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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周恩来不愧为二十世纪伟人——我读《晚年周恩来》

咱老百姓(真)

加入时间: 2004/10/11
文章: 5307

经验值: 3142

标题: ZT: 周恩来不愧为二十世纪伟人——我读《晚年周恩来》 (223 reads) 时间: 2003-9-04 周四, 上午2:20

作者：咱老百姓(真)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周恩来不愧为二十世纪伟人——我读《晚年周恩来》

沈昆

　　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革史料，对于理解文革年代的许多历史事件很有助益。然而我以为，大多数亲历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读了此书后，大概只会更加理解和认同周恩来当年对于许多政治事件的处理，而对周生发更多的敬意。大凡亲历过文革的人，多少都知道周恩来历史上犯过许多错误，周也时时挂在嘴边检讨自己，因而周在人们心中从来并非一方神圣，加上周的亲民作风，当时人们对周的感情是对有血有肉的人的敬和爱，而与对毛的感情不同。这也是当年北京百万市民空巷而出送总理的原因之一。设想，如果是神去了，大概只有惊讶而少有悲痛的份儿。

　　高先生的书虽说批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革史料，但却在许多关键问题上缺乏事实叙述，而以高先生自己的判断或猜测为替代。然而书中的一些判断或猜想，或由于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或由于考虑不全面，难免偏颇之处。本文将对书中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讨论，供高先生及广大读者参考。

一．关于文革及文革目的

　　《晚年周恩来》一书显然对文革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尽管书中提到，文革“风暴事起突然，然而却是中共立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以来社会内部积累以久的各种弊端和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但本书对文革的基调则是，毛“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且不提作为那样一场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社会运动，必然有其人民性的一面，即便仅从毛发动文革的目的而言，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整刘少奇，若果如此，就无法解释刘倒了之后为什么毛仍要继续大搞文革。

　　毛在文革中多次提到，中共各级当权派脱离了广大群众，文革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形式就是“四大”。当时的文革理论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由于国内外的复辟势力仍然存在，特别是由于思想文化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共产党内部将会出现分化，特别是出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因此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对几乎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进行了批判。参照１９６０年代中苏论争发展过程，就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批判苏联，坚持所谓正统马列主义的必然结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达到了鼎盛，但同时，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也都开始暴露而且日益深化，铁托与赫鲁晓夫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对马列主义进行了一些修正，然而并不解决问题，特别是无法解决国内特权阶层亦即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的问题，而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６８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则表明苏联的行径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加之赫鲁晓夫的修正始之于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这对于尊崇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无法接受的。因而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看来，苏联的问题是其领导人背离了马列主义，而非马列主义的理论存在根本缺陷，中共的选择自然就是向左的方向发展马列主义，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经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同意通过的。

　　中共领导人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对苏联的许多做法很不以为然，延安时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加入中共的美国人，李敦白（Ｓｉｄｎｅｙ　Ｒ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在他的《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Ｓｔａｙｅｄ　Ｂｅｈｉｎｄ》一书中曾写到１９４８年他到延安后即很惊奇地发现中共领导人普遍对苏联不以为然，反而对美国多有好感。因而，中共采取与苏共不同的路线和做法，并不奇怪，也谈不上是为了争共运霸主地位，实际上，书中的这一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书中多次提到，毛生怕身后落得和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因而余生一直不停地和心造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作徒劳无功的搏斗，一刻不得安宁。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论断，书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过硬的事实。毛确实多次告诫中共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并不能就此断言毛担心的就是身后被鞭尸而非改变他的路线。实际上，毛更看重的是他的既定路线，而非死后的名声。如果毛仅为其死后的名声着想，就大可不必对林彪动手了，像林彪这样捧毛至极点而又很少拂逆毛的“亲密战友”，如敢在毛生后作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在尊崇正统的中国，其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像赫鲁晓夫这种生前好话说尽，死后焚尸扬灰的人，是最让中国人不齿的，这也是为什么毛专爱以赫开刀的缘故之一。

二．文革之初的周恩来

　　书中说在文革前夕，“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不同，周恩来由于事先有毛泽东的打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底”，又说“周已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但作者并未给以任何事实例举。如果周果真如作者所说，知道毛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周又事事顺毛，那周就不应该先是极力调和毛与彭，后又设法保刘，直至文革派搞出所谓如山铁证。经历过文革的人大概还会记得毛曾在文革中多次说过（大概包括对斯诺的谈话），原以为周恩来也会在文革中垮下去，却没想到周在文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联系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刘少奇的人马十分活跃，借再度深查高岗，彭德怀集团问题之由，大做文章，甚至企图整倒林彪。彭真尤其窜升飞速，成了不挂名的常委。只是在讨论社教２３条时，毛刘交恶开始表面化。但当时彭似乎并未站在刘的一边，这从李雪峰在文革中到北京市新视为上任时讲的一段话可以透露出来，李说他是在讨论２３条时发现彭真有问题的，当时他认为２３条是反右的，而彭认为是反左的。而２３条至少在表面上是纠正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时种种过左做法的。很可能在彭看来，作为接班人的刘倒之后，他就很有可能当上接班人，至少代替周而出任总理。这大概就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中提及“想当宰相”之故吧。当然，彭之出任总理，也可能是刘的既定方针。无论如何，几年前由于反冒进而受过狠批的周大概都是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周当然只能谨言慎行，而后来局势逐渐明朗，周仍图缓和矛盾，确实不愧为大度宰相。

三．保持晚节与为国为民

　　书中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指导思想时保持晚节，而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不过是带有愚忠味道的现代忠君思想。然而作者除了能举出“保持晚节”是周在文革中经常挂在嘴边的政治口头禅之外，并未提出更多举证。如果理解了本文前面所述文革的目的与文革理论，就不难理解“保持晚节”是在文革特定条件下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新考验，亦即要保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包括不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顺便说一句，现在的许多中共干部，不要说保持晚节，就连“中节”也保不了，甚至上台伊始就开始腐化堕落了。文革当中，“保持晚节”就是所谓“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毛主席走”。这在年轻一代人看来，确实就与愚忠无二至，但如果联系中国当年的现实以及中国人自上一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思想的变迁过程，也就不难理解了。

　　５７年反右之后，大陆的中国人辨别是非对错是以党员或至多以党支部书记为准绳的，如果与党支部书记甚至党员相左，就可能被冠以反党的罪名。直到文革，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党内也有走资派，只有正确路线才能代表党，而毛的路线才是正确路线，因为只有毛是久经考验的，“跟随正确路线归根结底是跟什么人的问题”。现在提起这些，只会让人觉得荒谬可笑，但比起文革之前那种“凡是党员就代表党，就是正确的”那种樊笼桎梏来，应该是不小的进步了。也正是从这一进步开始，才有了大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后来的改革开放，直至共产主义的破灭，这些就是题外话了。

　　因而对周恩来而言，第一，毛是经过考验的正确路线代表。第二，毛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原教旨精神的。周的选择当然是跟随毛，即便不提刘少奇借派工作组之机大力扩张势力范围，侵削周的主管范围，只考虑刘在历史上种种左的做法，周也是断然不会跟随刘的。这里，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当时共产主义运动还在鼎盛时期，还不能断言共产主义只是乌托邦幻想时，周本着对其理想的追求而追随毛的路线，只能让后人在敬佩周对其理想的执着追求之外，心存一丝遗憾而已。实际上正是文革这场出自马列主义原教旨精神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苦难的社会试验，证明了马列主义的非科学性，最终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衰亡。

　　作者在书中也承认，周对毛取顺守之道也是出于为国家和人民办事情的缘故。我以为这才是周的主要动机。书中列举了很多事实，说明周深知对毛不能硬顶，而需缓转图之。周在其最后的两三年里，以其重病之身，忍受种种屈辱，甚至以在批儒批孔批周公中被不点名地批判来换取各行各业的整顿与恢复并进而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周这种不计个人名份与屈辱，而以国家人民为重，实在催人泪下，这实在比那些呈一时之痛快图一己之虚名而硬顶甩手不干要难得多。如果理解周的主要动机是为国为民而不是自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在作最后一次手术前会突然起而抗争了。那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已经完全把周的工作接过去了，周也知道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为国操劳了，也就再不必采顺守之道了。

四．中共的党文化

　　中共是有严密组织纪律的革命政党，又有其特有的党文化。

　　这个党文化的突出一点，就是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党的利益，个人应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里讲的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这种党文化的形成，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有不可否定的重要贡献的。在这种党文化之下，党的成员，甚至包括非党员而要入党的人，是不应该计较被错整，被冤屈的。不仅是被整的人会做如此想，明知自己的意见没错，也要绞尽脑汁检查自己不对之处，而其他的人即便同情或持类似的看法也只会为了顾全党的利益而采取批评帮助的态度，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而党的利益，又往往取决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当这最高领导人是经过几十年斗争考验是尤其如此，例如毛。因此耿直如彭大将军者，智识如张闻天者，最后也都会从对毛的态度上去检讨，以致承认反党。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是入不了党的，至少成不了好党员。因此，从红军时期开始，就有无数优秀的中共党员被冤杀，错误地受整肃的则更多，中共却从来不把这种错误放在第一位去反省。像黄克诚那样在卢山会议上为彭德怀仗义直言者，大概在中共高层中，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李敦白在本文上面所提到的书中，对他是怎样从一个既追求共产主义又崇尚个人的价值和自由的美国共产主义者，成为中共党员之初与中共的这种的文化多有碰撞之处，到后来如何身陷冤狱而仍苦苦反省自己，及至文革初期才觉得重新找到了个人价值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曾有很生动的描写。

　　中共党文化的另一大特点叫做“相信组织相信党”，这一条主要是把人置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无论是争辩什么理论问题或是为什么人作无错辩解，只要“党”不同意或不愿听你的，就可以用一句“相信组织相信党”使你解除最后一点武装。但这个笼统的“党”实在太抽象，总得落实到党的“法人”代表身上，文革前是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文革中则只有毛和中央里少数紧跟毛的一些人了。在一些特别情况下，有些工作人员也可享用这一有利地位，例如特派员，联络代表，专案调查人员等，既是上头委派的，就应该相信。甚至位高如周恩来者，在专案组摆出的各种证据面前，既然周不可能亲自去调查，也就只有“相信组织相信党”而签字认可的份儿了。

　　中共的党文化中，还有很多丑陋的东西，不过以上两条大概是最能迷惑人最能使人变成工具的了。

五．周恩来与林彪事件

　　作者在书中暗示，周与毛联手逼走了林彪，而周在林死之后大恸是怕成了二号人物的自己将会不保。这些判断与书中所叙其他事实，多有矛盾之处，推理也欠周全。本人根据书中所述，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推断。

　　周与林共事几十年，对林的为人应该是清楚的。周对于党内斗争一贯是以平息缓和为主导的，提林彪为接班人，一来林在６０年代是挺毛最力的，当时也最得毛的欣赏；二来林彪为人向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而不会像刘少奇那样有架空毛的可能。加之林是做实际工作出身，治国理念与周相同。因此以林为接班人，毛大概就不大会再次发动废太子的党内斗争了，而把林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也就可避免围绕接班人的党内权争，从而作为实际工作主管的周也就会有更大空间去实现强国富民的抱负。却没想到即便如此，仍不能避免废太子的内斗。周仍是按其一贯做法，尽力调和毛林二人，却无法成功。在种情况下，对周而言最好的结果是林到其实力地盘称病告假，毛既无法动林，林也不再视事，可以避免矛盾的公开化。

　　按照周对林的了解，应该知道林是民族主义者，不会往苏联跑，而是到广州的亲信部下处避祸，林如到了广州，毛大概不易抓人，事情就容易和缓下来。这大概就是周接了林立衡的报告后并未着力禁飞的缘故（果如此的话）。说林彪到广州是要搞军事割据，实在太欠证据，林如有军事割据的计划，不能不与他的亲信事先通气，可是查了这么多年，竟未见任何如是供词。林不会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与毛公开对抗，尤其是在军事上公开反叛，只会落得身败名裂，但若避在广州不让８３４１抓人则是可行的。因而当周得知林往北飞时，先是紧张，得知林机毁人亡后则说这是最好的结果，全是为当时的大局考虑。当平静下来之后，则不免忧心忡忡，被人引起话题，忧伤更重，以至于大恸。周实不是哭自己，哭林彪，而是哭中共！周在５６年因反冒进而被狠整，几乎不保，也不过暗自落泪。前面说了，立了林彪作接班人，多数人都以为可以相安无事了，却不料最后也是大斗一场。周大概已经看出在毛的有生之年，围绕接班人的党内斗争是无法平息了，而这种不断的内斗将最终毁掉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强国富民的事业和抱负。以周的聪慧和洞察能力，加上他为共产主义奋斗几十年的经验，周大概应该感觉到他当时所经历的共产主义实践已经越来越远离他早年所向往的救国救民之路，尽管他竭尽心力仍无法避免陷国家与人民于灾难的结果，痛惜，伤悲等诸多情感集于一时以致大恸。然而，周在大恸之后，仍然打起精神，忍受种种屈辱与打击，继续为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而鞠躬尽瘁，奋斗不已。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仍勉力为之的诸葛亮精神要比许多顺境下的成功者更让人敬佩万分。

六．周恩来做事的风格

　　在很多人看来，周之事毛，犹如奴才事主子，简直是卑躬屈节，丢面子极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周恩来做事情的风格罢了，亦即，无论巨细事必躬亲，专注认真绝无疏漏，对人则体贴入微。当然对于为身系全党全国命运的毛处理安排接见红卫兵这样的事情就更得万无一失了。书中所举周跪在地上为毛指地图，我以为，其一是周办事专注认真，其二大概是为了方便，因为我们自己有时为了方便也会跪在地上做事情。

　　实际上，周恩来有时对其他人也会不计尊卑地行事。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清华，与学生发生冲突，毛决定在人大会堂招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由于在冲突后撤出了清华，很晚才辗转接到通知，到人大会堂时已是２８日晨七点多，由于当时下过雨，蒯又是从清华北便门经一片农田撤出的，裤腿上尽是泥水，裤脚挽到了膝盖上，样子十分狼狈。周总理当时在人大会堂门口等候蒯大富，见到蒯，周就迎上前去帮蒯把裤脚放下，并尽量把泥土拍掉。难道周还须对即将被整肃的蒯大富献殷勤吗？

　　前面所提李敦白的书中也有类似的叙述，一次李氏夫妇带了两个女儿去看演出，坐在周的后一排，李的一个女儿正好坐在周的后面，被周挡了视线，就有点儿闹，周听见之后就转过身把李的女儿抱在身上看节目，李的另一个女儿见了，也吵着要前面的伯伯抱，周就又转过身把这一个也抱过来，就这样一左一右抱着李的两个女儿看完表演。这类事大概还有很多。周恩来大概是历来中共领导人中最不讲尊卑贵贱，地位高下的一个。这也是周在民间的魅力所在。中共声称以消灭阶级追求平等为目标，然而经过中共几十年的统治，眼下的中国大概是除了少数皇权国家之外，世界上最讲尊卑贵贱地位高低而级别森严的国家之一。可悲的是，有些以追求民主平等为己任的人士竟也时不时地用等级观念的有色眼镜看事物。

七．周与邓及其他人

　　毛曾说过，要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又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毛大概自诩是做到了这一点，而实际上反对过毛的人大都不能与毛共事到善终，多数会被毛算总账的。周大概是例外，但这多半是因为周的缘故，而在毛的那面，如书中所叙，毛直至死之前还仍是耿耿于怀。

　　周是真正做到团结一切人共同工作的少数中共领导人之一，无论是延安整风时狠批他的那些人还是５７年批反冒进时帮毛整他的人，包括那些觊觎总理位置随时准备代替周的人，周都能很好地与他们共事，绝少计较个人恩怨。邓小平在复出之际的批周会上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高先生认为是诛心之论，周恩来大概只当它是忠告，并未丝毫影响他对邓的支持和配合，甚至在周病重临去之前仍尽力担当为邓减轻压力。

　　顺便说一句，邓的话，如果丝毫没有暗讽毛的帝王思想之意（我以为邓绝无此意）的话，就只能表明，不能也不允许挑战毛，早已经是中共高层的共识。不仅对邓如此，对那些一心想搞倒周的人，如张春桥之类，周也是尽力和缓矛盾说服他们。周恩来追悼会上的一幕，我自今历历在目，追悼会进入尾声后，中央领导人依次走到邓颖超面前与她握手，当张春桥与邓颖超握手时，邓颖超对张春桥足足述说了好几分钟，张春桥铁着个脸只有点头的份儿。大概是周以他临终嘱托的形式再次规劝正在反回潮兴头上的张吧。遗憾的是，二十几年过去了，竟无任何只言片语公诸于世。

　　正是由于周的这种风格，无论哪个山头的人都不得不敬重他。

八．周恩来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

　　尽管毛泽东一生中斗败了他所有的政敌，但毛只能算是瘸腿的政治家。毛搞政治偏好于斗，甚至动则要上井冈山，重起武斗。毛的政治完全服从于他的政治理论，事情办的怎么样倒还在其次。政治的本意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通过各种机动而把事情办成功。周恩来则是这方面难得的巨匠。特别是当今世界，和平民主已经成为主流，就更是需要像周恩来这样善于妥协而求同存异的政治家。周恩来被毛贬为经验主义着，终生为此作检讨。实际上，中国倒是少了些周这样的经验主义者，而吃过太多理论家们的亏。直至今日，还是有那么一批人，仍旧迷恋于这个主义，那个理论，再不济也得弄出个什么思想来，津津有味，乐此不彼。相比之下，周恩来身处共产主义还未被最后证实是错误的时代，又有毛这个不可挑战的伟大领袖和“天才理论家”的强力制约，能够通过种种机动和努力，使中国避免了战乱和分裂而最终确定了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方向，周恩来确实不愧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以他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高超干练的办事能力，忘我的献身精神，勤勉专注的工作作风，严于自省的谦虚美德，对人宽容的宰相胸怀，不计尊卑高下的亲民风格，令人倾倒的魅人风度，以及他追求理想的执着，都使周无愧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他的评语：“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然而，无庸讳言，作为血肉之躯的人，周自有他自己的弱点，犯过种种错误，其中有些可能难于为后人所理解和原谅。周所身处的时代，确定了周不得不经常在人性与他所被卷入的共产主义实践之间的巨大冲突所造成的剧烈痛苦中煎熬。这种痛苦与煎熬只会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增添对周的敬意。

　　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把人们带回那个癫狂的年代，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大革命，吸取历史教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作者的一些推论和判断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和讨论。令人感到略有遗憾的是，此书与《天安门事件真相》一样，对于一些关键事件和问题，书中并无事实例证，而只能以作者的猜测和判断为代替，因而仍然无法确定事件的真相。除了本文上面提到的文革起因，林彪事件的许多细节等事例之外，还有诸如张春桥对“天才”问题的发难，毛在７３年因中美关系转热而批周投降主义的真实原因，等等。前者，张春桥若未探到毛的底线，大概绝无胆量在这一问题上发难。后者，看似毛的小题大做，是否与当年毛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及《别了，司徒雷登》时的情结有关，据说当时很多中共领导人倾向于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甚至包括林彪在内。这些都还有待于作者和其他历史工作者进一步研究和发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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