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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请向我开炮   
海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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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文章标题: 请向我开炮 (446 reads)      时间: 2003-9-21 周日, 下午12:41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私有制是民主制度的灵魂

—与王义雄先生商榷

海壁



看了王义雄先生的大作《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连载第一篇：《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的开头三章，很有感触。笔者基本同意王义雄先生对中国剧变过程的危机感，但不满意他完全没有分析中国当前波澜壮阔的私有化进程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特别反对王义雄先生认为在中国“西式民主路未通”。特写成此文与王义雄先生商榷，敬请王义雄先生留意。由于王义雄先生的文章尚未写完，他当然可以在《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以后发表的部分中反驳笔者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笔者同样表示感谢。与王义雄先生的意见相比，笔者在本文中所表达的意见恐怕更有悖于大家通常所理解的“公正”。如果网友们对拙见有什么批评指正，恳请畅所欲言，笔者在此洗耳恭听，谨此事先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 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误会



从王力雄先生的文章看，王力雄先生认为民主就是大家有相等的做主的权力，对所做出的决定承担也同样的义务。这恐怕是误解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质。



积累和消费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矛盾，积累是发展的基础，而消费则是发展的动力。对此大家是一致同意的。在人类中必须进行分工，在大多数为了自身的直接消费从事生产的人群之外，还要分出一小批人来从事积累。由他们专门来促进积累和管理积累的使用，才能保证全社会有一定比例的积累，使人类进步得更快。在私有制社会里，这就是穷人与富人的分工，穷人主要促进消费，而富人主要从事积累。对于后一点，主张完全平等的人，主张均贫富的人显然不太同意。但真理并不因为有人质疑就不是真理。如现在美国哈佛大学每年所用的各种科研经费合计有好多亿美元。这些钱绝大部份都是私人或政府的拨款，在拨付时就已经规定了用途。用这些专款哈佛大学进行了许多科学研究。如果它们不是指定用途的专款，而是政府的一笔统一拨款，由哈佛的全体教职工投票来决定它们的用途，那么是否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呢？至少笔者不相信如此。尽管这些教职工都很敬业，但如果都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很可能更愿意用较多的钱来改善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报刊所揭发出的中国大学内的学术腐败，主要就是由主管机构统一拨款的制度造成的。并非因为中国人不行，而是不良的制度造成了腐败。



由国家来集中提留和管理积累，通过在廿世纪中的各种实验，证明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不仅仅是由于极个别人借用国家的名义垄断了一切资源，压制竞争，不利于各种新思潮的成长与发挥；更可怕的是他们用巨大的国家财富来控制人民的思想，造就了一批颠倒黑白，溜须拍马的高手。这些人最嬗长于从社会中找出实例证明领导是正确的，不符合领导的意见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结果在酿成大祸前独裁者常常注意不到任何与自己主观愿望不符的事实。列宁说过，社会如此复杂多变，如果不采用统计的手段，是可以找到实例来证明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性的。由于独裁者只能看得见自己脑袋中的幻觉，而看不见客观事实。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最后以大失败收场就变成了必然结果。



各阶层人民对民主参与广泛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内，所谓民主，实际上只是富人或少数精英的游戏。只有富人和他们的代理人才有时间进行研究和组织工作，有教养来提出各种真知灼见，更主要的是有金钱来支持昂贵的竞选等政治活动。发展生产，开展贸易，是他们财富的源泉，他们中的主流当然不会去挑拨民族矛盾，从事分裂祖国，制造动乱的活动。鼓励多生小孩，制造人口危机显然也不会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王力雄先生所谓“组建农民党赢得中国大选的设想”也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方面，印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印度国内的民族矛盾比中国严重得多，全国唯一能普遍接受的语言甚至只能是英语。但自印度独立以来，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统一得到了不断加强。并非没有人像王力雄先生所预言的那样“少数民族意见领袖的主要诉求，可想而知将会集中于控诉中国（印度）和鼓动独立”。但他们成不了大气候。印度的人口与可耕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比中国缓和得多，但计划生育也一直是印度政府的国策。从各方面看，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不相上下，民族矛盾比中国要尖锐，西方的民主制在印度可行，为什么在中国就不可行？



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内，既然民主只是富人的游戏，那么一人一票的普选是否有意义呢？普选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富人和他们的代表人中，在“有话语权的社会精英”中，为穷人说话的人较少，意见不响亮。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西方国家之所以能通过许多劫富济贫的立法，并不是由于富人特别自觉，而是因为穷人多，票多，一人一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逼富人对穷人做出了让步，创造了“双赢”的局面。否则，竭泽而渔、激化了阶级矛盾，压制了消费，积累也就失去了动力。一旦激发暴乱，“天杀星下凡”，在遍地白骨中去分辨什么骨头是富人的，什么骨头是穷人的，就更加没有意义。其次，一人一票的普选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深入人心，使穷人对国家事务从消极被动转化为积极主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结果众人拾柴火焰高，国家就越来越兴旺。



民主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向全社会的所有成员提供尽可能等价的机会，让有才华的人士能不拘一格地进入富人阶层或管理阶层，并把管理阶层中不称职的人士淘汰出局，这样才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蠢，维持社会和谐并蓬勃向上发展。



二、 没有私有制工商业就不会有民主



在公有制下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王力雄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为公有制所特别设计的递进民主制来看，他认为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意见与西方主流的意见不符。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哈耶克就认为在公有制下根本就实现不了民主（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中国人当中也有过类似的意见。大右派章乃器先生在1957年反右前夕的谈话中就公私合营（即公有化）指出：公有化之后，没有了私营企业，民主党派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章先生的意思是自由舆论与民主政党是长在私有制工商业这块皮上的毛。取消了私有制工商业，也就不会有自由舆论与民主政党。事态的发展与章先生的预测完全相同。舆论自由要靠私有制工商业来办报，办网站，多党制就更要求私有制工商业的财力和管理经验来支持。如果我们只是上街喊喊口号，发泄一下对政府的不满，也许不要许多资金支持就能办到。但要建立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提得出有真知灼见的施政纲领，旨在从事建设（而不是破坏）的基础上准备接管政权的政党。没有私有制工商业的资金和管理经验就不可能。当然我们这里讲的私有制工商业，是指有健康竞争，不断发展的私有制工商业，不是指在如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苏哈托治下的印尼或在蒙博托冶下的刚果（金）那样被独裁和贪污扭曲了的，病态的私有制工商业。在台湾，无论是党外运动，还是民主政党，都离不开私有制工商业的强力支持。在大陆情况也将与此类似。



毛泽东不相信章乃器先生的话，他亲自写了文章驳斥章乃器先生的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决心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中国人民的“大民主”。于是就拿全体中国人来做实验。从1966年8月到1967年底军管为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大陆的各行各业不知道组织了多少个派系或政团。这些“造反派”在打砸抢方面确实是举世无双。何清涟女士在《民主中国》2000年九月号上“专访何清涟”一文中生动地描绘过他们的业绩，可供参考。但事实证明这十几万，几十万个“造反派”团体，“夺权”之后没有任何一派能组织好最起码的生产，非要被他们所打倒的老干部参加组织生产不可。这些“造反派”哪个也不够“民主政党”的资格。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从硝烟弥漫的武斗现场把北京的“五大左派”召到身边，要他们停止武斗，接纳“工宣队”。韩爱晶曾趁机当面问毛泽东：“主席还健在，我们就为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打得头破血流，那么主席百年之后，两派人再为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而分裂，达不成妥协，怎么办？”在这句话中，“毛泽东思想”一词可理解为我们常说的社会公正或民主。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是还有林副主席在吗？”。这句话再深刻不过地反映出，连毛泽东这种公有制的狂热信徒，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对在公有制下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丧失信心，公开地认了输。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在战役上认了输，在战略上并没有认输。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失败，只是因为习惯势力太强，革命不彻底。于是他就鼓动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按马列主义的原教旨去消灭私有制、消灭社会分工。柬埔寨的经济尽管很落后，也比1872年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时要先进。其后果有目共睹，举世震惊。消灭了柬埔寨四分之一的活人，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有人主张要办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其实这是不够的。应该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消灭社会分工做法与马列主义的原教旨一条一条加以对比，用图片、数据、史料等充分地说明这一切并不仅仅是由于少数几个人的胡思乱想，而是认真执行了原教旨马列主义的后果。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阐明马列主义原教旨的错误，才能对得起白白丧生的几百万、几千万先人。



王力雄先生在他的政论随笔中首次创造了若干新词汇与句式，如“民主的发作”导致“政党乱局”，西方民主制不可更改的“胜负定局”，中共难以避免的“清算结局”，中国民主的“广场效应”，以及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农民党、民族党等。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小说家的幻想，笔者不这样看，从文化大革命的历程来看，如果共产党在私有化基本实现之前突然崩溃，所发生的事件很可能比王力雄先生所预言的更严重。但笔者不同意王力雄先生关于西式民主在中国淮橘成枳，不可行的结论。这与民主制无关，也与东方西方无关。在社会中必须有一部分人专职从事积累，在中国，这些人就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吏。有一天这些人突然一起丧失了功能，而私有制工商业的业主们又不能代行他们的功能，不出现王力雄先生所预言的局面反而倒不正常。笔者不知道在王力雄先生的地球仪上法国算是位于东方还是位于西方。1789年法国大革命，把封建领主和教士通通扫地出门，甚至嫌用刀杀人太慢，在南特附近曾把这类人赶到船上，囚禁在舱内后再把船凿沉。用这种方式把法国国内从事积累的人群消灭殆尽之后，类似于王力雄所说的“政党乱局”、“广场效应”、民族党等场景都曾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过。生活在基层，长期受压迫的贫苦大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无隔宿之粮”。现在既有的社会制度一下子打翻了，“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要他们安分守已，继续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是很困难的。而且失去了生产的组织者，正常的生产也很难进行。在“苏东波”中，越是贫困的地区，共产党突然垮台后造成的动乱也越大，目前中国的贫富差别比东欧任何一个国家都大，生产水平则与阿尔巴尼亚接近。以此推测，王力雄先生的许多预言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对民主制度水土不服，而是因为缺乏私有制，缺乏适当的社会机制来促进积累。在私有化完成之前共产党一旦垮了台，就像法国大革命时一样，在社会中骤然失去了从事积累的人群。社会平衡既然丧失，动乱就难于避免。



有些人一讲私有化，就打起农民那一亩三分承包田的主意。其实在江南一带，每户农民的承包田还不如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在澳大利亚私人住宅庭院的面积大。留着它农民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还可以有口饭吃，卖了它对大多数人来讲就是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何况在任何国家内，富人总是少数。能发财的，早就用其它方式发财了，靠卖这点承包田是无论如何都发不了财的。中国私有化的重点应该是银行、保险、矿产、电力、石油、钢铁、机械等大型国有企业。在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大财东们才会有经济实力独立于政府、也不依赖外资组党，办报，开展民营的政策研究，像当年四通公司支持王军涛、陈子明先生的独立研究及相关政治活动那样，引导中国一步步地走上民主发展的坦途。中国私有化的重点应当是大型的国有企业，而不是农民那点赖以救命的承包田。



实现了私有化之后，如果中共政治局的各位委员都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南霸天、黄世仁，那时留着共产党这张皮对他们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负担。脱去这张皮比从外部攻垮共产党要容易得多。叶利钦也曾是有三十年党龄的前苏共党员，也曾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将前苏共送终的功臣。李登辉当了台湾国民党十二年的党主席，现在对他的总体评价虽然南辕北辙，争议很大，但对他是促使台湾国民党下台的主力这一点却没有争议。中国私有化完成之后，共产党虽然一定要垮台，但它的大部分高级干部届时可能都是促使它垮台的功臣，因此在王力雄先生所谓的清算结局中，共产党虽然肯定是站在错误的一面，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却可能依然站在正确的一面。这时“大坝效应”即使发生，也很平和，对社会的冲击可能较小。



三、 私有化的趋势不可阻挡



即使在稳定的私有制社会里，广大人民群众对有产阶级中游手好闲，无一技之长，专靠剪息票为生的寄生虫，也都是心怀不满的。曾国藩就曾写到“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为维护满清王朝不遗余力、功高柱国、位极人臣的曾国藩尚有这种认识，更遑论平民百姓。现在的共产党当年打着“劫富济贫”旗号，搞得老一辈地主、资本家家破人亡；转身之间居然又借口改革开放，大搞权钱交易，连招牌都不换就当起了新一代地主、资本家。他们剥削起贫苦大众，比老一代的地主、资本家更加鲜廉寡耻，更加不讲仁义道德。还要通过私有化的途径，变成合法的新有产阶级，世世代代富贵下去。这样的事，说抢劫那是恰如其分，硬说成是公平，还要人口服心服，实在是强人所难。



那么，有没有可能不搞私有化，继续搞公有制呢？在民运人士中，公开维护公有制的意见很少见，但借口反对贪污腐化，实际上是在反对私有化的人则大有人在。我们必须承认，公有制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搞不下去了。



在公有制经济下，积累是靠这样一些人来维持的：他们深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下痛苦呻吟，他们必须要勒紧裤带，努力工作，增加积累，减少消费，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弟兄早日从受资本家剥削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如前苏联的斯巴汉诺夫，中国的雷锋、焦裕禄就是这样的人。中国共产党政权现在公开承认按资分配也是合法的，还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并引进外资。这就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一下子就粉碎了在公有制下代表积累的那些人的精神支柱。这好比是从饮料盒中一下子抽光了全部饮料，无论什么样严厉的法律或坚硬的包装物也不能让公有经济免于破产或阻止饮料盒瘪下去。以阻碍生产发展的方式，为了所谓的“社会公正”来反对私有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响应。许多国营工厂的骨干职工都辞职去了私营企业，这说明人民对私有化制造出一批新资本家尽管愤愤不平，但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在国营厂中，工人空有主人的名份，但却什么权也没有，既不能涨工资，也不准罢工。而在私营厂中，工人失去了主人的名份，但却可以要求涨工资，甚至可以闹工潮。难道主人的名份可以当饭吃吗？



与公有制相比，私有制最大的优点是国家不用对人民的消费承担过重的责任。在公有制下，任何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都可能会归结为社会问题，把不满直接指向各级政府机关，引发王力雄先生所谓“不期而至”的“崩溃”。而在私有制下，个别单位对职工利益的漠视，只是它们老板的问题。职工“冤有头、债有主”，只会去找他们的老板算账。前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起，为了缓解人民群众的不满，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福利层层加码，最后沉重不堪的社会福利开支（面向全体公民普遍的养老金、免费的医疗与教育、免费的住房等等）不但压垮了前苏联本身，也是今天的独联体各国税收过重，无法吸引内外投资，难以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原因。而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大城市中普遍享有的社会福利不但没有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增加，反而有逐步减少的趋势。但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动乱，甚至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王力雄：“专制政治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翅膀”）。这并不说明中国国安部的秘密警察比前苏联克格勃的威力更强大，手段更高明；而是因为中国正在不断地私有化，把国家的角色从雇主变成了仲裁者。老百姓为了向雇主要求更多的福利待遇，就只能向政府申诉。这就为政府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创造了基础。而政府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抛出几个赖昌星、周正毅之类的暴发户、陈希同、成克杰这样的贪官来平息民愤，化解人民的不满情绪。这种治国方针比像前苏联那样用根本负担不起的社会福利来耗尽积累、破坏社会再生产、甚至摧毁国家本身显然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由于国家、群众两方面都要求私有化，用“社会公正”来反对私有化的呼吁就显得有点曲高和寡，得不到强烈的响应。



在舆论专制的条件下搞私有化，最大的风险是像在拆除了安全阀的锅炉上烧蒸汽一样，民怨不能上达天听，社会矛盾无法消解，最后造成了毁灭全社会的大爆炸。这里最重要的尺度是毛泽东所讲的两条：一是不饿死人，二是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不下降，最好逐年有所提高。在这两条的基础上，基尼指数即使高一些，富人赚得钱多一点，也只是在加快私有化进程，为增加积累创造条件，并不一定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危机。在这方面台湾的私有经济的成长对大陆的转型应该有很大的启发。



与大陆一样，在五十年代的台湾经济中也是国有企业占统治地位。当然台湾的私有化不存在“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类政治包袱，这是台湾经济民营化很大的优势。除此之外，台湾企业民营化的过程有很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很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吸取了它在大陆上贪污腐败导致政权垮台的历史教训，在现在台湾头面经济人物中，像李鹏、江泽民的子女和其它“太子党”这样政治经济一把抓，“出类拔粹”的明星级人物几乎没有。黑金政治是台湾的弊病之一，但经济巨头没有与顶层的政治人物合为一体，没有形成宋子文、孔祥熙这类政治-经济寡头。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台湾的国有经济之所以能够不与民营经济抢地盘、抢市场，不严重阻碍台湾民营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与没有形成在政治和经济上均占有垄断地位的政治-经济寡头是分不开的。反观大陆的经济，上有李鹏、江泽民的子女操纵中央企业成为电力、通讯业的寡头做榜样，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的子女也分别在各个省市内操纵几家特别赚钱的国有企业，独占巨额利润，向地方性的政治-经济寡头的方向发展。这就激化了社会矛盾，阻碍民营经济的正常发展。台湾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注意抑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力图减少政治权贵的关系户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滥用职权，演变成政治-经济寡头现象的历史经验对大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在社会中必须产生出南霸天、黄世仁之流的有产阶级来从事积累，显然让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子女转化成的有产阶级比由从底层社会中冒出来的几个如周正毅、赖昌星这样的投机分子更有可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更有利于平稳的社会过渡。前者从小生长在高级干部的家庭中，生来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养尊处优，“富而好礼”。“侯之门、仁义存”，他们对金钱没有迫切的饥渴感。马列主义的教义使他们对发财致富有一种负罪感，历史知识促使他们更注意不能饿死人，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平均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至少不能下降。而后者则正是孔祥熙、宋子文的转世。来自社会下层使他们对金钱有强烈的饥渴感，饱受社会歧视使他们对发财致富没有犯罪感，在盗窃国库、欺榨百姓时毫不手软，缺少文化导致他们对社会下层的不幸绝少同情，很可能会把中国引向下一场农民战争。这与美国保守派的头面人物常常出身贫寒，而民主党的主帅却往往是富豪世家的子弟有相同的道理，因此有序的私有化比前苏联“休克疗法”那样无序的私有化更有利于社会稳定。事实上，台湾目前的“大金主”中，大多数人也与原国民党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暴发户。



当私有化搞到一定的程度，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即国有资产的股权在股份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低于百分之五十，股市不再仅仅是国有资产集资的工具。这时的贪污腐化就由一种缓和私有化的方式转变成对生产的直接破坏。新兴的民营资产阶级将要求开放舆论，来监督和抑制贪污腐化现象，要求有一个公平的环境进行竞争、实现民主。这时开放舆论、解除党禁就有可能是有序逐步的理智的政治行为，而且可能像台湾那样促进生产的发展。王力雄先生所说的“人人违法的‘法治’”、“政权的‘黑帮化’”将得到有效的缓解。私有业主们毕竟不希望人民群众不满的总爆发致使自己的财产化为乌有。因此有可能避免出现王义雄先生所谓的“刚性结局”，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如果私有化搞得好，共产党的垮台并不一定意味着共产党主要领导干部个人的破产，在那种局面下，平稳的转化是有可能的。台湾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平稳地实现民主化已经创造了世界的奇迹，为什么中国大陆就不能再创造出一个前共产党国家民主化而不发生动乱的奇迹来震撼世界呢？



合法性确实是前共产党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很大的困难，但这毕竟只是精神领域的困难，“山不转、水转，人是活的、活人不会让尿憋死”。中国人聪明无比，对人口过多、资源不足的物质困难可能确实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不免时有捉衬见肘，穷于应付的困窘。但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帜下大搞私有化的实践来看，这种精神领域内的困难一点都难不倒中国人。退一步讲，难道美国、英国内的大富豪家族、英国王室所积累的巨额资产都是在公开、公平的竞争中，在平等、博爱的指引下，通过诚实的劳动挣来的吗？马列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时，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缺乏合法性就曾是一条很重要的论据，但这条论据并没有让马列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现在马列主义的前信徒再亲自实践一次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只能更加凸显马列主义的失败。



傅作义在1949年向共产党投降，保全了北京的古迹不受破坏，毛泽东讲要奖给他一个像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按王力雄先生的计算，如果中国千年的专制制度在动乱中崩溃，中国的大地将只能养活一千几百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占现有人口百分之99的人民都必须为实现民主化而死。如果能在中国和平地实现私有化和民主化，能保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命，立下这样大的功劳，用像英国那样用可世袭几代的贵族（说几代是因为现在英国世袭贵族的特权正在被立法取消中）来酬庸高级干部的子女们难道不也是很公平吗？当然那些沽恶不俊，死抱着原教旨马列主义不放的顽固分子，是不应当享受这种报酬的。俄罗斯的私有化是在混乱中进行的，各个大财阀的资产都来路不明，准确的讲是非偷即抢。为了争取经济发展，普京总统在几乎一切场合都要重申保障前苏联私有化的成果，也就是保障财阀们的私有财产不受清算；由于中国的私有化将可能是有序进行的，大部分党的高级干部都将是清算共产党错误的功臣，奖励他们还来不及，怎么会存在王力雄先生所谓的“豁免”问题？



四、 在私有制下，递进民主只是空想



王力雄先生的大作尚未刊登过半，现在就批评他的递进民主制还太早。以下简单评论是根据王力雄先生以前发表的对递进民主的设想。我们很希望即将发表的有关递进民主的最新版本能说明我们在这里的批评是不恰当的。



在公有制社会里，王力雄先生递进民主制最好的范本就是共产党的章程。按照党章，所有的共产党员在党内都是平等的，在同一支部中，书记等领导干部是由本支部的党员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党委都是由同级的党代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该党代会还选举产生参加上一级党代会的代表。最后，通过逐级选举产生的全国党代会是全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党的日常管理机构。当然党员都是自愿参加的，不自愿的可以不参加共产党；而在王力雄先生设计的递进民主制中，基层公民小组是公民必须参加的，不准无故缺席。除此之外在所规定的实现民主的方式上，笔者从字面上看不出王力雄先生所设计的递进民主与共产党的章程有任何区别。除了共产党本身，现在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王义雄先生在内，都认为执政的共产党是专制的政党。王力雄先生有责任解释，他所设计的递进民主，与共产党内民主在执行方式上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而同样的章程，对少数“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或“全人类的先进分子”实施就会产生出专制的政党，对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实施反而会变成真正的民主。或者说，王力雄先生打算用什么措施来杜绝从精神到实质上违反规章的现象？请不必告诉我们靠教育群众，难道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做得还少吗？



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财富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地位。在同一个选民小组中，雇主与他的雇员是不可能平等的。逐级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不必面对全体选民，只须面对少数当选的选民代表。而人是可以被收买的。收买少数选民代表是可能的，但收买全体选民则是很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逐级选举的结果是只有富人们的意见能得到反映。在初级选举中，即使有少数反映穷人意见的代表侥幸当选，在较高层次的选举中，他们或者本身就被收买了，或者受到其它代表的排斥，不能进入更高层的民意代表机关。结果在最高层次的民意代表机关中，穷人的意见根本就得不到反映。在上一次台湾高雄市议会的选举中，议长的候选人为了当选议长，用每张票五百万元的价格收买了市议会中一大半市议员。而在直接选举中要收买每个选民则困难的多。如果你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来收买大多数选民，那反而倒不如雇用高质量的顾问以优异的政绩来赢得真正的选举，根本就用不着搞贿选。在私有制下，各人的贫富差别很悬殊，而掌握国家政策的走向对经营获利又非常重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多级间接选举下，要避免贿选几乎是不可能的。直接选举最大的优点是大多数选民的取向能直接反映在选举的结果上，从而穷人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人数优势为自己争得利益。综上所述，直接选举从制度上讲不利于贿选，而多级间接选举在制度上对贿选有鼓励作用。因此，在私有制下，王力雄先生的递进民主只是空想。贿选盛行的选举甚至还不如不选，这样社会所付出的成本还更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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