身体瘦弱，母亲总顾虑我营养不好。他们的束脩，是每年六十元，似乎比一个新进学的教书先生优厚了。那时的生活程度，也已比十年前提高多了。我为了重闱的督促，也不能不去了。

但是我的教书，实在不高明，这是我所自知的。我不知如何，野心勃勃，总觉得有点坐不住。譬如在做学生时代，放了几天学，关到他学堂里来，也要收收他的放心，而我却收不住自己的放心。正如「孟子」听说的「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不能聚精会神的对付学生。而学生都是幼穉的，又是娇养惯的，不大说得明白的，我对此殊少兴趣。幸亏他们是个大家庭，我鼎孚、咏之两垃表姑丈的公子不少（鼎孚有七子，咏之有二子，连子青哥在内，共有十垃），在我都是表弟兄，他们常到我书房里，大家说笑玩乐，破除了一时寂寞。

这书房很不小，也是三间一厅，书房的前进，是一座小花园，有亭有池，此我从前居住文衙弄七襄公所的小花园差不多大。不过那园门不大开，有什么请客宴会之事，都在那里。鼎孚表姑丈是个北闱举人，授职内阁中书，与吴中官绅常有交往也。这一班小兄弟中，都与我年相若，只有两位，年纪不过十二三岁。另请一位先生姓盛的，在另一书房里，这位盛先生已届中年，他们嫌他道貌岸然，都不去他那里，而挤在我这里来。

他们总是在下午放学的时候来，因为我放学很早，下午四点钟就放学了。他们有的着围棋，有的猜诗谜，这些我都不大喜欢，我便溜出去，宁可荡观前、孵茶馆、逛旧书店了。但是有一时期，他们几位小弟兄，在我书房里，设了一个曲会，请了一位笛师教曲，我倒不免有些见猎心喜了。因为我从小就常看昆剧，又乱七八糟的看过那些曲本，略有一点门径，他们一定要拉我入会，可是我从未唱过，一上口便知道这很不容易了。

那个时候，苏州的拍曲子，非常盛行，这些世家子弟，差不多都能哼几句。因为觉得这是风雅的事，甚至知书识字的闺阁中人，也有度曲的，像徐花农他们一家，人人都能唱曲的。这时吴癯庵我还未曾认识，俞粟庐（俞振飞的父亲）吴中曲家所推重，有许多人向之习曲（他是唱旦的，年已六、七十，从隔墙听之，宛如十六、七女郎）。因为习曲要体验你的嗓子如何，嗓子便是本钱，本钱不足，那是无可奈何的事。

凡是青年学曲，都是喜唱小生，因为那些曲本，都是描写才子佳人，难得有脱其窠臼者。尤氏兄弟，人人都唱小生，我亦学唱小生。惟有子青哥，他偏要唱净（即俗称大面），唱了「访普」一出（即赵匡胤雪夜访赵普故事），大声磅礡，我们以为很好，但曲师说：「横里是够了，竖里却不够。」原来江南一带，都没有大喉咙的，即说话也是轻声细气。只有一人，在女冠子桥一家糕团店的司务（我已忘其姓名），横竖都够，人家呼之为「糕团大面」，凡曲家都知之。如有高尚的曲局，邀之惠临，他便脱去油腻的作裙，穿上蓝布长衫，傲然而来。缙绅先生敬之如上宾，当筵一曲，响遏行云，群皆叹服。他常常唱「刀会」、「训子」，都是关公戏。但他从未客串过。因他身材太短，颇有自知之明也。

初学曲子唱小生的，都先唱「西楼记」中的一出「楼会」，第一句是「慢整农冠步平康」，用俗话解释，就是到妓院里去访一个妓女的意思。这个曲牌名，叫做「懒画眉」，何以学小生必定要先唱此曲，大概在音韵上的关系，传统如此，教曲者便盲从了。我也是如此，这「懒画眉」共有五句，只是前三句，我唱了一月多，也未能纯熟，而且是日日夜夜在唱。俗语说得好：叫做「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但是要我说起来，还可以改为「曲不离口，也不离手」。为什么呢，因为口中在唱，手里还要拍，所以叫做「拍曲子」，有所谓「三眼一板」，错一个音，就教你唱不下去呢！

我们一群拍友中，以尤宾秋为最好，他也是我表弟兄，与我同庚。他也唱小生的，天赋既好，学力尤勤，朝也唱，夜也唱，坐也唱，立也唱，走路也唱，在书房里唱，在卧室里唱。但是我可不能，我是他家一位西席先生，虽然是亲戚，到底有些客气，怎能一个人在书房里，提高嗓子，唱那不入调的歌曲。未免有失尊严吧。

於是回到家里时，有时深更半夜的哼起来，母亲宠我，一任所为，因为她的母家，常有「同期」曲会，我的母舅唱正旦（即京戏中的青衫）出名的。但是祖母却说：「人家那些纨袴子弟，吃鲍了饭，无所事事，清闲玩乐，自命风雅，你去劳神费力，学它做什么呢？」祖母的话颇为严正，我那时以为祖母颇煞风景，还是挤在他们一起学习。可是我总是迟钝得很，没有什么大进境。

有一天，我问我的曲师道：「为什么大家都唱小生？难道我们的嗓子，都配唱小生吗？」他说：「不！各人的嗓子不同，不过你们都喜欢唱生，随便唱唱，也无不可。」我问：「我的嗓子，应唱那种脚色？」他说：「你的嗓子，带雌而又能拔高，最好是唱老旦。」我听了很不高兴，谁去做一个老太婆呢？那曲师知道我不高兴，便笑说：「老旦不容易呢，许多昆曲班里，没有一个好老旦，即如京戏里，老旦也是凤毛麟角呢。」

我知道这位曲师是在敷衍我，而尤氏这一班老表，则又耸动我，老旦既然难能，何妨试拭，反正这是玩意儿，又不是登台教你扮一个老婆子。於是我便改唱一出叫做「姑阻」，是一个女尼陈妙常的故事儿，所谓「姑阻」者，是潘必正的姑母，也是一个老尼姑，阻止他不要去恋爱陈妙常。我还记得开头两句是「书当勤读，奋志青云上」，比唱「楼会」容易得多，而豪无兴趣。实在我这时对於拍曲子也是厌倦了，就此也半途而废。

这一班我的表兄弟中，就是宾秋成功了，他翩翩佳公子，写得一笔好字，常能吟诗，写了「西堂度曲」的诗句。他们本是尤西堂（侗）的後裔。宾秋之弟号翼如，那时方结婚，我送一幅新房对联给他，由子青哥写了，上联是「南国喜闻乌比翼」，下联是「西堂今见女相如」，嵌了「翼如」两字，作为「并蒂格」，而西堂两字，则即寓其姓。我那时就是常好弄笔头，做对联，苏州人家，每逢婚丧，都有送对联的，他们常来请我捉刀。

⊙外国文的放弃

上海的新空气，吹到苏州来了，苏州也算开风气之先的。大家传述，西方人的一切学术，都根据於算学。但是旧中国人的思想，只有商业中人要用算术，读书人是用不着算术的。从前我们的算术，也有三种，一曰心算，二曰珠算（就是算盘），三曰笔算。心算就是在心里计算，不要看轻它，尽有好本领的。我最佩眼那些菜馆饭店的夥计（苏州称「堂倌」），即使有客七八人，吃得满枱子的碗碟，及至算账起来，他一望而知，该是多少。而且当时苏州用钱码，这些菜馆用钱码又不是十进制度，以七十文为一钱，如果一样菜，开价是一钱二分，就是八十四文，这样加起来，积少成多，他们稍为点一点碗碟，便立刻报出总数来了。算盘是商业上通用的了，不必细说。笔算有时也用得着，但属於少数，铅笔也未流行，谁带了毛笔来算账呢？

但西方的算学，明末传到中国来了。在清代也曾以算术取士过的了。不过大家都钻研於八股八韵，把这一门学术，视为异途，早弃之不顾。现在趋於维新，要效法西人，学习算术了。可是西法的算学教科书还没有，只好搜求到中国旧法的算学教科书。我当时借得了一部（书名已忘却），线装木刻的，共有四本。里面的数目字，还是中文，并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只到加减乘除吧，我埋头学习，学到加减乘，除法便不甚了了。其方式与现今的教科书不同，我记得那个乘法，是用「铺地锦」法，说与现代名算学家，恐怕他们还瞠目不知呢。

我这无师自通的算术，也就浅尝即止，後来又读起日文来了。自从中日战事以後，我们觉得日本国虽小而此我们强，於是许多新学家，及政府里有些自命开通的人，都愿意派子弟到日本去留学。留学自然最好到欧美去，但是到欧美去，一则路途远，二则费用大，三则至少外国语有了根柢。到日本去，就是路近，费省，即使不懂日本话，也不要紧，因日本与中国为同文之国，有文字可通，便省力得多了。

那时中国政府派出去留学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资留学者也很多。我们所认识的有杨廷楝、周祖培诸君，他们都是学法政的。先一排，到日本去学法政；後一排便是到日本去学师范。至於其它各种科学，问津的很少，老实说，日本那时也不大高明。而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以为学了法政以後，回国後就可以做官；学了师范以後，国内正预备大兴学校，将来教书的冬烘先生是太不时髦了，他们可以在洋举堂里，当一位教师。

我们这一群朋友中，便与这班留日学生联络起来，常常通信。他们在书信中，告诉我们种种事情。他们把日本的有些法政书籍，都翻译了中文，而日本的许多书籍，则都译自欧美。我们读欧美文字的书不容易，读日本文的书，以汉文为主，较为容易，我们因此间接的读到了许多欧美名著，这不是他们给我们做了一半功夫吗？因此大家便发动了读日本文的心了。一半是为了留学日本的基础，一半是为了可以看日本的书籍。

但是到那里去读日文呢？尤其是在苏州那地方。可是自从中国甲午之战後，中国割地赔欵，又许开了五口通商，苏州也是五口之一，在苏州的葑门、盘门之间，有一块地方，唤做青阳地，特许他们作为租借地。也有一个日本领事馆，可是其它一无建设。原来日本到底是个小小岛国，那里有西洋人肆惫侵占，开辟殖民地那种气魄，而青阳地却是苏州一块荒僻地方，苏州人，谁也不和日本人有什么交易，这地方冷冷清清的鬼也不到那里去。虽然日本人到苏州来的不少，却只在城里做一点小生意。

其时有一个日本人和尚，好像姓是藤田，名字是忘记了。日本是崇信佛教的，他们国内也到处有寺院，有僧众。有一个本愿寺，也像西洋人的基督教会一般，向各处传教，不过他们的力量是很小的。那个日本和尚，就是本愿寺和尚（在上海虹口就有一个本愿寺），他在苏州城内，开了一个日文学堂，於是我们怦然心动了，我和李叔夏、马仰禹等几个人，便去读日文。好在学费并不大，每日只上一点钟的课，时间在下午五时，还不至妨碍我的教书工作。

虽说是日本和尚，并不像我们中国和尚一样，仍旧穿了他们的和服，不过脚上不穿木屐，已是皮鞋一双了。他便把我们似教日本小孩子一般的教起来，先教五十一个字母，什么平假名、片假名，我们也就这样阿、衣、乌、哀、屋的念起来，思之可笑。这些日文教科书，在中国是没有的，也由他去办，好在日本路近，不久，便由邮局寄来。这些书，正是日本初等小学教儿童的教课书。

那时李叔夏最用功，书也读得最熟，我就不成功。我的意思，要知道他们的文法，便可以看得懂日本书。我觉得不懂日本话，那倒没有大关系，反正我也无力可以到日本去留学。但是他还要教我们日语，像教他们的儿童一股，我有些受不住了。好容易有三个多月的光景，我於他们的文法，有些弄得明白了，日本书上的汉文比较多的，我也看得懂了，我辍了学，进行自修，比这日本和尚所教，还容易进步。李叔夏却还是勤恳的读下去，後来留学日本，得益颇多。至於马仰禹，未到三个月，即已不来了。

我读过英文，也是处馆在尤家的时候，我们这几位老表，对於拍曲子到了厌倦的当儿，又想读英文了。欧风东渐，由上海吹到苏州，有许多青年，对於外国文跃跃欲试。但是苏州没有洋学堂，要进洋学堂读西文，除非要到上海去。但当时苏州的父老们都不愿意放子弟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是个坏地方，青年人一到上海去，就学坏了。不如清一位西文教师到家里来教教吧。

可是苏州要请西文教师，也不容易，後来请得一人，我记得是姓顾，他是苏州电报局的电报生领班，也是在某一家绅士人家教英文。举荐的人说道：「他的英文很好，可以与外国人直接通话。」可是我们也莫名其妙。

那时候，英文教科书，中国还没有哩，也由这位教英文的顾先生去办理。第一本「拍拉玛」，这是启蒙的，以後渐序而进，共有五本。你道这些英文课本是那里来的，乃是英国教印度小孩子读的，现在由印度而到中国，据说上海甚流行，初读是「一只猫」、「一只小山羊」，我们相顾而笑。苏州乡下也不养羊，不知小山羊是怎么样的。这一套英文课本，在商务印书馆初开张，未编教科书时，把它译注翻印了，名之曰「英文初阶」、「英文进阶」，销数以万计，实为商务印书馆发祥的刊物呢。

这一次读英文，也有半年多，但是我终不能读得熟流，终觉得非常艰涩，生字终归拼错，这是因为我不能专心。试想我那时以教书为本业，虽然只有几个小学生，也很为劳神。有时为了博取膏火，补助生活之故，还要做些书院卷子。而且为了交际，常常的到茶馆里，或是朋友家里，高谈文艺，议论时政，我的野心一放不可收拾，那里还能专心致知的读英文呢？

当尤氏弟兄兴高采烈的请先生教英文的时候，子青哥却不与其列。他说：「读外国文最好是要在年幼时候，那时记性好，人事少，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就难於专心了。」不过後来有许多「半路出家」而成就的，也是很多，但译书容易，而说话较难。子青哥确也有先见之明，三个多月後，尤氏弟兄也渐阑珊了，我也读了後面，忘了前面，狼狈不堪了。现在我的家庭中，只有我们一对老夫妇，不懂英语，下一代，再下一代，无男无女，无老无少，都是满口英语，还有通数国语言文字的，如果给我的前辈听到了，真要呵为用夏变夷呢。

除了日文、英文之外，我还读过法文。教我法文的这位先生姓江（名已忘记），他是从前毕业於广方言馆的学生，也是苏州人，这位江先生性颇孤傲，不谐时俗，不然，他一个法文很好的人，何至於投闲置散，回到家乡来，当一个教法文的先生呢？他所收的学生，共为二十人，成为一班，都没有读过法文的，也都是年过十六岁的学生。我又怦然心动，想读法文了，可见我的不知自量，心无一定了。因听得人家说：法文在欧美极为重要，所有外交公文，都以法文为正则。而我还自恃读过英文，或者比较容易一些，那知越读越难，不到八个月，我又退下来了。

法兰西文字，使人最困惑的，是每一名词，有它的公性，母性，谁知道这个字是属於公性、母性呢？我对於读法文，似乎比读英文还勤一点，但究竟是徒劳。那便是子青哥所说的年龄已大，记忆力不足，加以人事繁杂，终难於专心一志了。我们这一班读法文的同学中，只有两人是成功的，一位杨蕴玉，他是世家子，但可惜很早就逝世了。一位陆云伯，他是吴江人，是名画家陆廉夫（恢）的公子，後来进了上海徐汇法文学堂吧？在我写此稿时，年纪也近七十了，但他也不曾有过什么得意的职业。在我後来办小说杂志的时候，他给我译了不少法国小说，还有许多关於书画的笔记。（廉夫先生还赠了我一幅「秋星阁读书图」。）

自此以後，我对於读外国文一事，只得放弃了。古人诗句云：「读书原是福」，我就没有这个福份，我当然是自己未能专心勤学，实在也是我的环境使然。但後来我在我的朋友中，见到许多半路出家的人，到二十多岁方始学习外国文者，居然也能译书。还有些在外国人所开设的洋行中就职的，於外国文虽然不大精通，而外国话却说得滚瓜烂熟，不觉自叹是个笨伯而已。

⊙东来书庄

那时有几位朋友，留学日本，我们常与他们通讯。并且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我们常托他们邮寄书报，在文化交通上，较为便利。尤其那时疾，日本於印刷术很为进步，推进文化的力量很大。吾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也逐渐多起来了，有许多留学生，都是国文已经很好的了。日本政府，为了吸引中国青年去留学，特设了法政专科，师范速成科那种投机学校。为了中国去的留学生不谙日语，在教师讲解的时候，还雇用了翻译，极尽招徕的能事。因此当时官费、自费的留学生，在日本的竟有数千人之多。

为了日本的印刷发达，刊物容易出版，於是那些留学生，便纷纷的办起杂志来。为了中国各省都派有留学生到日本，他们的杂志，也分了省籍。如浙江学生所出的，名曰「浙江潮」；湖南学生所出的，名曰「新湖南」；直隶学生所出的，名曰「直言」（即今之河北，在前清则为直隶）。在我们江苏学生所出的，即名曰「江苏」，大概对於这个「苏」字，另有一义，作苏醒解（按：金松岑的「孽海花」，即首先在「江苏」上发表的）。诸如此类，各省留学生，出一种杂志，都有合於他们省的名称。此外也有约了几个同学同志，另有组织的。

就是我们几位认识的留学生，他们别出了一种杂志，叫做「励志汇编」，因为他们已有一个小组织，叫做励志会呢。这「励志汇编」也是月刊性质，写稿人都是法政毕生为多，当时中国学生到日本去习法政的，以早稻田大学最为吃香，此辈亦都是早稻田学生呢。杂志有译自日文的，也有自己创作的，我还记得有卢骚的「民约论」，也是日文从西文中转译得来的，这个「励志汇编」，执笔者有不少人，他们很有志把种种知识学问，输入到中国来。

有许多日本留学生的杂志，寄到苏州来，托我们推销，我们是要有一个推销机关的。在苏州，那时城里也有三四家书店，观前街一家叫做文瑞楼比较最大，我们亦最熟，可以走进他们的柜台书架傍随意翻书的。但是他们都是旧书，木版线装，满架是经史子集，新书不大欢迎。最近也点缀其间，除非是畅销的书，至於什么杂志之类，一概不售的。其它有什么绿荫书屋、扫叶山房，连石印书也不问讯，有一家玛瑙经房，专售佛经、善书的（苏州当时刻善书很盛行，可以消灾避难）。那末要托书店代为推销，颇为窒碍难行了。

我不是前章说过我们当时共有八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吗？我们也组织一个学会，叫做励学会。我们当时有两个志愿：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一是开一家小书店。出月刊这一件事，在苏州可不容易，我在下文再当详述；开小书店的事，却不禁跃跃欲试了。不久，书店事居然成议，皇然是股份公司，每一股是十元，总共是多少资本呢，说来真令人可笑，共为一百大元。这很像我们从前放了年学开春联店一般，不过春联店在年底至多开十余天，到除夕就要关门大吉，这个书店，却是长期性的。

书店虽小，首先要一个店名，大家拟了几个名字，最後择定了一个，叫做东来书庄。这东来两字，还可以引用「紫气东来」的一句成语，实在的意思，便是说：都是从东洋来的罢了。开办费可以简直说没有的，虽然号称书庄，只借了人家一个墙门间，那是女冠子桥包叔勤家的一个门口，从前也是开过春联店，房租不出，还借他们家里两只旧书架。安放几只半桌，摊上一方蓝布，就算是柜台了。并且励学会的社友，省下了在茶馆里聚会，大家无事时，便到东来书庄来谈天了。

我们不用店员，仅有一个学徒，社员们（也是股东大老板）轮流当值，这於来购买书籍杂志的人，大有捭益，因为我们能指导你购买何种书籍，对於知识阶级的人，请坐送茶，周旋一番。杂志都是寄售性质，卖出还钱，销不完的还可以退还，以八折归账，因此我们可以无须要多少资本。後来我们又附带出售了日本的图书文具之类，必须要用现欵去批发了。

说起了出售日本图书的事，真足以令人发一浩叹。中国在那个时候，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後，戊戌政变之前，还没有一张自己印刷的本国地图，但日本已经印了有很详细的「支那疆域地图」了。我们在他们书店的广告目录上，看见有许多地图的名目，便托朋友寄几张来，及至一看，全图都是汉文，难得有几处注着和文的，而且印刷鲜明，纸张洁白。我们批购了十张，不到一星期，都售光了，连忙添购二十张、三十张，……虽然上面写的支那，大家都也不管，真是可怜。後来我们也批了世界地图、东亚地图，虽不及中国地图的销场好，但生涯也自不恶。

原来那时苏州已在发动开学堂了（学校的名称是後来改的，最初是唤作学堂），便不能无历史、地理等课目。教地理连地图也没有一张，岂非憾事，那些专习八股文的先生们，四川是否通海？长江缠到黄河里去，也得先开开眼界。这个地图的风气既开，竟有许多绅士人家，向我们买了大幅的世界地图，悬在书房里，代替挂屏用的。除地图以外，还有动物、植物的挂图，也是五彩精印，日本的小学校里的，他们也欢迎作为壁上的装饰品。

日本文的书籍，当然无法推销（後来我到了上海，到虹口几家日本书店去看看，全汉文的书就不少，连「杜工部诗集」也有的）。但对於数学书籍、英汉文词典等等，也有人来定购的。除了图书以外，我们还带卖一点文具，也都是从日本寄来。日本那时已经有不少仪器，都是从西方仿造来的，但是价钱既贵，我们小资本店就不敢问津，而且在苏州也难觅销路，只是批发一些细巧的文具，都是苏州所未见的。那个时候，墨水笔也没有，仅有铅笔，也是舶来品。关於许多纸品，如信封、信笺之类，我们销得很多。信封是一种双层纸的，里面一张画着各种画，外面一张薄纸，映出里面的画来；信笺是一种卷筒纸，纸张洁白，你高兴写多么长，就写多么长。此了中国固有的信封信笺，自觉耳目一新，雅有美术趣味，也是苏州人所乐用的。

东来书店的生意发达，不到三个月，已是对本对利，不到一年，我们的资本，自一百元变成了五百元，好在我们即有盈余，从不分红。但是既然赚钱，便思进展，不是在人家墙门口，以一种开春联店的姿态可以济事了。因此在玄妙观前街西首、施相公衙口，觅得一市房，是一开间上下楼房，每月租金十元，以一家小书店，出这么大的房屋租金，也不容易。又添了一个店员，因为那些股东，大家有事，不能常来轮值，我们励学会的同人，便公举我做了东来书庄经理，那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的。

我虽然还有教书工作，每天下午放学以後，总要到东来书庄去一次。那时不全是贩卖日本图书文具了，因为中国的风气渐开，上海也出了许多新书、杂志，我们每天看上海来的报纸（这时苏州还不能看上海当天报纸，一直要到苏沪火车通后），见有什么新出的书籍、杂志，连忙写信去接洽，要求在苏州推销，但是所用的那个店员是外行，所以写信接洽等等，非我亲自出马不可。还有店中的帐目，从前只有一本大型粗纸帐簿，记出每日所售之货，名曰「流水」，我去了以後，造了几册分类的帐簿，但我也是外行，以意为之而已。

但东来书庄有一件事，使我觉得非常得意，就是我们对於各乡各镇的顾客，很有信誉。苏州有许多乡镇，文化的发展，并不输於城市。尤其苏州当时是个省城，而交通也甚发达，人文尤为荟萃。即以苏州府的几个县份而言，如常熟、吴江、昆山等县，都是文风极盛的，他们知道苏州有个东来书庄，便都来买书、定杂志，不必到上海去了。

因为在太湖流域一带，到处都是水乡，各地都有航船，而苏州也是聚会之地。每日都有航船上人，送上一张单子，开列着一排新书和杂志的名目来配书，於是有的立刻配给他，没有的便给去搜罗。上海有几家出新书的，我们也略有联络了。生意愈推愈广，不仅是苏府各县、各乡镇、连常州、无锡、嘉兴等处，也都有写信到苏州东来书庄来问讯配书了。

我这个小书店经理，虽然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然而有一难得的好处，不论什么新书、新杂志，我得以先覩为快，因此有许多顾客上门购书的，问到我时，我可以略说一点大意。杂志上我也可以指出那几篇文章可读，他们就说我是一个不寻常的书贾了。不仅此也，而且我在东来书庄，认识了许多朋友，如住在常熟的曾孟朴，初见面时，便是吴讷士（湖帆的父亲）陪他到东来书庄访我的。住居吴江同里镇的金松岑、杨千里，本来也是老主顾，每到苏州，必来访我。还有昆山的方惟一（他当时姓张，叫张方中，後来归宗，叫方还，辛亥以来，一度任北京女子师范校长），那时他在角直镇沈家教书的，也常来光顾。此外城区里的许多文人，都是最初在东来书庄买书时认识，後来成为友好的。

最可笑的是那位周梅泉（他初名美权，後又号今觉，是周馥的孙子，藏邮票甚富，人称他为中国邮票大王），他是安徽人而住居在扬州。向我们定了一批日本书，许多都是算学书，一时我们未能配齐，他大发其少爷脾气，称我们为书侩，写了一封长信骂我们，那时我也不服气，写信回骂他，称他为纨袴子，发臭脾气，大打其笔墨官司。辛亥以後，他从扬州迁居到上海来了，我们认识了，时相酬酢，到了老年，还提起那件事，互为轩渠，正如江湖上有句话：「不打不成相识。」

⊙木刻杂志

上文说过：我们的励学会同志有两个志愿，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一是开一家小书店。现在东来书庄成立，开小书店的志愿已遂了，便想到出月刊的事了。但是出月刊第一件就发生麻烦的事，因为苏州没有铅字的印刷所，除非编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这有多么不便呀！这时候，杭州倒已经有印刷所了，而苏州还是没有，向来苏杭是看齐的，不免对此抱愧呀。

後来我们异想天开，提倡用木刻的方法，来出版一种杂志。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来出杂志，只怕是世界各国所未有，而我们这次在苏州，可称是破天荒了。可是苏州的刻字店，却是在国内有名的。有许多所谓线装书，都是在苏州刻的。在前清，每一位苏籍的名公钜卿，告老还乡後，有所著作，总要刻一部文集，或是诗集，遗传後世，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颇为不恶，而且很有几位名手。

於是我们和苏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毛上珍老板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长生意，也愿意接受。我们所出的那种杂志，名为「励学译编」，大半是译自日本文的。因为同社中有几位对日文也看得懂，对於国文素有根柢的，尤其容易了解。此外还徵求留学日本的朋友，给我们译几篇，是一种帮忙性质，我记得杨廷栋（翼之）、杨荫杭（号补堂，又号老圃，无锡人）都帮过忙，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那些译文，都是属於政治、法律的。至於稿费一层是谈不到，大家都是义务性质，而青年时代，发表欲也颇为强盛。

「励学译编」是月刊性质，每期约三十页，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日报，无论时是杂志，都没有两面可印字的纸（日报的两面印，是上海「中外日报」创始的）。所以我说三十页，若以今日洋装书的说法，那要算六十「配其」了。那时洋装书在上海还少得很，何况是苏州呢。当时，稿子是要一个月前交给他们的，可以让他们马上刻起来。好在那些稿子，并没有什么时间性，都是讨论传述的文章，每期三十页，不过两万多字而已。

我们和毛上珍订了一个合同，他们也很努力，刻字和排字一样的迅速，这三十页木板书，尽一个月内刻成。书是用线装的，纸是用中国出产的毛边纸印的，字是木刻，可称纯粹是国货，只是里面的文字，却是从外国转译得来的。刻版是毛上珍经手，印刷当然也是毛上珍包办了。可是木刻比了铅印、石印，有一样便利，便是你要印多少就印多少，反正木版是现成的哪。

这个励学译编，也是集资办的，最初几期，居然能销到七八百份，除了苏州本地以及附近各县外，也有内地写信来购取的。我们也寄到上海各杂志社与他们交换，最奇者是日木有一两家图书馆向我索取，我们慷慨的送给它了。我想：这是他们出於好奇心吧，想看看中国人出版的木刻杂志，也算一种轶闻。当时虽然也曾轰动吴门文学界，至今思之，实在觉得幼稚而可笑呢。

「励学译编」的总发行所，便是东来书庄，出版了这一种杂志，东来书庄也忙起来了。有批发的，有定全年的，有零购的，还有赠送的。批发是照定价打七折，各县各镇，颇多每期五本、十本来批发的。本来定价是每册二角，全年十二册的定户，只收二元，寄费酌加。但有许多外县乡镇，他们都是由航船上来取的。零购都是本城人，随意购取，看过了送与别人。我们赠送却不少，苏州的大善士敬送善书，写明有「随愿乐助，不取分文」八字，我们大有此风。这个木刻杂志，大概也出了一年吧？销数也逐渐减缩了，大家兴致也阑珊了，就此休刊完事。

但是这个翻译日文的风气，已是大开，上海已经有几家译收处，有的兼译日文书，有的专译日文书，因为译日文书报较为容易，而留日学生导其先河，如洪流的泛滥到中国来了。最普及者莫如日本名词，自我们初译日文开始，以迄於今，五十年来，写一篇文字，那种日本名词，摇笔即来。而且它的力量，还能改变其固有之名词。譬如「经济」两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由日文中引来，已作别解；「社会」两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这个释义，也是从日文而来，诸如此类甚多。还有一个笑话，张之洞有个属员，也是什么日本留学生，教他拟一个稿，满纸都日本名词。张之洞駡他道：「我最讨厌那种日本名词，你们都是胡乱引用。」那个属员倒是强项令，他说：「回大帅！名词两字，也是日本名词呀。」张之洞竟无词以答。

这个木刻杂志，不仅是「励学译编」呢，过了一二年，我又办起了「苏州白话报」来了。这个动机，乃由於杭州有人出一种「杭州白话报」而触发的。苏杭一向是并称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应与杭州看齐的。其时创办杭州白话报者，有陈叔通、林琴南等诸君。写至此，我有一插话：後来林在北大，为了他的反对白话文而与人争论，实在成为意气之争，有人诟他顽固派，这位老先生大为愤激，遂起而反唇也。至於反对白话文，章太炎比他，却还激烈。再说：提倡白话文，在清季光绪年间，颇已盛行，比了胡适之等那时还早数十年呢。

这个苏州白话报，并不是苏州的土话，只是一种普通话而已。其实即就古代而言，如许多小说、语录，也都是用语体文的，民间歌谣等，更是通俗。当时我们苏州，有一位陈颂文先生，他在清末时代的学部（革命以後，改为教育部），就是极力提倡白话文的，可是当时的朝野，谁也不关心这些事。那时已在戊戌政变以後吧，新机阻遏，有许多杂志，由政府禁止，不许再出了，励学译编本是蚀本生涯，蚀光大吉，再辨「苏州白话报」，大家也没有这个兴致了。

但我却跃跃欲试，还想过一过这个白话报之瘾。只是还不能与杭州白话报比，因为杭州已有印刷所，而苏州实到如今还没有呢。偶与毛上珍刻字店老板谈一谈，他极力赞成，自然，他为了生意之道，怎么不赞成呢？我又与我的表兄尤子青哥一说，他满口答患说：「你去办好了，资金无多，我可帮助你。」而且他还答应，帮助我编辑上的事。我有了他这个後台老板，便放大胆与毛上珍老板订约了。

苏州白话报是旬刊性质，每十天出一册，每册只有八页。内容是首先一篇短短的白话论说，由子青哥与我轮流担任；此外是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演成白话。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於社会的事，特别注重，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编几只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

我们这个白话报，要做到深入浅出，简要明白，我和子青哥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不愿意销到大都市里去，我们向乡村城镇间进攻。曾派人到乡村间去贴了招纸。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都是各乡镇的小航船上带去的，定价每册制钱二十文（其时每一银圆兑制钱一千文），批销打七折，有许多市镇的小杂货店里，也可以寄售，为了成绩很好，我们更高兴起来了。

子青哥创议：「我们办这个白话报，本来不想赚钱，我们只是想开开风气而已。我们可以像人家送善书一般，送给人家看，也所费无多呀。」苏州有些大户人家，常常送善书给人家的，或为道德家的格言，或以神道说教，他们算是「做好事」。有些耶稣教堂在苏传教，也是如此的。而且他们印书的成本，比我们的白话报也贵得多呢。但我则期期以为不可，我说：「送给人家看，人家也像善书一般，搁在那里不看。出钱买来看，他们到底是存心要看看的呀。况且我们的资本有限，藉此周转，也不够一送呢。」子青哥被我说服了，我还自诩子青哥学问比我高，经验却不及我呢。

但是我可忙透了，编辑也是我，校对也是我，发行也是我，子青哥是难得出门的，稍远就得坐轿子，偶然步行到观前街，一个月也难得一二次，他也帮不了我什么忙。不过这种木刻杂志，只能暂济一时，岂能行诸久远。文化工具，日渐造化，苏州的所以没有新式印刷所者，却是为的离上海太近，人家印书印报，都到上海去了，因此也无人来开印刷所。我们也不能尽量开倒车，最惨者，不及三年，所有「励学译编」和「苏州白话报」的木版，堆满了东来书庄楼上一个房间了。及至东来书庄关店，这些木版又无送处，有人说：「劈了当柴烧。」有人还觉得可惜，结果，暂时寄存在毛上珍那里，後来不知所终。

⊙译小说的开始

外国小说的输入中国，以我所见，则在前清同治年间，其时上海的申报上，时常见一二有译载似小说的纪事。如「巴沙官故事」等，乃纪载一艘帆船失事，有一船员匿在酒桶中，飘流海面，卒乃遇救事。其它亦常有数短篇，不复能记忆了。我幼持，在朱静澜先生家中、曾见有最初出版之申报，订成两册，中乃有此。後来梁启超的时务报，遂有「福尔摩斯侦探案」的附载，这可以算得中国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了。

自从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问世以後，哄动一时。有人谓外国人亦有用情之专如此的吗？以为外国人都是薄情的，於是乃有人称之为「外国红楼梦」。也有人评之为茶花女只不过一妓女耳，也值得如此用情，究竟小说家言，不登大雅之堂。说虽如此说，但以琴南翁文笔之佳，仍传诵於士林中。这个时候，号称所谓新学界的人，都提倡新小说。粱启超发行的一种小说杂志，名字就叫「新小说」。那个杂志，不但有许多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而且还有许多关於小说的理论。梁启超自己就写了一个长篇的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时把文学上的小说地位便突然地提高了。

我的写小说，可称为偶然的事。其时我的一位谱兄弟杨紫驎，他在上海虹口中西书院读书，为的要学习英文。我到上海去，常常去访他。因为他住在乍浦路，那边有一个中国公家花园（简称中国公园），我们常常到那里去坐地。说起这个公园，很令人生气。原来上海租界中，当时有好几个公园，都不许中国人入内游玩。黄浦滩一个公园，门前挂出一个牌子来，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牌子，不是直到如今，还传为侮辱我华人一个史实吗？富时我们住居租界中人吵起来了，为什么华人不得入公园呢？造公园的钱，也是华人纳税所出的。工部局不得已，便在沿苏州河一带、圆明园路口，另造了一个校小的公园，专供华人游玩。可怜的住居租界的华人，算得了一些小面子，就此不响了。

紫驎为了读英文以供研究起见，常常到北京路那些旧书店，买那些旧的外文书看。因为那时侯，上海可以购买外国书的地方很少，仅有浦滩的别发洋行一家，书既不多，价又很贵。他在旧货店买到除了「迦因小传」外，我又从日本文中，译了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一名「三千里寻亲记」一名「铁世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後，文化发达，出版的书籍中，对於欧美的文学书，译得不少。他们国内的新旧书店很多，读书的人，把已读过的一部八分新的书，看过以後，往往即送到旧书店。为的他们的读书界，抱推陈出新主义，卖去了旧书，立刻便掉换读新的了。一到售书店，价钱便减了不少，而又可以嘉惠後学。我所译的两部日文书，都是我的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旧书摊拾来，他们回国时送我的。

我知道日本当时翻译西文书籍，差不多以汉文为主的，以之再译中文，较为容易。我就托了他们，搜求旧小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耍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书中汉文多而和文少的。我译的两种日文小说，就是合乎这两个条件的。那一种「三千里寻亲记」，是教育儿童的伦理小说，总共不过一万字左右，译自意大利文的，在原文还有插图，以引动儿童兴趣，就是一个儿童，冒着艰危，在三千里外去寻他母亲的。另一种「铁世界」，可以说是科学小说，是法国文的，那大概有三、四万字。虽说是科学小说，也浅显而不大深奥的，那时法德世仇，便是写小说也互相諆诋，那里面德国人如何酷烈，法国人如何和平，德人欲害法人，而法人如何逃避的情形，都写在书中。

这两部小说，後来我都售给於上海文明书局，由他们出版。因我自己无力出版，而收取版税之法，那时也不通行。文明书局是一班无锡人所开设的，如廉南湖、丁福保等都有份，而里面职员的俞仲还（前清举人）、丁芸轩等，我都是认识的。大概这两部小说的版权是一百元（当时虽也按字数计，约略估量，不似後来的顶真），我也随便他们打发，因想这不过一时高兴，译着玩的，谁知竟可以换钱。而且我还有一种发表欲，任何青年文人都是有的，即便不给我稿费，但能出版，我也就高兴呀！

後来迦因小传的单行本，也由文明书局出版，所得版权费，我与杨紫驎分润之。从此以後，我便提起了译小说的兴趣来，而且这是自由而不受束缚的工作，我於是把考书院博取膏火的观念，改为投稿译书的观念了。譬如说：文明书局所得的一百余元，我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我的英文程度是不能译书的，我的日文程度还可以勉强，可是那种和文及土语太多的，我也不能了解。所以不喜欢日本人自著的小说，而专选取他们译自西洋的书。他们有一位老作家森田思轩，汉文极好，译笔通畅，我最爱读他的书，都是从法文中译出来的。还有一位黑岩泪香，所释的西文小说也不少。可是很少由美国出版的书，实在美国那时没有什么文学家，寒伧得很，日本文人，也不向那里去搜求了。

到了民国初年，上海的虹口，已经开了不少日本书店，我每次到虹口去，总要光顾那些日本书店，选取他们翻译西文的小说。不过那时候，日本的翻译小说，不像以前的容易翻译，因为他们的汉文都差了。最可厌的，有一种翻译小说，他把里面的人名、地名、制度、风俗等等，都改了日本式的，当然，连他们的对话、道白，也成为日本风了。所以往往购买五六本的日文翻译小说，也只有一二种可以重译，甚至全盘不可着笔的。

至於像上文所说森田思轩、黑岩泪香所译的书，早已绝版多年，於是托留学日本的朋友，到旧书店里去搜求，倒还可以搜求到不少。他们有时并且给我向图书馆去搜求，那些绝版的书，图书馆里倒还存留着，觅到以後，他们就做了一个「久假而不归」。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他们说：「无大关系，至多罚去保证金面已，况且这种破烂的旧书，他们已视同废纸了。」

所以我之对於小说，说不上什么文才，也不成其为作家，因为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少，而时代需求则甚殷。到了上海以後，应各方的要求，最初只是鄱译，後来也有创作了。创作先之以短篇，後来便也学写长篇。但那时候的风气，白话小说，不甚为读者所欢迎，还是以文言为贵，这不免受了林译小说薰染。我起初原不过见猎心喜，便率尔操觚，谁知後来竟成了一种副业，以之补助生活，比了在人家做一教书先生，自由而写意得多了。

作者：六者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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