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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世纪之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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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写在世纪之交(7)
胡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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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写在世纪之交(7)
(364 reads)
时间:
2002-1-12 周六, 上午3:08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写在世纪之交
──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
胡平
(36)完美主义意味着什么?
问:既然我们在每件具体的事情上都不得不接受不完美,那么,完美主义还能意味着什么呢
?
答:一般来说,完美主义还意味着不断的努力。在我看来,完美主义的另一层含义是,它要
求我们正面地、主动地向我们认为最重要,最艰难的问题挑战。小时候,球打输了,我可以
对自己说:“我打球当不了冠军,但我功课是第一。”这似乎有点“阿Q”,其实不一样。
因为我确实以为功课比打球更重要。我不能反过来用“我功课虽不好,但我下棋很高明”这
种话来替自己作辩护。
在“文化革命”中期,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现存制度的黑暗与残暴。当时,我既没有找到有
效的反抗方式,更看不到任何胜利的曙光。明知凶多吉少,但我仍然立志要从事反抗。不少
朋友劝我说:“依你的聪明才智,何不学点实用的处世之道或生存本领,把自己的处境改善
改善?为什么偏偏要一个劲死心眼地以头撞墙?”我承认朋友的劝告很有道理,可就是无法
接受。因为我不能允许自己在人生最大挑战面前退避。俗话说“惹不起,还能躲不起?”但
我就是不能躲,不肯躲。我知道我在自找苦吃,但是我无法作出另外的选择。
刘青来美后,我曾多次向他询问过十年铁窗的经验。刘青对我说,由于他不肯屈从,遭受了
很多残酷的折磨。有好多次他都对自己说“低低头吧,横竖又不是真心屈服。”本来也是,
面对着与世隔绝的、毫无人性的铁网高墙,坚持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最终他就是不低头。并
不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或是为了留名青史,因为这些愿望常常显得那么渺茫。更重要的是,
刘青认为维护人的尊严乃是最高价值之存在,因此自己别无选择。换句话,刘青决定不屈服
,主要倒不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不屈服世界就会变得好一点儿,而是因为只有不屈服,他才
能够坦然自处。所以,他宁可吃尽苦头,甚至宁可一死。我不曾遇到过刘青那种处境,我不
敢奢言自己如果遇到那种情况也必如刘青一般英勇。但我至少可以相信,即便我由于一时软
弱而作了违心的屈从表示,我也一定会象王希哲、象哈维尔、象刘晓波那样事后痛悔不已,
非要用进一步的忏悔和更坚定的行为尽力弥补不可。他们这样做主要也不是为了在公众面前
表白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获得安宁。一个人成熟后,他的完美主义冲动就不再表现
为要在样样事情出人头地,而是集中表现在对自己最珍视的价值信守不渝、竭尽所能。
(37)“划清界限”的遗恨
问:在这次奥运会上,有一个镜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台上,两位拳击运动员正在紧张
地比赛;台下,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焦急地注视,因为其中一位运动员是他的父亲。最后,
小孩子的父亲被对手击败,这个小孩顿时伤心得大哭。在小孩子的心目中,父亲是天下无敌
的第一条好汉。如今,父亲倒下了,偶像崩坍了,所以小孩子感到特别痛苦。许多心理学家
都指出,在最初,儿童总是把父亲视为权威,视为榜样的。由此我就想到,共产党搞政治迫
害,常常是当着孩子的面去批斗羞辱作父母的;有时甚至还强迫小孩子当众批斗自己的父母
,表示划清界限。这无疑是对幼小心灵的残酷摧残。在你的童年时代,你是否有过这种痛苦
的感受。
答:父亲死时,我还不到五岁。由于在那以前,我们很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所以我对于父
亲的音容笑貌甚至没有什么印象。另外,父亲被关押被处死的情况,我小时候几乎全不知情
。直到我十五岁那年申请加入共青团时,我才对父亲的问题有些了解。当时,我也积极表示
要划清界限,把父亲认作坏蛋。不过,因为父亲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所以我在
表示和父亲决裂时还不至引起太强烈的感情上的痛苦。
一九八五年春天,我和母亲、姐姐、妹妹一道回到许昌老家,第一次为父亲上坟。在坟前不
禁感慨万端。我想到父亲的惨死,想到这三十多年的沉冤。虽然我并不相信灵魂不朽之说,
然而在当时的情境下,我仍免不了要想:人死后,到底是有灵魂好还是没有灵魂好?象所有
祭奠死者的生者一样,我希望死者有知。如此,在沉冤大白的今日,我们多少能对死者有所
告慰。但转念又想,假如父亲死后仍然有知,这三十多年的寂寞冷落,亲生儿女的无知与淡
忘,还有当年的“划清界限”,岂不令死者更感寒心?也许,单从孩子的心理成长和感情成
长的角度看,我们当年的无知寡情竟是一桩幸事,因为它毕竟免去了一番心灵与情感的严重
残害。只是,当你最终知道了一切,回首往事,你不能不深感遗恨、意气难平。
(38)由于天真而保持了正常的感情
问: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在千千万万的亲人骨肉之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痕。严格说来,这
里有两种不同的情况。有的子女是出于无知,错把父母当成坏人,因此去批判、去划清界限
,“大义灭亲”,有的则明知父母是无罪的,但由于受株连,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命运,转
而对父母心生怨恨。
答:这也许是一种更深刻的悲剧。
可以自慰的是,我和我姐姐、妹妹,始终对母亲无比热爱,我们从不曾伤害过母亲的心。五
八年,母亲再婚。继父是成都一家皮鞋厂的职工。继父在四九年以前主要是做生意。后来因
时局混乱,生意做不下去,经朋友介绍到重庆的公安局干事,还没干上一个月就散伙了。继
父心想这段历史既然那么短,他不想自找麻烦,所以最初没有向皮鞋厂党组织主动交代,直
到五八年厂里又搞起“肃反”运动时他才去交代了,结果是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遭
受“管制”。事发之后,母亲相当难受,因为这意味着在儿女们本来就已经布满乌云的前途
上,又添上了一层新的阴影。母亲很焦虑,急着和继父商议以后怎么办。由于怕孩子们知道
,总是等夜深人静、我们都睡熟之后才讨论。有几次我睡得还不实,隐隐约约听得见他们的
说话声和母亲的抽泣声。到六三年我申请入团时,学校团组织也向我讲出了继父的“历史问
题”。继父为人极好,对母亲、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关怀备至。我们都没有因为出了事而责怪
他。起初我以为,“出身不好”既是个事实,只要自己表现好就行了,所以并不怨恨父母;
后来受到一系列的歧视打击,我强烈地感到不公平,所以也不曾迁怒于父母。
问:问题就在这里。当你由于家庭出身遭受歧视打击时,你要去抗议那种不公平,因此你不
会迁怒于父母。有的人不敢去反抗不公平,于是就回过头来怨恨家庭。
答:本来,在当时,我也认为继父的那段历史是“不光彩的”、是“反动的”。但是在现实
生活中,我既然能很清楚地看到继父的为人,包括他对邻居、对朋友的热诚,对本职工作的
努力,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对他的感情有什么不正当。我那时的认识固然幼稚,但至少没有
矫情虚饰的习性。这或许部份地归因于我当时对共产党信仰得太真诚。也就是说,我总是把
自己认为正当的、美好的东西都加到了共产党头上。当我最新发现某些不合理的现象(譬如
对“黑五类子女”的歧视)并感到不公平的时候,我并不是对整个共产党的理想和制度产生
怀疑,相反,我认为不应该出现那些不合理的现象。如你所说,有些人因为受到家庭问题的
殊连而受到歧视,转而对父母心生怨恨,这无疑是在压力之下心理和感情的扭曲变态;我却
由于天真而保持了正常。
(39)关于“大义灭亲”
问:在目睹了大量的“大义灭亲”、亲情破裂的悲剧后,我有时要想:就算父母真是恶人,
大义灭亲是不是也有些强人所难?相比之下,“子为父隐”的古训是不是更合情理?不过,
在圣经的传说中也有一件大义灭亲的故事,亚拉伯罕奉上帝之命去杀死自己的父亲。我真是
感到很困惑。
答:在我看来,首先,以政治原因迫使未成年的小孩子去和亲生父母“划清界限”,无论如
何是不恰当的。因为它破坏了天然的亲情,而这种亲情在小孩子心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因而
它很难不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终身的创伤。其次,当一个成年人必须做出某种大义灭亲的举
动时,其内心深处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感情冲突。一方面,亲情不应妨害正义;另一方面,正
义应当尽量避免伤害亲情。当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而迫使人们不得不有所取舍时,我当然主
张正义优先。然而,考虑到在这种悲剧性冲突中,天然的亲情本来就已经受到了伤害,因此
我们就不应该对它再去施加进一步的伤害。亚拉伯罕去杀自己的父亲时心里相当痛苦,而上
帝至少没有谴责这种痛苦。共产党的错误在于,它是要小孩子反对父母;而且,它根本否定
天然的亲情,它要求我们把那种天然的亲情本身视为不可原谅的罪过。这才是更加恶劣的。
(40)寻找“父亲替身”和“领袖──父亲”的比喻
问:你可以说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度过童年、度过少年的。你是否感到过强烈的缺撼?是
否有过寻找父亲替身的愿望?
答:小时候我认过几个干爹,后来又有了一位继父。他们都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不过这
毕竟和亲生父亲不是一回事。由于母亲的关怀无微不至,也由于父亲在我们记忆中印象太淡
薄,我那时似乎并没有强烈的缺憾之感。小孩子不善比较。小孩子通常不会为他一开始就没
有的事物感觉强烈的缺憾。我当然知道自己有过一个亲生的父亲。我也常常在想象中勾勒出
这个父亲的模样。因为缺少原型,这种勾勒往往就不是在设想我实际上有过怎样的一个父亲
,而变成了我希望有一个怎样的父亲。不消说,这种勾勒一般都太模糊。我至今都无法准确
地揣摩,倘若父亲一直在世,我作为儿子对他该怀有一份怎样的心情,以及那对于我的成长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通常认为,小男孩不仅把父亲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榜样,而且往往会从父
亲身上寻找自我。倘若如此,那么,一个自幼失去父亲的男孩子在寻找自我时势必就会更困
难些。
问:有人说,由母亲单独带大的男孩子,有时倒更有出息。因为他可能更早地具有男子汉的
自我意识。在选择自我时,他更容易超越父亲的局限为自己树立更高大的认同对象。
答:我对这个结论颇有怀疑。我猜想,那也许仅仅是因为母亲独力扶养儿女十分不易,因此
一旦出了几个有造就的儿女就格外引人注意。不过我确以为,对于儿子来说,父亲恐怕是一
个比母亲更为艰巨的角色,假如他果真要起到儿子认同对象的作用的话。胡适赞扬他母亲伟
大,我们都深以为然,只因为胡适成了胡适。但杜鲁门赞扬他父亲伟大,其唯一的根据是他
养出了一个儿子当总统,我们就觉得有点勉强。大概我们都认为,一个父亲要称得上伟大,
不但要能养育出优秀的儿女,而且本人也还应当有一种事业的成功。
问:我想起一件有趣的现象。过去在苏联,斯大林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父亲”。在北朝鲜,
至今仍有所谓“慈父般的伟大领袖”之称。在中国,毛泽东也曾被比作父亲(不过这个比喻
好像没有太流行开)。抛开其中阿谀奉承的因素不谈,回到当年个人崇拜的鼎盛时代,我们
对于“伟大领袖”真的产生过类似于对父亲的那种感情吗?
答:肯定没有。你只消看一看斯大林的儿女、毛泽东的儿女,看一看金正日(也许还可以看
一看邓小平的儿女),看一看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态度,再比较一下我们一度对“伟大领袖”
真诚热爱的那种感情,你就知道两者该是何等的不同了。父亲毕竟是人,“领袖”却象是神
。父爱总比较宽容,“领袖”却不容冒犯。儿子知道他未来也会成为父亲;但对“伟大领袖
”的崇拜之情却极少允许你产生取代的野心。父子是互相归属的,你是属于他的儿子,他是
属于你的父亲;“伟大领袖”就不一样了,你至多是无比虔敬地把自己归属于“领袖”,可
是你很难真正地把“领袖”归属于自己。专制政治制造了一大批虚伪不实、引人误解的词汇
和比喻,所谓“领袖──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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