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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关于「极私统治哲学」与「王朝自毁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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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结束语｜｜关于「极私统治哲学」与「王朝自毁机制」
当政治秩序受到破坏时，则整体社会秩序立刻紊乱，诬反事件模式蜂涌而现，生灵涂炭。盖文化其余诸面相，完全无能、无力在政治秩序失序时，撑起整体社会秩序，因为各个面相早被阉割了。
过去我们念书时，总听老师、课本以夸耀的语气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昌明。当然，这些都是事实，值得夸耀；并且因为这些都是事实，所以以下这个说法就更站不住脚。老师与课本又说：因为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所以不重视军事，所以挡不住能征善战、善于马背功夫的夷狄蛮貊，所以才会出现历史上几次亡国的纪录。这完全是在乱解历史了。
较为正确、完整的答案应该是：历史中国到秦汉大一统之后，既存的历史上所传留下来的那套政治文化已经出现质变，而秦汉改采质变之后的极私统治哲学作为统治出发点。这套从帝王个人极私作为出发点的帝王学，纳天下于一人私囊，以致总是导致内忧外患丛生。因内忧外患丛生，王朝逐渐无力应对，于是导致王朝屡次亡于弱小异族、农民起义军与权臣篡位。密集地出现政权更迭、战争、饥荒等天灾人祸。
话说，台湾确实长时期以这样的鸵鸟心态作为教育的出发点；至于中国是如何在教育他们的学生，这我不得而知（据从网络上所见，两岸在这点上似乎没什么区别）。因此，传统帝王学｜｜或我说的极私统治哲学｜｜始终不曾接受足够的批判；甚至还受通俗文学、艺术、电影的歌诵。执政当局缺乏这样的历史与文化认识，于是，毛泽东所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既存的帝王学，在未受到足够的批判、清扫的情况下，有可能持续在未来发威，持续主导未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或者，正如〈从人口资料看极私统治哲学〉一文所载的情形，不无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再度出现；相信无人愿意再见到这样的惨事发生。这是我坚持写作这书系的理由。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历史认识大概只在初中程度；因为高中时念的是自然组，对历史就模糊了。不过，我在念书的阶段时，大概算得上是「好学生」之一；无论学科、术科、体育都还不错，最特殊的是「品行」，我的操性分数总在九十几分以上，还曾经拿过一○二分。那年正好参选学校模范生，训导主任在司令台上如此介绍时，惹得全校大笑不已；到三、四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记得拿这事糗我。
谈这事，主要是说明我对历史其实一点都未忘怀；因为，老师、课本规定要背的国文课文，凡是标题上有「◎」符号的，我这个「好学生」一篇都不会漏掉，并且都是滚瓜烂熟。至于《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所载的每一篇孔孟之说，也全都可以倒背如流。不只如此，甚至还背起部分的《大学》、《中庸》。我是不喜欢背书，但既是规定要背，那我就背得熟烂，绝不取巧。
读《四书》等，其实也在读中国历史，就是一般所谓的上古史；读《四书》甚至也兼读了上古史以下的历史，因为有着上古的背景知识可以参照。就这样，我虽然挑的是自然组，但大致也可以说对中国上古史有着一点点概念。而孔孟之道，长期影响着历史中国的教育，唐宋及以下各王朝的科举考试，将《四书》纳为考试范畴。且自汉武帝之后，就独尊儒术、抑黜百家，儒学早成为历史中国意识型态中的主流。
等于说，官僚无论其是否经科考进入官场，无一不受孔孟思想熏陶；他们为官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应该也都无一不受儒家思想影响。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大概是曾经熟背《四书》这些东西的缘故，让我后来在阅读中国历史时，常常不自觉地就会拿孔孟之说来与历史事件比对。
如果以上所述还不致离谱的话，那么我从《四书》中所得到的讯息，与老师、历史课本的说法，至少出现了以下不可理解的诡异现象：
一、 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所以不重视军事；这就是个大错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孟之道中讨论军事的议题虽然不多，但也绝非没有。事实，孔孟或许直接议论军事的议题不多，但间接议论的却不在少数。《孟子˙梁惠王》孟子说：「王（梁惠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这则纪录已经直接指出梁惠王「好战」，而孟子并不避谈战争。《论语˙季氏》载孔子论季氏将伐颛臾时评论说，「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这既在避战，也在避祸，更论治国之道。可见儒家一点都不忽略军事，重点在于儒家更重视民富国强。至于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始皇统一中国、刘项大战˙˙˙就可以不必再提；这无一不是战争的结果。历史中国绝非不重视军事，反过来说，历史中国事实以战争填满历史，怎可能不重视军事？北宋的总兵力达一百四十万，怎能算是不重视军事？于是这个矛盾就不能不出现：历史中国既然诵读孔孟之道数千年，怎么反而会以战争填满历史？
二、 其次，既然中国历史以战争填满，立即出现一个大诡异：那就是历史中国既然并非不重视军事，那四周的夷狄蛮貊，只因为他们游牧为生，所以善于马背功夫，所以利用秋高马肥，就能打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昌明的中国，并且入主中国？诸夷狄蛮貊如此轻易就能数次入主中国，那孔孟之道还有什么理由被诵读数千年？中国人还有什么理由以孔孟之学为傲，并讥笑、贬抑诸胡蛮「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晋书˙载记第三》）？
至于其它的矛盾，我们就可以不再细说。所以，当我还在学生时，虽然对历史所懂不多，但对历史中国诵读孔孟之学数千年，犹不免于丧国数次，被部分统治、全领域统治达800年（详见前文），感到不可理解；尤其还是丧国于那些被讥为夷狄蛮貊的部落型国家。我认为当中必然存在某些诡异的因素。更由于自己熟背了许多经文，而且基本上我对这些经文都相当认同，就更加坚定我的质疑。因为从经文所得的讯息，那都是非常务实的治国之道；否则历史中国便没有长期诵读这些经文的道理。我认为研习这样的学识，只会使国家富强而不是衰弱。所以，弱小异族数次入主中国的史实，就显得更不可思议。
当时，正是国共内战国府败退台湾未久；就我们所知，国共内战时国府军事力量远远强过中共，却给中共打得兵败如山倒，就让我更怀疑其中应该另有隐情。
后来年纪渐长，社会阅历也逐渐增多，慢慢就体会到俗话常说的「说一套，作一套」的要义。「说一套，作一套」在我们的社会中十分常见，尤其是那些在社会各个领域占有相对优势地位者。当我也曾经在工作上相对占有优势时，有时自省，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也在「说一套，作一套」；要求于人者，更胜于要求自己。这引起我一些恐慌。毕竟，曾经熟背的那些孔孟之道，发挥了一些自我针砭的功能。我庆幸自己曾经这么努力背书过，多少能自我纠正。这种经验，刺激我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整体社会「说一套，作一套」的行为现象。
本文并不意图从太多的个人经验中来论述历史，因为这是不客观的。其实，细看中国历史，各朝代掌握有相对优势立场者，大致上都不免于「说一套，作一套」。而那些言行合一者，反而总是落入相对劣势。最简单的例子，孔孟作为中国「至圣先师」、「亚圣」，但当他们在世的时日中，他们可曾有机会在政治上一展身手？事实是他们连一试身手的机会也没有。
并且，我们还总是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太多了证据，证明那些真正为国为民，为皇室效忠的能臣、忠臣，这些言行一致、敢于冒险犯难者，大致在历史上都无法获得善终。反过来说，那些依靠裙带的外戚，靠服侍帝王而亲近帝王的宦官，那些能贪会捧、善于营造集团的权臣，这些人大致离孔孟之道相对远者，反而都能在历史上左右逢源、叱咤一时。
从这种肤浅的观察，我们几乎已经可以理解什么是「说一套，作一套」了。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与历史观察上，我们都可以轻易证明「说一套，作一套」的真实性。
个人「说一套，作一套」，那影响所及不过是个人与个人周遭其它少数人的权益；但若站在特定政治地位上，那影响面恐怕就大得太多了。因为政治地位牵动着庞大的资源分配与运用。当然，我不敢将这种肤浅的观察，当作是解析历史现象的依据；尤其我那时对历史的认识，还不能支持这样的判断。后来我将这种现象，归纳出「行为与行为规范相悖离」这样的结论，以之形容汉文化之下的人们的常态行为反应。
虽然如此，但我已经逐渐体会到历史其实就在我们身上；历史上的种种，凝结成文化的一部份，而文化透过各种教育管道｜｜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就要反映到我们身上。换句话说，纵使我们没上过学、不懂历史，但我们自身的思想、行为，其实就是历史的一部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历史诸种现象。到这时，历史临场感油然而生；我强烈感受到历史就在我们身上！
但这种历史临场感其实主观的意味重于客观，光靠这种历史临场感无助于解析历史，虽然可能有助于个人阅读、理解历史。所以，我的历史解谜之旅到这时事实还未真正展开；但若缺乏这种历史感，我相信我也无法解读任何历史，甚至也激不起长期读史的念头。
开始较大量阅读史书，大致始于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过去也零碎地读了一些，纯粹只是因为感到兴趣而已。那时在坊间可以找到的适于阅读的书籍不多，我也只是浅尝辄止；学生时期留下的那些无解的诡异思绪虽然还在，但实在也无力解决。反正已经存在数十年了，就让它继续留着吧。
1983年远流出版《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书肆上的大事，我自然是个基本读者；但也不积极，只是随意看着。但这时我的历史知识已经增加了不少。之所以敢称「历史知识」，而不说「历史常识」，那是我那时已经开始对清末史作较有系统、也较严谨的阅读；对历史的认识，除了那份历史临场感之外，对更多的历史事件已经有更多客观的理解。比如那时我想象过，如果能循太平天国自广西起兵、进湖南、下长江，然后打下南京的路线走一遭，或者能有助于我理解为何像洪秀全这样一个落第书生，带领着一群乡巴佬，只靠着扭曲的基督教义，竟然可以打下半个中国。
说实在的，这时我已经将清末史摸得相当清楚，但仍然无法理解为何一群乡巴佬，一群在荒山烧炭的村夫竟然会异想天开，将脑袋栓在裤腰上去打天下，还真的让他们打了出来。朝廷有供应、有训练，甚至有作战经验的常备兵力、将领、统帅，会输给一群乌合之众，这是难以想象的！我对太平天国兴起过程可以如数家珍，但对为何它可以兴起却无从感受。
1987解严后，坊间可以阅读的历史书籍突然增多，于是我的相关历史知识快速增加；而且在无意中发现台湾史这个范畴。说来惭愧，台湾史之于我还真的是无意中发现的。之前，我已经读过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巨著；这以台湾史为背景的小说，我反复看过几次，算是我的台湾史的启蒙。但还是要到解严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专书之后，我才深刻体会到台湾史这范畴。
大概在1995年之前，我对近代中国史与台湾史已经有了较完整的概念。某日，阅读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由于已经有了相当的阅读准备，又首度有机会从日本观点｜｜尤其还是重要当事人之一的观点｜｜观察历史的缘故，我从陆奥宗光回忆中领悟颇多。
这时，我终于能较深刻地理解何谓「腐败」。其实，「腐败」二字对我们而言一点都不陌生，所有的史书一提到辛亥革命、清朝，无不直书「腐败的满清政府」；但若对当时日本政府之高效率无所认识，自然无法理解当时满清之腐败到底算多腐败？与中日甲午之战，为何中国会败给跨海来袭的蕞尔小国日本到这种地步？腐败其实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没个可以做比较的标竿，就不知何谓腐败，与腐败到什么程度。有了陆奥宗光的观点对照，过去所阅读的甲午战争资料，才终于活了起来。而我已经相当熟悉了的清末史、民国史、台湾史，突然获得「腐败」二字作为有机式连结的纽带。
等到我对二二八事件作了更深刻的、全面性的研读之后，也就可以轻松地理解国共内战，国府惨败的原因，与太平天国何以窜起，又何以随即溃散的理由。说来也简单，还是腐败二字。事实，历史中国王朝更迭快速，腐败始终是共同现象；而非什么不重视军事。
这时，我相信清朝、民国，乃至于国府迁台后的台湾史虽然属不同的历史时间范畴，其实当中有着密不可分的连结。这种密不可分的连结，应该以文化作为纽带。意思是说，必须从文化本质的角度观察历史，才能深入历史。否则，所已经理解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过祇是一堆无意义的历史知识而已；就如序言中所说的麻袋装土豆。
中日甲午战争，其实是已经现代化的日本，对完全还未现代化的中国的一场不对等战争。要从是否现代化的角度切入，才能理解为何那么大的、自称文化昌明的天朝中国，对跨海来袭的蕞尔小国日本怎会显得毫无招架之力？也才能理解为何甲午战争之后，光绪甚至愿意拋弃皇位进行维新的急迫感，也才能理解清末帝党、后党之争，百日维新，乃至于庚子事件、辛亥革命等等的历史意义。贯穿当中的，无非还是腐败二字！
说到庚子事件，我们总以为八个国家联合起来侵略中国；中国败了，那是以一国敌八国的缘故，当然败得理所当然。联军是否侵略中国，我们这里这里不讨论；但八国联军合计不过三万余兵力（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井上清着，宿久高等译，华世出版，1986，p56。「（1900年）七月十五日，连军占领天津，七月末，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八国联军总数三万三千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日军）开始向北京进岀，八月十五日占领北京。」），却打得清廷手足无措，慈禧与光绪仓皇西逃的客观事实，却始终不曾获得足够的重视。
这是多难理解的一件事！堂堂中国竟然败给仓促成军的三万联军，甚至首都失守，连皇室都得仓皇出逃。而路上供应全无，尊贵无比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改穿百姓服饰，面目黎黑、有一餐没一餐地在散兵游勇的簇拥下向西安前进。
唯一合理的解释还是腐败，否则历史中国怎可能反复出现这种亡于弱小异族、亡于农民军，甚至连三万临时仓促成军的八国联军，都可以将堂堂中国打得无招架之力的不合常情、常理的事件？这时，问题的重点转移到：中国的腐败到底是如何的腐败法？这就不能不加深究了！
是以，陆奥宗光的回忆录，等于是我的历史知识的触媒；这个触媒让我过去所曾经吸收的历史知识获得整体性的、有机性的重新组合。于是既存的历史临场感就显得更为浓烈，而此后读史就有了明确的方向。至于研读二二八事件，让我开始触及历史中国腐败的实质内涵｜｜什么是历史中国的腐败！
本文从我个人的读史经验说起，其实是要为本书以上所有论述作些补充说明。历史中国政治腐败的内涵，说穿了就是源之于极私统治哲学之下的王朝自毁机制而已；这是我长期追踪、思考之后的结论。也就是四类型诬反事件模式、效忠认同危机模式，与这两个主要模式所伴随而生的贪婪｜｜权力的贪婪与财富的贪婪｜｜这样的贪婪所堆积而成的腐败，使得王朝不断反复主动地进行自体摧毁、分裂。
所以如此庞大的王朝，才可能不断为弱小异族、乌合之众的农民兵所歼灭；所以会打不过跨海来袭的蕞尔小国日本，也打不过三万余临时组成的八国联军。王朝若不自毁，这么一点丁力量那么可能打败这样庞大而又文明昌盛的中国？而最重要的，则莫过于我们在上一文〈从人口资料看极私统治哲学〉，所揭示的那么多次的人口大殒灭！这种人口巨量密集殒灭，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惨极人寰的；甚至要怀疑这种动辄蒸发数千万人口的纪录，到底是真是假？但，却铁案如山地反复出现史书之上，难道古代史家「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率土遗黎，十纔二三」还能有假？还能不深究汉文化潜藏的问题？
但，要归纳出四类型诬反事件模式，与效忠认同危机模式，那就不是轻松的过程。当时我立即警觉到，这必须有非常大量的史实作基础；换句话说，必须对中国历史有客观的与足够广泛的认识。而尤其困难的是，既然历史中国诵读孔孟之道数千年，却怎么出现这样的与孔孟之道相悖离｜｜「行为与行为规范相悖离」｜｜的历史现象？等于是，我必须一方面要对客观的史实有全盘性理解，并且还能在客观基础上提出一套解史理论；这套解史理论必须与史实相契合，还能充分解释历史中国所有不合理的诡异现象。比如，我们上述的两点疑问：「怎么既在尊孔，却又毁孔？」「怎么老是众败于寡、强凌于弱？」就是其中重点。这两个问题与人口巨量殒灭同样都是难以理解的事。
当我走到这地步时，基本上是望而却步的。中国历史浩瀚如海，要花多少精力才能累积出我所需要的全盘式的历史知识？
其实，这时除了读过数以千计的各类历史书籍之外，我的看法是，那些数以千计的史书固然曾经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但对建构较严谨的解史理论可能帮助有限。我必须倚赖比如《史记》、《资治通鉴》、《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这类最基础的经典史籍；否则，我的论述必然缺乏严谨性。但事实到这时我才读过《史记》白话文译本，虽也数次阅读过《柏杨版资治通鉴》，但后者始终不曾阅毕。
读不下《柏杨版资治通鉴》，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几乎每页都写到战争、斗争、阴谋、贪婪、人相食等等的；这些史实都与我过去熟背了的那些孔孟学说背道而驰。历史中国既然诵读孔孟之道数千年，怎么所有事却表现得截然相反？
换句话说，我以既存的孔孟的思考来阅读中国历史，两者格格不入，自然无法解读史书中的史事、史人。既然无法解读史事、史人，所以整个阅读过程挫折感非常重；严重的挫折感就令我多次半途而废。这是我从1983年开始阅读《柏杨版资治通鉴》，十几年中的心路历程，每次都立志而读，但每次总败兴而止。而现在我若真要建构一套解史理论，那我该如何面对那些浩瀚如海的史书原典？
所以，这时我虽然已经开始为自己建立一套解史理论的粗糙架构，但毋宁说心中的恐惧感更是十分沉重。因为我若不能面对《柏杨版资治通鉴》这样的译文，又如何可能面对《资治通鉴》原典，与更巨量的史籍？
不过，后来当我第五度下决心重读《柏杨版资治通鉴》时，却发现一路阅读而下，始终非常顺畅；过去那些心理障碍已经消失无踪。到这时，我也才开始理解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的真正涵义。我必须以历史本身的逻辑来理解历史，而非以孔孟学说的精神来读历史。
事实，正由于我接触了陆奥宗光的战后回忆录，又曾经研读过二二八事件；同时，在过去的写作经验中，有机会试着从不同的文化位置观察汉文化，这些经验的启发，使我能肤浅地掌握几分中国历史本身的逻辑。持续以孔孟之道解史，只会让我痛恨历史，而非让我理解历史。所以，我读史到这地步时，才算是真正读史的起点；过去的二三十年，不过只是个准备阶段。真是漫长的准备！
当我第五次重读《柏杨版资治通鉴》时，随时利用网络对照司马光原典，这时读起来兴味十足，完全不产生任何难解之处；因为我已经暂时搁下孔孟之说，而改以我发觉的极私统治哲学替代。换句话说，孔孟之道所揭示的是治国之道，而孔孟之道的反面，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逻辑。当我改采这样的观点阅读所有史书时，甚至还能预测史书上应该会出现什么样的记载才属合理！
上文〈愚人以自愚｜｜与历史中国学术的破产〉中，我写到「是汉人自己舍弃了务实的学术，导致思想浑沌，才使得天下大乱」这段。对照于北方刘渊、刘宣、刘聪、刘矅、石勒、苻坚，以及北魏诸拓拔等诸胡王朝、帝王，他们身受良好的儒学教育，在统治上更以儒学作为基本蓝图的史实，那种对比是鲜明的。当时我还未读及《资治通鉴˙卷第一五三》所载，南梁大将陈庆之率军出征北魏南归后的纪录，心中便认定史书上必然要出现类似的记载才算合理。也就是说，史书应该要充分反映南方文教气息远远弱于北方的记载，如此，史书才算尽到客观的纪录历史的天职。
那段记载说陈庆之北征南归之后，特别尊重北方人士，朱异觉得奇怪，便问他。陈庆之说：「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资治通鉴˙卷第一五三》）
我们一般的想法，正与陈庆之相同，认为南朝属汉人天下，禀承儒学传统当然更要知书达礼；而北方既然在夷狄统治之下已久，那么诗书毁弃、礼教荡然属合理猜测。事实正好相反；陈庆之那段记载，为这种诡异的历史现象做了批注。之所以如此，原因非常简单。
原本属于汉文化主流的儒学，经过焚坑、独尊、党锢、曹魏与司马残杀异己，儒学早就僵化、空洞化了；士人亦早已噤若寒蝉，遁入清谈。而董仲舒既然以阴阳学作为他的思想本体，到光武帝时又「儒士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宣布图谶于天下」；那么儒消而阴阳学的空间逐渐给放大，就不是不合理的现象？
上述两种历史现象相加｜｜儒学枯萎，而阴阳学大盛｜｜已经为历史中国走入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的清谈世界铺好道路；历史也确实如此发展。并且，「儒学枯萎，阴阳学大盛」，这全都是汉人自己搞出来的。中国著名史家侯外庐在他《中国思想通史》中引《晋书˙裴頠传》：「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着崇有之论，以释其蔽。」他评述说：「裴頠的批评并非言之无物，但他的出发点是立于尊儒术与遵礼法的观点而攻乎『异端』的。」（http://zhjyx.hfjy.net.cn/Resource/Book/Edu/JXCKS/TS011006/0004_ts011006.htm）
但北方诸胡却截然两样。这时北方诸胡王朝汉化极深，又都重视儒学，帝王甚至身体力行，开学校、奖励学经、拔擢人才；而南方却长期废太学，流于清谈，甚至以清谈名气取士。南北务实、务虚差距如此，因此，「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乃至于北强南弱会是合理的历史推测；后来北方统一南方也是合理的历史发展。
这种北实南虚、胡儒而汉玄谈的诡异历史现象，史书中若不做个交代、比对，那便是个无可弥补的缺失！果然，当我一路往下阅读，便看到陈庆之这段谈话；一见陈庆之这段记载，心中感触自是不同于前。虽诡异，却是合理的历史发展！
事实则是，历史中国自秦统一天下后，就激活了一连串的自愚以愚人的学术破产之旅；包括上述所说的独尊、党锢与大量对士人的清洗。但，儒学毕竟根深柢固，所以这种自毁的过程也就漫长；事实也难以彻底摧毁儒学。而这样漫长的学术破产之旅，其实源之于纳天下于己囊的极私思想；同时极私思想也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锻炼出来。这种极私思想逐渐旺盛，而孔孟儒学逐渐消颓，就完全脱离过去的「公天下」、「家天下」思想与作为。王朝自毁机制自然而然出现。最终导致全国上下不得安宁而王朝濒临崩溃，新兴力量趁机而起；这时，王朝只能以君臣、臣臣、君民、臣民相互抵销后的残余力量对抗新兴力量。因为王朝上上下下无不处在相互猜忌、相互清洗的状况之下；而小民则成为王朝体制的苛刻对象。
当中有一要点绝不该忽视，那就是南北差异不该视为自然发展的结果，应该视为思想管制与严苛清洗士人之下的结果；反倒是诸胡汉化更趋近于自然发展。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南方存在玄谈，所以判断南方存在自由；南方的玄谈是政治逼迫下的产物。
上述那种以相互抵销后的残存力量对抗新兴力量，幸而胜，那说是中兴；比如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史称之为同治中兴。不幸而败，当然改朝换代；历史多的是这样的纪录。所以，《晋书˙载记第二》纪录刘聪俘虏晋怀帝司马炽后，两人对话说：「聪（刘聪，刘渊之子，汉赵皇帝）曰：『卿（司马炽）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司马炽）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干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这虽然诡异，却才是合理的历史发展。
因为晋若不骨肉相残，刘渊根本不可能以二万之众起家；而刘聪也不可能攻下洛阳，俘虏晋怀帝。诡异的倒在晋为何要骨肉相残？骨肉相残不正是严重违反了人性，也违反了儒家特重的伦理要求吗？
儒学在汉武帝之后给独尊了；但，汉武帝不但害死了太子刘据，还杀了汉昭帝（武帝幼子，继承皇位）的母亲。只因为他担心主少母壮、吕后之事重演。显然权力意识超越伦理意识甚远。就是要从权力意识的帝王学观点来解读历史，而非从孔孟之道来解读历史，中国历史才能读通。基本上，中国自秦之后，已经完全陷入极私统治哲学的统治观了；汉武帝只是这种统治观之下的一个承续者、发扬光大者而已；当然也是他所独尊的儒家的最大破坏者。
所以，要评价汉武帝，我们至少必须从两方面下手：他在开疆辟地上的贡献，与他对中国人所引以为傲的儒学的破坏。刘彻这两者，在我看来是配套的，是不可切割的。
但问题出来了！历史中国怎么会出现这样一面尊儒，却一面毁儒的诡异现象？既然儒学成为秦汉之后历史中国的显学，而给诵读数千年，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儒学，儒学都不像是会导致这样的后果的一门学识。那么原因何在？其实原因也简单，尊儒只是为了利用儒而已！尊是假，利用是真。就是这种诡异的思考，导致中国历史出现了太多太多诡异现象；人们颂赞忠臣孝子，但忠臣孝子其实大致都成为历史的供品，给端上历史祭桌之上。而人们痛恨奸臣，永远痛骂汉奸；但奸臣、汉奸却总是历史上叱咤一时的人物。汉政治文化是忠奸难辨的一种文化，够诡异吧！
我认为文化主导着大多数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某种程度上摆脱文化的影响。至愚者他们不受文化影响，因为他们无从感受、学习文化；至聪明者他们可以跃过文化的局限，因为他们超越常态。至于绝大多数人，一面承袭文化，也一面受文化之局限。照说，社会要进步，靠的是至聪明者超越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而后绝大多数常态者追随他们的脚步，稳定下新文化；于是建立起新的传统，于是整体社会摆脱过去的局限，到另一层次之上。
所谓站在前贤的肩膀之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我们常态人其实不能看得更远，我们之所以能看得远，那是无数的前贤为我们建立出一段段的里程碑；以致我们有幸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否则，今日人类还在茹毛饮血。
但，却有一种思想却总在摧毁前贤的创造，那就是透过权力的思想管制；透过思想管制扭曲前贤的创造、发明，同时还遏止后贤继起。不幸，历史中国自秦汉之后，就陷入这种情境之中。
那么，历史中国为何会陷入这种文化情境中？这就必须回到《孟子˙告子》所说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或者，回到我们的公式：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中国一统天下之后，自然成为「出则无敌国外患者」了；因为无敌国外患，所以统治阶层可以放心地对小民予取予求，造成「民不聊生」。而帝王被独尊，又担心帝位被觊觎，所以对那些谔谔之士总要去之而后快，于是「入则无法家拂士」。国之不亡，是没天理。所以，我们说：
「民不聊生」＋「官不聊生」＝「王朝自毁」
而当中最不幸的，应该说是这种极私思考，竟然形成一种思考模式与行为模式；也就是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文化如此，自然如此思考、如此行为；如此思考、如此行为，那么当然出现如此结果。所以说，历史为何是必然，因为历史不能超越逻辑；历史之偶然，只在出现某些无关紧要的枝节之上。而历史之必然，则完全显现在历史自身之逻辑上。
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轻易理解
孔子所说：「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范文子：「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讵非圣人，必偏而后可。偏而在外，犹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难。」（《国语˙卷第十二》）、
蔡邕所说：「夫边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七》），
与西晋山涛：「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
宋太宗赵光义也曾说：「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续资治通鉴˙卷第十五》）；
而《明史˙卷第二○五》又载：「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的道理。
因为历史中国实在太大、太强；因为太强、太大，以致于太放纵自己。因太放纵自己，以致于祸起萧墙；既然祸起萧墙，又旦旦而伐之，日久之后连弱小异族、乌合之众的农民军也都可以轻易打垮王朝。是以，秦汉之后的历史中国，从来就是祸起萧墙、就是自毁！从一统天下之后，历史中国王朝鼎革，就在上无兢畏之君，下有觊觎之臣中，争权夺财、篡位、农民起义、骨肉相残；然后弱小异族才足以为患。
总结这些，我们发现最高统治者极端的私欲，配合其手中无可制衡的权力，虽无意识，但却总自上而下有规则地密集策划、执行各类型诬反事件模式，扩大君、国之间的分裂。当他们如此努力地作时，还以为他们正在捍卫自己、王朝的利益；其实是在剁丧王朝的生机。最终使得每个人为了自保，遂不得不每事都从个人现实利益作思考起点﹔这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文化性的行为。而这样的极私的思考起点，实际上正好在秦汉之际落实成为汉文化的最重要部分。
从这种观点看历史，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从黄帝到满洲国，为正史所承认的王朝有八十三个（《中国历史年表》，柏杨，跃升，1994，p10），而不为正史所承认的有一、二百个。信史、非信史上下五千年中，前后出现数百王朝；在权力无法分享的前提下，战争当然不断，内斗当然无休，于是生民百姓当然沦为刍狗。历史无法超越逻辑！
历史偶而出现一些较为繁荣的时期，犹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的，其实这些所谓的「○○之治」都历时非常短暂。也是说，在极私统治哲学之下，史书所载的最完美的时代，也不过只是短暂性的繁荣；无法与乱世那样漫长的时间相比。所以黄宗羲要慨叹「余常疑孟子一冶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明夷待访录˙题辞》）
至于像长安、洛阳、邺城、杨州、南京、成都这样的历史名城，也都曾多次被摧毁为瓦砾。甚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诗）、
「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公元311年，《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七》）、
「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公元313年，《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的纪录。
而广大的农村，则由豪门士族、地主官僚所设下的高租、高利贷与土地兼并统治，农民从来都在饥饿边缘挣扎。总之，一代代王朝兴起，又一代代王朝自行走向覆灭﹔都循此机制运作。
这也是历来中国所有农民起义，都有着基本上同调口号的原因；因为贫富差距随权力之有无而拉大。所以，
秦末陈胜起事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卷第四十八》）、
东汉末年张角提出「平」、「均」为教义的太平道、
唐王仙芝则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册˙第三节）
黄巢「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同上）
宋王小波「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续资治通鉴˙卷第十六》）、
方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http://www.ebaomonthly.com:2480/window/history/ch100/100_58.htm）、
钟相「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刑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注：姚荣寿，《夕阳残照》，1998，年轮，p45。），
明李自成「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注：李文治，《晚明流寇》，1983，台北食货，p123。）﹔
就是孙文的三民主义、中共的共产主义，也莫不以均富作为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纲领。
「免役」、「免赋」、「平均」的口号充满二千多年历史，正意味着二千多年来的社会，充满严重的不平、不均。不平、不均长期成为国家动荡的主因，历两千余年而不止。因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确实严重。秦汉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造反」、革命史实，竟然全都有着几近相同的诉求，为着同样的理由做同样的一件事，也难怪中国历史呈现反复循环现象。
李自成攻下洛阳时，向民众宣传「王侯贵人，剥穷人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注：转引自李文治，《晚明流寇》，1983，台北食货，p123。）「剥穷人视其冻馁」，就是统治者方（王侯贵人）极端私欲的表现﹔只是统治阶层料不到这种极端私欲的做法，倒成为自我毁灭的原因。到清末太平天国起事，口号仍然没变，它主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注：徐洪兴，《夕阳残照》，1998，年轮，p271。）于是提出空想的「天朝田亩制」，目的只希望避免剥削。避免剥削当然就是防止过度的贪婪，或说避免统治阶级的极度私欲。
至于国民党革命之所以无法成功，「耕者有其田」政策无法落实，才是主因﹔中国共产党革命之所以成功也在于「打土豪，分土地」口号能获得落实，虽然后来土地又被收归国有。
以上所示我们明显看到「模式」：「内忧模式」、「短暂的繁荣模式」、「摧毁模式」、「农民起义模式」。但这种极私所引发出来的统治思想，却由传统儒、法各家发展出高明而妥善的「学说」或「礼法」，作为极私统治的哲学基础，让统治者集权有理；而谓之为天命。于是，「行为与行为规范相悖离」；现实私利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动机，而官僚贪污，甚至皇帝贪财好货，也成为势所必然。这种现象发展到更极端时，就必然出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官逼民反」的事来，于是诬反现象普遍出现﹔因为天下既然一统，人民则无所逃遁于天下。
至于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极私亦成为不得不然的选择﹔终于逐渐内化成为文化内在逻辑的一部份。这是一个漫长的文化内化过程。《孟子˙梁惠王》不早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极私早晚势必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思想、行为标准。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秦汉大一统前，纵然出现残民以逞的统治者，也不至于诬反，纵然偶而出现诬反事件，也不至于诬反事件模式化。
但当极私统治哲学确立为治国精神时，「上下交征利」成为必然，于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亦成为必然。在这种统治者纯从现实私利出发的「上下交征利」，贪污已不被目为贪污，只是孟子说的，属于极自然的王要「利吾国」、大夫要「利吾家」、庶士人当然「利吾身」﹔每个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于是极端利己当然成为一种常态﹐并且随着大一统统治权长期不断扩展，君权与国家密切结合，公与私不分，遂内化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份。当然君权凌驾于国家之上，而父权则凌驾于家庭之上。「先君后国」、「先国后君」成为矛盾的激发点。
事实，《孟子》同篇已经将「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景象，为后世作了非常详细的预测：「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秦汉以后，这种现象成为大多数的王朝兴亡主因之一。是以，孟子早就提出本书所谓的「极私统治哲学」、「王朝自毁机制」的观点；并不待我们今天花费这么多文字来解说。原因在于「上下交征利」；社会各阶层中，每个人都从最大个人人身利益出发，却完全忽略他方利益存在。
所以，以极私统治哲学治国之下，「上下交征利」的结果，形成一种既无私德，亦无公德的文化。于是，诵读孔孟之道两千年，反而成为悖离孔孟之道两千年的诡异历史纪录。
我们前面说，历史中国的腐败内容为何，这是必须深究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这种「行为与行为规范相悖离」的文化传统被建立了。利用儒学作为清除百家的工具，却说是尊儒；利用儒学以箝制思想，却反为阴阳、法家所渗透。「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种逻辑上的错乱，将私错置为公，逐渐形成以猜忌治国，而不得不形成循环清洗潜在敌人的政治传统。于是，诬反事件模式与效忠认同危机模式出现了。
王朝自毁机制的内容，无非就是诬反事件模式与效忠认同危机模式，与这两种模式之下的权力、财富的贪婪。这就是本书连篇累牍，用上这许多文字要探讨的主要标的。
效忠认同危机模式最简单现成的例子就是岳飞。岳飞之死其实只是君、国之间画不上等号而已﹔秦桧长期以来虽然被称为宋之奸臣，甚至汉奸，却无可否认是宋高宗的大忠臣﹔他忠实执行了宋高宗的理念。岳飞要直捣黄龙，也有能力直捣黄龙恢复大宋江山﹔他虽然是宋朝的忠臣，甚至是民族英雄，却威胁到宋高宗的皇位，成为皇帝的不忠之臣。难怪宋高宗饶不了他。但宋高宗难道不是在「上下交征利」吗？
因为徽、钦二宗万一真被救回朝，则明朝的夺门之变（注：夺门之变就是前文提到的明英宗与景宗的故事。明英宗信任宦官王振，亲征瓦剌，在土木堡被掳，景帝即位。后来英宗被释回，改称太上皇。英宗与大臣徐有贞等趁景帝病重之时，利用早朝登上宝座称帝，夺回帝位。史称夺门之变。）将可能提前数百年发生。而朝廷既然在宋高宗统治之下，宋高宗的利益当然高于宋朝利益，高于人民的利益，岂有让岳飞的爱「国」心得逞之理？又岂有让徽、钦二宗不老死异域之理？
事实上，就算是后来老死异国的徽、钦二帝，当金兵初次入寇时，徽宗内禅后往南逃，他是存心要在南方自立小朝廷的。但因「徽宗在东南，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由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徽宗财源断绝，根本无法在东南立脚。正如徽宗所说，他不得不离开东南，『只为无裹粮住得耳』」（《靖康内讧解析》，张邦炜，http://www.bolichome.com/xo/document/research/Song_Jingkangneihong.htm）。这才让宋徽宗放弃另立小朝廷的念头。所以，他将帝位传给儿子钦宗，心中是不怀好意的！
不仅如此，当自立小朝廷愿望破灭，徽宗不得不北归时；这个胆小如鼠的皇帝，却怀抱着与钦宗争权的想法。张邦炜《靖康内讧解析》又说：「如果说钦宗这时唯恐成为『唐睿宗第二』，那么徽宗则畏惧步唐玄宗后尘」，「徽宗不回开封，而拟去西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已使钦宗深感忧虑。更令钦宗大伤脑筋的是：徽宗『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徽宗自封，他自认是道教的护持者）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正阳门是天子之门）。』他（钦宗）『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朝野更是『喧传有垂帘之事』，『皆言事且不测』。」（同上）
我们上文所谈这些不长的文字，已经点出
「唐睿宗｜｜武则天」（注：武曌一当上皇后就参与朝政。曾经反对过她当皇后的元老重臣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在两年内，一个被她贬逐，一个被她逼迫自杀，处死宰相上官仪。这样一来，最高权力完全落到武则天手中。唐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便用药酒毒死了李弘。唐高宗又立李贤为太子，并令李贤监理国政﹔武则天便将李贤废为平民。后来唐高宗病死，三子李显即位，称唐中宗，武曌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次年又废掉唐中宗，立四子李旦为帝，即唐睿宗，但政事仍由武则天独揽。唐载初元年，唐睿宗等六万多人在武则天的指使下，上表劝进，请改国号，于是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称大周皇帝。）、
「唐玄宗｜｜唐肃宗」（注：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后，继续逃到了成都。而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便与玄宗分道扬镳，逃到朔方，在灵武即帝位，这就是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遥尊其实就是逼退唐玄宗。）、
「宋徽宗｜｜宋钦宗」、
「徽钦二帝｜｜宋高宗」、
「明英宗｜｜明景帝」
这样的至亲骨肉之间的权力斗争矛盾；事实，历史上皇室父母、子女、兄弟间的权力斗争矛盾，当然不只这数例，并且都非常尖锐。
徽钦二帝这种君、国之间的私、公矛盾，在国难当头、心惊胆颤、逃之唯恐不及之时，还父子「交征利」斗成这个样子；难怪宋高宗要防着他的父兄。请问，谁有权力责怪宋高宗？这场父子兄弟三人彼此互防、互斗的大戏，就以放弃北方作为代价；岳飞算是陪葬的俑。扩大而言，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连，也往往混淆臣民的效忠对象。并且这种现象还十分常见。
《新唐书˙卷第一百八十一》载了一段故事，非常生动地将父子之间的猜忌纪录下来：
太子李诵（后来的顺宗）与侍读们闲聊，谈起了「宫市」。所谓「宫市」就是宦官主持宫中对外采买，作为皇宫用度的事。而宦官凭着皇宫中人的身份，藉宫市之名掠夺百姓财物，手法近似于强盗所为，成为长安城中的一大害民虐政。白居易诗〈卖炭翁〉所咏的就是「宫市」：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价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所以「宫市」引起强烈反弹声。对此，伴读们在太子面前议论纷纷；李诵听后颇为动容，说：你们的评论非常肯切，寡人正要为皇上畅谈这件事的害处！众人一听太子如此体察民情，便称赞太子之德。而东宫侍棋王叔文却沈默不言，显得十分突兀。太子看在眼里，待众侍读退下后，独留王叔文说话。「刚刚大家都七嘴八舌的，干嘛你一个人不吭声？」
王叔文说：「太子之事上，非视膳问安无与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间之，谓殿下收厌（餍）群情，则安解乎？」这话一出，李诵大惊，吓出一身冷汗。向王叔文道谢说：「非先生不闻此言！」
可见帝王家中，连皇帝、太子间都充满禁忌；太子除了「视膳问安」之外，啥事都做不得也。更不能议论国政；一议论国政，就可能是「收厌群情」，而导致太子之位不保。太子本就是储君，就算让太子参议国政又如何？就算让太子收买民心又如何？这都不该是太子该有的「职前训练」吗？天下不早晚就是太子的？而王叔文为何要说这话？李诵听了又何以大惊？其实，帝王大权之不可分享，就正在此。除皇帝之外，没有任何人具有独立人格与独立地位，如此而已。
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效忠角色认同，就成为清末大臣之间的极痛。大臣们权力概皆得自于慈禧，但在传统观念上却该忠于皇帝光绪，最终形成帝党与后党斗争﹔这是现实权力结构与传统「君臣大义」之间的斗争。而其结果则导致维新失败，六君子牺牲，然后扩衍成义和团之乱与八国联军，这又导致袁昶等五大臣被杀。五大臣一死，后党在内争上全面胜利，但这胜利却只是溃败于联军的讯号。连聂士成这样一个正在前线抗敌的将领，亦不得不两面受攻，一面抵抗联军，一面受袭于义和团﹔因为聂士成被归为帝党，义和团自然属后党。而义和团也是要扶清灭洋的，聂士成也正在与联军作战的；但义和团却偷袭了正与联军作殊死战的聂士成，这岂不怪异？
论真，清末帝党、后党之争，尤其对后党而言，那当然是「上下交征利」。除此之外，尚且都还是效忠认同危机的显著案例。效忠认同危机其实只是「先国后君」、「先君后国」之间的矛盾。
以上只是君、国矛盾中较突出的例子；至于像是外戚、宦官、权臣掌政，效忠对象就分裂得更严重。「朝士多拜为门下士，以通于忠贤」（《明史˙卷第三○六》）；臣下（门下）效忠的对象再也不是皇帝、或王朝，而是宦官魏忠贤了。这种现象，历史中国屡见不鲜。所以，「效忠危机事件模式」不只是君国之间的认同危机事件模式而已；它在历史中国所造成的政治祸害，比起君国认同的「先君后国」、「先国后君」广泛得多了。毕竟君国之间的效忠认同，还不致有君、国、宦官（或外戚、权臣）三者间那么混淆。论真，原因只在于「上下交征利」。
这种现象自秦汉以后延续到今日中国；事实上今日中国在「忠君」与「爱国」两者上仍然混淆不清。到底党重于国，或国重于党，是核心重于党，或党重于核心，其实还困扰着中国人。但这种效忠困扰，却又是历史中国之必然。同时，在拥护核心、党重于国、主权重于人权的既存观念下，人民被牺牲的可能性当然存在。
事实，今日中国将「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这样的文字，纳入1993年宪法修正案中，正好象公元79年东汉章帝将皇帝定位为「帝王＋天子＋圣人」，并且写入《白虎通德论》中同一意义。相隔近两千年，但本质相同；这就让我们更能理解文化的惯性作用了。至于详细内容，我们要到下一书中才能深谈。唯一的差别，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党。
再看我们前文举毛泽东整肃彭德怀的例子。当时整个中国的党政要员，必然也在君国之间的效忠认同出现矛盾﹔他们必然支持毛泽东，更胜于关心中国。否则决不至于在大跃进已经出现危机时，还继续蒙头大放卫星，将已经体认到是错误的政策，还坚持继续往下搞。置毛泽东意志于至上，就好比为了维护宋高宗的帝位，连即将可以光复的国土都可以放弃，甚至愿意奉承、屈膝于历史上从来认为是夷狄蛮貊的部族为上国。在这种情况下，臣子、百姓当然更成为刍狗，死了岳飞父子又算什么？
但问题没有如此简单。死了岳飞，代表北方将沦陷于金；这在当时已经可以预见。整肃了彭德怀，代表将饿死数千万人；这在当年同样可以未卜先知。追溯其源头，其实只在臣民该认同国家至上，或帝王至上；问题之简单，如此而已。认同国家至上，那就不该杀岳飞，并且该重视岳飞；认同国家重要，那时纵使彭德怀批判了毛泽东的冒进，也不该整肃彭德怀，甚至应该积极采纳彭的意见。但拥有最大权力者，仅顾全自身最大人身利益，国家、人民就给忽略了。
君国之间的矛盾，总是君胜出，而非国胜出。于是灾难临头。
说穿了，这还是孟子「民重君轻」思考的延续；只不过倒过来罢了。
同样，当君、国、权臣（外戚、宦官、权臣）发生效忠认同危机时，胜出的又往往是权臣一方；当曹操当权时，谁理汉献帝？当魏忠贤当权时，谁理明熹宗？此外，王莽、窦宪、梁冀、司马懿、刘裕之流的人物多不可数，于是王朝鼎革，朝野上下再经几番清洗，小民则成为「交征利」的殉葬物。正如〈山羊坡怀古〉所唱的：「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踟蹰，心碎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同样常见于历史，也属历史之必然。
至于四类型诬反事件模式我们讨论已多，应该可以不再谈。
除此之外，「常态」与「非常态」的概念，是个重要的概念。我们批判历史、人物，不以求全为责备标准；而以常态、非常态来论断。
人不免于犯错，王朝同样不免于政策失误；我们不能期待所有的官僚不贪污、人民不犯法。这是不切实际的。但设若贪渎成为官场常态，那这个政府早晚是要垮台的。我们同样不能期待文化没有它的不圆满处，因为不存在任何一种毫无缺陷的文化。但当文化以自毁为常态时，那这文化必然有着它无法自圆满的深层危机。
中国历史证明，秦汉之后的中国，只是君权不断扩张，而相权（臣权）不断萎缩的纪录﹔文官体系权力不断对君权萎缩，权力被高度集中。但面对人民，连县官都成为父母官﹔县官不只掌控着行政权、司法权，也成为伦理观的仲裁者。因此，只要具有官方身分者，哪怕是最基层的皂吏，在面对人民时，几乎都成为全方位最高指导者。人权已经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日说贪污，在历史上只是常态行为的一部份，因为天下「本来」就是皇帝他家的﹔或说，一个县，也类乎暂时属于县太爷私人的一样。他取走他家的，这又怎与贪污有涉？就好比我取走我自己的东西，当然谈不上贪污。于是，今日所说的贪污，早成为汉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只是常态行为中的一隅。反倒是清廉为官成为非常态。
所谓非常态就是偶而出现﹔清廉之所以只偶然出现，在于清廉并非统治权不断无限扩展下的主流思想。传统中国时期的主流思想，以扩大统治权，集中权力，相对压抑人权为常态。所以中国历史上清廉官吏与贪官不成比例的原因，实种因于此。要在历史中国找出赫赫有名的清官﹐好象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尤其君父、父母官的观念固化后，更是难以区分﹔父母（帝王）取走孩子（百姓）的所有，怎又与贪污有关？子女的，能不是父母的？基本上，地方官吏对于税收、劳役都有权自订，或另立名目。人民当然成为于取于求的对象。
前引《孟子》同篇说：「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除了是当时上下交争权的状况之外，其实也是此后中国历史循环的一部份﹔在努力「利吾国」、「利吾家」、「利吾身」后，权臣、宦官、外戚都成为潜在的帝位威胁者。因为秦汉之后中国的统治哲学，建立在一人拥有天下的基础之上，是私的极端表现。为了不使已经获得的私利失去，只有认定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是不可信的。于是，统治阶层从来就是在上的防着在下的﹔而后在下的盯着在上的屁股底下的龙座。历史中国成为一种对内防卫的政治体系；于是，所有力量都投入于内斗之中。可以用来应付新兴力量的｜｜比如农民起义，或新兴异族｜｜都是王朝轮番内斗之后的残余力量。当然，一点丁外力就可以搞垮巨无霸的王朝体系。
历史中国之所以以「诬反事件模式」、「君国认同危机模式」，导致「王朝自毁机制」长期作用，并成为常态现象，实在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当极私统治哲学被确立下来之后，这种思想已经内化为文化中的一部份，它便随时要出来「发挥」一下；王朝不自毁，那是不可能的。至于极私统治哲学的末节现象，比如贪渎、诬反或君国认同危机，那当然成为常态，而非非常态。
我这种说法，不是说当前的民主政治国家，就不再有贪渎或国家认同上的问题；而是说，在民主国家中，这样的问题不至于成为常态现象。
历史中国这种历史进程，与历史欧洲有极大的差别。欧洲一直大小国度林立，统一不是常态，分立才是常态。于是统一观念相对薄弱，国家间存在竞争，被统治者反倒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存活﹔其情况接近于古典城邦时期的中国。人民即使受统治者压迫，压迫的时间也不致过久。因为统治者对小民过度压迫，将造成国家基础流失，可能受国人推翻，还要担心其它国度的统治者对其土地、人民与资源的觊觎，这将使他收敛自己的行为，人权相对获得重视。
中国在秦汉大一统后的统治基础，既然建立在从一人一姓的现实私利之上﹐遂陷入无可避免的「上下交征利」与上下交争权的过程中。各级统治者必然要在竞逐私利的过程中受到残酷威胁，在「上下交征利」的竞逐中，加深体制不安。
这种从私出发的统治理念，与古典城邦时期也同时存在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因此又形成有政治理念者难以存活的现象。因为为私利奋斗才是常态，为理念、为人民奋斗属于非常态。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好官」总是成为被牺牲者，而「贪官污吏」却总成为叱咤风云于一时的重要人物。当中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好官」或「清官」有理想、不爱财﹔但不爱财、有理想却与极私的常态统治观悖离，自然不免受到孤立，孤立则势弱，势弱也就无法存活。因此「好官」「清官」总是被牺牲了。
这种逼得好人都当不成好人，好官当不成好官，忠臣当不成忠臣的情境，其实只因为「上下交征利」所引发；而终于导致「民不聊生」、「官不聊生」与「王朝自毁」的局面。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统治哲学似乎建立在所谓先圣先贤的哲学上，其实先圣先贤的哲理都已经被改装，中心只围绕于私利之上﹔而又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力量，这是「行为与行为规范相悖离」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原因。
简单叙述：汉文化纵容政治文化过分扩张，尤其向极私的统治哲学倾斜，以致政治文化压抑了文化的其它面相。所以，今日中国所谓「一切为政治服务」语，其实并非中共发明，而是有历史与文化上的渊源的﹔因为秦汉之后权力开始迈向逐渐集中的路程。一切为政治服务，其实只是为统治阶层服务而已。
《朱子语类˙卷第一三四》载「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偕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皆是君尊臣卑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说，后世如何肯变？」历史自有它的逻辑；一旦价值观确立，那历史逻辑也跟着确立。
欧洲大一统属非常态，而中国大一统与分裂反复轮流出现，与欧洲比较，大一统却更属常态。非大一统，则存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被统治者虽然也受到压迫，但还容易找到存活空间。而大一统时，不存在或只存在很少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于是统治阶级得以尽其全力扩大统治权，刮搜人民财富，人民反倒无生存空间。
最终，君、国之间的混淆，国无宁日就更加成为必然。
诚然，历史中国的大一统有大一统的利基，欧洲分裂成各国林立一样有其利基﹔中国大一统有大一统的弊端，欧洲分裂也有分裂的弊端。历史既然存在，不容后人论其合理性﹔我们仅能就其发展过程，探讨当中的变化轨迹，与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度，以致「书同文、车同轨」可以实现﹔郡县政治体制开始确立下来。则在这样极权的体制下，统治者为一家一姓的利益，不得不尽力于统治技术与典章制度的发展，并可以逐渐成熟，使中国在统治技术与典章制度上比起欧洲各国更显得早熟。当欧洲各国还在茹毛饮血时，中国却早已发展出相当精致的文化。
但欧洲这个长期茹毛饮血，文化相对晚熟的地区，却由于存在国与国之间的竞逐，文化之间的交流、冲击、创新，成为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源﹔于是神权、君权相继解体，而与中国固守极私统治观大不相同，这是今日欧美各国超越中国的最重要原因。欧洲世阶梯式历史进程，每一新阶不同于前一旧阶﹔中国则呈现出循环式历史进程，旧王朝的一切总在新王朝中反复出现。
并且因为极私的统治必须思想管制，焚书坑儒、独尊儒家罢黜百家，甚至后来的八股科举考试，无一不是思想管制的阶段性步骤。思想一管制，文化岂有不迟滞的道理？相对而言，列国竞存，有利于文化创新。
从这样的观点看，中国文明先盛后衰，而欧洲文明先衰后盛，就一目了然。
再拿个比喻，中国极私统治哲学好比在屋子里种树（「无敌国外患」），屋中虽然没有人兽对树苗的摧残，但也缺阳光与雨露滋润，当然种不出参天大树。虽然种不出参天大树，却可以修剪出极品的盆栽。而欧洲相对于中国却是在屋子外种树（有「敌国外患」），屋子外虽然要受到更多的考验，却也无局限，当树存活之后，就有机会成长为参天大树。参天大树固然雄伟，但却又乏极品盆栽那种奇特的美感。话说，中西文化的分野，其实也不过如此。
诚然，当今世界局势早与过去「天下」不同。以当今世界局势看，中国与世界各国林立于地球之上，就宛如战国时期中国大小城邦国度林立一般﹔当前的中国面对到世界各地接踵而来的竞争与挑战，就宛如战国时期各国要面对天下各国的挑战一样。其中文化交流、比较，甚至互逐优劣也成为势所必然。中国面对各种变局乃成为不可避免。
以此推论，中国的政治统治哲学将改弦易辙似乎也可以预测，至少将不得不做某一幅度的改变。因此，各界纷纷预测中国将逐步走上民主化，权力将逐渐从统治中心释出，而与人民分享。
有朋友问我说：你一直强调历史中国的极私统治哲学与王朝自毁机制，难道西方各国历史上没这些事？如果西方各国也一样存在，那中国式的极私统治哲学与王朝自毁机制并没什么好特别强调的。同时，人性贪婪应该才是各种悲剧的来源。
我说，我们在〈从〈阿房宫赋〉的联想说起〉就已经谈到，包括罗马帝国的兴亡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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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了 -- 老伙仔 - (65 Byte) 2005-8-06 周六, 下午5:13 (31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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