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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与革命的理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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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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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北京小左《现代化的常识·八、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1．改良与革命的理论问题
1、社会制度建立和变迁的根本原因。
2、定义改良和革命
3、原生国家革命的因果。
4、次生国家改良和革命的互动与交替。
5、在次生国家中、无论革命或改良都不能立即达到民主。
6、暴力在政治制度变化中的作用。
7、和平、非暴力是价值观而非客观事实。
8、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历史经验。
9、反对派的性质。
10、论政治革命：“等”和“动”的哲学、不革命和革命的理由、革命派的责任。
11、结论。
按：本文所谈之改良和革命都是指政治层面亦即政治制度的改良和革命，一般不涉及社会、文化和经济层面的制度变更。
海外的政治反对派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选择改良抑或选择革命？”例如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自问自答。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社会是否发生变革，不是“应该”或“不应该”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形势。社会变革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也不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可以决定！所以在没有了解社会的具体形势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只能是一种即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理论意义的价值判断。只有了解社会变革的客观可能性之后，“应该如何”才会成为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策略或行动决定。
爱好思考“应该如何”这样问题的大致有两种人：一种是没有理论信念，对理论采取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的人。革命高潮时，他们就喊“革命必胜”；革命退潮时，他们又喊“改良万岁”。他们只有动物本能、没有理性思维。对政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潮、退潮，只能被动地跟着形势跑。
另一种人是彻底的历史唯心论者。他们不把改良和革命看作人的社会活动，反把这种实在的社会活动当做先验的理念或信仰。所以他们不是从现实的形势出发来讨论“改良或革命的可能性”。相反，他们先“证明”“改良优于革命”或者“革命胜过改良”，然后就把他们的理论结论转化为行动策略硬套到现实政治生活中。
唉，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竟然能成为中共专制的政治反对派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分野！可想而知，政治反对派的理论准备是多么不足！因此，澄清改良与革命的理论问题不仅是乏味的学术研究，更是重要的实际政治问题。
本文以唯物的历史观为理论基础，着重指出：改良和革命都是人的实实在在的社会活动。改良或者革命势态的出现和发展不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物、而是某种具体社会条件下的自然结果！对“中国应该（！）选择改良抑或选择革命？”这一伪问题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也只能是不予回答－－我们认同的结论是“无论改良或者革命，中国都必须改变！必须向现代化的方向改变！否则中国没有出路！”
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区别改良和革命？”“改良或革命的发生情形是怎样的？中国现在的形势符合哪一种情形？”“如果要实行改良或革命，必须做些什么，才能造成改良或革命的形势？”等。本文分析近几个世纪的英、法、美、德、俄、意、日、中等国的历史经验，试求回答上述问题。
1、社会制度建立和变迁的根本原因
最近几个世纪，人类社会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变。社会变革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其结果则是创造出比人类过去一切时代更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变化的核心是：过去居于少数统治者之下的大多数被统治的劳动阶级和社会财富创造者成为社会的和自己的主人。
古代封建制度的建立明明是暴力征服异族的结果，欧洲日尔曼封建贵族偏讲“君权神授”；中国西戎周的封建贵族虽讲“天道靡常”，却又高谈“唯有德者居之”。现代社会的理论先驱－－西方的启蒙学者反对专制神权，提出理性、正义、人性做新制度的根基。这在唤醒人心、打破专制的过程中作用极大，同样，这也只是宣传一种理念，并无客观的或永恒的真实性。这些意识形态的宣讲其实都是为了争取新制度正当性的行为。
于是马克思问道：为甚麽人类心中的理性、正义、人性不是更早或者更迟而恰恰在最近的三百年被唤醒？对於憧憬理想社会的启蒙先驱们来说，这不得不归於不可测的天意或先验的人性。马克思却提供了一种解答、即唯物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类的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即人类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一但经济基础发生变动，上层建筑或早或迟也必然发生变动。也就是说：决定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效率和生产的组织形式。
制度变化的背后是利益冲突，当一种社会力量强大了，就要求其利益在制度上得到表现。既定制度的守护者不得不顺应这种变化，否则就会被新兴的力量推翻。所以，人类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变化的原因不能从思想和制度变化本身中去寻找，而必须从思想和制度变化背后的社会利益变化中去寻找。
马克思理论做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对其理论的最好说明。欧洲前现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主流是神学的历史观而辅以英雄的历史观。这和中国古代社会相似－－只是中国古代英雄史观比例更大，以至于梁启超说二十四史即二十四部家族史。普通人民的社会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形而下”的生产活动，不被那些从事“形而上”的精神活动的精神贵族们重视。在古代中国，体力劳动者被蔑为“小人”；在欧洲，其身份则是农奴或平民。总之、都是“劳力者治于人”。直到东方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重大技术发明传入近代欧洲，提高了近代欧洲自治城市的经济生产能力，才改变了古代世界的面貌。
城市商业的发达，要求摆脱神权的束缚；贸易导致自由平等的精神；因生产而致富的第三等级要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以上种种都要否定“君权神授”的正当性。经济效率提高地根本意义在于它增加了人类的闲暇时间，如此平民才有机会脱离直接的生产活动而投身於科学与文化事业。于是，文艺复兴、人道主义、新教改革和实验科学等思想文化活动应运而生，这是劳动的中等阶级反神学的、“人”的意识形态，最终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在马克思之前的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把一般生产者的创造力－－即经济力看作是政治制度变动的原因了。以“人民创造历史”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核心的唯物历史观不过是这些启蒙前贤（特别是维科、卢梭、孔多蒂和李嘉图等人）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社会制度为甚麽变化？按马克思唯物历史论的观点，主要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动，最有力量的社会集团不一样了，因为旧制度不能满足最大的社会力量的要求，就会有新制度取而代之。
界定一种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制度的建立者和改造者。制度的核心不是人的思想活动而是现实的人的具体行为！尽管每个阶级或社会集团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制定和影响社会制度的建设，但社会上最有力量的一群人、通常也就是对社会经济控制力最强的人，最终将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主权者！制度主要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的反映。
第二是制度的运作方式。“社会最有力量的一群”依照其生活方式而建立的政治制度，他们人数不一定多－－在人类文明时代的多数时间里都是少数。不同的经济时代、因“社会最有力量的一群”不同，社会制度也就不同。人类的社会政治制度大致有三类，即帝王独裁的、贵族共和的和平民民主的。例如古代农业社会，“抢了就跑”的士兵或者更直白地说强盗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有优势的职业，于是政治上就是“帝国”。靠掠夺不能长久，“帝国”都短命。中国古代帝国搞“文官化”，也只能为帝国延长一些寿命，但比起其它帝国、我们的古代文明已经光辉多了！唯有古典希腊、罗马，因为地处古代埃及、巴比伦文明边缘的狭长半岛上，既能吸收别人的文明、又避免了战争，才发展出了古典民主社会。欧洲近代官僚国家、现代民主国家，就是大商人集团和中等阶级在新的生产方式下相继成为“社会上最有力量的一群”的结果。
2、定义改良和革命
首先必须明确、“定义”只是我们的主观界定。这种机械的、条块分明的定义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形则是复杂的。例如，北美独立革命是现代史上最典型的革命，但在胜利后、美国人民曾希望华盛顿出任国王，这就颇有守旧改良的意味。相反、由于日本天皇一直是日本名义上的统治者，而“明治维新”保留了天皇制度，于是明治维新被认为是典型的改良。可事实上明治维新是由血腥内战、彻底推翻幕府政权、消灭封建制度、建立天皇专制的新官僚帝国制度等一系列最具革命性的行动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必须谨慎使用这种抽象了事物内在关系的定义和机械的形式逻辑方法。
本文将尽可能地使用例举法、具体分析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革命和改良形势，避免用大而化之的笼统解说。但没有明白清晰的定义，一切争论、讨论和交流都不可能，都只能是各说各话的打滥仗。
界定改良和革命之前，我要先说明两个概念：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统治者是国家主权的实际所有者，在古代专制社会中这个位置通常由作为个体存在的皇帝、国王、教皇、贵族和他们身边的亲信占有。在当代专制社会、则由专制政党或军人的领袖或领袖集团来担当。统治者的对立面是被统治者、即人民或一国的老百姓。统治集团则是在国家政治中居于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在古代专制社会中由贵族、官僚、僧侣和军人组成；在当代专制社会往往由专制政党的政客、官僚、警察、军人、大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为核心组成。统治集团可以用统治者认可的方式（所谓“合法”的方式）参与统治者的政策决定。而由其余国民组成的被统治者实际上没有“合法”的手段参与任何国家政策的制定。他们只能被动和消极的接受或抵制国家法令和政府政策。例如当代中国的农民，作为被统治者就没有“合法”的方式改变农村的制度。他们不满意“人民公社”，也只能消极怠工、大家一起饿饭，最后使统治集团（国家官僚）发现“人民公社”不能生产出“国家”必需的粮食来，只好改弦更张搞“承包制”。现代国家“主权在民”，其国民是国家的主权者。作为国家主权代表的政府、其行动必须获得人民的授权，从这种意义上说，上述统治和被统治的概念就不存在了。了解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概念，我们才可以为改良和革命下定义。
改良和革命都是人们改变社会制度的过程和方式－－而新生制度得以诞生和存在的基础是它必定维护较高的社会生产效率和较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否则就是反动的历史倒退－－例如中国历史上蒙古蛮族入侵。革命是由不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或少数个人发动的、以推翻旧秩序、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政治行动。革命，不但推翻了原有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统治，而且改变了原有制度。所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都算不得革命－－农民起义只改朝换代，却没有带来新制度。革命的主体是要取代旧的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新起的最有力的社会集团－－即使有旧统治集团内部的人物参与，他们也只能是以新社会集团成员的身份出现的。
很容易理解，革命必定是由某些被统治的社会力量发动和支持的突发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摧毁旧制度而创立起全新制度。革命彻底地改变了原统治集团的统治地位，使之成为最大的失利者。因之其反抗自然很激烈，于是革命后往往还要花很长时间反“复辟”。革命后居于统治地位的新社会集团也许会采用某种“赎买”政策、即在新的社会交换方式下，对原统治集团进行某种补偿以缓和社会对立。既然革命归根结底是被统治者推翻统治者统治的行动，现代民主社会就不会发生革命，因为现代民主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合二为一了，没有自己打倒自己的道理，不同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解决，所以现代民主社会比专制社会稳定。
改良是现存的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吸收新兴力量、改变其统治方式和制度的政治行动。改良必定是由社会统治集团量内部不当权的少数派发动的－－因为当权者已经处于最优的统治地位，当然不觉得有改变的必要。从全社会角度看，改良是在旧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或者说“合法”的）自上而下地推行，但对旧统治集团的大多数而言，依然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改良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所谓“渐进”的和“温和”的。换一个说法就是不彻底，即不能彻底摧毁旧的制度并保留了原有的社会统治集团。“温和”并非改良的特质。正如“和平的革命”是由于革命力量特别强大，“温和的改良”则是因为专制者虽然受到相当压力但尚有极大势力，而被统治者则无力一举改变现状。改良的最大获利者是原有的社会统治集团，这很自然，社会秩序总是对统治者最有利。例如，当代中国二十年来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曾在实施前被当权者所批判，最初的倡议者甚至受到政治迫害。初看起来，“责任制”、“承包制”似乎使农民和城市工人得利，可最终结果却是农民地位固不见提高，而工人下岗更失去一切－－党政官僚及其附庸才是老板、大款。
革命和改良，主要有以下三点不同：第一是主体不同。革命的主体是下层被统治的人民和少数不直接居于政治统治地位的社会上层；改良的主体则是统治集团中不居于直接统治地位的阶层。第二是参加者的目标和动机不同。革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彻底推翻原来的统治制度和统治者，所以革命是主动的、积极的行动；相反，改良的目标则是尽量维持旧制度和过去的统治集团，因此改良往往缺乏目的性、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是被动的行为。第三、发生的激烈程度不同。革命具突发性，迅速而激烈；改良则相对持久和缓。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会带来更多的痛苦。这正和人们搬运重物一个道理－－力大者可能选择一次多搬并少走几趟；力小者则每次少拿一些而多走几趟。可最终消耗的能量是一样的。如何选择改良和革命、或者说如何决定长痛、短痛的问题，这得由当时的社会客观形势决定，不是少数民主自由运动的先觉者所能操纵的。先觉者们对客观形势的观察不同、判断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倾向和选择。这只是行动策略的差异，不妨自行其是。如果在理论上也认定只有自己的选择才是唯一的，这便是荒谬了。
3、原生国家革命的因果
马克思主要地研究了英、法、美三国的革命。这种局限当然不能由他来负责－－那个时代世界的主要国家中只有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典型的革命性变化，但或许这却使他身後不认真的学生跟错了道路。
英国、美国和法国是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原生形态的国家。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或新制度创建，无论是最初的动因还是其後的持续力量都是其内在自发的经济利益要求，革命和新制度不是外在环境压迫的结果，而是其自身独立发展的必然逻辑。其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新兴力量，在英国是城市中等阶级和农村农场主；在美国是移民去的中等劳动阶级或者说平民阶级；在法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城市中等阶级。
这些新兴力量的要求就是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即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去建立保护自身利益的新制度，革命是这些新兴力量不再接受原有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的结果。革命的激烈程度和新兴力量的大小强弱成反比－－新兴力量越大，革命激烈度越低。例如北美独立革命，由于英国统治者远离本土，而北美社会完全建立于民主自治原则之上，内部几乎没有对抗力量，所以只经过数年正规战争就成功建国。反之，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前已经是君主专制的官僚国家，专制制度得到了官僚－商人集团、城市流氓无产者阶级（构成官僚国家军队的主力）和广大农村的小自耕农的支持。其革命力量只是集中于工业城市的自由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双方力量对比，革命力量居于劣势，所以法国革命的斗争最为激烈，激进和保守、复辟和反复辟、起义和镇压反复不断有八十年之久，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为止才最终确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
在英、美、法等原生态国家，革命之前也曾有改良的要求，但改良主义不可能成功。一方面旧统治者都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肯让步－－他们也是面对新事物，没有任何经验。另一方面新兴的社会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改良的结果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不成功的改良必然引发革命，其结果都是新兴力量最终掌权，可以说革命大获成功。此后，原生态的国家都实现了渐进改良的良性循环－－英国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的非城市国家，并建立了大商人和大地主的民主制度；法国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自由文化的中心；美国是没有历史的移民国家，中等阶级势力最大，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最终美、英、法成为二十世纪抵抗专制主义的核心力量。
4、次生国家改良和革命的互动与交替
人类历史上只有少数原生态的国家和文明，如古代埃及帝国、中国的殷商王朝、古典希腊城邦以及古代美洲的独立发展的几个印第安文明等。世界大多数文明社会制度都是次生的。所谓“次生”，谓其制度变化的最初动因是周边国家的刺激和压迫、而非从其社会内部自生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举有大量实例。德、意、日、俄等近代专制官僚国家的建立都是对英、法、美现代原生国家的被动反应。近代中国和其它亚非国家的制度变迁更是如此。
近代德、意、俄、日和中国这些次生态国家在现代原生国家的冲击下，在十九世纪中叶，先后进入实质性的改革时期。这些国家最初虽具不同形态、总体特征都属古代君主专制国家。其中仅德、意有少数在专制统治严密控制下的城市中产阶级，但他们的力量经过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革命也丧失殆尽－－分化为大商人－工业资本家阶级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
至于俄、中、日等东方国家，完全没有自由城邦的传统。在这些专制国家，其统治集团是帝国官僚和封建贵族，被统治者主要是手工业和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其现代工业则是在原生国家冲击下，由当地政府资助下建立起来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独立和自由的中产阶级。所以也没有新兴社会力量要求改变制度。
大致言之、其制度变革的最初动力都是由于国际竞争失败导致国内统治危机，其统治集团于挫折中产生“富国强兵”的要求。例如普鲁士两败于拿破仑法国；沙俄在和西方各国争霸中长期居于下风，在土耳其战争中败于英、法，日俄战争中再败于日本；日本幕府“闭关锁国”政策被列强“炮舰政策”打破；中国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更是屡战屡北。
统治者代表国家和社会参与国际事务，他们是外来压力最初的感受者。既然最初的改良思想和改革要求都源于统治集团，改革也必然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其阻力甚至是来自下层社会－－如中国的义和拳运动。之后才逐渐为全社会所接受。例如十九世纪的中国，最初的改良运动是满汉亲贵大臣们主持的“洋务运动”；之后甲午战争失败引发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是中等士民等级的要求；最后，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的“同盟会”反映南方下层士民和其它平民等级的要求，而义和拳的兴起则代表了来自社会最低层的北方农村的声音。
次生态国家、其改革成功与否主要取决於三个因素：当时统治者的能力、其所受国际压力和社会传统的抵抗力。例如：日本天皇派处於上升阶段，而且日本小国、有不耻于学习外来先进的传统，所以明治维新成功；统一德国的普鲁士王国也处于上升阶段，且德国和英、法地理、文化上相近，本身也有少许中等阶级的传统，所以十九世纪中的俾斯麦改革也成功了。相反，沙俄和满清立国已久，统治者腐朽、丧失自我更新能力，且老大社会对新兴事务抗拒力强。所以沙俄自解放农奴起至“一战”崩溃止、近六十年中多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同理，满清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也都失败－－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康熙甚至乾隆初年，中国或许也有机会改革成功，那时的满清统治者还有进取心，还有学习能力。
5、在次生国家中、无论革命或改良都不能立即达到民主
次生态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和原生态国家完全不同，因此道路和方式也完全不同。改良总是其第一位的选择。改革不成功如俄国和中国便立即爆发革命。其革命的主导力量是原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派－－包括了失败的改良派、不当权派和统治集团的下层、而不是原生态国家中的中等劳动阶级（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简言之，在这里革命不是社会大众的要求、革命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要求！而只有当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腐朽、没有抵抗能力，革命才可能成功。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两次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都相当和平，革命者力量很小，但统治者更弱，一触即溃甚至不触自溃，近乎放弃抵抗的垮台。
各次生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办法，都不可能从古代专制制度直接跳跃到现代民主制度。无论改革成功与否，次生态国家的出路都不是现代的民主国家、而是专制官僚的民族国家，往往拥有巨大战争机器，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巨大障碍。
例如，十九世纪改革成功的德、日两国成为右翼的法西斯国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死亡上亿，才最终彻底地改变了国内的政治结构。改革不成功的俄、中两国则立即引发内乱，导致数十年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波折，成为“左”翼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两国国内人民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也近亿。大批人民受苦不说，苏联且成为可能灭绝人类的核武器库。
从理论逻辑上，我们也很可以理解当代专制官僚国家的发生和演变。次生国家受到外界的压迫，若社会各种利益可以团结一致、学习先进，改革就成功；否则改革失败、立即引发革命。新制度只是外在的压迫力的结果而没有内在持续支持力。一但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力量、外在压迫力自然消失，旧思想和旧制度必在新制度下借尸还魂。苏共、中共和蒋氏国民党都是现成的例子。即使有少数民主革命家站在革命最前线，革命成功后，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排挤和被同化，最终当权者还是旧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或者是从下层社会爬上来的新贵，他们在旧制度中成长，其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都是老一套。专制统治者当然希望维持自己的统治、不希望被统治者（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而长期依赖于统治者的下层人民－－主要是家务奴隶、小手工业者、农业小生产者和流氓无产者则根本不会自己做主。既然社会没有民主的要求，“民主”当然无从实现！即使革命五十年后的当代中国人，还多是希望别人救自己、为自己做主，鲜有自己做主的愿望和要求！这种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下，当代专制官僚国家就是次生国家的必然出路了。
当代官僚国家的大致特征，第一曰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例如，德国、日法西斯都主张“种族优越论”，强调本民族血统纯洁性；沙俄－苏联则是一贯的大俄罗斯主义。第二、国家主权属行政机构、即政府。最终属于一个国家元首，在早期是皇帝；在后来是专制的执政党领袖。民选议会即使存在，也不过是咨询机构、表决机器和分赃机构。第三、官僚国家都是军事国家和警察国家，暴力维持国家政权。第四、政府控制和支配现代工业，社会生产者都不能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第五、“法治”社会，这只是德、意、日、俄等主要次级国家如此，由政府自行颁布法令管理社会。多数小国的专制执政者则采取流氓式的人治。第六、意识形态管制，拒绝思想自由。第七、尽管都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左右翼的意识形态不同。右翼法西斯狂热于优秀种族拯救世界的理想；相反、“左”派的“共产主义”者则是“实用主义”，专注于国内的统治权和实际利益。因此，德、意、日等法西斯也先与现代国家产生冲突而先灭亡，相反“左”派的苏联、中共生命更长久。第三世界小国之专制者也往往追随苏、中，是无理想的利益至上主义。
6、暴力在政治制度变化中的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缺乏内在变革要求。反对革命的人们最怕血腥和暴力；要革命的人又找不到革命的力量而陷於空喊，甚至堕落到恐怖主义。这都是对暴力革命理论缺乏认识的结果。
是否血腥、是否暴力不是区分改良与革命的要素。现代制度变革中血腥和暴力程度，第一取决于新兴社会力量（自由的中等劳动阶级）和原专制统治者彼此力量对比；第二看原统治者保护自己位子的决心。新兴社会力量势力越小、专制统治者力量越大，社会制度变革中的血腥和暴力就越多。因为专制统治者维护自己的手段就是暴力，所以除非社会制度永远不变，否则无论改良还是革命，都要经历血腥，这是社会进步不可避免、必须支付的代价。例如，主要现代国家，英国从内战到光荣革命（1640－1688）；法国从大革命至巴黎公社（1789－1871）；德国从俾斯麦统一至二战失败（1862－1945）；日本从明治维新至二战失败（1867－1945）；俄国从解放农奴到十月革命再到斯大林死亡（1861－1953），都经历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血腥动荡。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是个例外，也有解放黑奴的内战（1861－1865）。当代台湾号称宁静革命，也是早期的左派草根力量和後来的中右派地方势力坐牢牺牲换来的（吕秀莲在1989年出版的《重审美丽岛》中记载，台湾国民党统治时期，经法庭审判被处死的政治犯有二百多人）。
没有耕耘而欲求收获是不可能的。相反，当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革新力量时，革命才可能和平地进行。例如，当代东欧大部分共产国家，因为苏联军事力量退出，导致政治力量天平倾斜，遂发生天鹅绒革命，统治者和平地交出政权；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氏本不依赖苏联，有他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学习了中共的经验，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搞血腥镇压。但罗马尼亚毕竟不同于中国，齐氏只落得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结局。
暴力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激烈的、血腥的武力（VOILENCE），二是指强迫别人非自愿行事（FORCE）。人民（或曰被统治者）有革命权利－－即最终以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权利，已被现代人类社会普遍接受。这里所说的暴力就是第二义的强制力，即被统治者要求专制者放弃它既得利益的集团强迫力。革命就是第二义的暴力活动，不能和对个人的暴力侵犯即第一义的暴力活动混为一谈。马克思以为第二义的暴力革命是新制度的“助产婆”。难产必须用助产婆，好的助产婆可以帮忙，坏的助产婆可能添乱，但助产婆绝不能自己替孕妇生孩子。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卡·考斯基（Karl．Kautsky，1854－1938）曾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时代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但不是“制造革命”的政党。制度和革命不是暴力的产物，不需要为改变制度而去创造暴力。制度变更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自身的政治经济要求，暴力革命只是社会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自然发展，非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当然更非由精英们的好恶和“设计”所能决定。如果革命力量远远大于反革命力量，新制度就会和平地到来－－没有难产自然不需要助产婆多事了。
摧毁专制制度的过程往往夹杂着第一义的暴力活动。因为专制政治就是暴力政治，所有的专制者归根结底都是依靠暴力进行统治。列宁说国家是“一个社会集团压迫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暴力工具”。这个定义对专制国家正合适。专制者既然总是首先使用血腥武力，其程度超过了人民忍受程度，人民不得已只能以暴制暴。人们常把革命暴力和血腥相联系，这也是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专制野心家以革命的名义压迫和镇压异己和一般社会大众，把革命的名声搞臭。例如二十世纪的国、共两党，都自诩为革命党，都以打倒屠灭对方为能事，双方杀人盈城盈野，总有数千万之谱，然而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力量只有一家、反革命才多种多样。双方不可能同属革命阵营，更可能同属反革命的阵营。其实革命并不血腥，胡适先生所说得“扰乱”即社会混乱无秩序才造成血腥，例如中国第一次现代革命，推翻满清皇朝的辛亥革命，靠着不断得新军人和党人的武装起义才成功，算是极端暴力主义了。但革命中的死人，包括革命党人和赵阿Q 在内，未必有“文革”中一个小县城里一个月的武斗死人更多。
马克思并不鼓吹无谓的暴力活动，他甚至反对巴黎公社。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斯大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根本不同之处，更与恐怖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一切独裁者都是唯心史观的信仰者，他们不把暴力革命看作新制度的助产婆，相反、把暴力革命看成是新制度的母亲！相信不断的“暴力革命”（实质是暴力压迫）可以使社会朝向自己选定的方向变化发展。以为通过大批屠杀消灭反对派势力就可以征服“反动”的社会意识。他们不懂得特定社会意识的存在是以特定社会存在为前提，社会意识的生命比个人的生命更长久。斯大林们都是大独裁者，他们心中真正的敌人正是他们手下的小独裁者。所以他们把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都看作是个人权力之争，也就无怪总是以阴谋论对待下级了。在斯大林们的影响下，等而下之的恐怖主义就发达了。
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开创的恐怖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风靡东方社会，这种恐怖主义相信对个别统治者的武力或武力恐赫就可以改变社会制度。这种做法对统治力薄弱、人民不甚开化的近代专制制度，尚有相当冲击性，这又不同于当代的恐怖主义。当代的恐怖组织，如信奉伊斯兰教的极端组织（拉登的凯达）、一些拉美国家的“游击队”（如哥伦比亚的“人民解放军”）、以及20世纪70年代很活跃的北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的“红色旅”等，主要以敌对国家的平民为攻击对象，则成为彻底的反人类罪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7、和平、非暴力是价值观而非客观事实
印度圣雄甘地从其所受印度教传统和英国教育中发展出“非暴力主义”。在争取印度独立上取得有限的成功－－因为印度能够独立有多种原因：一是当时的国际社会承认了民族自决的合理性；二是英国本土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其殖民地的专制制度自相矛盾，渐不被英国公众所接受；三是世界大战导致英国国力衰退，这才最终使英国人放弃了殖民地统治。
由于印度缺乏制度改革，五十年的发展和经历了二十多年内乱的中国差不多，这是和平非暴力不足恃的明证。和平主义者总强调暴力只会“以暴易暴”，所以不应该（！）使用暴力，而主张和平非暴力。这无论就历史经验而言还是就理论而言都大错。历史上英、美、法三国由暴力革命实现了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以暴易暴”。中国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也没有“以暴易暴”。相反，他们讲“大和解”，五族共和；给满清皇室特别待遇；放弃高官厚禄；与立宪党人和解共事；甚至放弃了对有直接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内奸的刑事追究！至今、这些还被中共历史教科书批评为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
和平主义者不了解、总是专制者首先使用暴力。例如，民初袁世凯先拥兵自重、登上总统之位，再暗杀了国会多数党领袖宋教仁，并大规模软禁在京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和平主义者也不能从理论上分清暴力的两种含义。以暴力的第二种含义来讲，甘地的和平非暴力政策，即抗捐、抗税、罢工、罢市，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向专制者施压，依然是强制力。
和平非暴力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这无可非议。把它当作一种高尚的信仰也值得崇敬。但若把它当作人民变革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就大错了。这种宣传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麻醉性，使群众丧失敌我意识，在最後关头则束手待毙。例如，六四悲剧的产生就和这种空想的，反动的和平非暴力宣传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宣传和平非暴力，往往是“精英”们自己缺钙，又没人撑腰，故只得寄希望於统治者大发慈悲的自欺欺人罢了。自以为文明了，公平游戏了，可惜专制者并没被骗倒，而“精英”们自己却已晕得不知东西南北了。
8、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历史经验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外来压力之下、虽然没有能完全现代化，但确实有了根本的变化。结果就是二十世纪的三次“不成功”的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二十年代中的国民革命和四十年代末的土地革命。这三次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进步的或是阻碍进步的？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价值问题，历史无法重复，所以很难有客观的答案。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揭示出这些政治活动的内在逻辑－－“为什么革命不以‘大人物’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这三次革命对未来的影响是怎样的？”
清末甲午之败，孙中山等少数南方士民对满清帝国失去信心，于是成立“兴中会”、鼓吹排满革命。“百日维新”失败和“庚子拳乱”，使大多数士民阶级和一般略有头脑的满汉官僚都对满清失去信心，于是革命之说大兴。满清帝国的垮台指日可待、只需要“最后一击”而已。革命党人始以暗杀和军事暴动，最终与北洋军阀袁世凯达成妥协，推倒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对中国广大农村和内地影响不大。其成果也被军阀所篡夺，共和制度完全成军阀的摆设、毫无作用。以上种种，致使后人多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其功劳最多也不过是表面上的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这种看法最浅薄、无历史感，不同时代的人们面临了不同的历史任务，后人往往“事后诸葛亮”、把前人做事看得太容易。新制度固然不完善、却为传播新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合法性”。“自由思想”被强制地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此在开化较早的沿海地区，人们一般不会因为有异端思想而面临社会和国家的直接暴力迫害；而在较封闭的内陆，虽然社会上以思想定罪的事还经常发生，但这种做法也不被认为是正当了。这才是辛亥革命所引发的最深刻的社会变化。正因为如此，陈独秀，这个在清末就特别重视“开启民智”的思想家和政治革命家才有了用武之地；陈独秀、胡适们领导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才能展开。
新文化运动有两条平行线。左翼以出身于《甲寅周刊》的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他们热衷于介绍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重在鼓吹“民主”－－这“民主”还不是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而是“平民参政”、“主权在民”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学运、工运、农运等各种直接的国民运动开展起来，最初还只是文化活动、之后是经济活动、最终发展为政治活动。例如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已经组织了“平民演讲团”，走出校们。“五·四”后，陈、李影响下的学生们更直接走入工业区，首先是铁路、煤矿，建立工人俱乐部教工人读书识字，之后组织工会和罢工，争取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等经济权利，最后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和国民党的主要力量。
胡适、鲁迅、周作人为首的新文化右翼，则发起思想革命，专在批评传统文化和介绍科学。胡适的两大贡献，一是提出“科学方法”；二是开展“整理国故运动”－－这是具体的应有“科学方法”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事件和传统价值观。绍兴周氏兄弟尽管也介绍新思想，其最大贡献在于批判旧社会。新文化右翼的成就，破坏大于建设－－人们生活在旧的社会中，自然容易感受到旧社会的害处；不生活在新社会中，当然也不易知道新生活的好处。所以鲁迅、梁启超这样的一流思想家都老实承认，自己也不知路在何方！还要等着大家共同探索。由于新文化运动左右两翼“唤起民众”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二十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兴起。北伐战争是其最后结果。除了少数战役之外，这场以武力消灭军阀、统一中国为目标的革命并不血腥。革命军从广东出发时仅一万多人，却以少胜多，横扫北洋军阀上百万军队，一方“势如破竹”；另一方则“兵败如山倒”。这时中国形势极好、却为两个冲突破坏。
第一是苏联干预，引起民族主义反弹。苏联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改革和联共，使孙中山在中国人心目中从一失意政客变成了革命领袖；国民党也从一失意政客的小派系组织变成了具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和广泛号召力的革命政党。这方面俄共功不可没。但俄共借共产国际之名、以“老子党”的身份“指导”中国事务，先造成国民党右派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离心，他们反对孙中山派的“联俄”政策和武力讨伐军阀以统一中国的政策；之后又形成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以军领政的局面。
第二是农民运动、即所谓的“痞子运动”。其主力为农村流氓无产者。其残暴本性在“斗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一家人也自相残杀。例如，后来为中共高级干部的谭余保就曾杀害其守寡的姑母；即使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难于保命。这种事件相当多。结果农村社会矛盾激化。原本是革命力量主要来源之一的南方农村上层社会不再支持革命。于是左翼革命阵营分裂，最左派的中共上山和农村暴民合流，成为以少数知识分子为领袖、以农村流氓无产者为主体、以暴力剥夺农村中上层社会财产为生存手段的政治军事集团。中右的国民党人进一步右转，以求农村地主、富裕农民的支持，“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无法实现。国、共两党对立冲突使国民党不能不依赖职业军人。军人干政，则以自由的文人政治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目标就不能彻底实现。
其后日本入侵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中国未来影响极大。要而言之，一是具有农村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中共死而复活；二是战争导致行政官僚系统和军政系统权力大增，压倒了其它社会力量，国家机构严重腐朽；三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经济被完全破坏，独立的新兴社会力量也因此丧失了独立性、不得不依附于国、共两党。“抗日战争”消平了地方势力、中国有了统一的形势，但国民党也失去了统治能力，于是中共在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北方乘机而起、又成席卷之势。
中共成功的内因：一则其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严密、有力；二则借助“阶级分析”方法了解中国农村；以彻底的土地改革抓住农村多数下层贫民。二者结合遂成无坚不摧的组织力量。中共统一建国后，中国又出现了走向现代化的局面。中共的较低纲领、即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和国民党的纲领本无什么差别。但这一过程又被代表农村流氓无产者的中共第一号领袖毛泽东打断，毛氏全面集体化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国家军队化、政府官僚化，其基础是农、工农奴化。于是自相矛盾的一幕滑稽戏在毛氏身上上演－－一方面毛为了反官僚主义政治，不惜和“官僚化”了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搞“文革”天下大乱，“斗争”可谓不死不休。但另一方面，这官僚政治又正是毛氏所创立和所依赖的－－皇上要统治社会，就必须借助官僚，所以“文革”斗来斗去、最后还要依靠周恩来的官僚系统给他擦屁股。相反、国民党溃退台湾后，与当地地主没有渊源，实行和平赎买土地改革，造成稳定的社会基础。加上地小势微，专制者无法形成绝对专制、多极社会一直存在，且尽管是假民主，但终究有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这为最终走向现代民主社会打下基础。
如果以是否实现了其最终目标、即国家现代化而言，中国二十世纪的三次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不但失败、而且都因分裂而失败。因为那时的中国没有内在的革命要求，没有自由的中等劳动阶级做革命的主力。不同的社会集团因为都受到外界的压力，所以能团结一致、参加革命。而一但得胜、彼此分歧就冒出来，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新制度，而又都只会以旧的方式即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社会分裂就不可避免了。
例如，中共建国后的最初十年，毛氏为代表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就通过“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和“反右倾”等一系列运动大整特整自己过去的党内和党外同盟军－－城市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和其它的中、上阶层。这种混乱也许是一切後进国家制度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和不得不支付的代价。而社会中的先进力量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尽量减小这种社会转型的代价而已。其根本方法有二，一是宣传、以使尽可能多的社会大众参与到现代制度建设中来，二是新制度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彻底，以消灭旧势力复辟的土壤。总结这三次革命的经验，如中国这样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必须彻底推倒旧专制极权，才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新制度固然不可能完美，但新制度只要能做到：政府文官化；革命派内部斗争非暴力化；农村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并承认自由、民主的现代价值观，现代化的启蒙才有可能在渐进的改良道路上自然完成，并最终完成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和平过渡。
9、反对派的性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共日趋腐朽没落，普通人则眼界大开。基於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人们对中国大陆日後发展道路有不同看法也是很正常的。对於在海外的政治反对派们，我们可以根据他们对中共和群众、社会稳定和国家认同、以及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等问题的态度，把他们在思想上分为不同派别。
第一类是保守的反动右派，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势力最大，获得原有的官僚势力及其在改革中的派生物－－新起的富人（商人）阶级的支持，保守派人士直接了当的承认中共专制的腐败，他们更害怕暴民专政伤害其利益，却不知道暴民政治是专制的反动和补充，是被统治者习惯了专制的结果。只有消灭专制政治，才能消灭暴民政治。既然以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现实政治力量，一但垮台将引起社会动荡，所以保守派根本反对革命和激进改革。他们的要求是“稳定压倒一切”。却故做天真地不明白中国大陆的不稳定正是中共专制所造成，专制权力越大，社会越腐败、越不稳定。腐败就是以公权谋私利，根本就是官僚专制的产物。试看大陆的腐败案例，哪一件不是官僚及其附属所为？当北京市前市长陈希同搞没了一百八十多亿财政收入时，还来指责监督政府的“反腐败”要求是引发动乱，他们的偏见让人无话可说。保守派多是“有奶就是娘”主义的投机分子，奴才哲学的信奉者，唯利是图、唯力是从。保守派内心深处实是怕极了中共铁腕，只得苟活於乱世，决不敢越雷池一步。
第二类是温合中间派，海外很有几位理论家，多是原中共内的少数派－－自由主义者，如苏绍智、阮铭、郭罗基等。他们有较深的古典马克思理论素养和早期中共活动的实际经验。一方面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另一面又见识过中共组织流氓无产者（即中国古代的流民，西方的暴民）实行的所谓阶级斗争和各式各样的“革命”。这种靠强力政治压迫的假“革命”只带来改朝换代、权力斗争和人性堕落，为温合派人士所深恶痛绝。所以他们只主张渐进的改革。温合派偶尔也寄望於中共，骨子里却根本不信。但更不信任曾被中共领导利用的大众。他们嘴中的改革只是没有推动者的空喊。郭罗基在《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中反对王炳章“暴力恐怖革命”，批判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至；可他对如何渐进改革竟讲不出一个字来，这大约算是温合派人士的悲哀吧。
温和派或改良主义者，因为其要求和保守派相近而往往被误解。其实双方出发点完全不同。保守派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受旧意识形态影响太深，所以拒绝革命；温和派人士则是因看不到新兴革命力量而无可奈何的做白日梦－－期望专制者良心发现。其立足点却在革命党一边。一有机会，革命之意绝不弱于革命党。从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身上最可看出这两种人的差别。康是保皇党，后来参加张勋辫子兵复辟的闹剧，成了小丑，被革命党羞辱得太不堪，以至于说出“天生膝盖就是为跪皇上”的混话来。梁启超是清末代表保皇党与革命党笔战的第一把手，但梁与他的恩师不同，梁“与时俱进”、是“时之圣也”。民国后与革命党、过去笔战的对手章太炎在国会共论国事时承认：他的思想本和革命党一样、主张共和，只是觉得中国人太愚昧，革命党力量不足，才退而求其次、主张君主立宪。梁任公之言发自肺腑－－不久他就领着学生蔡锷率先发难“护法”、以军事武力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美梦。
第三类是激进左派，他们有下层民众的支持，受中共迫害最深，对中共有最强的憎恶，急切希望结束中共专制统治而不惜主张运用最激烈的暴力甚至恐怖手段。激进革命党的弱点是陷于空想、总希望革命立即到来。他们不知道革命的形势是逐渐生长出来的。没有改良的要求、就不可能出现革命的形势。激进派身上有很深的流氓无产阶级烙印，而这又恰正是暴民政治的基础。所以他们也不能找到革命的力量所在－－凶暴的李逵和卑弱的阿Q固然也可以造反，但却不是民主革命可以依赖的力量，因为他们最终还是要皇帝的。事实上，激进派只能流於空喊或少数人投机性的恐怖活动。不但不能引发革命反会吓走中间群众。
10、论政治革命：“等”和“动”的哲学、不革命和革命的理由、革命派的责任
在落后的专制国家、革命和改良的不同选择是内部社会环境和外部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方式有别、道路各异，但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这个目标是“革命性”的目标，即彻底地抛弃旧的专制制度、建立全新的现代民主制度。抗拒这个客观过程的一切国家机器和社会集团，无论他们曾经多么强大或现在多么强大，在未来都没有位置。人们需要选择的不是改良或者革命，人们需要选择的是与旧制度一同灭亡还是凤凰浴火获得新生！
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也会逐渐发展到资本主义。这是绝对错误的判断。事实上大多数人类文明最终都停滞和灭亡了，从西欧的英、法两国发展出来的现代文明其实是一种偶然。毛泽东只是抄袭斯大林、布哈林《联共党史》中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把社会经济力的水平和社会政治制度一一对应，这是典型的机械论。它的推论就是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邓小平“好猫论”、“人权即生存权”的猪权论。
马克思只讲经济力是制度变更的最终决定性力量，至斯大林一变而为唯一力量。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反动只讲精神。邓小平又一变，回来再讲经济决定论。立刻行动还是等待，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和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这两种指导思想的根本差别。以为提高生产力自然能带来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思想是篡改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机械论。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认为，不是单一的生产力而是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合共同决定上层建筑！提高生长力并不必然使社会福利大众化，也不必然带来公平、自由、民主的制度。这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不谋而合－－单纯的经济增长不是发展，只有使社会生产者都能获益的增长才是发展。所以人们必须积极行动，才能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才能体现自己的社会力量、才能获得制度的承认。
革命党人是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改变社会制度的人们。为什么要革命？并非因为革命党都是杀人狂。相反，如鲁迅所说，“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从积极方面理解，革命是有目的的行动，统治者的改革则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而人类最大特征就是创造性，所以选择革命实在是人之本性所决定。也是希望少走弯路的理性选择。从消极方面说，不革命才意味着死亡。专制政治下、一时的政局稳定可能造成社会的永远窒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曾经得到近乎举国一致的支持，这种稳定最终使德、日两国几乎被夷为平地，而人类社会也死伤过亿！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政治局面相当稳定，即使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和十年文革的大混乱都不能造成挑战中共统治的局势。经过八十年代的政局波动，中国现在政局又很稳定了。但这种政治稳定对中国人有益处吗？这种稳定建立在国家机器暴力支持之上；建立在官僚及其附庸残酷剥夺下层人民以谋取暴利的基础上；建立在和全人类为敌的民族主义基础上。被统治者已经不堪忍受、但没有组织，不能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没有压力的官僚统治集团则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没有意愿改变，更加腐败。中国就处于一种“死水”一般的稳定中，直到上层统治者完全腐朽，完全失去了社会统治能力。那时的中国社会将如火山爆发、走向完全地崩溃和灭亡。如果人们都坐等经济发展后民主政治的自动到来，中国就没有未来！
历史经验表明了：少数人以民主为目标的革命，并不能带来立即的民主。但这不是“拒绝革命”的正当理由，而往往成为旧统治者及其庇护下的利益集团拒绝改变的口实。没有革命的条件－－例如统治者没有立即的统治危机、没有强大的新兴力量支持革命、多数下层人民没有民主要求，这才是“拒绝革命”的正当理由。没有革命的形势，怎么办？保守派的意见是“等待”，等待经济发展后再政治改革。但变革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们的社会活动。所以不可能“自动”的到来。“等待”主义是期待统治者的良心发现，而统治者的良心只有在压力面前才能表现出来。这是保守派面临的悖论。
那么当代中国有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可能吗？我在前文着重指出，制度变革变迁的动力有两类－－外在被动的压迫力和内在自发独立的生长力。有内在要求的变革一定会成功，而外在压力下的变革往往导致更激烈的社会冲突。例如，德、日法西斯把内部矛盾推向世界，中、俄则是引发立即的内乱。
中国百多年来变革的动力都是外在的压迫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共加入联合国、与美国和解，外在压力才最终消失。这时，中国内部现代化和半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在官僚专制制度下也有相当发展。在此之后的所谓“改革开放”时期，官僚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允许私人企业、小业主、自耕农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官僚国家也不得不放弃完全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这形成了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基础。
但是，由於中共政治上的专制、专权，不允许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存在，这就导致比较富有的平民（可能的中产阶级的前身）不得不投靠官府，於是独立中产阶级的社会发育受阻，这些富人可以通过和官府的非法利益交换中获取利益，就更可能转化为专制制度的支持者（如香港的大资本家们所为）。那么，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中，恐怕只有很少数的有眼光者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
由于中国传统“尚贤”精英政治观和当代社会现实的共同作用，中国各种政治反对派的最大共性之一是都不信任普通群众的力量而依赖精英，结果他们都找不到“革命的力量”－－因为实在来说，中国还没有现实存在的“革命的”社会集团。普通中国百姓在专制压迫下只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卑怯、愚昧，可中国毕竟是普通人的中国而不是少数上等贤明者的中国，人民大众仍然是自由民主运动唯一正当的和有效的内部支持力量。尽管现成存在的人民大众多是盲从统治者的愚民（顺民）和反社会的暴民（流氓），只是潜在的组织力量，但他们完全可能成为完成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把盲目的愚民、暴民改造成负责任的公民，人民大众就将成为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有效的现实力量，而这其实就是中国革命者的出路和任务。
“苏”“东”坡的经验说明，当代官僚专制国家已经具备了“和平革命”的物质条件或者说生产力条件，缺乏的恰恰是思想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准备。由於“开放”政策，中国大陆与世界交往增多，也不得不适应外面现代社会的规矩，外国现代社会为我们的演变提供了学习的榜样。这是中国革命性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但必须意识到，外来势力不等於外来资本，外来资本都以盈利为目的，它们也会“入乡随俗”和“闷声发大财”，并非一定是革命的促进力。
政治异议人士作为现代中国的先觉者，他的责任不是当中华民主国的开国总统，甚至也不是直接推翻专制的行动。他的责任其实和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启蒙大师们一样－－“唤醒民众”，为民众提供组织的武器和思想的武器，使大众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为之努力。左派人士会直接付诸组织的行动来改变人的社会关系；右派人士则通过间接宣传、改变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工人、农民、教师、老板成为独立於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最终在偶发事件中抓住机会、完成“和平革命”。启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非急燥冒进可以完成。中国现代化需要全面的广泛的社会革命来实现，包括国民的思想建设，新经济基础和制度的建设，推翻中共专制不过是政治法律制度的变更，不过是中国现代化最初几步中的一步，只有坚实的社会基础，革命才能成功，自由民主制度才有保证。
11、结论
当代中国大陆没有建成现代民主制度，不是因为民主制度太高深；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太愚蠢－－在台湾的中国人已经证明“民主”可以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实在是因为我们还缺乏足够的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当代的大陆中国人还不“需要”民主。当人们的工作权利还操纵在政府官僚手中，当知识份子还在唱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歌，既使推翻了中共，出现暴民扰乱、再重回专制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一切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先觉者们固然要勇於冲锋，但却应更戒浮燥，中国现代化的路还长着呢。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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