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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推土机下的悲剧 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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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推土机下的悲剧 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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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推土机下的悲剧 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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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9-03 周三, 下午3:43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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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下的悲剧 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
2003-09-03 13:33更新 来源: 第1页/共5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
外滩画报有人说,是黑恶势力的介入,导致了被拆迁居民和拆迁办之间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自焚”惨剧的发生。然而,透过地方相关责任部门遮遮掩掩的面纱,翻开被拆迁者视作保护伞的地方法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悲剧的发生几乎就是一种必然。
惨剧背后--南京“自焚”进行威胁事件反思
外滩记者茅文贤鞠靖/南京报道 小武/摄影
玄武区邓府巷两边的墙上依然到处写着白色、硕大的“拆”字,一切还是显得那么平静。
不久前发生的拆迁户“自焚”事件,对于这座城市的改造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受害者依然还躺在医院里,有关方面却始终不愿意公布事件真相。而在记者的调查中,来自于当事双方的口径有天壤之别。
拆迁人员:死亡是假新闻
8月28日晚8点30分左右,在南京大学旁边的一个茶吧里,记者见到了玄武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A。在此之前,拆迁办工作人员对所有的媒体都保持缄默。由于一些特殊原因,A向记者描述了事件的部分情况。
针对一些媒体的报道,A告诉记者,这些消息都是不准确的,“是假新闻”。
A说,这次事故虽然说是很严重,但至少到8月27日还没有人死亡。外面“有8人死亡”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实际上是有8个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描述,“自焚”者翁彪受伤最重,诊断为中度3级烧伤,烧伤面积达97%,翁先是被送到消防医院抢救,后来被转到条件更好的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继续抢救,“至少到昨天(27日)晚上他还没有死”,但是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据A介绍,除翁彪外,其他不同程度受伤的都是玄武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其中需要住院的有4人。从玄武区文化局借调到拆迁办协助拆迁工作的谢彪中度2级烧伤,至今仍在鼓楼医院抢救;一名保安和一名拆迁办工作人员烧伤,现仍在消防医院治疗;拆迁办书记因手臂被烧伤,现在住在玄武医院。这4人中,后3人(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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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下的悲剧 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
2003-09-03 13:33更新 来源: 第2页/共5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
没有生命危险。
几个工作人员中,中度2级烧伤的谢彪显然是伤情最重的,玄武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现在轮流到医院陪护他。据A观察,谢烧伤相当严重,部分肢体已经炭化,“摸上去硬邦邦的”。由于五官烧伤严重,为了维持生命,谢的喉管已经被切开,以便呼吸和进食,谢也因此丧失说话能力,但这并不妨碍谢和别人的交流。这位工作人员说,谢现在只有一双脚还能行动,因此,医院给谢一块白板,一支笔,谢可以用脚趾夹着笔在白板上写字。当谢的家人第一次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夹着笔,先是在白板上写了“保险”二字,可能是要家人去办理保险赔付事宜;后写下“盖被”二字,意思是感觉有点冷。
事发现场:混乱中,打火机突然打着?
A说,事情发生时大约是在中午,当时翁彪非常气愤,拿了包烟和打火机就直奔洪武路、中山东路路口的玄武区邓府巷拆迁指挥部办公室,并在路上买了20公升汽油,一路走一路洒,在自己身上也洒了不少。
当时一些工作人员已经出去吃中饭,拆迁办的人不多。翁彪进了大门,先是敲一间办公室的门,这间办公室里有两个女工作人员在,看翁彪来势汹汹,于是不敢开门,让翁彪有什么事去找领导。翁彪没有找到拆迁办的负责人,但是找到了拆迁办的书记。书记知道了翁彪的来由,于是带着翁彪来找具体负责部门。翁彪家的拆迁应当由第三组负责,但当时第三组的人都不在,于是书记把翁彪带到了第二组的办公室。在这里,翁彪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当时谢彪等人都在场,一个司机听到争吵声也赶来看。翁彪越吵越气,掏出打火机威胁要自焚。保安和工作人员一起过来劝阻,谢彪冲上来抱住翁彪往外推,有的人开始抢夺他的打火机,在混乱中,打火机突然打着。由于汽油挥发得快,很快起火并蔓延。
翁彪的邻居陈五郎后来回忆说,当时谢抱着翁从火场里冲出来,翁两手放在胸前。
在拆迁办的门口,记者并没有看到焚烧和过火的痕迹。A说,虽然(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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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下的悲剧 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
2003-09-03 13:33更新 来源: 第3页/共5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
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现场也清理过了,但是现在走进拆迁办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一幕。办公室里现在还有燃烧过的味道,有的地方还黑漆漆的,很压抑。
A说:“如果当时我在现场的话,也许现在躺在医院的就是我了。他(翁彪)也不是纯粹的报复,因为没有明确的对象。他想伤害的对象随意性太大了,简直是逮到谁就是谁。拆迁办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其实谁也不会因为工作的事有意跟拆迁户过不去,我们自己也是人啊。”
派出所:自焚还是纵火
此前媒体对于这件事情都使用了“自焚”这个词,但也有人说,翁彪涉嫌纵火。那么南京警方是如何为这一事件定性的呢?
8月29日,记者打电话到玄武区公安分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没有对此事定性,具体情况可以问新街口派出所。但新街口派出所表示这件事情要问分局。当得知记者已经问过之后,他便改口,让记者找当地拆迁办了解。
新街口派出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大家都说翁彪是自焚,其实是纵火,是蓄意伤人。”他解释说,“自焚”是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来达到某种目的,可是翁彪的本意并不是要伤害自己,而是想以伤害他人来进行威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家属:野蛮拆迁,无从反抗
想要见到“自焚”者翁彪的家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自焚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就给翁彪的家人重新安排了一处住房,那是丹凤街上一处居民楼。但是翁彪的家人并不愿意住在那座房子里,拆迁办于是让他们住进了珠江路上的同仁宾馆。有关方面也因此加强了宾馆周围的管理,对进出的人也进行盘问。
8月29日下午3点多,记者终于设法见到了“自焚”者翁彪的妻子周洁和翁彪74岁的父亲。在同仁宾馆407房间,翁彪的家人还在和拆迁办就翁彪事件的善后工作进行谈判。
周洁半靠着床,头发有点乱,脸色很苍白。她告诉记者,其实今天已经好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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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9-03 13:33更新 来源: 第4页/共5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
了,前两天更是不能见人,“像个鬼似的”。站在她一旁的姐姐周艳说,周洁她一天要晕倒好几次,所以时刻都要有人陪着。
“8月22日上午10点10分左右,拆迁办第一次派人叫我老公去协商,过了会儿他(翁彪)回来了,说没谈成。我们提出要一套65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拆迁办的人说'不要做梦'。11点左右又来叫了。当时他爸爸(即周洁的公公)刚让他买好菜,一个酸菜鱼,一个鸭头,一个汤,还买了啤酒。我想让他先吃饭,等吃完了再去。但他还是先去了。”
“等我老公走后,他们要我也去,我不去,有个姓沈的拆迁人员就把拳头伸到我的面前,说‘你再讲,老子就揍你!’”周洁边说边举起拳头,模仿着拆迁人员的样子。“后来旁边拆迁办的两个女同志过来打圆场,这时我已经被逼到了家门口。他们跟着进了屋,我当时还穿着睡衣睡裤,趿着拖鞋。我说要走也得等我换双鞋,别看我这个样子,我很讲究的,穿成这个样子我都不出门的。”
说到拆迁的那些人时,她的声音提高了8度,“他们都等不及了,进来6个男人把我拉出去。还有的人去拉我老公公。拉我也就罢了,他们把老公公拉出门后,还使劲一推,老公公摔倒在了地上。”
周洁哽咽着从床上坐了起来,走到老公公前面,拉起裤管给记者看。老人的膝盖旁边,流脓的伤口刚刚结了疤。“肩膀上还有内伤,现在手都不好抬。”周洁说。
周洁回忆说,当时来的大概有20来个人,拆迁办主任也来了。“拆迁的人把我们家的家具都搞坏了,拍的照片都没有了,连相机、VCD都没有了。人被强行拉出来之后,没两下,推土机就把我们的房子铲平了。”
据周洁介绍,翁从拆迁办回来看到房子已经被拆了,又心痛又气愤,带着打火机第三次来到拆迁办。
外面有的说他是拿着汽油去的,有的说是在外面买的。周洁说:“其实我家里的确有汽油,因为我们家有辆小金鸟(一种摩托车),不过汽油在拆房子之前就让拆迁办拿走了,我老公是空手(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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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下的悲剧 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
2003-09-03 13:33更新 来源: 第5页/共5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
去的。”
至于到了拆迁办,怎么会浇上汽油的,怎么又会烧起来,当时除了翁彪,其他都是拆迁办的人,她也说不清到底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拆完房子后不到20分钟,就传来消息说拆迁办里出事了。”
邻居:他们做得太绝
在邓府巷,我们遇到了翁彪的邻居陈五郎。他大概40多岁,穿着有条子的T恤,头发有点乱,胡子有几天没有刮了,估计有将近半公分长,看起来是个老实人。他家离翁彪家大概只有100米远,那边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翁家在事发当天曾经设了灵堂,当时设灵堂就是五郎的老婆帮忙操持的。两家关系很好,特别是在拆迁的这段日子。
陈五郎告诉记者,其实在这之前,自焚事件已经“预演”过一次了。
那也是在8月份。当时谢彪等带着一批拆迁人员想要动手拆迁,“他(翁彪)毕竟腿有残疾,怎么打得过他们这些‘黑社会’,于是他拎了一瓶汽油就倒在自己身上。”
“没想到那个谢彪坏成这样,还有意激怒翁彪,说,‘吓唬谁呢,有本事你点啊,谅你也不敢’。翁真的就拿出了打火机,啪啪啪地打了三下,结果没有点着。看到这里,谢彪等人才不敢轻举妄动了。”陈五郎说。
现在,在邓府巷拆迁第7组,看到仅存的一间房,那就是陈五郎的家。这个家的保存,是用陈五郎的一次“死”换来的。那是8月12日,为了保住这间房,陈五郎割腕自杀,幸好抢救及时才算保住了这条命,但是他的手腕还是留下了伤痕。
作为翁家的邻居,“死”过一次的陈五郎认为自己最能理解翁彪的行为。
周洁说,早在7月9日,拆迁办一名叫吕凯的人便带领10多名拆迁人员来掀她家的瓦,翁彪当时提出抗议:我74岁的老父亲和11岁的儿子还在房子里,砸伤了怎么办?但吕凯嚷道:我们不管,我们就是地痞流氓,打的就是你,谁让你不搬的。
7月12日,是翁彪39岁生日,这天下午5点,拆迁办的人把同庆里的水电突然掐断。当时南京正好下大雨。翁彪家漏得一塌糊涂,一家四口完全无法正常生活。同庆里居民找到拆迁办论理,拆迁办才在晚上7点将水电重新接上。
但7月14日,同庆里的水电被再次拉断,此后再没接上。
周洁说,接下来的一个月,拆迁人员不断骚扰他们的生活,砸玻璃,将碎砖烂瓦故意堆在翁彪家门口……想方设法赶他们搬迁。此过程中,公公被窗外砸来的一块石头砸伤,周洁找拆迁办论理,拆迁办回复:是农民工干的,找他们去!
“不是被逼到绝处,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赌!”五郎告诉记者,他们在拆迁办那些人的眼里是些“要钱不要命”的人。“可是,谁会真正愿意为了万把块钱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他们做得太绝了,把我们逼到只能走这一步。”五郎表示,如果当时拆迁办好好做工作的话,这场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五郎告诉记者,翁家从7月12日就停电断水,“我们家是7月21日停的。那些天正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每天都是39度40度的,像这样的房子,里面还不止这么高的温度。苍蝇蚊子更是让人受不了。”
“要用水的话必须要到100米外的马路对面民工用水处去一盆一盆地端进来。一个多月了,我们就是这么熬过来的,但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站在拆迁废墟上,五郎深深地叹了口气。
五郎的妻子王女士提供给记者一张照片,是翁家未拆之前,翁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片上的翁搂着妻子的肩,儿子站在中间,背景虽然是他们破破烂烂的家,但是全家人笑得很灿烂,很幸福。记者看了一下拍摄时间:2003年8月16日,也就是翁出事之前6天。
翁彪恐怕不会想到,这也许是他今生拍下的最后一张微笑着的照片。
(编辑:安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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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news.yahoo.com/030903/55/1s3ql.html)
zt: 《抗击非典医生,住房面临强拆》
我叫刘晨,是北京工商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我母亲叫肖庆如,是北京市丰台
铁路医院的医生。作为医生,我母亲正工作在抗击“非典“的战线上,近
来,由于需要隔离不能回家,母亲为此忧心忡忡。母亲不是害怕接触“非
典”病人,作为医生,她一直以能为病人付出一切为荣耀。她也不是放心不
下我,我已上大学了,自己一个人已能自己照顾自己。让她忧心忡忡、放心
不下的是,她怕隔离回家时,发现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被强拆了,母亲和
我要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我家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拆迁范围之内。自拆迁公告贴出8、9个月
至今,拆迁公司从未找我们谈过拆迁补偿的事,反而一下子将我们推上了法
庭,说我们占房不搬走,阻碍拆迁进度,后来拆迁公司自己撤诉了。一个自
称代表政府的拆迁员说要给我们中南海里的二间房子,拿我们和国家开心。
后来他们几次到我母亲工作的医院造谣生事,制造影响,说要随时强拆我
们。因为要被强拆,母亲忧心忡忡,尤其在面临隔离不能回家的情况下。
我们一个邻居,男主人是一个医生,女主人是一个护士,就在前一段时
间,“非典”已经肆虐北京的时候,他们家被拆了。那一天,我们这个邻
居、医生、护士都在医院上班,他们完全不知道厄运已经降临到了他们头
上,警察和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趁他们两口子不在家,事先不知道,将他们的
家强拆了,家中的一切搬到他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至今,他们两口子无家
可归,生活十分凄惨,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每当想到这些,母亲就常常望
向窗外的瓦砾,担心起我们不知何时也被强拆。有时做梦,母亲也曾被噩梦
惊醒。
其实对住房,我们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我和母亲目前居住在一间20平方
米的住房里,有自己的厨房和洗澡间,我们仅仅希望在拆迁后,能有相应大
小的住房,可是拆迁公司就是不给我们,他们曾对我们说过给我们两万元
钱,让我们到外边去租商品房去,等我大学毕业了有了钱再自己房商品房,
拿我们一点不当人。在这次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抗击“非典“的形式下,我们
也不想拖国家的后退,我们只不过希望能有个立锥之地,有个安定的生活环
境,好让我母亲能无所牵挂的投身于抗击“非典”的战斗中。
一个忧心忡忡的医务人员的女儿
刘晨
2003年5月7日
北京市西城区机织卫4号电话:66075586 我叫刘晨,是北京工商学院二年
级的学生,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拆迁范围之内。现在我家住处周围已
拆得只剩几间小房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之上,不光卫生状况脏乱不堪,还不时
有不明身份的人出没,何况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作为医生还要克服种种困
难冲在抗击“非典”的战线上,这更令我担心不已。
我母亲今年49岁,多年的操劳与照顾我的艰辛已令她过早地衰老了,健康
状况也是每况愈下,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高血压,本来就因神经衰弱长期
睡不好觉,她还常常被半夜的施工的轰鸣声与怪声惊醒。每当这时,她总会
起来心事重重地望向窗外的瓦砾,担心起我们的安置情况来。自拆迁公告贴
出8、9个月至今,相关材料我们送了3、4次,拆迁公司从未找我们谈过拆迁
补偿的事,反而一下子将我母亲推上了法庭,说她占房不搬走,阻碍拆迁进
度,还数次到我母亲的单位造谣生事,制造影响,说要随时强拆我们。着给
我母亲的经济和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另外一个自称代表政府的拆迁员
还说要给我二间中南海的房子。这更令我们无所适从。何况离我住处不远的
一个医生家庭,在上班时,家就被警察和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强拆了,家里的
东西也不知所踪。我母亲也是怕有一天,她下班回来后无家可归。所以虽然
医德与做人的良知让她不能不坚守岗位,24小时值班,为职工打预防针,有
可疑病人时前去检查,到了下班时间往往因为忙还要义务加班半天,才能一
脸疲惫地回家,我因“非典”学校放假,母亲不放心我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
在家,而担惊受怕,在单位发现一个“非典”疑似病人,要求隔离观察,她
都不能去,这样不光她要冒着违反《传染病法》的罪名,还会给邻居和社会
带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我虽然很想做好她的后勤工作,让她抗击疫情,安
心隔离,可我恐怕房子的事一天不能解决好,她就一天都不能放下心。其实
我并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在这次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抗击“非典“的形式
下,也不想拖国家的后退,只不过希望能有个立锥之地,有个安定的生活环
境,好让我母亲能无所牵挂的服从单位的安排,隔离观察后继续投身于“非
典”的战斗中。一个忧心忡忡的医务人员的女儿
刘晨2003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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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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