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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灵肉之争”当初刘歌的两篇文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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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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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汉上刘歌《像写作的那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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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写作的那样生活》
任何写作最终都会集结到真善美的旗帜下。写作无论在哪个层面上，无非是在就真善美的题目说话。如果把天下文章看做一篇真善美的大文章，每一个作家充其量只是承担了它的一些侧面，将一些小题目做细做好。这种天生与真善美血肉相连的性质，决定了真正的写作只能是一种面向实践的写作，真正的写作人，只能是那种不仅那样写，而且像写作的那样做的人。写作的人用文字把想说的话写出来，不仅是交流的需要，也是对人世的一种亮相和承诺，是必得要自己本人身体力行的。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甚至相反，于读者一面而言是欺骗，于写作人一面则无异于背叛，看这样的作家作品，就像看见妻子与人偷情、丈夫与人通奸、伟人忽然在大厅广众之下放屁、圣人趁机偷窃一样令人难受，即使是看他们早年写作的那些已有定评的作品，其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建议天下写作人在过了一些时日之后，无妨将那些过去写作的文章拿出来看看，一是看经过了一个时间的历练，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幼稚，二是看自己在多大的程度上将那些记在纸上的主张贯彻于生活。事实证明，只有先作一个大写的人，才有可能作一个特立独行的大写的诗人；只有永远与真理站在一起，才有可能面对世界大声发言，并有望发现更多的真理。诗人实际上是他那个时代逆风飞翔的鸟，逆风行驶的船和在严寒中开放的花和坚持的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讲，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来不得半点机巧和小聪明。对兴趣只在名利二字的哗众取宠之徒，文学很可能是一条更为险恶的职业小径。在充满了真善美、也充满了罪恶和不公的现实人间，诗歌面临的挑战，首先表现为对诗人人格的挑战：在今天，一个诗人欲成就诗歌的荣耀，不只要求艺术探索上的非凡勇气，而且必得以献身真理的坚强意志和壮烈情怀为要件，这无疑是诗歌写作所以悲壮的一部分原因。
我时常瞪大眼睛面对着这个严格检验的年代，心里一再警告自己：勿作恶。任何时候都对自己身上的虚荣心保持警惕。我时常敦促自己与现时一般所谓文人保持距离。我常惊异，随着生活的深入和展开，一些原来激昂青云、不可一世的文人何以会变得那么酸、那么小。像在所有领域里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些写作人的灵魂，再没有像在今天这样被严重扭曲，造成如此惊人的分裂。他们可以拿出一个面目歌唱真善美，拿出另一个面目去追逐假恶丑，表面看起来似乎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内里阅尽人间事物，还是功名利禄好，只要有利于攫取名利地位，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自我吹嘘和抱成团互相吹嘘、拉大旗作虎皮，什么事儿都敢干得出来。像欺世盗名这样为历来传统文化人所不齿的无耻行径，今天的一些文人干起来，倒得胜似的脸不红心不跳。原以为这样的事只发生在大地方，谁知小地方也在发生，一些小地方的小文人干起来，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不是有人妨碍，有的人真是只恨自己为什么不干脆明目张胆做成某地某领域里的小恶霸。我常想，文化如果只是敲门砖，不能有助于拓展出人生的大境界来，这样的文化不做也罢；诗人的荣誉如果只是一袭薄薄的衣衫，用以作为蝇营狗苟之徒招摇撞骗的包装，这样的诗人不做也罢。我常常惊异一些堕落起来的小文人，如果不是胆大、脸厚，如何能够面对自己的读者而不耳热心跳。
这些现象当然不是现在才有，事实上作家诗人对理想的背叛和游离，是导致中国历史上没骨头文人层出无穷的根本原因，也是许多作家诗人由最初不可一世，到最终江郎才尽、销声匿迹的根本原因。一个有大志于写作的人必得敢于面对读者，将最终的作品定位为作家自己。这是一种挑战，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永不放松的凝视和关爱，看你自己究竟要走到哪里去。一个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与自己作战的道路，他必须随时准备与人性中自私和庸俗的一面搏斗，不让这些内心的魔鬼出笼，将艺术的航船引入歧途。别人可以变得世故圆滑，作家不能；别人可以为了达成目的，什么手段都用，无所不用其极，作家不能。心里一旦叫世故装满，就像大地上升起了冬天早晨的大雾，会将前方照耀的灯弥漫遮蔽，——作家主要不是迷失于外在的世界，而是迷失于内心的迷雾。既然不敢与真理站在一起，那就从真理的高度滑落，变得不那么踏实、扎实，不那么理直气壮；既然失落了高度，目光的穿透力也就大大削弱，才华的尖锐的锋芒在不知不觉中磨钝，日益被短距离内的事物所蒙蔽；既然携带大地的苦难太沉重太吃力，那就将大地的粗笨卸下。文章当然还是要做的，那就找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发些无关宏旨的议论，所谓闲适一下，幽默一下。如此，维持一个诗人作家的名分也许可以，但长此以往，那个不可欺骗、不可蒙蔽、不可侮辱、极其清醒的诗人形象也就不复存在。历史上发生的诗人作家的“死亡”，大量的就是这种悄无声息的自己消灭。这有点像反复发生的一些原本很好的马在沼泽地带的沉没。青年诗人西川将诗人的写作分为青春的写作和大师的写作固然不无道理，但是有必要追问一句，究竟是谁妨碍着一个人由青春的写作向大师的写作过渡？除了先天才具的欠缺，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或多或少地从写作的根本指向上偏离。任何的游移和偏离，所毁掉的将不是一部或两部具体的作品，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诗人作家本身。在真理面前知难而退，因怯于与真理相守的代价而从真理的立场退却、游离，其直接的后果之一，便是使一位可能是很有前途的诗人，最终不能在发现真理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
文学是以一生为单位的。比起从政的人常说的保持晚节，作家诗人保持晚节，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比起花花哨哨的作品来，作为任何文学所依托和生根的人生实践更为重要。与其看重一个人的文章，我们更看重人品、人格，更看重藏在文章后面的那人；我们不只看一个人怎么说怎么写，更看重那人怎么做。诗人最终的作品，是诗一样光芒四射的人生。不能过多地指望文人情趣的随时取用，迷信先天的才具，正如不能过多地指望好运。像写作的那样生活，不仅是社会对一个有志写作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一个有志写作的人自我成就的内在条件，与一个诗人作家最终可能达到的建树生死攸关。一个诗人的生命，与其说系于得自先天的才华，不如说系于后天的修炼，这大约也就是陆游所说的“诗外功夫”，是修炼的核心。归根结蒂，写作的人只能从对人类始终如一的大慈悲大关爱中，取得不竭的力量、识见，找到文学的富矿，使才华的野火在生命的原野上越烧越旺。
汉上刘歌<写作乃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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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乃是使命
与一些游戏文学、玩文学的人恰恰相反，甘谷列说：写作乃是使命。甘谷列说了许多话我一时记不起来，唯独这句话很好，很对我的口味。他说：“我从不相信灵感式的写作，我知道它存在，但我从不寄寓侥幸于其中。我只知道疲倦的、劳累的、苦行的、半死不活的、长期的总之是苦不堪言的写作。”谷列宣称：“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不仅仅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为自己立言，更知道自己是为社会甚至历史立言。”谷列认为，“这（写作）并不是一种个人行动和智慧所能够独自建立起来的工程，智慧诚然是其核心，但更需要钢筋一般的意志和品质、血和烈！更需要合力！因为它需要响应时代和历史。” 谷列说得很好，说白了我想说的。
多年来，一些人总是反这个反那个，其战略目标无非是将世界上所有的偶像统统打翻在地，以便为自己取而代之；其战术目标之一，则是在将文化中的一切终极价值请下神坛的同时，也从生活中颠覆文学千百年来赖以托身的神圣位置。他们为这个目标专门造出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词：即玩。对了，一些人说他们是在玩：玩文学，玩诗，玩小说，玩电视。他们虽然绝不是这么做的，却偏偏就是这么说的。也许的确是天下变了，一些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有关写作的金科玉律，被认为统统失效；人类历史上那些备受尊敬和爱戴的文学大师通过写作接近真理的英雄实践，在今天被认为不起作用，包括他们的态度和作品产生的途径，都已经不足为训。给人的印象是，文学好象不是自古就有，一直存在，而是自现在玩一族出世才刚刚开始。据说文学最高的境界就是玩的境界，大作品大抵只能在玩的心态下才能产生。
写作乃是使命。自古以来一切伟大的文学从来没有一个是玩出来的，而只有蘸着作家血泪写出来。一些最动人的诗篇，几乎就是诗人的血泪凝成。文王拘而演周易，司马辱而有史记。没有忘国之痛，就不会有李煜《虞美人》中催人泪下的故国之思；没有忠而见疑终被流放，决不会有屈原汩罗江边之千古绝唱；同理，没有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动荡漂泊，就不会有李白的游仙诗和大量政治抒情的杰出篇章，没有杜陵老叟巨大的悲悯的社会良心，也决没有一代诗圣的千古风流。一切真正伟大的言说，都以艺术家个人巨大的投入为保证为抵押，一切好的东西都只能从火中取得，伟大的存在就是要以艺术家在尘世的幸福去换取；这个世界没有白吃的午餐，在文学也一样。所谓玩，其实不过是一些极端自私之人、名利之徒人为设立的一个阴险圈套，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放开自己，套住别人；保护自己，打击别人。一旦有了玩这个词，就等于是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为自己构筑了一个防御的工事，就等于是坐进了装甲车，从此可以在文场上横冲直撞而不负任何责任，最终为自己在文坛上的倒行逆施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成名成家、攫取天下名利打开一个缺口。玩的概念一经成立，则意味着可以将一切既有的价值准则统统抛开，意味着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和不负责任；玩的概念一成立，则意味着残缺，意味着可以一拥而上将可恶的通常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上半身抬走，扔到城南的臭水沟里去，只保留下半身这个被认为是生命根的部分。玩意味着可以自我膨胀，可以不必在心里为任何值得敬畏的事物留下空间；玩，意味着大家彼此彼此，可以动辄口吐恶言，可以嬉皮笑脸，一点正经没有，可以老子天下第一，谁都不鸟谁。玩的实质就是要求可以安全地走近任何被认为神圣的事物，在老虎嘴上拔下几撮毛以便在这个混乱的文场上渔利，这是一些人亵渎神圣、反文化、反崇高的系列渎神行动的一部分。一旦进入玩的境界，则什么手段都可以运用，即使是一些无耻的手段，也将变得名正言顺：我们不过是在玩嘛，我们将名利看得很淡；我们不过是在玩嘛，又不是在弄什么难弄的文学，哪像你们一样迂，而玩在另一面，似乎又可以印证这些人那一份意定神闲、野鹤闲云的潇洒。——看看，这不是搞事业做学问很老到之后的那样一种化境吗？一旦自称为玩文学，立马显得另类起来，既可以使自己置于对方火力不能有效覆盖的范围之内，又能够很方便地随时向那些视写作为生命的诗人乘乱放箭，可谓之进退自如，一石数鸟。一旦玩出了名声，则又可证明玩文学是可行的和富有成效的，以至在新时期以降的文场上好诗不多，唯有这个玩的手段和玩的形式总是被不断刷新，并被一些刚刚入道、磨刀霍霍的文学新手纷纷效仿。
有时我也不免怀疑，这些言必称玩的人们如此进退自如，疑心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上了天才；可是看那些人的作品，原本稀松平常，一点儿也没有天才的气象。有时我也怀疑，这些轻松随意地号称玩文学、玩诗的人，是不是一些超人，或者真的得了什么天启神助，总是很方便地就来了灵感，要不怎么能一天到晚吊到原本很艰苦的文学臂膀上玩呀玩呀玩个不休呢？是不是真的有神秘的灵感帮助了这些人，而我们这样的笨伯还被蒙在鼓里一点不知道呢？灵感，那神秘的事物，为天下诗人所汲汲一求的化腐朽为神奇、变废物为宝藏的诗林秘籍，你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委实让人将信将疑。可是到后来我们发现，这些玩诗的人作品中似乎也没有灵感特别眷顾的征兆，作品的量也算不上大。灵感当然是存在的，灵感就是许多作家诗人正在经历的写作现实，但事实上没有一个纯粹靠灵感写作的作家，对于那些着力于建造诗歌宏篇大著的诗人作家更是如此。灵感是什么？灵感即在生活庸常状态中突然发生的心灵悸动；灵感在记忆的范畴内活动。一般情况下没有生命的、缺少生气和活力的事物，本来毫无意义，一直处在被遗忘的状态，可是因为灵感的发生，突然被纷纷激活动起来，从而为诗人打开一条进入事物本质的最便捷的道路。灵感就是精神的闪电，照亮沉睡中的一切，而诗人、作家就是那些时刻梦想被灵感照亮的人，像寻梦人一样一路跌跌撞撞走在灵感的后面。古人云“诗有别趣，非关书也。”又云“功夫在诗外。”这些话都牵连灵感，至少与灵感的存在有关。一个只知死读书而没有悟性的人，书读得再多，也不可能有真正属于诗的冲动；一个一生只为诗而诗、此外不问世事的人，也不可能有灵感的光临。经历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也决定着灵感的质量。大诗人与小诗人，天才与庸才，其灵感的质量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质量原本不同。大诗人的灵感不来则罢，一来则包含着精美的玉石，个个直抵诗歌的本质，是灵感中那类质地很好的部分；小诗人或庸才也有灵感光顾，然则多为支离破碎，往往只停留在事物的皮毛和表层，是欺骗的，离诗歌较远的，或者从根本上与诗歌不沾边的。它欺骗诗人以为自己找到了金矿，高兴得不得了，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尽管如此，然而一个有足够准备的诗人决不坐等灵感的到来，如果坐等，此生将一事无成。我们看到写作处于成熟的时期的诗人一般都异常活跃，一会儿读书，一会儿远足，一会儿找同行聊天，一会儿到远方的城市开诗人大会；他们读书也不只是读读诗歌书、文学书，而是读得很杂；他们读书也不是浮光掠影，而是读得很投入，目的无非是为了向外界的种种刺激敞开感觉的大门，以便最大限度地接纳灵感。他们大开门户迎接灵感的到来无异于迎接一位来自远方的尊贵友人，有时几乎就等于是迎接一位文学的真神。可是大诗人并不过分倚重灵感，——灵感再好并不等于诗，顶多只是诗的一个毛坯，有一个诗的模糊的轮廓，诗人必须通过创造性的高强度的有时甚至是重体力的艰苦劳动，给这个空洞的东西灌注生动的血肉和魂魄，使它丰满起来生动起来鲜活起来，——诗人的难度就在这里。灵感往往只是一点构想，一个情境，有时仅仅是一个好的结尾，一个好的句子，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场面，或一个少到不能再少的诗歌关键词，其中难免互不相关，有时候甚至还埋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充满了看起来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好的诗人却可以默默无闻地不断去发展它，投入自己的血肉和精神让它发育完善，直到把它变成有血有肉、生气灌注、神采飞扬的不朽诗篇，让一个神气活现的诗歌美女一下子站立在你的面前，——这是诗人之为诗人与一般人远远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有待于长期的技术上的锻炼，决不是像那些玩派文学家所说的那样，可以毕其功于朝夕之间。事实上没有一个诗人敢于完全倚靠灵感写作；灵感不是一间现成的小屋，供懒惰的诗人一天天坐大。不付出惊人的努力而要成就千载之功，抱着游戏人生的态度，又想着忽然弄出一个伟大的东西，只能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是决然不可想象的。
许多事物都被人为地弄颠倒了，连那些最基本的事物也开始变得暧昧不清。然而，文学的路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开去，世界再嘈杂，文学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切被伪先锋颠倒了的，都将被正义的人们再一一颠倒过来，放回原处。对文学写作这种古老事业的认识也一样，在这里我愿意重复谷列说过的话：与任何形式的玩无关，写作乃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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