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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浊气一涌，立时拼死” 还是寻求“和平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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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浊气一涌，立时拼死” 还是寻求“和平演变”？
出尘
前天那个《跑马》帖贴出来后，一惯地花里胡哨、眼花缭乱，结果这花架子显然把然然姑娘晃得累坏了，忍不住伸出纤纤玉指，含羞带怯地婉劝。嘿！要说这大老爷们劝我，我还就是个牛脾气，真不愿意听，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不过我虽轻薄，但也非冥顽不灵，生来就爱听女人的话，姑娘们的意见，那就一定是真知烁见，是不能不听的：）今天就不玩天桥把式欺侮老实人了，免得再埋汰这一干淑女兼才女们的盈盈双眸，那可担当不起。
再说隔壁的啸主席、马主任们正在筹办网男选美，说不定看了我清瘦苗条、凹凸有致的文章一高兴，到时封我个网上第一美男的玉冠也不一定，那可远比老枭送的竹冠要美得多了。
刚才看了楼下非文人和WM网友的一个小争论，老非说：“我敬佩刘晓波并不是因为他对中国政治局势有何影响，而是他所表现的敢于独立于权势“不合作”。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依附于权势才能生存下来，适者生存嘛，这种依附性格经过多代的筛选，几乎已成优势基因，仅有的几个异数，当然影响不了大局。但是，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于权势的批判性，中国前途又能如何？”WM网友大不以为然，认为“从古至今，中国人不欣赏在历史上有贡献的，只欣赏有节气的人，如海瑞、张居正等。”
老非的话固然不错，不惧权势淫威，敢于蔑视强权、向强权挑战的的英雄好汉，自然有人去瞻仰、崇拜，事实上也有这个资格接受崇拜与敬佩。这似乎也形成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道德，英雄只能正面仰视，拔高成为道德完人，一尊偶像，决不容许任何人抵毁和污蔑。这种观念我们可谓是自小灌输，从不中断，已是思维中的传统了。但是于国于民，究竟是“贡献”来得重要，还是“节气”重要，要分出高下来就好似兼得鱼与熊掌的典故了。
WM网友所言，斯和我意，有好几锭的盗理（仿老有才的口吻）。不过举的例子，我瞧着似有疑窦，海瑞自然是个不畏杀头的铁颈项，妇孺皆知。但据我所知，张居正好像是个八面玲珑、通圆世故的老官僚，也是个治国有方的格林斯潘，属于李鸿章一类的政坛老手、改革家、实干家，放在“贡献”论上尚可，但把他和海瑞摆在一起归于“节气”类，似有不妥。当然，或许是我读史不深，阅读有漏，少见多怪，胡乱比划，先生万勿见怪。
不过依愚之见，“从古至今”这语气稍嫌武断，古往今来，中国人对在历史上有贡献的人也是很欣赏的，如蔡伦、毕升、张衡、祖冲之、李时珍这些发明家、科学家，戚继光、郑成功等成功抵御外侮的军人……等等，从来就没人忘记过他们。只是相比起来，在中国，脚踏实地做贡献的人，在历史地位上确实要比“有节气”的稍低点。试举例，如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人与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同是中国历史上与北方民族作战的中国统帅，但是替中国开疆扩土、平定边患，造福百世（实事求是，只有百世，没有千世、万世）于中国人的卫、霍、李等人在历史上的所得的誉美之辞要远逊于失败的的英雄岳飞和文天祥、袁崇焕等人。当然，国难方显英雄贵，逆境愈凸节气高，失败殉难的悲剧英雄远要比功成名就的统帅更让人产生同情和共鸣。这就是中国的事实。
类似的还有李鸿章等洋务派（近来有人费力论证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其实不存在，应归于中国人自发的“自强运动”）实实在在地办学校，开银行，办工厂，搞外交，送留学生，创建现代化海军，为清末中国的改革兢兢业业，做出来的都是实打实的贡献，但是后人却无多少了解。而康梁等“维新派”书生除磨嘴皮外则无他长，理论主义一大堆，实则寸功未建。维新变法，寻求资产阶级民主，这理想是崇高的无以复加的，但是行事幼稚急躁，活生生地断送了洋务派几十年改良的成就，使改良进程全面中断乃至倒退。但是因为其败得悲壮，弄出个六君子殉难、谭复生断头取义的惨烈，而博得后世之人满堂喝彩，奉为终身偶像，并将全部责任往一个颟顸的老太婆身上推得干干净净。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与“节气”之别。
吾蒙东海一枭赠衔“帮闲”，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再说几句帮闲该说的话又何妨：以上之类比论，邓小平类的官僚改革家，对中国所做的就是“贡献”，刘晓波等一干议政书生，便是“节气”。
若说贡献，康梁谭这干满口主义的书生，连“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一成都不如。就拿废科举一事来说，康、袁二人都是屡试不第的落榜生，几乎为此毁了前程，对科举制都是深恶痛绝，欲除之而后快。康有为欲废科举，目的光明而进步，但罔忽世情，急进蛮干，不讲策略，结果遭来四面八方的反对，碰了一头钉，完了一事无成；袁世凯废科举，则先从办学堂、送留学生起，扩宽天下读书人入仕的进取之路，使读书人想做官不必再去挤科举这一条独木桥。此谓之“釜底抽薪”，读书人做官的路子多了，废起科举来就没多少人死命反对了。
“贡献”和“节气”论到此为止，下面谈谈忧国忧民的仁人义士们。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仁人义士，这些人雄怀大志，忧国忧民，赤胆忠心，重义轻生。端得是好生让人敬重。但是这些好汉往往也就如宝二爷所说的那种“浊气一涌，立时拼死”，有时赤心过热，好心办坏事。像宋末之时，南宋的残兵败将根本无力抵挡如狼似虎的蒙古铁骑，在兵败山倒之际，宋廷终于承认失败，决定与蒙古议和，效仿高丽，做蒙古帝国的附属国。这在当时是完全无可奈何之举，屈辱自然是屈辱到了极点，不过也是唯一能保住汉家文武之道最后一丝血脉不至于断嗣的办法。蒙古帝国当时也同意残宋留一小块地方做附属国，并派使臣去与宋太后谈判。哪想蒙古使臣走到半道上，便被一爱国的南宋守将半道截杀。蒙古王公们暴怒之余，在接到宋太后的道歉与解释后，仍继续派出第二个使臣出使残宋，哪想在半道上，又为另一爱国宋将截杀。蒙古人吃了两次亏，彻底打消与宋谈判留宋一命的打算，拒绝再议和，重兵往剿，宋遂灭，中国人第一次完完全全地为异族征服，香火几断。
我忘了那两位爱国将领的名字，最后他们似乎也都在战场上与蒙古大军血战殉国，他们无疑是爱国的，这种烈士好汉自当敬重，但是他们的赤胆忠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他们敢死敢拼，拒绝议和，拒绝屈辱，但却又不自量力，没有保家卫国将侵略者赶走的能力，南宋间接因他们爱国热情而亡国。
与之相似的还有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人动了中国的属国朝鲜，犯了我大清天朝的“天威”。帝师翁同龢等清流文臣们说要打，武将说要打，皇帝也说要打，连举子们、百姓们也说要打，打赢了中国就能挤进世界列强的俱乐部了，最后原本不想打的太后老佛爷也认为可以打。全国上下只有老奸臣李鸿章一人脑子清醒，虽然他为了和日本人打仗准备了二十多年，但他知道中国没准备好，不能打，打不过，一打准倒霉。结果反对无效，作汉奸处理。后果谁都知道，甲午惨败，成了中国走向深渊的开始。
翁同龢、光绪皇帝和一干文臣武将学子百姓，无疑是爱国的，决计没有打算把中国往火坑里推的道理。虽然他们主观上没有害国的想法，但热血冲头的结果却是把中国往死里推，和宋末的那俩位爱国将领一样，好心办坏事，这便是爱国的害国贼了。
东海一枭一干仁人义士，不畏强权淫威，忧国忧民，理想远大，忠肝义胆，无疑都是深爱祖国的热血志士，可惜就可惜在对国情民情缺乏深入的了解，罔顾现实，急功近利，整天脑袋被枪打了似的胡谈空想、无病呻吟。当然，老枭不是帝师，不是中堂，也不是“改良的总设计师”康南海，无权无势，爱国尚可，害国则排不上队，这个帽子扣他不上。
东海一枭对“帮闲”出尘的全面讨伐，是由我赞成渐进改良的主张引起的。此公思维中的黑白之分明，阵营分分之严整，界限划分之明确，与饱受党文化熏陶老一辈无产阶级如此接近，实在出人意表，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不过此公讨伐帮闲代表人物的《帮闲论》系列，文采斐然，可读性极高，堪称精品，老枭写了这么多文章，就这几篇最好，看了不会让人打瞌睡，强力推荐。
当年鲁迅一干激进文人不知多少传世名篇骂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未还一句，只教育曰：少谈些主义，多做些实事。今朝我也效法先贤与老枭曰：少骂些街，多顾及些现实。中国历来不乏康梁、鲁迅、李敖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那样的理想家，文章顶刮刮的理论家，吸引天下人眼球的表演家，但是实实在在地埋头实干做出成绩的却只有李鸿章、袁世凯、邓小平、李登辉等数人尔。
下面我再论证一下我赞成渐进而反对激进的主张。论及实际，中国那么多人没饭吃，自然是因为当年伟光政天天搞运动、搞斗争，严重破坏生产力的恶果；那么多国营企业倒闭，那么多下岗失业人口，当然与伟光政多年来那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损伤有关；中国现在贫富差距那么严重，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自然与专制独裁政权下衍生的严重贪污腐败脱不了干系。
但是话说回来，如今中国面临的如高失业率、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却也是许多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一个大国走向高速发展所必须面临的困难，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共的专制。这是一种很容易引起共鸣与同情但不求实的朴素感情。欧美当年尚有让人束手无策的经济大萧条，民主制后的台湾也不得不面对经济上无可遏制的倒退和居高不下的腐败……中国目前的情形，与专制脱不开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专制的责任。感情不能代替现实，承认这点，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寻求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寻求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抛弃一党独裁与专制，让中国成为一个法治严明、人权有保障、政府受监督的真正文明进步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标志是完全的舆论自由、自由选举、人权至上、法治公正、政治清明……，但却不一定是经济发达、人人富裕的国家。以前芦笛有几篇论证民主、法治与走资的文章，其中得出民主并不能致富，而只有走资才能致富的结论。我瞧着就很有道理，中国目前在经济上的许多问题，是任何发展中大国都可能碰到的纯粹的经济问题，与民主或是专制并无直接的联系，因为这些问题常常是民主国家也无法避免的。当然，在社会公平性上，民主制度绝对比专制制度更有张力和竞争力，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在民主制的中国必定能创造出比一党专制的中国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快挤进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就是理想，理想必须与现实接触才不至于变成空想。现今的现实是我党把持着军、政、经等一切权利和国家资源，这和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王朝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古代王朝中的“君”换成了“党”而已。要让这种专制王朝覆灭，历国历代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发动全方位的暴力革命，如毛共推翻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专制政权那样，这是最简单最不用动脑筋的办法；二是和平演变，而这个却是最复杂、最多样、最难以预测的方法。就像俄罗斯的“阵痛疗法”以及“苏东波”那样是一种形式。像台湾的李登辉在国民党中偷梁换柱又是另一种形式。相比之下，台湾的方法远比前苏集团那种“阵痛疗法”来得无惊无险，人民不用遭受社会突然转型和崩析时经济大崩溃的痛苦，代价最小。如果是为十几亿中国人计，把风险与代价降到最低，避免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方为上策，这便应拜台湾为师而非俄罗斯。
中国这些年为什么改革的步伐如此缓慢而几无动静，依愚之见，一方固然是因为原“第三领导”集团在经济上取得了点“成绩”，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层得到了暂时的满足，政改在他们眼里显得没多大好处和必要了。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淡漠的今天，极左马列原教分子在党内仍存有极大势力，在群众中仍有很大的影响，时刻都在磨刀霍霍。如果没有个整体的筹划和基础，一旦政治改革实施不当，社会矛盾来个总暴发，结果无论如何，得势的也不会是在普通群众中基础尚为薄弱的民主派，多半是极左原教共匪的复辟，届时中国几十年来的改革将全部付之东流，历史又将重新堕入大倒退。必须承认这也是个发生机率很高的可能。
这么讲并非是说是政治改革活该就让它停止，而是说社会的发展有个渐进的过程。即使是专制独裁的统治者，只要他们存有一分明智，也知道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也是统治层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独裁者和人民也有共同的利益。这也是古代封建统治者也要“与时俱进”搞变法的原因，也正是我把时代背景与现今不尽相同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康梁维新来与我党改革相比较的缘由——变革有利于维护统治。
当现有情况不利于统治者维护统治时，改革也就应孕而生。我党从过去愚昧的闭关锁国自力更生到打开国门与国际接轧、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后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从前魔头般乱杀人的法西斯演变成为今天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地查报封网、从纯粹的无产阶级泥腿子党到现在的资本家入党、再到今日的基层直选……其实这一切都并非是专制独裁者们心甘情愿的。问题是一旦踏上走资的道路，就再也退不回去了，人民一旦觉醒，就再无法将之洗脑归附愚昧了。国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从此只能遵守欧美文明国家的游戏规则，再不能不按牌理出牌；这是历史的潮流，“与时俱进”，实在情非得已，但是无人能遏制的住。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孪生兄弟，中共自走资的第一天起，就注定要在这条路滑下去，直到滑到“掘墓人成为墓主人”的那天，江共集团拒绝政改，反动反覆，也只能停滞十年耳。当停滞政改的步伐使经济、政治和社会走向困境时，人民对政治改革的呼声也就越高，对民主的诉求也就越强烈，反动势力的机枪能打死几百个六四学生，却决没有打死全国人民的子弹——这便是中国改革的动力，从思想的解放到现实的需要。如果现实有进步，那必须实事求是承认进步的存在，哪怕是反动专制的进步。这些是我坚信渐进改良论据所在，也是我对“和平演变”的信心所在。
2002.11.2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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