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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的多方--对任不寐老师的公开信吹毛求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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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一向觉得，任不寐老师那一个关停几十次的“不寐之夜”论坛，其启蒙作用大过一打海外“自由”网站。他身处国内而能对最敏感的法轮功问题仗义直言，其勇气更不是我们这些在海外蒙面发牢骚的网人可与相比的。但是，今天看他给胡主席的这封公开信，佩服之余，却对这一段话感到有些不舒服：
“我也提醒主席先生注意，现在的“知识分子的公开信”与其说表达的是托尔斯泰式的企求，不如说它是对最高权力的平等对话。这里面包含著基督教精神对儒家精神的胜利：公民对权力不是臣奴的关系，也不是敌对的关系。”
皈依天父的任老师在基督教当中找到了他的精神归宿，当然是一大好事。任老师希望用神学改造他眼中中国人的“灾民理性”，或许也是良方之一。拉美独立和民主化过程中，“解放神学”都起到了世俗理念无法达到的巨大精神作用。然而，对于社会进步来讲，基督和孔子孰优孰劣，是个典型的学术问题和个人信仰问题。任老师写这封公开信，一是希望上达天听，二来意在启蒙教育。只不知，在这样一篇启蒙性质的檄文里夹进自己的信仰偏好和学术观点，究竟有何益处？
基督教士也好，儒学大师也好，都既可成为专制的帮凶，也可成为自由的播种者。耶氏之后，既有伙同西班牙王室烧死万名新教徒的宗教法官托尔克维马达，也有只手撑起异议者保护伞的金友焕主教；孔门当中，也是既有为法家极权主义涂脂抹粉的董仲舒，也有深入农村发展第一线的“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更有为大陆异议者建立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新儒余英时先生。犹太法典当中人神契约的精神，固可成为法治社会的基石，那么儒家传统当中至关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何不可作为自由主义基本共识的中国化表述呢？
曾有网友对我说，启蒙的困境在于社会制度环境，效果如何是不以启蒙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想说的是，一个启蒙者要做的，恰恰不是抱怨现有制度和文化环境的恶劣，而是在给定制度文化条件的前提下，寻求启蒙效应的最大化渠道。如果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基督教国家，只是因为官方硬性规定儒教意识形态，这一传统才被压制下去，那么任老师以“基督教对儒家的胜利”入檄文，或许还有现实的意义。而现实恰恰不是如此，在改造专制政体的行列中，有昂山素姬这样的佛教知识分子，有阿尔方辛主教这样的基督教精英，也有余英时先生这样的当代巨儒。任老师在一篇时政短论当中还要阐发自己的信仰和学术偏好，对“最大化启蒙效果”这一目的来讲，究竟有何益处？读者群中若有未来的小昂山和小英时，其气质和偏好原不与耶教相通，读了任文是会掉头而去(甚至对启蒙整体上产生反感)，还是会欣然入教、立即抛弃自己的原有信仰？百年来的启蒙困难重重，除了种种客观原因，是不是也因为假洋鬼子们把文明棍舞得太高了些呢？
文明棍本来是和文明没有必然联系的，我们为何一定要把它当作文明本身来挥舞？
中国的现代化，除了基督徒孙文的黄钟大吕，是否还需要更多新儒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是否孙文们一定要先把梁漱溟们彻底批倒，才能在文化传统的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想，所谓的启蒙，也许还是在自由主义一些最基本的共识上交流为好，而几乎所有文化传统都尊重这些最基本的人类共识。自由主义之所以强大，之所以是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其实就在于符合这些普世的共识。至于这自由主义到底是姓耶好还是姓孔好，则是信仰和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了。窃以为，这一类的问题，不属于启蒙问题，所以大概也不适合在启蒙类的文体中多涉及。否则，来自各个文化传统的启蒙者自相残杀，在考据和思辩当中耗尽精力，恐怕倒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乐见的！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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