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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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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二） (432 reads) 时间: 2002-1-11 周五, 上午2:37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李宗仁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

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

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

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

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

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

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

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卒开

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

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

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

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

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

，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

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

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

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

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

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

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

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

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

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

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

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

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F、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

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

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

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

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

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

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

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

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

。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

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

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

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浚等人，

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

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

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

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

、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

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

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

，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

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

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

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

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

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

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

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

”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

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

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

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

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

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

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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