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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奥派特拉身后多少事——水上明月镜外花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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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苏尼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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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唐敖办货
——水上明月镜外花(引子)
《镜花缘》里最有名的故事,当然是林之洋女儿国招亲,君子国买主漫天出价,卖家就地还钱,还有酒保掉文:“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
不过我看的时候却产生了疑问:李汝珍(约1763-1830)用几个商人出海贸易作全书的主线,读者也能接受,应该有“生活”中的根据吧?不是说中国是典型的内陆国家,中华文明是“黄色文明”吗,怎么远洋航海竟很平常?另外这虚构的商船航行路线是哪一条?主人公落第秀才唐敖和妻舅林之洋都是岭南人,显然是从广州出发,出发后是朝东南方向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去呢,还是朝西南方向沿着越南的海岸线到马来西亚,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了?
对照《拍案惊奇》能窥见一点端倪。第一回《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里的文若虚出海所到之处,都没有关于当地土著的相貌描写,若说作者忽略人的体貌,那么文若虚一行回到福建登岸,“波斯胡大店”老板生得“剃眉剪须,深目高鼻”,怎么又活灵活现呢?而《镜花缘》里唐敖和林之洋到的“黑齿国”、“长人国”、“聂耳国”、“深目国”、“白人国”、“毛人国”等地却都以体貌特征命名,土著显然和中国人不同。像“黑齿国”人“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再映这一点朱唇,两道红眉,一身红衣,更觉其黑无比”。除了牙黑眉红之外,这里的描写很像印度南方人,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
佛教说,“色”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所谓“万法皆空”,《镜花缘》即取乎此。可在我这个缺少宗教感的俗人看来,“水月镜花”都不过是 “反映”,水和镜之外真实的月亮和花。那么似乎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前者的根据是前一条航线,那么后者很可能就是后一条。
“小心求证”之前先抄一段虚构:
林之洋见妹夫执意要去,情不可却,只得应允。……林之洋道:“俺想妹夫既到海外,为甚不买些货物碰碰机会?”唐敖道:“小弟才拿了银子,正要去置货,恰被舅兄道着,可谓意见相同。”于是带了水手,走到市上,买了许多花盆并几担生铁回来。
CEO林之洋自然摇头,唐秀才的自我辩解是否有理也可按下不表,只要记住他办的货是花盆和生铁就行了。
克里奥派特拉身后多少事
——水上明月镜外花之一
《镜花缘》的作者死了,过去了一百多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鸦片战争、明治维新、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
在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掩盖了南北对峙的那段时间里,一支日本考察队来到埃及首都开罗南郊的中世纪伊斯兰都市遗址,福斯塔特,考察这里出土的中国陶瓷和当时埃及仿造的陶器。
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论古老,只有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文明可以和她一争高下。埃及的地理位置既给她带来财富,也带来灾难,二者本来就有不解之缘。埃及所在的东北非是东地中海的重地,同时又是通过红海连接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的东西交通路线上的要冲,人员货物熙来攘往,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说控制了埃及,谁就控制了欧亚非三大陆。
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死在征途中,没有留下合法继承人。他手下的高级将领为瓜分占领的土地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其结果是托勒密在埃及建立了包括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在内的王国。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就是“埃及艳后”克里奥派特拉。
根据古希腊著名的传记作家兼散文家普卢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记录,“埃及女皇克里奥派特拉在恺撒死后,急欲求得安东尼的庇护,但却碰了一个软钉子。于是,克里奥派特拉马上把主攻方向转向安东尼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卡尼迪斯,以贿赂的手段最后买通了这位影响力非凡的罗马大将。卡尼迪斯后来说服了安东尼,让他同意庇护克里奥派特拉,而安东尼也从此陷入埃及艳后的温柔陷阱中不可自拔。” 不过,两年之后,也就是在公元前31年,卡尼迪斯加入了讨伐克里奥派特拉和安东尼的行列,这位罗马帝国陆上兵团的总司令与奥古斯都指挥的海上力量联手,打败了她和情人安东尼。
拜占庭时代,在尼罗河畔建造了坚固的巴比伦城,牢牢地把埃及掌握在自己手中。七世纪初,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也没有放过埃及。641年,第二代哈里发奥玛尔派阿姆鲁将军出征攻取埃及,次年占领了巴比伦城,随后在离巴比伦不远的地方营造了清真寺和自己的住宅,周围陆续出现了官府衙门、住宅、街市,这就是福斯塔特。
福斯塔特原意是“帐幕”,也就是军营的意思。从此尼罗河的财富就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福斯塔特城不断向周围扩大,随着伊斯兰帝国在埃及权威的巩固,这里也就成为南地中海和北非的政治经济中心。埃及从巴格达政权独立出来后成立了土伦王朝。再后来,在突尼斯兴起的法蒂玛王朝占领了埃及,于是形成了以这里为中心的政治势力(969-1171),从而在卡塔易北面又建设了新的政治中心加西拉(“胜利”)。这就是当今开罗名称的由来。
政治中心向北迁移,但福斯塔特城仍然作为产业中心持续繁荣。街道纵横,四通八达,高楼大厦节次鳞比地兴建起来。据记载,最高的楼有七层。楼的中间有四角形或八角形带喷泉的小水池。水由楼房上的水箱通过埋再砖墙中的陶制水管流进水池。以水池为中心的庭园被房屋环绕,庭园一角由通向二楼的楼梯。楼群中间的道路弯弯曲曲,四通八达,有的甚至不知通向何处,是名副其实的“迷宫”。建造“迷宫”是根据军事需要设计的,不外乎为了一旦有敌人入侵时可以迷惑敌人。
但是如同“迷宫”游戏总是可以破解,迷宫式城市的防御功能也有限。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驻守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军队觊觎富饶的埃及,于1168年围攻开罗。但是法蒂玛王朝宫廷内部矛盾重重,势力衰竭,无力抵抗,为了不让开罗以南的产业中心落入敌手,便决定把福斯塔特付之一炬。他们在福斯塔特布下了一万五千个油脂炸弹,大火持续了五十四天。
由于采取了果断的焦土战术,勉强防止了政治中心开罗的陷落,但是法蒂玛王朝也元气大伤,于1171年灭亡。沙漠刮来的风沙,把残存着精美线刻花纹和壁画的断壁残垣埋没了,一米,两米,三米的沙土上,又加上北方新建街市清除出来的废土。福斯塔特城长眠在地下,沉睡了千年之久。
可见埃及的历史也是被征服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在非西方国家兴起的时候,埃及人面对漫长的历史,选择了“阿拉伯人”的认同,和较近的统治者土耳其和英国相抗衡。考古学历来是和民族意识的兴起相联系的。从1912年起开始了埃及境内阿拉伯遗址的发掘,埃及、美国等考古学家先后参加了福斯塔特发掘工作。这支日本考察队是后来者。
遗址中共发掘出六、七十万片陶片,其中有一万二千片鉴定为中国的,约占六分之一,大部分是从七至八世纪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遗物,跨越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十二世纪以后的陶片显然是从新建城市的废土中带来的。)陶片中最多的还是埃及的仿制品,另外还有叙利亚、土耳其、塞浦路斯、意大利、西班牙、美索不达米亚、伊朗的陶器,来自远东的除中国外还有泰国、越南、日本的陶器。陶器来源说明当时埃及的贸易范围的广泛,值得一提的是埃及仿制中国陶器。
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原来产生在埃及。公元前三千年初,埃及人就制出了铜绿色的、闪耀着青绿色光泽的碱性釉陶器,带有神秘的埃及风。差不多同一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也产生了相同的陶器。
中国在一千年后的殷商时期开始制陶,但是褐色或暗褐色的,和埃及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陶器在国际上叫做“中国陶器”,国内考古学界则称作“硬陶”和“原始瓷”、“原始青瓷”。
公元二世纪左右,后汉时代中期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陶器,它以铜、铁为呈色剂,铅釉,绿色或褐色。但是这种陶器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由于当时以印度洋沿岸为中转站,西方的罗马地区和东方的中国之间有了通商关系,黄褐釉制陶技术就很可能是从罗马传入中国的。金克木先生晚年提出“两大帝国的统一场”,即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并不是彼此隔绝的,相互间有频繁的接触和交往。制陶技术的变化可以提供一个佐证。
上面说的已经让凡事要争第一的同胞们扫兴,可下面要说的就是以“爱国贼”自居了。反正是两面不讨好,干脆豁出去啦。罗马式制陶法传入中国后不久,就脱离了本土特色,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中国的灰釉陶器以华南为中心发展,到四世纪初在浙江出现了半瓷体的青瓷系陶器。这种橄榄色或青绿色的技术为杭州地区的制陶业所继承,从隋唐五代到北宋都有大量制作,这就是向中东地区输出的越窑。到了唐代,中国的制陶技术分成南北两大系,华南继续制作青瓷系陶瓷,华北则制作白釉瓷和黑釉瓷,同时制作绿、黄褐色釉的三彩陶器,这就是著名的“唐三彩”。
经过五代进入北宋,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变革开始“物化”,表现在制陶上,就是产生了从“陶”到“瓷”的飞跃,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最精美的青瓷器,即蓝白相间花纹的瓷器,其色彩清澄,有如秋季天空的浮云和平静大海上的飞沫。
这时候,又轮到制陶的老祖宗埃及人向中国人学习了。在进口三彩陶瓷的九至十世纪,埃及就出现了仿制的多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纹陶器,白瓷输入后就仿制了白釉陶器。越窑瓷的埃及仿制品叫做“黄褐釉线刻陶器”。到了十二世纪,则加上了伊斯兰独特的装饰。不过,与其说“埃及特色”是表面的,不如说是内在的。埃及的烧瓷技术没有过关,仿制品都是陶器,所以进口中国瓷器始终没有停止。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连接东亚和西亚、地中海地区的贸易通路一般称为“丝路”,指的是从中国的中原地带经过中亚细亚的沙漠和草原,翻山越岭到达波斯,通往地中海的贸易路。“丝路花雨”的舞剧也因此而得名。几年前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看到一个IKAT丝棉织品展览。那些由红、绿、黑、白、蓝、黄六种颜色为主组成几何图案的精美长袍和壁挂,就是养蚕摷丝技术传播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结果。“丝绸之路”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名称,则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豪芬在十九世纪末提出来的。
这个名称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只有“丝绸之路”才是古代和中世纪东西贸易的主要通道。实际上这条路到八、九世纪就开始走向衰落,那么在漫长的中世纪东西方是否处在隔绝状态呢?在埃及发现的中国陶瓷的意义,就是像陶瓷这样沉重的易碎品,显然不适合从陆路翻山越岭,而是通过海路从一万五千公里之外运来的。这条海上贸易路线是唐代陶瓷出口贸易的生命线。那么在这个“长途贩运”舞台上都有哪些演员?
水上明月镜外花之二
水上明月镜外花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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