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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极权迈向威权的一小步——从近日禁止报刊强行征订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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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极权迈向威权的一小步——从近日禁止报刊强行征订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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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极权迈向威权的一小步——从近日禁止报刊强行征订问起 (439 reads)      时间: 2003-9-02 周二, 下午10:04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溜网看到这样一则报道:针对基层机关不堪报刊强行征订重负的现状,国务院在近日发出规定:只有《人民日报》和《求是》加上省市机关报刊(共5家)可以用公费订阅,但总量也要控制;对56家部委办行业报刊进行划转;规定凡省级及以下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主办的报刊一律停办,300多家县级报纸,除部分经营状况达标的外,也全部停办,其他不在关停范围内的部门报刊则予以划转。



这个新规定的积极意义,当然首先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上海学者曹锦清在河南做调查的时候了解到,小小一个中原贫困乡的政府,每年要拿出十几万元来订“阅”上级各部门的官办报刊。 考虑到贫困乡捉襟见肘的财政,这笔巨额开支自然而然会转嫁到农民头上,给原先就不堪苛政的农民生活雪上加霜。说句公道话,如果说在美国做一个清官只需要中人之资的话,那么在中国的中原基层政府,不做酷吏几乎需要圣人之资。中国大陆的基层腐败比美国严重得多,除开官员素质的差异,恐怕也有“官逼吏抢”的因素在。



但是,新规定的积极意义可能还不止于此。我以为,这个事件是中国转型的一小步,也是中国正在从一个极权国家转向威权国家的信号之一。







传播学者希伯特把传媒制度分成四类:传统威权类、美式自由类、苏式极权类和欧式社会责任类。传统威权模式的特点是不允许批评政府,也不转载外电对本国政府的批评,20世纪初的德、俄、中都是这类模式;美式自由类模式的特点是媒体可以刊登任何信息,不受任何管制,目前只有美国相对比较接近这个模式;苏式极权类模式则把媒介完全视为政府的宣传工具,非但不许异议的声音出现,连产权独立的媒介也不允许存在,法西斯德国和苏俄都是这类模式的好例;最后,当今的欧洲媒体模式则建立在市场和管制并立的前提下,坚信仅仅市场不足以造就一个负责的媒体系统,必须通过政府的资助和管制纠正媒体的唯利倾向。如今的英国广播公司大致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思维的产物,对伊战争中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媒体对自己政府的不同态度,大抵可以说明欧美媒体制度的不同。



放在这个框架下,开动全部马力批判“邪教”的中国大陆媒体,自然属于苏式极权模式。撇开伦理上的丑恶之处不谈,单就经济效率而言,这种大量浪费社会财富为极权政党服务的做法极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果说从宏观上看不出这种资源浪费的恶果,那么前面提到的报刊强行征订增加贫困乡农民负担的例子,就是极权政治吃人的最好说明。



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专制辩护士们绞尽脑汁,可以找出一个威权新加坡作为不民主也能富国的例子,却根本举不出任何一条极权国家的富国之路。在争分夺秒的国家间生存竞争当中,倘若一个后发展国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无限的宣传洗脑当中去,其前途如何是不难想见的。也许有人会说前东德一千多万人口几十万是国安线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比南欧还高,难道不是极权国家也能“发达”的例证吗?但是,两德统一后,西德人才发现他们大大低估了重建东德的难度。两德统一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帮助一个工业国转型,而根本就是一个富国对一个穷国无休止的资助。在前东德漂亮的官方数字后面是只能和第三世界国家相比的工业水平。



这其中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如今赴欧本科留学的大陆学生们纷纷挑选东德为自己混本科学位的世外桃源,东柏林以外的生活费据说比大陆沿海还低!



多少年来,转型中的极权国家喜欢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类的口号来为不公正现象掩护,某些知识分子也以“民主会妨害效率”之类的说法来劝说大陆人继续下跪,仿佛户籍制度、通信垄断和上市配额这类大量浪费民脂民膏的抢劫行径是什么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仿佛一个个大报的国际版安插85%的国安人士是什么有利传媒效率的行为!







如果贫困乡饿着肚子订报可以作为极权国家妨害公平也妨害效率的例子,那么最近这一项改革,如果真能落到实处,也就可以看作是极权模式向威权模式迈出的小小一步:媒介的官营强制性质被严重削弱,媒介仍然不能批评政府,但其宣传吹鼓的角色,却从此仅限于中央、省、市三级的党委机关报。从前那种各部委各县都各自拥有自己专用喉舌的局面,也许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从经济角度看,这意味着大量人力物力不再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吹捧文字上,从国家机器一边转到了再生产一边。而从政治角度看,这意味着下一次发动类似批判法轮功运动的时候,政府再也没有那样大规模的、直接掌握在手运用自如的宣传机器可供调遣。固然大多数媒体仍然在政府管制之下,但对于不指望政治前途的总编社长们来说,执行起这类任务是否会像以前那样积极主动,是否愿意用大量这类内容倒读者的胃口毁自己的钱途,回答恐怕是否定的。



一言以蔽之:转型时代的媒体工作者,其政治前途和市场钱途通常是有矛盾的;近日这项改革的意义,大概就在于割断大批媒体工作者的政治前途,促使他们单纯为市场钱途而操心。而这就大大削弱了资源浪费的程度。



极权和威权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国家机器远比后者庞大,敲骨吸髓无孔不入,而后者倒是可能有诸如5%的低税率和小政府。那么我们是否能说,禁止报刊强制征订这一类举措,是在慢慢削弱极权机器,使之向威权国家逐渐靠拢?



更进一步问,我们是否能预测,胡温一朝的改革,是否都会像户籍改革和报刊改革那样,中心路线是向威权国家转化?这种转化能走多远?能否远到萧功秦一类“新权威主义者”希望的新加坡地步?



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局外人,我无法作出多少有根据的预测,只是在心里觉得:“新加坡道路”未必如萧功秦等人希望的方便易行。被当做“威权兴国”救命稻草的新加坡,有着货真价实的合法反对党,批评李光耀的长篇外电可以在《联合早报》全文刊登,新加坡政府更没有像大陆那样对公民和官员的宗教信仰横加干涉。做到这上面几点,在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来说都需要非凡的勇气,用兵谨慎的“胡温一族”能在任期内放出这种胜负手么?



胡温想不想、能不能放出这种胜负手,目前恐怕还难以推断,然而自极权而威权,毕竟还是离开放社会更近了一步,毕竟还是值得关注大陆进步的华人世界高兴的。故于此点滴进步之际,草涂此帖以知耻求勇抛砖引玉。



回猪头书生:取消强行征订和“一条鞭法"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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