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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高新：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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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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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高新：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十） (580 reads) 时间: 2002-1-11 周五, 上午2:3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

作者：高新

第28节：无视华国锋时代等于否定叶剑英

从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驾崩那天起，到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二次复出，中间是十个月

的时间。从邓小平二次复出到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中间又经过了四年

时间。现在，中共的宣传习惯上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时

代开始的标志。事实上，从这个时刻开始，华国锋的实际权力也确实已经被邓小平夺走。

那么也就是说，邓小平自己也不敢讲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两年零三个月

时间里，是他邓小平在实际主政。这一来，所谓三个领导核心时代的划分实际上是将毛时

代和邓时代中间的二十五个月时间视而不见。而这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是叶剑英

辅佐华国锋执政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短暂，但期间却发生了中共执政史上，也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将毛泽东夫人江青等“四人帮”成员逮捕下狱。从这

个角度讲，否定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自然也

就否定了叶剑英在这段历史中的特殊地位。

所以，邓小平的所谓三个领导核心时代的划分即使套用中共信奉的“唯物史观”，也是荒

唐到了极点。想当年毛泽东主修中共党史（中共执掌大陆政权之前的二十八年）时，对所

谓“遵义会议”之前的那段时间虽然基本上从路线错误角度否定，但起码还承认那个时代

的客观存在。

另外，邓小平用一句“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否定华国锋所代表的时代，更是毫无道理。

无论是站在分析共产党党史的角度，还是站在客观书写和总结中国当代史的角度，都应该

承认逮捕“四人帮”是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祸国殃民的“文革”结束的标志。就如

同邓小平上台后倡导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历史一样，逮捕毛夫人江青等人无论在中国共产

党党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都是要被重书一笔的。所以，要评价华国锋及他代表的

那个短暂时代的历史地位的话，逮捕“四人帮”就是最大的“独立的东西”。

反之，站在批判和否定华国锋的角度，也不能在总结历史时因为他提出了错误的“两个凡

是”便在历史划分上勾掉这个时代。就如同毛泽东搞了“文革”，“文革”仍必须是史书

中重笔特书的一个重要时代一个道理。

第29节：广东对外开放是叶剑英力主

当然，无论是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还是如今的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有必要提及叶剑英的

时候，还是要特别推崇他“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粉碎

『四人帮』”事件刚刚完成时，叶剑英对这场事件的说法是“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

央领导下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所以邓小平片面强调叶剑英一人对于这场

事件的“决定性”作用，目的之一便是彻底否定当时华国锋的政治存在。

除了邓小平，自一九八六年叶剑英去世以后，中共官方宣传材料对他的肯定性评价，也一

直都局限在粉碎“四人帮”上面，至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历史，无论是倡导改革开放

，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还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统统都算

在了邓小平一人的功劳簿上。

如果把中共政权的改革开放之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话，到一九九八年年底，已经

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按照江泽民的说法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作出了把党

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如此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叶剑英，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充其量

不过扮演了一个邓小平领导下的“支持”者的角色。但事实上当时的叶剑英不但表面职位

在邓小平之上，在具体决策的制定上至少也还握有与邓小平同等重要的拍板权。换句话说

，当时的许多重大决策有些是邓小平主动提出之后，获得叶剑英的首肯才得以通过并贯彻

落实；有些则是叶剑英与邓小平共同决策。

谁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始自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又始自当时由万里领导的安徽省（

赵紫阳领导的四川省的农村改革比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农村改革还要稍晚一些）。中国的对

外开放，则是以经济特区的建立为标志。而广东经济特区政策，也并不是像某首政治“流

行歌曲”里歌颂的那样，由一个矮个子老人站在在广东省地图前面，随手在靠近香港的那

一块“划了一个圈”便得以实行。

一九七八年四月，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军区第二政

委。当时的广东省第一书记为韦国清。八个月后，韦国清不再担任广东省领导职务，习仲

勋改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习仲勋比邓小平整整小十岁，但在中共建政之初时已经同邓小平级别相同，与邓小平分别

主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南局。一九五四年邓小平上调北京的同时，习仲勋出任国务院秘

书长，一九五九年又被安排为副总理，但不久即被康生诬陷而倒运，直到“文革”结束。

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同时，也是刚刚被“解放”出来的杨尚昆被安排了广东省

委第二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广东省

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此二人主政广东时间不是很长，但在他们两人的主导下，广东省的开放改革迈出了最艰难

的第一步。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四日，杨尚昆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讣告中总结杨尚昆在广东工作的那段历史说：“他思

想敏锐，勇于进取，坚决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竭尽全力贯彻执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制定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参与

领导广东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等工作，使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哨和示范区

，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段回顾历史的文字首先一个前提是把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也就是华国锋还担

任著党、政、军三个一把手职务的一段时间内的党中央，也说成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因为杨尚昆在广东工作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零年底，也就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里，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仍然还是华

国锋。另外，当时党内和军内的二把手也不是邓小平，而是叶剑英。换句话说，虽然当时

的华国锋已经一天比一天傀儡，但当时这位政治“木偶”后面的第一操纵者应该是叶剑英

，而不是邓小平。

依笔者之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时代，应该是从一九八一年六月华

国锋同时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算起。从这时起，虽然邓小平党内副

主席的排名仍然在叶剑英之后，但他已经接替了华国锋的军委主席职务，在中央军委成员

中排在叶剑英之前。也就是说，从这时起的邓小平，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枪杆子，并且以“

枪指挥党”的形式，使自己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背后的首席操纵者，叶剑英则自动闪

开，冷眼旁观。如今的共产党政权既然已经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

同时又要把倡导改革开放的功劳全部归于邓小平一身，于是便不顾历史事实，硬是把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到邓小平接替中央军委主席的两年时间，也算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时

代，唯一的依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实行了邓小平的主张。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主张

的提出的推行，邓小平虽然功不可没，但无论是当时的叶剑英还是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

也是有所贡献的。

另外，前述纪念杨尚昆的文字中，虽然肯定了杨尚昆在广东工作期间对试办经济特区的领

导和参与，但却没有提及经济特区诞生的过程。事实经过是，一九七九年夏天，也就是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半年以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前后脚到了广州。习仲勋和杨尚昆前往拜见

并汇报工作，席间提出对广东应该实行一点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的要求。叶剑英听完

之后立刻表示非常感兴趣，当场与邓小平研究了如此施行的可行性，并立刻要求习、杨二

人尽快拟出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文字条例呈送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次年，叶剑英又专程至深圳和珠海视察，在那里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回到北京后，叶

剑英于一九八零年八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第30节：对外开放并非邓小平一人之功

由此可见，当年广东省之所以成为中共政权对外开放的窗口，至少应该被说成是叶剑英和

邓小平共同支持、决策的结果。若按照广东省人士的说法，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

实行的一些开明政策，事实上都是叶剑英在中共建国之初回到家乡主持工作时就已经提出

过的。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的《炎黄春秋》月刊有一篇文章叫《广东省方方“地方主义”

冤案始末》，作者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现广东社会科学大学校长、教授张江明和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刘子健。

两位作者认为，历史证明，建国初期，叶剑英和方方（当时在广东担任叶剑英副手，后文

还有详细介绍）的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他们当时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正确而深刻地分析广

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提出一系列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

、保护民主人士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不仅在五十年代对实行土地改革有著重要的指导意义

，而且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今天，对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重大

意义。

两位作者还认为：“事实上，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其中也

包含了对叶剑英、方方当年的正确思想认识在内。许多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要是当年

按照叶剑英、方方同志的意见做，广东的建设肯定会更好！』可惜，我们为取得这种正确

的认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太沉重了！历史走了一个长长的过程，又回到原来认识的起点

上。”

除了叶剑英，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里，共产党决策核心层内也并不是仅仅

邓小平一人倡导对外开放，更不是他邓小平“力排众议”，顶著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

派”的政治压力才促成了此事。

事实恰恰相反，华国锋自己的党、政、军三个一把手还处于有职有权的那段时间里，在引

用国外资金和技术方面，是表现得非常坚决和积极的。

据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谷牧回忆，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让他带一

个高级代表团到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访问。代表团成员中有六名

省、部级干部，走访了上述国家中的十一个城市，大开眼界。

谷牧一行回国后，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前后讨论了二十多天，总结中共政

权建政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的成功经验，谷牧在会上讲了西欧考察情况和他自

己的看法。

在此前后，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回国后，提出要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

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

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华国锋在听取这个小组的汇报之后立刻表示“总体同意”，而且要

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正是根据华国锋这句“说干就干”的指示，才有了宝安、珠海方面的积极行动，才有了交

通部招商局先下手为强，搞成了蛇口工业基地。说起来，这还是在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广东

听取习仲勋和杨尚昆的汇报，表示支持广东搞“特区”之前一年的事情。而在这件事情上

，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之一，一向被视为保守派的李先念也起了非常积

极的作用。

一九九九年初，《中华读书报》上刊登的一篇《中国国门是怎样打开的》的文章，比较详

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事实。文章一开头便写道：“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有远见的中国

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他们想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的经济

建设。”

作者在这里特别用“一些”，有别于中共一般宣传品中，将倡导对外开放的功劳归于邓小

平一人。

该文作者虽然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十月下旬访问日本，以及三个月后访

问美国后对资本主义的称赞，但随即特别说明，事实在邓小平访问日本和美国之前，“中

国的最高层（已经）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一个又一个的考察团被派往国外。在引

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方面，华国锋也很坚决、积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按照中央的

意图负责这项工作。”

这里用一个“也”字说明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颇有一点要在澄清历史事实上的基

础上为华国锋讨回政治公道的意味。

另外，这篇文章中说的“中国的最高层”也好，“按照中央的意图”也好，都指的是当时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而不是所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

本书完稿之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的报导中说：该书全面

反映了二十年广东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记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先走一步等一

系列重大决策和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在广东的重要活动和指示，以及创办经济特区等

重大事件等。意思是“广东先走一步”的决策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由邓小平决策的。原因就在于如今中共的官方宣传无论如何大捧特捧邓小平，也只能把

“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开始时间界定为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对这次全会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只能回避。好在已有《中国国门是怎样打开的》一文，

以当事人谷牧的回忆为主线，所叙述的那段“中国的最高层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

的经过，完全是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最需要指出的是，谷牧透露的当年根据华国锋“说干说干，把它办起来”的指示，把对外

开放的试点地区界定在宝安和珠海一带，显然已经为后来的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的正式成

立奠定了基础。

可见，特区的兴办并非那首政治流行歌曲里唱得那样：有一个老人在地图上（漫不经心地

）划了一个圈……

严格地说，这个“圈”最初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标示给华国锋看，随即由华国锋以党、政

、军一把手身份“一锤定音”。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在省纪委第二次会

议上讲话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小平同志亲自耕耘的改革开放试验田，倾注了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

这段评价显然是有欠公允。无论如何也应该承认，在广东省的对外开放问题上，叶剑英也

好，华国锋也好，李先念也好，都是起到过积极推动作用的。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华国

锋、李先念等人推动广东省的对外开放之初，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前，也就是邓小平成为“领导核心”之前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时代。

第31节：邓核心之前还有一个叶核心

谷牧在华国锋时代是国务院的经济主管之一，与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私交也非常好。正因为

如此，他也同耿飙一样，在华国锋下台，叶剑英不再问政之后即刻遭到邓小平的政治排挤

。

一九八零年二月恢复成立中央书记处时，邓小平属意的万里、胡耀邦、胡乔木等都被如愿

安排进去，其中的谷牧则是叶剑英力荐。当时的谷牧已经担任了五年副总理。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要求谷牧离开国务院副总理岗位，降半格改任国务委员。被邓小平重

用而留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和姚依林，虽然一个比谷牧年轻两岁，一个比谷牧年轻三岁

，但至少姚依林从身体角色远不如谷牧能够胜任副总理职务的“日理万机”。如今谷牧仍

然健康地活在世上，姚依林却已经去世数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八五年九月，谷牧以被邓小平要求从中央书记处中辞职，说的是从干部“新老交替”

的角度考虑，但当时继续留在中央书记处里的余秋里与谷牧同龄，邓力群只比谷牧年轻一

岁，万里和陈丕显也不过比谷牧年轻两岁。之所以会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谷牧是叶剑英

的班底。

前文提到的薄一波在一九八九年八月曾推出一篇纪念叶剑英的文章，对叶氏大加称赞，其

中虽然没有提到叶剑英在改革开放之初所起到的重要决策作用，但字里行间似乎流露出了

邓小平划分中共执政史的不满。

当然，薄一波除了与华国锋有同乡之谊，在政治上犯不著给华国锋翻案。但是，他显然是

认为如果对华国锋所代表的那个时代视而不见，也等于是否定了叶剑英在中共党史上立下

的最大一功。

其实，就在薄一波这篇文章出笼前后，一些中共元老子女都在私下里议论：既然胡耀邦和

赵紫阳当总书记的时代都被你邓大人划归为你邓小平实际领导的时代，那为什么不把华国

锋接班的时代划归为叶帅实际领导的时代？

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笼的文章中，薄一波评价粉碎“四人帮”那段历史时，还只是说叶剑

英与华国锋一道，但在近两年出笼的谈话记录中，则特别强调了叶剑英在这场斗争中“是

核心人物”。言下之意，在你“邓核心”之前，“毛核心”之后，还有一个“叶核心”时

代。显然是在表示邓小平三个核心时代的划分既不合理，更不公平。就是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部门的一些老专家，也对邓小平的这种划分私下表示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既然能对毛泽

东“三七开”，为什么当年敢于拿“四人帮”开刀的华国锋连个“五五开”都不给？

更有一些大胆的党史界人士在他们正在撰写的党史著作中特别强调：没有当时实际主持军

队工作的叶剑英支持，华国锋可能很快会败在“四人帮”手中；但同时，如果没有毛泽东

指定的接班人，当时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下决心与江青等人“拼个你

死我活”，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一个没有引起政治评论家们注意的细节是，当年随著毛泽东的去世和叶剑英拥立华国锋党

内“称帝”的成功，中共宣传材料中的统一提法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或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来的邓小平在划分中共执政史三个时代时，一是用一句“华

国锋不算”，否定了中共执政史上还有一个“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时代；

二是在他邓小平发明的三个时代划分的定义上，不再使用“首”字，代之以“核心”两个

字。

简单看上去，“首”字与“核心”无大区别，其实不然。

“首”者，第一或最高的意思。当年之所以可以使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提

法，是因为人家华国锋当时确实是党、政、军之“首”。而邓小平实际主政的那段时间里

，他老人家实际扮演的是“垂帘听政”的角色，从未担任过党和政的第一把手。虽然担任

过十一年时间的军委一把手，但从“党指挥枪”的角度，他邓小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这

位军委主席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之“首”。

“首”字不能用，代之以“核心”二字，解释起来可以灵活一些。“核心”者，“主心骨

”也。自然可以被理解为“幕后拿主意”的人，或者是为台前表演的人“撑腰”的幕后人

物。

就是因为他邓小平在定义自己“垂帘听政”时代时，没有办法用“首”字，所以在定义江

泽民接班之后的“新时期”时，也逼著人家随他邓小平使用“核心”两字，而不准使用“

首”字。其实，定义如今的江泽民－－或者说邓小平去世之后的江泽民时代，用“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定义，反而不如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更为准确。与华国锋相比，他江

泽民如今也是党、政、军三个一把手集于一身。“一把手”当然是“首”。更何况华国锋

为“首”的那段时间里，始终有一个“先帝”时代的老臣叶副主席在幕后鼎力辅佐他这位

华主席，而如今的江泽民真正是在独自理政。

这样分析起来，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段时间

，就更应该被界定为“以叶剑英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时代。

不过，邓小平的所谓中共执政史上三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以江泽民为核

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接班的时代）的划分，是在叶剑英去世之后数年才提出来的。虽

说从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邓小平已经实际上位居党内首席元老的地位

；虽说自一九八一年六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他邓小平已经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用

枪指挥党，但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为止，叶剑英的党内排名一直

都还在他邓小平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公然对外声称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

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时期，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

所以在整个八十年代里，中共公开宣传文章里，一般都是把毛泽东去世之后“取得了粉碎

『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作为中共政权新时期的开始。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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