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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中共待吴祖光夫妻不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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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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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文革后，中共待吴祖光夫妻不薄
马悲鸣
曹长青在《吴祖光的真话和钱理群的底线──悼念吴祖光先生》（载《争鸣》2003年6月号）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摘录如下：
【他14年前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那是1989年4月底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吴祖光因为说真话，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至死都遭到当局排斥。…】
我在《一辈子都没长大的老神童──吊吴祖光》里说过，吴祖光讲的不是“真话”，而是“疯话”。比如他四处发号召，非要拆了景山公园的围墙等，就是典型的疯话。
当然，“疯话”里偶尔也有几句是真的，就象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那些疯疯癫癫的「最高指示」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谎言一样。比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你能说有多大错？
反而曹长青对吴祖光的溢美之辞就和对王若望的溢美一样，太多不实之词。比如胡乔木劝吴祖光退党是开除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前后的1986年的事，并非因为六四。
下面这段抄自《大地》(1999/05)第89期，滕天羽写的「凤霞三绝」
【１９９５年春天，我走进新凤霞、吴祖光先生的寓所，看到书室里挂着的新凤霞当年扮演刘巧儿的精彩剧照和塑像，书架上，书桌上摆着许多书籍和唱片。耳边不禁响起了悦耳的唱腔。再仔细看，墙壁上挂着一幅幅国画。这些都出自新凤霞的手。
新凤霞端坐在她的写作室的书桌旁。她一见我们进来后，连忙欠了一下身子说：“实在对不起，请到这边坐！我行走不便，只有在这里接待你们。”
新凤霞笑着说：“这几天我们家特别忙，我和祖光、还有祖光的弟弟吴祖强，都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们一家有三个政协委员，祖强还是常委，我们都在文卫组。凑巧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时候，我的女儿、女婿、外孙从美国回来，您看，我这书房里都堆满了小孙孙的玩具……”她手指着书桌旁、书房里的一堆堆大大小小的玩具，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从文字描述看，吴祖光1989年4月在旧金山讲台上大喊：“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以后，至少到1995年仍与乃弟吴祖强和乃妻新凤霞是一门三政协委员。如果他临死前已经不再是全国政协委员了的话，也应该是有充足年龄理由的正常换届（他死时已经86岁了）。
诚然，「反右派」之际，吴祖光夫妻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折磨。但文革结束后，只是劝其退党，并保持他们夫妻全国政协委员至七老八十岁的高龄。而其实包括乃弟吴祖强在内的三人全都是艺术家，并不懂政治。他们一家这三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都是共产党白给的。
曹长青在文章中以“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作小标题，可他说的吴祖光的简历，就不是真话。
另外，王若望发现病危之后，国内不但立刻让他的子女来探视，而且老朋友还托子女带话,江泽民总书记还是关心老同志的，希望他能回国医治。带话中顺便说了一句“不要再和民运分子来往了，也不要再写反共文章了嘛”。这分明是老战友之间的关怀，结果到了曹长青笔下就成了中共提出了两个回国条件要挟王若望，第一不许再和民运分子来往，第二不许再写反共文章。
王若望弥留之际还是强打起精神表示了善意，相信中共不会再整他了；而且明确表示他已经没时间办回国手续了，根本就不曾向使领馆提出过任何申请。既然王若望不曾申请过，何来中共开出的两个回国条件之说？曹长青在溢美王若望的文章里说的完全不是事实！
吴祖光说的是疯话，曹长青说的是假话。王若望的临终之言才是真话。另外遭曹长青贬损的钱理群和张耀杰说的也是真话，──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做不了烈士。
下面这段抄自《开放》2003年5月号，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里有关新凤霞的段落：
【新凤霞斥王光美心坏
新凤霞我只在九五年赴京时见过一次。在此以前我打电话找吴老被她挡过几次，或说「人不在」，或说「正忙着」。因为一生为丈夫担惊受怕的新凤霞害怕丈夫祸从口出。及至见了面，觉得新凤霞完全是个仁慈的老太太。和她很聊得来，聊着聊着，聊到了王光美。我说她和王光美都是感情坚贞，具中国传统美德的两位典型女性。新凤霞立即纠正我，「才不是啦」。她说，文革后有次见到王光美，王光美拉住她的手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除了感情坚贞外，新凤霞还纯朴和真诚，这是官场中的王光美远远不及的。】
再抄一段最近上网的鲁豫采访刘婷婷时对王光美的介绍：
【鲁豫：你爸爸妈妈之间最后一面是什么时候？
刘亭亭：最后一面就是他挨斗的时候，而且是在群众的场合，就是那次在中南海批斗的时候，忽然我妈妈就挣脱了所有的人，然后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爸的手。就是打人呀，打得他们鞋都没有了，然后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不放手。
我们当时都在场，因为他们逼着我们看吗。那点现在想起来，这一点我对我妈妈还是比较佩服的，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候，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那次批斗会之后呢，就把我的父母就隔离了，把我的母亲大概关到三院里头，我爸爸就找不着我妈妈了，然后那时候就看我爸爸真是一下就不行了，就是腰一下就弯了。也不许我们跟他说话，他有时候出来吃饭的时候，他也打的，就是要扶着窗台走路的时候，就偷偷，我们假装洗手什么的，我爸爸就说，你妈妈在哪儿？你妈妈在哪儿？
…
解说：与母亲相见的当天，刘亭亭才知父亲已死，这与刘少奇去世，相隔整整三年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呼声开始高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王光美离开了囚禁12年的秦城监狱，重返人间。
鲁豫：那后来你有没有问过你妈妈，她那个时候在监狱里，一个人关了12年吧，是什么让她支撑着一天一天的熬了12年，熬下来的？
刘亭亭:我妈妈在监狱里大概，她只有后来好一点的时候，只有六平方米，所以我妈妈打拳的时候，都是这样弯着的，这样，像猴拳一样的。因为她根本就伸不开。她开始就对着墙说话，然后人家就说你有病怎么样，她就说我没办法，因为我非常盼望别人提审我，因为实际上提审我，至少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我的讲话的能力都没有了。】
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表演艺术加新凤霞嘴里，王光美就是一个“坏”字。
诚然，刘少奇夫妻得意时未必厚道。但新凤霞对待王光美也绝无厚道可言。不但吴祖光是个一辈子都没长大的老神童，看来夫妻俩大概都没长大。
【附录】～～～～～～～～～～～～～～～～～～～～～～
吴祖光的真话和钱理群的底线──悼念吴祖光先生
曹长青
吴祖光先生终于没有见到他痛恨的共产党在中国垮台就去世了，这真是令人难过和遗憾。我没有看过他写的剧，无法评论其文学成就，但我知道，在偌大的中国，他是极为少见的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之一。他14年前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那是1989年4月底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最近看到青年作家余杰写的追忆吴祖光的文章，其中也专门谈到这位剧作家敢说真话这一特质，文章说：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个环保会议上，吴祖光当众痛批毛泽东、邓小平，他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对于邓小平，吴祖光也毫不留情：“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余杰回忆说，吴祖光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
也许有人说，吴祖光并没有讲什么深刻的道理。但他的可贵就在于真实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戳破了虚假。当今中国的知识人，有的兜售灵魂，做专制的辩护士；有的用各种理由推诿说真话的责任；还有的以建构什么“后现代、后后现代理论体系”等各种伪深刻来回避严峻的真正问题，其结果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维护着那个谎言制度。
假话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
吴祖光是个勇敢的异数，更是清楚专制本质的异数。因为在中国知识人中不仅像吴祖光这种敢说真话的太少，而且在是否要极力推崇、强调说真话这个常识问题上，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竟还有争论。北大教授钱理群曾撰文提出“说话的三个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对于这种“三底线说”，北京作家刘晓波在《动向》上撰文批评说，“这三条做人底线，从说真话的立场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为说假话辩护……主动说假话和被动说假话，心安理得地说假话和良心不安地说假话，无论怎样都是说假话……这决不是做人的底线，而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和践踏。”
北京的另一位作者张耀杰则在《动向》上撰文捍卫钱理群，并以他自己曾有过的向当局说假话的经历来反驳刘晓波的“说真话是做人底线”之说，指责这个标准定得太高，等于是“存天理灭人欲”。在张耀杰看来，向当局说点假话，包括被迫做点政治表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并引证了一些名人如何没说实话，来证明“说真话是底线”的标准高不可及，强调宽容比说真话更重要。
事实上，宽容和说真话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今天那些在一系列问题上呼吁宽容的人，多数都是在认同放弃原则、放弃人类最重要价值的做法。从吴祖光和钱理群的无形分歧中，从刘晓波和张耀杰的有声辩论中，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钱理群和张耀杰的提法都是明显错误的：
真实和虚假不能共存一个价值底线
第一，所谓说真话，就是强调诚实。它完全不是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常识，是人类千百年都存在、认同的价值。你不能由于自己或别人做不到、或很难完全达到这个标准，就来否定和降低这种高贵的价值，以及别人对这个价值的倡导和肯定。
没有谁能保证一生不说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绝对诚实。但如果由于做不到，就否定“诚实”这个价值，和对说真话价值的倡导，那就从根本上错了。正如“不自由勿宁死”一样，也是人类世世代代在追求的。但世界上千千万万生活在专制社会的人们，绝大多数并没有去自杀。你不能根据这个现象去批评这个“不自由勿宁死”的价值标准定得太高，是“存天理灭人欲”。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里，说真话很不容易，要付出很大代价；但这种情况下恰恰更需要强调说真话，推崇说真话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像钱理群和张耀杰那样以各种理由为说假话开脱，降低说真话的标准。那种降低说真话底线的做法，最后损害的一定是说真话这个价值本身，
因为真实和虚假不可能共存于一个价值底线下。正如“如果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有了”一样，如果一再降低说真话标准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真话没有了。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
第二，即使是不伤害别人的假话，也有伤害，它首先践踏自己的尊严，其次维护谎言制度。
张耀杰强调，他自己在升学等需要填写政治表格时，向当局说了假话，以此来反驳刘晓波，证明说假话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没什么了不得。到底怎样看待用敷衍性假话附合当局的行为，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对此有专门的讨论，他说，在共产捷克时代，某个经理在他的蔬菜店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标语中的意义是不关心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是照贴不误，这样做等于向当局表示，我是顺民，我服从你们的权威。而共产党当局对蔬菜店经理不过问标语内容的行为也不很看重，他们看重的是你贴出标语本身，因为这个形式已证明，你是“唯命是从的”，你是服从我们的权威的。在这种心照不宣的“交换”中，蔬菜店经理用敷衍性的假话，首先践踏了自己的尊严；其次帮助政权巩固了标语所代表的谎言制度。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也探讨过同样问题，小说中男主人公托马斯医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暗讽苏联的文章，后来医院领导人劝他写份“检查”，并保证不让其它人知道，只是放在档案里做个记录，事情就可了结。但托马斯坚决拒绝了。他知道违心写这份检查，说点假话，按照钱理群的三底线，不会伤害到别人；按照张耀杰的理论，敷衍当局，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对于张耀杰是考学；而对于托马斯来说则事关他的饭碗，是否丢掉外科医生的位置）。但为什么昆德拉要安排托马斯拒绝，宁可失去医生职业，去擦玻璃，去乡下种地呢？就是因为昆德拉明白了：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做抵押，不可以放弃原则。原则和尊严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正如美国作家索尔 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中所说，“人生的价值在于一个人的尊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但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从来都是羡恋生活中的胜利──当了教授，进了政协──而不看重，甚至蔑视那些为了尊严而付出巨大牺牲的极少数人。
“中国人个个都是好演员”
台湾作家柏杨在六四屠杀之后批评说，“中国人个个都是好演员”。因为仅仅两个星期前，北京有百万人上街支持学生；但屠杀后却个个写检查，承认自己错了。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写检查的人都在说违心话，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这种“形式”呢？关键就在这里，通过这个形式本身，就可以完成共产党想要的“你服从我”的权威。正像那个捷克的蔬菜店经理挂出共产党的标语一样，这个形式意味着你必须服从我，你仍是我们谎言制度的基础。
近10年前我曾就海外异议人士用给中共领馆写检查、说软话的方式谋求回国的行为，写过一篇题为“有尊严地回家”的文章，抨击这种用尊严交换利益的做法。从表面上看，向中共领馆说几句附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违心话好像不伤害别人，又可获得个人回国的利益；而中共方面即使知道你不是说真心话，也不深究，因为他们要的就是“你要顺从我”这个形式。而接受这个形式本身，你就成了哈维尔描述的那个蔬菜店经理，成为维护谎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黑人女作家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则把人的尊严强调到这种程度：“有人持枪威逼，不服从就开枪。而你在服从的刹那间生命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
“生活在真实中”
第三，要想结束专制制度，只有从说真话开始，摧毁每个人参与说谎、贴标语、写检查的谎言基础。不少智者早已经指出：谎言是一切暴力统治的最根本基础，没有谎言，暴力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早在30年前，索尔仁尼琴就在“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中明确指出，“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与虚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获得了支持。”因而这位俄国作家发出呼吁，“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说真话，不参与虚假！”因为“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就会变得老朽，将会死亡。”因此他提出，“唯有人们停止说谎，才能从共产制度的枷锁中解放自己。”
在捷克，知识分子反抗组织“七七宪章”的主要诉求是“Living in Truth”。它被直译为“生活在真实中”，但中国社科院学者李慎之在评介哈维尔的文章中做了更好的解释，他说，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为什么强调“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哈维尔认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真话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真话，将逐渐浸透到谎言生活的躯体中，最终导致谎言制度的风化和瓦解。哈维尔强调，真话的力量是无法用几个师、几个团的兵力来衡量的，它是喊出“皇帝光着身子”，给了人们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之后，人们在心里一瞬间对真实的共鸣和共识，这种力量是潜在的、无形的、巨大的，“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这种现象在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中都可明显地看到。当年叶尔钦振臂一呼，俄国人揭竿而起，72小时结束了70年历史的苏联帝国。这不是叶尔钦手里有魔棒，俄国也没有成熟的民运组织和反对党，而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众多俄国知识分子一直坚持说真话、把“皇帝光着身子”的真实播种到了人民中间，在无数的民众心里转换成了力量，一旦机会来临，有人振臂一呼，人民就群起呼应，一举结束了专制。
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权，都无法单靠暴力维持，就连强大的纳粹德国，也要有戈培尔；不可一世的萨达姆，也需要萨哈夫。最近获奥斯卡奖的电影《钢琴家》的原书中，那位救助过犹太人的德国军官说，希特勒发动二战前，德国已进行了为时十年的谎言宣传，“谎言是所有邪恶之最。所有恶行都由谎言开始。我们一直被灌输谎言。公众一直被欺骗，没有一张报纸不说谎……工人们都跟着纳粹走了，教会沉默不语，中产阶级吓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识分子同样。在过去十年来，任何个人都无法自由表达任何意愿。”
上述这些事实都可以看出，专制社会其实是个貌似强大的暴力气球，暴力只是一个外壳，靠里面的谎言气体维持。因此只有用真话的针头去戳破那个巨大的谎言气球，让它不断跑气儿，最后才会有一天气球轰然倒塌，摔落地面。因而索尔仁尼琴把说真话强调到这样极端的高度：“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当然，钱理群和张耀杰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可能失去升学、当教授等很多个人利益。但比这更严重的代价俄国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付出过。天下没有白得的自由。索尔仁尼琴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他本人就为说真话被关进集中营，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后来遭驱逐在海外流亡20年。哈维尔则被剥夺剧作家的写作权利，被迫到啤酒厂打杂，后又被关进监狱四年半。七七宪章的第二个发言人、布拉格大学哲学系主任、70岁的著名哲学家简 巴参卡被抓到警察局连续审问11个小时后倒地昏厥，三天后因脑溢血去世。第三个发言人基瑞 哈杰克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时，是捷克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严词谴责苏联入侵，结果因为说真话，不仅被免职，还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踪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强烈刺激性液体喷入他的眼睛，使他的视网膜出血症更加严重。
但这些智能、勇敢的知识人并没有退缩，更没有像钱理群、张耀杰那样，提出在一定环境下可以说假话，降低说真话的标准。索尔仁尼琴说，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位在警察局被连续审问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学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还强调，知识分子“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吴祖光们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当然，没有人要求中国的钱理群和张耀杰们一定要做反抗专制的智者和勇士，他们有扮演任何角色、选择各种活法的权利。在中国那种专制条件下，像张耀杰那样在填写政治表格时向当局敷衍性说几句假话，既可以理解，也根本不值得批评和谴责，但你最起码不能把这种行为理直气壮地合理化、正常化、美化！不能强调说假话没有什么了不得，更不应批评那些对说真话价值的推崇。在俄国、东欧的知识分子几十年前就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这些人类常识，维护追求真实的原则之后，今天还有中国知识人，竟把勇气放在了敢于公开站出来挑战这些常识，降低这些人类价值的标准上，这实在是太具讽刺意味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毕竟还有吴祖光这样敢于说真话的剧作家，还有刘晓波、余杰等一批强调真话价值的知识分子。吴祖光因为说真话，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至死都遭到当局排斥。刘晓波和余杰因为说真话，一个北师大博士，一个北大硕士，都无法获得钱理群那份教职，并冒着随时付出更大代价的危险。但吴祖光们所体现的这种知识分子的骨气、人格和精神，代表着中国的希望。从这些知识分子的真话中，人们可以听到那个专制的气球被戳破、正在跑气的嘶嘶作响声；可以憧憬到，那个谎言的底座轰然倒塌，自由和真实携手来临的时刻！正因为如此，人们永远感激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吴祖光先生会被珍惜自由和真实的人们铭记。
2003年4月20日于纽约（载《争鸣》2003年6月号）
【附录二】～～～～～～～～～～～～～～～
吴祖光一生的遗憾
蔡咏梅
苏联解体后，吴老很乐观地对我说，他要等着和共产党算老账。这一天没有到，他却先走了，这是不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香港正为瘟疫所苦之时，突然传来吴祖光老人病逝的消息。虽然吴老享年八十六已是高寿，但仍然令人很难过，因为像吴老这样可敬可爱的老人，人们是真诚地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活得越久越好。
吴老天真率直，喜欢打抱不平，又敢说话，因此香港跑中国大陆线的记者特别喜欢他。遇到甚么重大事件，打个电话给吴老，他都会随兴讲几句，记者就有料可写交差。而且吴老没有老年人大作家的世故，与年轻人很投缘，久而久之一些记者也就与他成了忘年交。甚至记者有感情困扰也向吴老求助。骂江泽民虚张声势，内心惶恐
我第一次见吴老是一九九二年五月在北京采访中共十四大。记得他叮嘱我应去看四川鬼才剧作家魏明伦在北京演出的一场创新川剧，并要我转告香港行家。这是他鼓励后进的一番苦心。但记者们忙得分身乏术，最后并未去看那场戏。
记得就是那次在吴老家，他拿着一张报纸指着做政治报告的江泽民的像轻蔑地说，「虚张声势，心中其实战战兢兢，不知共产党何时垮台！」人说他讲话大胆心无城府，果然不虚，我心里暗自佩服。
那时苏联刚解体，东欧人民已推翻共产党统治，因此吴老很乐观，还跟我说了些要与中国共产党算老账的话。但十多年过去，吴老临去世仍未看到这一天到来，这会不会是他一生很大的遗憾？
正直不阿的吴老同情弱者，喜欢打抱不平。最脍炙人口的故事，是他为素昧平生的两位受辱女子出头而被北京国贸中心缠讼被迫打官司的事件。原告国贸经理据说是中共政坛女强人陈慕华的女儿陈伟力，但民间舆论却一面倒地站在吴老这一边，搞得有意袒护原告的官府很难堪。
吴老也常给《开放》传来一些申冤材料，希望在境外披露，为受害者求取公道。有一次是东北青年作家张天红在广东被公安毒打致死的一宗冤案，凶手却逍遥法外。吴祖光还在政协会议上要求当局调查案情真相。这些开放均作了报导。
《开放》一九九六年曾发表过周恩来六十年代密会蒋氏父子的独家报导，这事最初就是吴老告诉我们的，吴老还向我们提供了可靠消息渠道作进一步了解。记得有位亲国民党的人士看了此报导怀疑是中共统战部门放的消息，我答复他说，消息人士值得信任，无官方背景。
有一次往访，在吴老家吃了餐饭，印象最深的是炖的一锅鸭子海带汤，上面浮着一指厚的油水，他舀起来就喝，还给我盛了一大碗，愁得我不知怎么喝下去。后来听他说，他不但肥肉照吃，而且根本不做运动，晚上还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总之妨碍延年益寿的大多禁忌他都犯了。我想吴老一生坎坷，历经劫难，又不讲究养生却能享受高寿，与吴老人品情性有关。他襟怀坦白，天真率直，有赤子之心，状似「老顽童」，所以身心活得很健康。若非相濡以沫的爱妻新凤霞一九九八年不幸逝世，吴老或许至今尚能健在。
新凤霞去世后，吴老大受打击，精神恍惚，终日浸没在对爱妻的回忆中，外面的人和事已走不进他的世界。最后一次见到吴老是在他的公子吴欢在香港光华中心的画展上，他来为爱子捧场，我上前去打了招呼，他似乎已认不得我了。
新凤霞斥王光美心坏
新凤霞我只在九五年赴京时见过一次。在此以前我打电话找吴老被她挡过几次，或说「人不在」，或说「正忙着」。因为一生为丈夫担惊受怕的新凤霞害怕丈夫祸从口出。及至见了面，觉得新凤霞完全是个仁慈的老太太。和她很聊得来，聊着聊着，聊到了王光美。我说她和王光美都是感情坚贞，具中国传统美德的两位典型女性。新凤霞立即纠正我，「才不是啦」。她说，文革后有次见到王光美，王光美拉住她的手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除了感情坚贞外，新凤霞还纯朴和真诚，这是官场中的王光美远远不及的。
那次见面，新凤霞给了我几篇她写的文章要我转交香港一份老牌艺文杂志《大成》编辑沈苇窗。回到香港打了几次电话给《大成》，无人接听，几天后骇然看到一篇专栏文章说沈苇窗先生日前去世了，那刚好是我回港的日子。《大成》是一人杂志，沈先生一去，《大成》也就得停办。后来新凤霞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开放》上。
新凤霞幼年学戏未读书，结婚后跟着丈夫学文化，文革后不能演戏才开始学画写文章。她手稿上的字很稚嫩，但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文章主要写自己的经历，文字纯朴，看不出才子丈夫作过甚么润色，完全是自己的创作。新凤霞真是聪慧过人。
吴老去世后，他的爱女吴霜说「父亲找妈妈去了」。若有天国，像吴老和新凤霞这样的好人天国肯定是会向他们敞开的。愿吴祖光老人安息，我们会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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