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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樊弓批驳芦笛精品系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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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樊弓批驳芦笛精品系列(五)   
九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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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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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樊弓批驳芦笛精品系列(五) (325 reads)      时间: 2003-1-11 周六, 下午8:11

作者:九戒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洋洋洒洒四千字,一个反例就可以驳倒 -评芦笛"愚蠢就是力量(三)"



樊弓



芦笛"愚蠢就是力量(三)",洋洋洒洒四千字,对樊弓的批判全都建立在

一个错误的逻辑推理之上:



"伪善也是善" 意味着 "假的 A 也是 A"



这个推理的荒谬,我在

泰森为什么咬耳朵



中有详细讲解。芦笛在理论被驳倒之际,继续重复。可惜谬误重复一千遍还是

谬误。



看老芦码四千字的份上,再给他老人家上一堂逻辑推理课:



"伪随机数也是随机数 (赛昆提供)" 并不意味着 "假的 A 也是 A"

于是芦笛的推理错误。



死不认错的是谁呀?芦老要不嫌累,就继续熬夜打字吧。我都有点不

忍了。





附 :芦笛原文





愚蠢就是力量(三)



──撕文随想



芦笛



回来睡了大半天,感觉舒服多了,惦念着樊教授,遂爬起来看看坛里,不禁笑出声来:敢情不是他的垃圾给撕得粉碎,倒是他大获全胜,不肯饶我呢!天下竟有这种精神胜利法,恐怕Q爷做梦也想不到。大概在他,我那“全身而退”的计划不是因为腻透了把时间甚至健康浪费在对付无聊无理的纠缠上,而是让他代表的正义力量吓破了胆!



既蒙教授盛情眷顾,不说两句似乎对不起人家,所以勉为其难,再来接着写这随想。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感触,就是为什么愚蠢会在近现代中国形成如此排山倒海的破坏力,就算大部份国民是傻子,总还是有少数清醒者吧?为什么这些人的声音总是被淹没,从来不会成为主导力量?难道和愚蠢比起来,智慧的力量永远微不足道,不堪一击?



不幸的是,这似乎就是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反复证明了的历史事实。如果说冥冥之中真有什么支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话,那么这似乎就是支配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个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



为什么愚昧的力量比智慧和知识更强大,能够轻而易举地反复地战胜后者?这原因其实很简单:愚昧不可征服,不可改变,是因为它和“正义”结合在一起。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确实如此,“正义”而且愚蠢的事业所向无敌,“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人类和动物的一个根本差别,就是前者有善恶是非感,凡事有“对”和“不对”的观念,由此发展出了“正义”、“邪恶”的对立观念。这种观念特别真诚、特别强烈的人便是所谓“志士”。真正的志士在“正义信仰”的驱使下可以战胜生物本能而舍身忘死,干出违反生物学规律的事来。因为这些人具有一般人没有的道德勇气,因此无论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什么,都能打动人们的心,引起他们的崇敬。任何一个事业要成功,就得有大批愿意为之慷慨捐躯的志士作为中坚力量。没有志士的事业是没有前途的事业。可以说,志士是改造社会的脊梁骨。



而这就是志士可怕之处。谁都知道,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和共党都有大量的志士,是这些人的流血牺牲换来了独裁者们上台,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志士们的无私奉献竟然“好心办坏事”,制造出庸人或犬儒主义者绝对无法制造出的巨大灾难来,而且这种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看官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志士们误入歧途,信仰了一种邪恶的教义。但问题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一种表面上邪恶的教义,一定会从反向刺激听众心中固有的善恶感,引起本能的反感和排斥。所以,任何一种其邪恶性一望即知的邪教,绝对不可能得到广泛流布。一种邪教要想成功,就一定得具备伪善的本质,披上正义的外衣,从煽动教徒们的原始善恶感入手,煽动力越大,则运动的规模也就越大,志士也就越多,成功的希望也就越高。



谁都能看出这就是共产主义在三分之一的世界上一度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哪怕放到今天来看,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它迎合了人们天生的“公正”观和“平等”观,怎么看也难得看出那理想错在哪里。无怪乎有过那么多的前人虔诚信仰,而当年的小芦为了找出它的毛病来花了那么多的心血。甚至到了今天,就在国际共运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已经充份暴露在全人类面前之后,还有人真诚地歌颂“(十月革命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失败是金”。



因此,伪善的理论一经掌握愚昧的群众,就将变成改天换地的巨大物质力量,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让所有封建暴君的胡作非为为之相形见绌。在这种排山倒海的力量面前,少数人的智慧根本就无足轻重。



要避免这种悲剧再度发生,方法有两种,第一是彻底摧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善恶是非感,从根本上铲除产生志士的土壤。这就是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可惜谁都看得出来,一个没有道德的民族绝对不会是一个有出息的民族。下流民族就算是暴发起来了,迟早也要因为互相坑害而再次弄出大乱子来。



另一种方法是教育群众“脱愚致智”,从根本上防止他们和某种伪善的教义相结合,让中华民族进化到18世纪英国民族的水平,而这就是精英们的社会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得让中国那些比动物还要愚昧的精英脱愚致智,教会他们在未来如何识别某种伪善的事业,防止自己愚昧地结合上去,而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的目的。



如上所述,邪恶事业的号召力,首先在于它外表上的正义性,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刺激煽动你的天生的正义感,越煽情也就越成功。但是,并不是所有打动你的正义感的事业都是伪善的。这里面最主要的鉴别标准,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是它是否偏离了“真”。人们常把“真善美”连在一起。其实,背离了“真”的“善”绝对只会是伪善。具有欺骗性的事业,无论如何说得好听,绝对只会是邪恶的事业。



遗憾的是,不但没有多少中国人有看到这点的能力,反倒还有异议人士的头牌大腕、中国不世出的伟大思想家写下划时代巨著《伪善也是善》,而这种胡说八道居然没有多少人看出毛病来,这不能不说明民族的普遍智力活动水平是何等地让人绝望。



伪善的表现当然很多,鉴定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伪善者必定实行双重标准。在这方面,其实汉语里已经有许多成语来描述它的表现: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说一套做一套,等等。这些成语总结的其实都是一回事:言行不一、心口不一,亦即自己的行为实践背叛偏离自己的布道。没说到而其实又是最重要的一条,是手段和目的的不一致。凡是鼓吹崇高目的而又不惜使用卑鄙下流的手段去实行它的宗教,必定是伪善的邪教。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立刻就能看出共产主义邪恶在哪里:它用杀死或压迫一部份人民的办法去“解放”另一部份人民,用专制的手段去寻求“民主”,用剥夺别人的财产去致富,用暴力革命去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因为不择手段,这种事业的最终结局必然是“走向反面”,建立起一个比它谴责的“旧”世界更反动的“新”世界,而在这过程中,原来纯洁的志士们也就堕落为卑鄙无耻的败类。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看出精英们脱愚致智的途径:如果某种事业特别打动你的朴素正义感,那么就得引起你的警惕,你就得仔细观察那“善”是否有背离“真”的迹象。只有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的善才是真善。不敢实事求是、承认事实的事业必定是伪装了的正义,而如果你一旦为它俘虏,连你自己也会卷进那个“为了维护正义而撒谎”、“为了‘大正义’牺牲‘小正义’”的“辩证法”怪圈去,迟早要谋杀了自己的天然正义感,变成抹杀良心的愚顽无耻之徒。



这就是曾经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时代悲剧。可悲的是,这种悲剧到了今天还继续发生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身上。“扫荡”活动引来的反应就最充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子实在太多,我这里只以樊教授“择错而固执”的例子来随便说说。



《樊弓六大定理》贴出后,反“扫荡”壮士们除了无端指责那是“辱骂”外,没有一个出来正面反驳的。其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天然良知告诉他们,那些错误错得实在太出格、太荒唐,纵是武侯复生,也没那本事强辩下去。所以除了借题发挥东拉西扯外,谁也说不出什么别的话来。我这里别的不说,就说那“无穷小量”论。任何人无论如何热爱民运,恐怕也得承认那荒唐得实在是匪夷所思,错得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然而反“扫荡”壮士们却没有谁有那个道德勇气出来说一声:“教授,你至少在这点上是弄错了。”教授本人也默不作声,全当世上没那桩事。



为什么这些人连在这么件小事上都没有忠于真理的勇气?那是他们的“正义感”造成的。在他们心目中,“扫荡民运”的老芦代表邪恶,“民运”代表正义。为了“民运”那个“大正义”,他们不能不牺牲自己那个“小正义”,而这恰恰就是当年加入中共或真心拥共的知识分子的“辩证法”──为了“大善”,有时必须牺牲“小真”。



樊教授本人的表现更是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点。比起“伪善也是善”来,“无穷小量”论那种错误根本算不了什么。后者不过是一个数学问题,丝毫没有影响到别的智力活动领域里去,而前者则是对整个形式逻辑的彻底颠覆。如果人类接受了这种“理论”,则完全取消了进行一切思维活动的可能。



这里的错误其实一目了然。形式逻辑只管思维的形式是否正确,不管也不保证思维的内容如何,又是否正确。因此,从形式上来看,“伪善也是善”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公式:“假的A是A”。使用这个公式,我们就会导出一系列的荒谬结论来:假的民主是民主,假的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共和国,假的人民救星是人民救星,假英雄是英雄,假罪犯是罪犯,假博士是博士,假文凭是文凭,假护照是护照,假钞票是钞票,假笑是笑,假人是人,假死是死……,所有这些命题在逻辑上完全和那个原始命题等价。如果“伪善也是善”的命题成立,则后面这些等价命题统统成立。这结果,便是创立了一种“假的就是真的”的“逻辑”。这完全是对整个逻辑学大厦的彻底颠覆。形式逻辑的assumption 就是使用的概念是真的,整个大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其使用目的也就是从形式上来考察思维活动过程是否违反了真。



胡-樊提出这个理论时没想到这些还不足奇,奇怪的是在我明确地指出它的根本大错后,樊先生还要选择强辩到底,而这理由他自己也讲得清清楚楚了:他出来和我争论,乃是出于为方励之等人打抱不平的侠义心肠。我一天不道歉,他就要和我死缠到底,哪怕我因为健康原因不堪纠缠、抱头鼠窜都不行。所以,为了“正义”,哪怕是颠覆了整个人类正常思维框架的超级昏话他都要坚持下去(这当然不是原话,而是我的理解,如果有误解的地方,请教授指出)。



教授给大家的印象是网上风度极佳。的确,我过去和他也为别的事情争论过,他被我驳倒后便再没坚持原来的观点,反而还撰文称赞了我一番。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这次不是为民运争起来,不涉及到他崇拜的民运领袖兼理论家的威信问题的话,我深信他绝对会松松快快的认错,至少不会再死缠下去。所以,说到底,还是为了“大正义”,可以牺牲“小正义”。明知违背了真,也要把这“善”坚持到底。



发生在教授和别的反“扫荡”壮士身上的悲剧,其实不过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反复出演了一个多世纪的民族悲剧。可悲的是,就连许多身居自由海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们也认识不到这一点,而这才是真正让人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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