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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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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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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六)
(1018 reads)
时间:
2002-1-06 周日, 上午6:53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邓小平与叶氏家族的历史恩怨
作者:高新
第16节:叶剑英曾经十分器重汪东兴
回过头来再说邓小平当年为废黜华国锋所进行的“组织准备”。中共十一大以后,邓小平
便藉口党的“集体领导”,动辄否定华国锋和汪东兴这两位政治局常委的意见。
在邓小平与华国锋和汪东兴在政治局内针锋相对的这段时间里,叶剑英到底扮演的是什么
角色,外界一直不是十分清楚。
八十年代的中共二号元老陈云去世后不久,台湾出版了一本叶永烈的《邓小平时代的第二
号人物陈云全传》。书中在描述陈云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
为中央副主席之前的那段历史时,认为中共十一大开过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
依然尖锐。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五位常委之中,明显地分为两派,即华国锋、
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为一派”。在写作这一段话时,不知叶永烈先生
是否考虑过,既然当时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已经在政治上与邓小平、李先念共为一派,势孤
力单地华国锋凭他自己的一票,怎么可能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把汪东兴推到党的副主席的
位置上?
诚然,对于这段历史,笔者手头也没有掌握相当数量的文字证据--比如当时的会议纪录
等等,但有一个早已经无须再作进一步考证的事实是,鉴于华国锋原本就是叶剑英一手扶
持起来的政治弱主,那么在叶剑英已经同邓小平甚至李先念同为他华国锋政治对立面的前
提下,他华国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独自提名汪东兴高就党的中央副主席,断无可能!
事实上,不但当时的叶剑英并没有站在华国锋的政治对立面,就是当时的汪东兴也与叶剑
英有著良好的关系。被中共官方认可,并由王震作序言,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版、一九九
五年十一月再版的《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对此做了比较中肯的叙述。该书将当年那
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描述为“三人同心,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三人想到一块
了,几经密议,制定战略决策,决意为民除害。”
按照该书的说法,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几天里,叶剑英曾数次亲自赶到汪东兴在
中南海的家中密谋。听罢叶剑英与华国锋商量的计划之后,汪东兴“不禁暗自敬佩这位足
智多谋的军事家的胆识和谋略”,当即表示:“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
领导,我就怎么干。”
该书作者认为:“这位办公厅主任(指汪东兴)说的是心里话。他对叶帅是真心实意地尊
重和拥护。对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他也是很敬重的。早在『四五』运动之后
,他就曾向毛泽东说过『你选了一个好人』,表示『你选他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我举双
手』,他也确实举了双手。在实际行动上,他像对待毛主席一样对待华国锋。当江青一夥
大闹『逼宫』时,他以高度的警惕,怕有人『杀人灭口』,经常提醒华国锋注意安全,并
采取措施,加强警卫。今天,在此动乱危难之际,看到叶帅如此敬重华国锋,更是衷心拥
护。他感到,处置『四人帮』要冒很大的风险,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
如果办不成,毛泽东创建的大好江山就要被毁掉。在这种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个人的一
切只好置之度外了。他向叶帅说:『现在虽说不是很有把握,但我坚信,只要华总理、叶
副主席带头干,事情办得周密,就一定会成功』。”
《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还就一些传闻进行了澄清。比如外界有描述当年那段历史的文
章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华国锋、汪东兴两人进餐,华要汪主动多找叶帅联系
,而汪似有“难言之隐”,觉得这些年叶帅一直对他有些看法。
对此,《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的作者反驳说:“这也与事实相悖。据作者了解,叶剑
英与汪东兴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叶帅颇器重汪,汪对叶帅也很敬重。何来[难言之隐]?
”
这段文字除了把当年汪东兴如何受到叶剑英器重和信任的事实披露外界,似乎还有给汪东
兴进行“政治平反”,或者说为汪东兴讨个公道说法的意图,把汪东兴对华国锋的忠心和
他在“粉碎[四人帮]”时刻的决心,都解释成出以公心。
第17节: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开始夺权
如今,中共政权在宣传邓小平时,都是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
小平时代的开始,因为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和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讨论并同意了邓小
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其实,对邓小平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标志著他在组织路线上的胜利。会议过程中,邓
小平取得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胜利是由他提出的设立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职位的动议被顺
利通过。这样一来,便令汪东兴没有可能再对中办系统大权独揽。当时会议通过的中央秘
书长是胡耀邦、副秘书长是胡乔木和姚依林。
在中共历史上,一九四五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曾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一九五零年十月,时任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去世,此职务空缺,直到一九五四年四月才由
邓小平接替。
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全会新增设了中央总书记,由
邓小平出任。与此同时,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已不再设立。
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的是“重新设立中央秘书长和副
秘书长”。到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正式接替了华国锋的党主席职务后,中央秘书长的职
位便已名存实亡。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职位的“重新设立”,
完全是为削弱直至完全取消汪东兴对中央办公厅系统控制权而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
另外,在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还在闭幕会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坚持
“两个凡是”的方针“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
,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当天,汪东兴则递交了一份书面发言
,不但检讨了自己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还检讨了他在“文革”中的错误。
可见,这个时候的汪东兴,已经不得不在党内夹起尾巴作人。而邓小平则趁热打铁。一九
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三中全会闭幕,三天后中央政治局便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作出了免去
汪东兴八项兼职的决定。这八项兼职分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委
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中共中
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党委书记,中共中央
专案组组长。
当然,免去汪东兴这八项兼职的藉口,并不是因为他汪东兴坚持过“两个凡是”,所以政
治上已经不再可靠,而是藉口他汪东兴既然当了中央副主席没有必要继续兼任中央办公厅
和中央警卫局的领导职位。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安排下,先把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改为
文官担任,于是比汪东兴“右”,又比胡耀邦左的姚依林出面以中央副秘书长身份兼任此
职。中央办公厅的第一副主任则为冯文彬。
但是,中央办公厅主要的三大任务,文秘工作、保卫工作和生活服务工作,姚依林只能管
第一项(保卫工作和生活服务工作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于是,杨德中于姚依林上任的同
时,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汪东兴被免去党的副主席职务后,杨德中立刻被重新任命了一次,成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
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自此,杨德中如他的前任汪东兴一样,全权负责整个中南海的保
卫、监护,直到一九九五年江泽民用一个上将军衔从杨德中手中换走中央警卫局领导权为
止,杨德中的中南海总镖头生涯持续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在这十五年里,中共所有部门的
干部任命中,副职虽有名次先后,但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般都已经不再使用“第一”
、“第二”……的形式,唯有中央办公厅长期为杨德中保留“第一副主任”的称呼。
而邓小平当年之所以选中了杨德中,主要是因为当年那几个曾经担任过汪东兴副手,对中
南海的警卫系统掌握得相对周全者,只有杨德中不是汪东兴的亲信。
举例来说,大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杨德中即开始在汪东兴领导下,具体参与中共高层领
导人居住地的战备工程,工程内容包括防原子工程、防化工程及防震工程、防洪工程等等
,涉及地区包括中南海、西山、钓鱼台、人大会堂、京西宾馆和南苑机场等处,甚至包括
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在内。当年“四人帮”被捕后,开始几天就是被关押在中南海的地下战
备设施中。
即使在北京也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市的地下通道,除了地铁,还有可并排行驶高级防弹轿
车的中共领导人地下专线。够级别的中共领导人,从中南海到天安门城楼、人大会堂、钓
鱼台、南苑机场等处,要想保密就不走地上。
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前夜,整个北京城交通瘫痪,除天安门广场完全被“动暴乱分子”
占领之外,中南海四周也全无一处“安全地带”。当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冒著无数砖头瓦
块的袭击从地面攻入北京城的同时,中南海里的中共巨头及其家属却从地下反其道而行之
,一批批地安然撤退到有重兵把守的西山军事要塞。这一切,都是取决于杨德中的护驾之
功。
第18节:邓小平废帝先要掌控禁卫军
杨德中与前文介绍的张耀祠一样,都是在五十年代初即奉调进入中央警卫系统的。随他们
他们职务的一路升迁,中南海里一度形成了汪东兴手下张耀祠负责毛泽东警卫、杨德中负
责周恩来警卫的局面。一九七四年以前,杨德中已经高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
警卫团政治委员。
按照毛泽东御医李志绥的说法,周恩来在世的时候,一度想安排杨德中接替汪东兴中南海
大内总管的职务,因而使汪东兴视杨德中为眼中钉、肉中剌。再加上杨德中在中南海工作
期间对毛夫人江青也不太买账,在中共党内向来以“顾全大局”著称的周恩来于一九七四
年“铁面无私”地同意将杨德中逐出中南海,安排为陕西咸阳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后来
又担任了陕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即接受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要求,下令将杨德中调回中南
海。因为这是在受“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平反”并重新重用,汪东兴没有理由反对。
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共政权在人大会堂商讨如何镇压当时那场以纪念周恩来为由头的政治事
件时,江青曾经大发牢骚说:“我看中央警卫团都快成了他汪东兴的[御林军]了”。连
江青都有如此看法,可以当时的汪东兴对中南海警卫部队掌控得是多么严密。不然当年十
月发生的“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怎么可能那样轻而易举?对这一点看得更明白的
邓小平一日不能把汪东兴对中南海禁卫军(或曰“御林军”)的主控权转移到自己的政治
亲信手里,“废帝”行动就一日不敢实施。
除了汪东兴,他手下居(“粉碎[四人帮]”之)功自傲的张耀祠和李鑫也曾是十分关键
的角色。所以杨德中全面接掌中南海警卫大权后,其第一副手也是邓小平亲自挑选,此人
便是曾经担任毛泽东卫士长的孙勇。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孙勇即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身份长期工作在邓小平一人身边,与王
瑞林一文一武,一直追随邓小平到把他老人家的骨灰播撒到五湖四海。
曾经有人奇怪,内心对毛泽东恨之入骨的邓小平,为什么为相中曾经担任毛泽东卫士长的
孙勇。这也要从江青和汪东兴的故事说起。五十年代初,孙勇其人已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但因为受当时担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的暗中排挤,不太得志。也有人认为当时孙勇
虽然倍受毛泽东器重,但因为同江青搞不好关系才主要要求去警卫局当行政干部。毛泽东
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孙勇曾因为江青太难伺候而大发牢骚。虽然孙勇当年对江
青发泄不满时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但他当时仅仅是因为年轻气盛,并没有想到他在毛
生前对毛夫人不满的言行却能够在毛去世后不久成为证明他“政治可靠”、“思想觉悟高
”的有力证据之一。
五十年代中孙勇调任中央警卫局副科长之后,毛泽东游兴大发,决意畅游湘江、珠江和长
江。当时,因为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冒死进谏表示反对,毛泽东
便派孙勇及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长韩庆馀(也曾是毛泽东卫士出身)先去长江试水。
据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孙勇和韩氏二人完成任务后,先向罗瑞卿等人同声表示长江
不能游泳,太危险,所以罗瑞卿和汪东兴要求他们两人如实向毛汇报,“讲真情况,不要
顺著(毛的意思)说”。两人点头称是后,接受毛泽东召见,结果韩刚说了一句“不能游
”、掉进去“捞不出来”,就被毛泽东一句“你给我滚蛋”骂了出去。孙勇见此情景,赶
紧顺风使舵,故做胸有成竹地表示“主席,可以游”。
离开毛泽东处后,韩庆馀抱怨孙勇把他出卖了,汪东兴也责怪孙勇不向毛泽东说实话,孙
勇则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你看见老韩了吧,我要照他那样说,我也要滚蛋
了,这有什么办法。”类似小事,令汪东兴也越来越不喜欢孙勇。
“文革”前,孙勇曾被安排到公安学院进修,毕业回到中南海后,他在警卫处副处长位置
上坐了很多年,期间只是于“文革”初期应毛泽东的要求参加“军宣队”到大学和工厂“
支左”,但主要职务长期未变。
一九七四年杨德中被发配陕西,与此前后,孙勇也被迫离开了中南海。一九七九年邓小平
应邀访美时,孙勇以邓小平卫士长身份随同。当时孙勇刚刚从陕西流放地回京不到半年。
可见,孙勇与杨德中一样,之所以被邓小平放心地委以中南海警卫大权,正是因为他们此
前是汪东兴的政治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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