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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自找的内忧（一）｜｜诬反事件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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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自找的内忧（一）｜｜诬反事件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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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自找的内忧（一）｜｜诬反事件模式之一 (546 reads)      时间: 2005-8-02 周二, 下午2:2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自找的内忧（一）｜｜诬反事件模式之一


有过上二文「愚人以自愚｜｜与历史中国庙堂学术的破产」、「内忧与外患｜｜与历史中国庙堂学术的破产」简略的讨论后，我们大致就可以理解杜牧〈阿房宫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内在逻辑；这也是我「王朝自毁机制」的内在逻辑。当然更是秦汉以后历史中国所有王朝兴亡的内在逻辑。


但，这样的分析事实还是非常粗糙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之；以了解王朝自毁机制是如何在运作。


我们小时候读书，看到刘邦、项羽逐鹿天下，摧毁残暴的秦帝国，都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受苦受难的百姓终于可以稍稍喘一口气了。而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象征性故事，终于在历经长时期联合想象力「创作」之后，以传奇故事方式报复了秦的残暴，真是大快人心。读刘项相争，最后刘胜项败，虽不免为力能拔山的盖世英雄项羽感到伤悲，却也佩服刘邦善于用人将将，从不可能中创造出可能。逐鹿天下、胜王败寇虽然残酷，但一刀一枪厮杀过来，也还觉得可以接受。


当然，当时年纪小不会联想到数百万、成千万的小民在战争中丧命；因为课本既没说，老师也没提。倘若当时知道会有数百万、成千万的小民在战争中丧命，大概就没人会关心谁胜谁负了。因为小民惨败如此，谁还会关心杀人如麻的屠夫胜败为谁？历史教科书不对亡秦、刘项这样的连续性战争的惨重伤亡做说明，足以让人怀疑主政者有愚民的意图。事实，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国，出现了至少十一次以上的人口灭绝式战争，每次消灭人口总数数成之多，甚至高达七八成以上。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应该称得上是历史中国的首要大事。教科书尤其没有任何理由回避之。回避这样的议题，等于纵容鼓舞、同样的屠杀。（注：杜佑《通典˙卷第七》：「秦兼诸侯，所杀三分居二。」、「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率土遗黎，十纔二三。」《后汉书˙郡国一》「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这样的类似纪录在史书中不少，我们将在本书〈从人口资料看极私统治哲学〉一文中详细讨论。）


由于忽视了人民惨重的灭绝故，学生们关心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庆幸暴秦灭亡之后，为惨死于诡计之下的韩信、英布、彭越等人惋惜；尤其韩信。可谓遗其大者，而矜其细者。我平素与朋友讨论历史，很少人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如此密集的、大规模的人口灭绝；当中还包括历史科班出身者。因此，大致都只能对百姓在战争结束后，获得喘息空间而感到高兴，同时又不能不为汉兴以后的一连串的历史血腥事件感到不可解。真是本末倒置。但本文暂且不讨论这议题，回归汉初的政局。


问题是，这几位功绩最大的功臣，真非冤杀不可吗？那以后还有谁敢于为皇室卖命？人间果然不存在正义、是非、情分，只有利害吗？


历史所记载，与司马迁、《史记》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已不容我们对韩信等人的遭遇有所质疑﹔可以说，历史铁案如山，我们所能作的只是解析这样历史事件的意义而已。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注：宋太祖赵匡胤语。见（《续资治通鉴˙卷第八》）），是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因此，就算我们站在刘邦的立场，在当时时空之下，恐怕也只能采取刘邦的手段。为着维护自己与自己子孙的现实利益，处心积虑清洗这一切，这可能是当时情境之下的唯一选择。


唐太宗为刘邦残杀功臣说了几句话，实在也不无道理；他说：「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尉迟敬德，即尉迟恭）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原因是尉迟敬德参加宫廷宴会，有某人的座次排在他前面，尉迟敬德因此大怒说：「汝有何功，合坐我上？」尉迟敬德自恃功高，以功自骄。同僚王道宗正坐在尉迟敬德之下，好意要排解纠纷；却不料尉迟敬德因此勃然大怒，向王道宗挥以老拳，差点把王道宗打瞎了。


我们可以理解功勋重臣在建国阶段的付出必然庞大，以功自骄恐怕也是人之常情。尤其这些异姓王能力高超，功绩、劳绩都大，也都具有高度的号召力。他们既有能力造秦嬴与项羽的反，当然也有本事造汉刘家天下的反的﹔还是除去了放心。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功勋重臣四周尽是一群追求富贵之士，老在劝他们造反。功勋重臣往往成为还为稳定的新王朝的不定时炸弹。蒯（ㄘㄨㄞˇ）通不就劝韩信「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史记˙卷第九十二》）？


这是延续秦的统治思想，与三代分封天下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三代诸侯各领封国，与天子共享天下。这是先秦以前的统治思想；倘若孔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世界曾确实存在，那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思想。总之，到秦时既「并有天下」，然后进一步要「别黑白而定一尊」，刘邦虽然没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话，但他采取了清洗「卧榻之旁」的行为。赢政、刘邦等等帝王表现方式虽然不同，但逻辑则一。所以，刘邦虽然创建了另一个新的王朝，但统治思想事实延续秦的思想；他虽封了许多诸侯国，但刘姓以外者都给清洗了。新瓶中装的还是旧酒。不，连酒瓶也没换，换了瓶上的卷标罢了！秦改为汉，如此而已。


（注：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可以看出毛泽东确认秦汉以下都只换卷标，无论体制（酒瓶）或政治文化（酒），都是一致的。）


但，问题在于刘邦从这样极私的立场出发，以「人告公反」（《史记˙卷九十二》）的模式杀了所有重要的异姓王，大肆立了许多刘姓王，是否就防止了造反的事？我们也都知道并没有。事实，在极私统治哲学之下，「卧榻之旁」永远清洗不完，所以，后来诸吕清洗诸刘、诸刘再反过来清洗诸吕、汉文帝清洗周勃等刘邦旧核心集团，并清洗同为诸刘的七国之乱，甚至汉景帝清洗周勃之子，也就是替他平定七国之乱的统帅周亚夫；这等等，以及后来更多的骨肉相残，在此后两千年历史中，同样的故事都一直上演着││在异姓、同姓之间，甚至父子兄弟间相残。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国以内乱、内战写历史。政治体制上的大一统，与思想上的定一尊，并无法在事实上达到定一尊的目标；反而造成更长、更频繁的内乱。因为以上所有的不平静，都不脱「人告公反」的基本格局。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样的「纳天下于一人私囊」的政治体制上的大一统，与思想上的定一尊的统治观念下，造反并不仅限于异姓、同姓，就是至亲骨肉也一样不可靠，一样造反。意思是说，「纳天下于一人私囊」的统治思想才是频繁内乱的关键。总之，在秦汉以后这样的思想之下，逼得人不只不敢相信异姓，连自己的骨肉都信不得，于是父子兄弟相残也就不稀奇了。


总之，在不疑处起疑；这就是秦汉以后历史中国的历史演化动力！


司马迁生动地记下钟离眛、韩信、刘邦三个人之间的互动，与心理状态：钟离眛原来是项羽的大将，与韩信交情好。项羽死后，钟离昧投奔韩信。但刘邦讨厌他，知道他受韩信庇护，下诏楚国要逮捕钟离眛。


韩信初到楚国上任，出巡时都带重兵。后来有人上书密告楚王韩信密谋造反。刘邦用陈平的计谋，以天子到南方云梦巡狩会诸侯的名义，派使通知诸侯会齐，其实打的是要偷袭韩信的主意。刘邦抵达楚国，韩信心中大概也发毛，企图发兵造反，但自认无罪；想去拜见刘邦，又怕出事。就有人说砍了钟离眛，带他的人头去见刘邦，他一定高兴，那就准没事了。韩信果然去见钟离眛讨论。


「钟离眛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史记˙卷第九十二》）


韩信、刘邦这种这种心理状态，大概只有二字足以形容：猜忌。或说，高度缺乏安全感。猜忌与高度缺乏安全感来自于前引柳宗元〈封建论〉所分析的：「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正是这种纳天下于一人私囊私心，除了功勋重臣尽诛之外，也造成此后诸吕与诸刘的相互残杀局面。从另一角度观察，则是帝王所拥有的高度的、集中的权力，激出了双方人性中最阴暗面的恐惧感。由于恐惧，不得不紧紧抓住权力稻草。


等权力稻草抓稳了｜｜似乎抓稳了｜｜就逐渐转化出黄宗羲所说的「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的心理。孰不知稻草仍为稻草，似乎抓稳了，其实总是不稳。于是那种高度不安全感如影随形，随时刺激着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心，猜忌心便在不疑处有疑。于是权力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秦与汉初，已经将这种心态裸露到极点，以致，不只是秦赢的郡县制救不了秦，刘邦的郡国制，广立诸刘、环拱朝廷，却也成为乱源。显然问题并非出在郡县、郡国体制上，而在于极私的统治动机与做法；「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这种做法与孟子的思想，在基础上是全然不同的。导致了若非在上者猜疑着在下者，就是在下者觊觎着在上者屁股底下的座位。所以大杀功臣成为常态，篡弒也成为常态；所谓「上无兢畏之君，下有觊觎之臣」，大概就是如此这般了。


我们无意于、也用不着苛责前人，说他们残忍无人性，或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以「诬以谋反」残杀了与自己奋斗的伙伴，甚至骨肉。就算刘邦宽于对待韩信等人，或汉景帝宽于对待七国同姓诸王，却或许正是对自己残忍，对篡位者仁慈。


太史公不也记下「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这话么？历史不容假设，没人料得准某个人心中的所有思虑。所以，尽管当时这般清洗，看来完全不符道德规范；但后世解史，却不能局限于道德眼光。否则就要陷入黄仁宇所说的「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的困境了。我们必须追索到这些行为背后的那股基本动力来源，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开展，何以会如此这般。


问题在于无论是李斯的「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或叔孙通的君尊臣卑仪礼、「人主无过举」，甚至董仲舒的「推尊孔氏，抑黜百家」等等，这样的压抑臣下以尊君，及思想管制以防止思想异端，整体来说，这样保卫皇位的种措施不只无效，其实更导致了更多的乱源。因为这样抑众人之欲，以逞一人之欲的极私统治思想，高度扭曲了人性。被扭曲的人性，自然要以扭曲的行为表现出来。


但为何中国这样一个尊儒的，自称为伦理大国的国家，却允许这样惯常以「诬以谋反」的手段残杀无辜、以篡弒手段夺取大位的政治思想、行为长存？为何不谴责这种思想、行为？或者虽谴责了，但为何谴责不生效果？「推明孔氏」，尊的是儒学，儒学首重纲常伦理。既尊纲常伦理，却反复出现「上无兢畏之君，下有觊觎之臣」，又对下采「诬以谋反」，而这样高度扭曲人性的政治体制长期存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对汉政治文化甚至汉文化造成不当影响？


举例来说，日本的天皇制，虽然有长期权力流失的现象，但日本天皇却能「万世一系」？而英国自威廉一世（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于一○六六年创立诺曼王朝，随后有金雀花王朝、兰卡斯达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与汉诺威王朝。威廉一世是今日英国王室的始祖，迄今也将近千年。这两个老牌帝国，并未曾出现如历史中国这样密集的王朝更迭与大规模、长时期的内部厮杀。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所述，秦统一天下以前，鲁、卫、宋、楚、燕都有八百年以上的国祚，齐、赵、韩、魏至少也都各有三百年历史（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2001，兰台出版社，p49。）；这是古典中国时期的景象，与英日两国相较，实不惶多让。但传统中国之后却总一再改朝换代，并伴随密集的人口摧毁？并且每次皇位传承，几乎都伴随着一次甚至一次以上的政变或类政变。


以致传统中国的朝代至多只有两三百年，短则数年、十数年。为正史所承认的王朝共八十三个（注：柏杨，《中国历史年表》，上册，p10，跃升出版，1994），而不为正史所承认的王朝则高达一二百个（注：我曾在网络上见到一个统计表，这表揭示了历史中国曾经出现的所有的称王称帝的王朝；数量非常庞大。包括一些极短命的极小王朝，以后我们也会讨论其中几个。我当时虽然留下网址，但可惜该网页现在已经移除。）？


秦汉之际所确立下来的统治思想，是否与秦汉与秦汉之后所有朝代的国祚不长、战乱频仍有密切的关联？在我的看法，我认为那是绝对密切的；我们在后面仍会探讨这问题。我们现在的重点在「诬反事件模式」。本书的目的之一，在于将历史事件概念化；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将之「公式化」。概念化与公式化可以将道德批判意识降至最低，可以进行概念交换，甚至说不定还能演算；若还不可能演算，至少方便于历史事件之推演，有助于技术性解读历史。


刘邦与韩信等的故事（包括诸吕清洗诸刘，诸刘清洗诸吕，与诸刘之间的混战˙˙˙）还告诉我们一件事：被冠以「反」的，其实并非只出现在刘邦、韩信、英布、彭越之间，它以各种形貌出现在当时的各个阶层中。所谓「反」，其实大都只是「诬以谋反」，而非真反。汉初所出现的这些密密麻麻的清洗，我便称之为「诬反事件模式」。


我们看上述那些「诬反事件模式」，斗争的主要对象都在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无论异姓王、诸吕、诸刘、周勃、周亚夫等。这种围绕在巩固帝位、帝权的斗争，我称之为第一类型「诬反事件模式」。之所以称之为「事件模式」，那是因为事件并非单一，而是出现了事件群；这些事件群当中的逻辑都一致，虽然事件内容、过程有所不同。


等帝位、帝权巩固了之后，贵族、官僚开始争夺次要权力，也可能是某种理念的竞争；同样以栽赃诬陷作为主要手段打击对手，我便称之为第二类型「诬反事件模式」。朋党斗争中互以君子、小人攻讦，就是最显明的例子；当然不限于此。比如，《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所云：「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汉武帝太子刘据），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刘据）。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故事谈的是汉武帝太子刘据；这时，可明显看出朋党对峙已经成形。而「深酷用法者」、「邪臣多党与」又多能接近汉武帝，显然属「先君后国」者一群。


这时，江充自以为曾经得罪过太子刘据，眼见武帝年老多病，一旦武帝死了，太子刘据登基，那他性命不保。因此，江充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项目，对巫蛊作调查。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差（病不愈）」，武帝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江充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他窥知上意对卫氏集团早已不满，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胡巫与江充相勾结，《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载：「充（江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最终，则将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刘据和卫皇后。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连皇帝的宝座都拆了；「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这都是为了争宠保命导致的「诬反事件模式」。


最后祸延太子刘据；因为江充说：「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刘据这下子也慌了手脚，想到武帝养病的甘泉宫向武帝申诉，但江充追索太子甚急，逼得刘据只好计杀江充。江充想争宠保命没达成目标，为刘据计诱所杀，但却也将刘据逼上死路。


因为长安大乱，刘据怕武帝对他不谅解；而武帝派出前往联络刘据的使者，又因个人害怕中途折回，向武帝扯谎，说太子反了。武帝暴跳如雷，急令丞相率军进攻长安。逼到这时，刘据无奈，只得发兵自卫。双方血战了五天，又死伤数万人，刘据战败，逃至湖县，躲藏在一个老百姓家中。不久被地方官发现，派兵围捕，刘据自杀，卫皇后自缢，刘据的两个儿子也被杀掉了。


在首都长安所发生的这样一件大事件，其初始动机，其实只是江充个人为了争宠保命，也许还想争更高权位这样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无关于争帝位、争天下。只是利用武帝年老多病，也利用他迷信巫蛊，以栽赃诬陷为手段所掀起的动乱。这件因江充争宠保命而起的动乱，总死伤人数也许超过十万人，或者更少些；这我们不清楚。但显然是一件「诬反事件模式」；以栽赃诬陷的手段，意图达成自己的目标。当然，江充的目标是没达成。这种事件，因未涉及帝位之争，打击对象集中在贵族、官僚之中；虽然拖累了小民，但小民原本并非攻击重点。这样的事件，我称之为「第二类型诬反事件模式」。


同样，之所以称之为「事件模式」，那是因为事件并非单一，而是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出现了事件群；这些事件群当中的内在逻辑都一致，虽然事件内容、过程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尚有「第三类型诬反事件模式」。这第三类型诬反事件模式，其实是我最早发现的「诬反事件模式」，那就是1947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同样以栽赃诬陷作为诬反的手段。主要，既非为了争夺帝位、天下，也非为了争夺权位，而是为了争夺财富。因此之故，我原本将「诬反事件模式」称为「二二八事件模式」。


台湾在二战之后虽然一片残破，但相对于当时中国而言，显然台湾还是富庶得多；尤其糖、米，与日本台湾总督府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奉派来台的官兵，到台湾之后很快地就落入财富争夺的迷魂阵中，但置台湾民众利益于不顾。从初期高度欢迎莅台官兵，经十余个月的酝酿，台湾民众已经积怒甚深，适巧发生查缉私烟误伤人命的案件；民众走向台湾省长官公署前请愿，却遭设置于屋顶上的机枪扫射。这才爆发出二二八事件。


随后官民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为以民意代表为主导的，安定当时时局的主要机构；台湾省长官公署不受人民信任，这时权力已经被虚化。但，省长官公署官僚深刻理解过去十余个月，在台湾所犯下的错误，足以让他们为承担政治与法律责任而下台，甚至还得受到司法判决。于是，开始构思、制造栽赃台民叛国的证据。他们意图以台民叛国的罪证，掩盖他们过去所犯下的不法。当然，必得蒙骗当时主导中央的蒋介石。


他们的计谋成功了。受命来台平定时局的四三八团，尚未登陆基隆之前，就开始与基隆要塞配合炮击、机枪扫射码头；连谈也不谈，没见面就先炮轰。可见四三八团所奉的命令，早已确认台民为叛乱，否则不致如此。随后清乡又造成更多的伤亡与冤狱；清乡之后随之为长期镇压与白色恐怖统治。这类的事件，我原来称之为「二二八事件模式」，现在改称之为「第三类型诬反事件模式」。因为，这类的事件并非单一，而是同构型相同的事件，在历史上层出不穷；这些事件群当中的逻辑都一致，虽然事件内容、过程有所不同。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种种，我专文于下一篇；以证明二二八事件确实就是一件「诬反事件模式」。并且，由于当时来台官兵以争夺财富为目的，既非为争天下，也非为争权位，所以斗争对象直指基层民众，而非最高统治者或同僚；所以我将之划为「第三类型诬反事件模式」。这「第三类型诬反事件模式」，同样以事件群出现在历史中国；这些事件群当中的逻辑都一致，虽然事件内容、过程有所不同。


其实，「诬反事件模式」构成历史中国「王朝自毁机制」中的最主要一股力量；这我们会给予非常多的关注。但，我们必须注意，「诬反事件模式」还有第四类型；这种类型的「诬反事件模式」，同样密集地在历史上出现。那就是屠城。


屠城对任何一个稍熟悉中国历史者，都不是件陌生的事。这里我们不赘述，留到以后再说。本文的目的，只在建构「诬反事件模式」；详细内容留到后头。


这里，我们先简单整理诬反事件模式的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类型诬反事件模式｜｜以竞逐、巩固帝
位为目的
第二类型诬反事件模式｜｜以竞逐、巩固官
位为目的
诬反事件模式 第三类型诬反事件模式｜｜统治阶层以诬反
剥削、残杀人民
第四类型诬反事件模式｜｜有权者已用不着
「栽赃」、「诬反」等手段，直接剥夺任何
人、杀害任何人。譬如屠城。



而「诬反事件模式」除了「栽赃诬陷」之外，还有一些特点；那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官逼民反、栽赃诬陷、武力镇压、长期恐怖统治。但，「栽赃诬陷」是各类型「诬反事件模式」的主要现象；若事件中并无「栽赃诬陷」，那我们不视为「诬反事件模式」。


比如，「韩信曰：『汉王（刘邦）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向利背义）乎！』」而最终结果却是「夷灭宗族」（《史记˙史记卷九十二》）。这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二二八事件发生前，莅台官兵「同胞」、「同胞」叫个不停，却「糖包」、「米包」搬个不停，既是「好话说尽」，也是「坏事做绝」。省长官公署官僚十余个月官箴扫地，在二二八事件前发生机枪扫射，则是「官逼民反」。


利用许德辉、蒋渭川等人暗中操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制造叛国证据。制造「圆山事件」、「台银抢案」事件，制造台民抢夺军械、金钱的假证据。以证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受到共产党控制，二二八事件是共产党暗中操作的假象，诱使蒋介石做了错误判断。这便是「栽赃诬陷」了。


话说回来，当初台省长官公署的官僚们，其实与江充属同一动机：保官位、保富贵而已。他们以掀起滔天大浪，来摆脱自己可能面对的司法罪责，以一群人的生死、家破人亡，来掩饰自己的贪婪。这种用心、事件逻辑，与「人告公反」没什么不同，当然属「诬反事件模式」。但因对象之不同，我们归之为第三类型。


以上，四种类型「诬反事件模式」，其实只是极私天下、独裁统治的必然戏码。不只出现在被统治者身上，一样出现在统治阶层间。如果我们接受刘邦引发异姓王清洗，是一件不得不然的历史事件，也等于接受刘邦的无赖作风｜｜正如历史所显示的｜｜将作为此后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轴。其实，刘邦还不是这种无赖作风的创始者，早就存有这种现象了﹔只是刘邦之后更加多了。


还没一统天下时，秦王嬴政派王翦率大军伐楚，「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史记˙卷第七十三》）


王翦一再讨赏，以连续讨赏自秽形象，其实只是为了自保；就好比刘邦清洗了异姓诸王，也是为着自保一样﹔两人角色各自不同，行为也互异，但自保的目的则一。


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好猜忌一切﹔而次级统治者只好尽量高明地包装自己。其实这也说明了极私的统治哲学下的人际互动关系││行为与行为规范相悖离｜｜不是猜忌一切，就是高明地包装自己。而所有人都像是坐在火山口。


司马迁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史记˙卷第八十四》）无限度地猜忌与无罪忠臣、能臣被杀，其实只是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常态，正好比二二八事件可以建立起诬反事件模式一样。因为只为着极私天下（或黄宗羲所说的大私、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这样的观念被确立、落实下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就足以可以建立起各自的诬反事件模式。


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极私统治观之下「能无怨乎？」；既然不能无怨，人们只好学着避怨，诬反事件模式势必贯穿着中国上下各阶层数千年。而统治者间的诬反事件模式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被统治者间的诬反事件模式则是剥削、掠夺的结果，差异如此而已﹔但其内在逻辑完全一致。


天下既然是一人或一家子人的，而拥有天下又太受人觊觎，为了自保起见，除了自己以外，没的其它人可以信任﹔除非在可以确信的管制之下。但事实又不存在「可以确信的管制」，因此，在夺天下人之天下后大私天下，便开始怀疑一切﹔起初还能信任左右近臣与自家人，联合近臣与自家人铲除功臣。


等铲除功臣后，自身必然还要出现新的核心，与新核心之外的旧核心。事实，统治者左近核心，必然出现一再分裂，伴随一再分裂的就是无尽的冤杀。汉初刘邦大杀功臣，以至于诸刘诸吕两回合清洗，诸刘七国之乱，就是核心反复自我分裂造成的。「卧榻之旁」永远清洗不完；乱，出自于核心。


这成为中国统治阶层核心中一再上演的戏码。因此，久之之后就内化成政治文化中的一部份，形成思考与行为的惯性。


当一、二、三类型诬反模式反复出现后，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大概已到最后关头。那时通常已经不再需要「栽赃」、「诬反」这样的手段，有力量者随时随地，都可以直接剥夺任何人、杀害任何人，已经用不着「栽赃」、「诬反」这样的手段。比如历史常见的屠城、滥杀、劫掠。这种情况，我称之为第四类型诬反事件模式。


合这四类型诬反事件模式称之为「诬反事件模式」。这是极私统治哲学之下必然出现的内忧，是配套的、不可分割的。因为是配套的、不可分割的，因此是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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