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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JT:于“六.四”十年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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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T:于“六.四”十年所感   
成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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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JT:于“六.四”十年所感 (943 reads)      时间: 2003-6-03 周二, 下午8:59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于“六.四”十年所感



随 心



十年以前,当我参与“六.四”的时候,还是一个受着大学生身份保护的青少年。



十年以后,我在国外过着幸运的生活,而那些支持过我们反腐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



仍在国内--如今与“六.四”前相比更加黑暗、腐败、窒息和开始充满饥饿感的



国内--谋着生活。对此,我的心里一直是有愧的;另一面,也觉得自己对祖国的



血一天天地冷下来。



这里我要谈一下我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六·四”需不需要平反



讲到平反,我们中国人最熟悉。建国三十年来造成的所有政治案件,从镇压反革命



、三反五反、朝鲜战俘……、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两个凡是、除了个别情况或是



受害者绝了户,都在八十年代被平反了。被平反的人对党感恩流涕,死者的家属领



取几年的补发工资,昔日靠迫害人爬上来的领导同志一本正经地赞美被迫害的人。



所以我一直觉得平反的潜台词便是“母亲打了孩子”。经验教训呢?除了“极左路



线”、“四人帮”而外,不过便是“母亲误解了孩子”。说了半天,党和政府仍是



更大更加重要的受害者,平反仍然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恩惠。与此相比,受害者个



人的那一点“委屈”,就象一粒老鼠屎那般无足轻重。



一个人的看法,是由他的经历行成的。作为一个北京的大学生,我感到在中国参加



“六·四”其实是我们的学生特权。许多事情,学生带头干,无罪只是“受蒙蔽”



;市民跟着去干,便是颠覆政府叛变国家的重罪。青岛的一个个体户免费给参加游



行的学生供饭并跟着学生喊“打倒李鹏”便被判了十几年弄得家破人亡;掩护绝食



总指挥逃跑的多人判得远比绝食总指挥本人重得多;学生们拦军车扎车胎号召“誓



死保卫”无事,而在北京非学生跟着别人烧了一辆以上已被废弃了的军车便是死罪



。政府对学生讲政策,首先肯定学生的“受了坏人蒙蔽”的“爱国热情”,其次违



法不纠;对于少数学生领袖乃至幕后的黑手逮捕要有通缉令,判刑着轻,事后送出



国,至少把你当个人物;而对“社会上”的老百姓,政府在街上用坦克压机枪扫、



抓进来毒打速毙便成了。一脉相承文化大革命,迫害一个大人物要立案,打死一个



小人物如捏死一个苍蝇,立案的结局一般要比不立案好得多。昔日知识分子受了迫



害,还有党和政府来平反;农民饿死了几千万苦透了几代人,又有几个参与其事的



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检讨过自己。八十年代打开报纸,人人都是受害者。九十年代拍



历史记录片,从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直到清朝的几个皇帝,各个都是中国人



民的大救星。令再次我感到中国老百姓在中国的地位仍然是零。首长们犯了错误,



最多也就是“受了蒙蔽、经验不足”,这对一方的中国老百姓几代可是“身家性命



”的事啊!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中国真正实现了“学生犯法、与民同罪”,中



国的法治才有一丁点儿希望;什么时候中国开始谈害人而不仅仅是受害,中国的未



来才有希望。



所以按照中国的国情,政府对学生,的确是“母亲打了孩子”;政府对老百姓,的



确是地道的“法西斯主义的阶级迫害”,至少也是知法犯法(包括当时中国的宪法



、刑法、诉讼法等一切法律)。我对昔日的学生领袖们要求政府平反一点也不奇怪



,但我不认为他们有代表“六·四”受害者的权力,因为他们所受待遇与普通老百



姓在“六·四”中受害的性质截然不同。多数学生甚至不是政府贪污腐败的直接受



害者,反而是那个制度中的特选阶级;我所知的在国外的以学生身份参加过“六·



四”的人也早已认同了政府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并已经认识到腐败是国家



发展的必要条件。以此,昔日的学生领袖们又怎能要求为那些死者伤者平反呢?别



人苦难中流的血和受的罪,怎么能由受到优待的你们来代表要求平反呢?圣经上也



说:“你不能用牛的奶来煮牛的肉。”



“六·四”时血腥的那一幕,我是亲眼见到了。不过今天谈这些又有什么用?上千



名老百姓的血,换来的又将是一次“平反”--如果党和政府这次足够开明愿意开



恩并且认为条件已经适合的话。何况,“六·四”的起因反腐败,已经在今天的党



国失去了正义性。中国的大救星,又是江总书记或是朱总理。我们中国人已经很长



久地不把血腥当血腥了。



但我要求的仍然是是:政府应对老百姓为它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认罪和请



求宽恕。



二、政府应不应认罪



讲到认罪和请求宽恕,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我们不是天天要求日本政府对日本在



第二次世界中对中国的战争罪行道歉吗?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和应不应对



自己的中国人民道歉并请求宽恕。



我在美国,遇到过不少从柬埔寨、老倭和越南逃难来的华侨。这三国的“社会主义



经济改造”,可是在中国政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国富人中



华侨较多。在国内看过七十年代末出的一本党国周总理的赞美录,其中讲到在国际



关系上周总理是如何坚持原则:在越南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期间,由于资本家



中华侨较多,并一直无私地帮助着他们的母国中国;某些越南同志有顾虑;周总理



愉快地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华侨资本家的党,



并要他们放手大干;由此,华侨在印支经营了几百年的家业被连根拔起,无数华侨



家庭被消灭掉--请问他们的母国中国想过向他们道歉吗?我看越南同志也冤枉,



“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是中国同志的点子,国际风云一变,几年以后却为此挨了打



;而搞得更邪的柬埔寨同志却没事(至今仍受着中国同志的包辟)。不仅如此,中



国收回香港的一大争执,便是要港英当局全部遣返在港难民营里的“越南人”,不



愿回归后再背包袱,可这些“越南人”绝大多数都是被越南“社会主义经济改造”



赶到大洋里自生自灭的华侨,许多还有大陆华侨垦场发的登记证,因受不了等同知



青老改犯的待遇才跑到祖国的香港去。我想没有什么比摊上中国做母国的华侨更不



幸的。



也许,“嫁出去的儿女泼出去的水”,党和政府本来就对华侨没有责任,只有要钱



的义务。对中国人民自己如何呢?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对“文化大革命”等历



史问题的决议中,从来就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样,老百姓按理就不能再到党和政府



面前讨个公道,别人比你还理直气状还苦,只能要求党和政府的可怜与同情。昔日



迫害人的是那个政治集团,今天那个政治集团会哭得比昔日的受害者们还悲惨。这



样,做中国老百姓的是永远找不着苦主的。



中国的历史是一笔糊涂账。死在自己同胞手上的中国人不仅人数多,死得惨,而且



死得不明不白。肃反死了多少人是一笔糊涂账,大越进死了多少人是一笔糊涂账,



“六·四”打死多少仍然是一笔糊涂账。侥幸不死的也被自己同胞尽量地压榨坑骗



:当官的腐败是好的,党和政府的阶级压迫是好的,别人借着爱国的名抢你的东西



是好的,无声无吸地忍耐是好的,而做人认真却是不好的,要讨公道更是不好的。



“六·四”以后再在国内当百姓,我常有一种被反复轮奸过的感觉、和给中国自己



政府当亡国奴的感觉--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百姓。我因在“四·二



七”以前感到北大的学生乱募捐,而主动替“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到校外找人印募



捐卡。我从电线杆上的广告找了几家才找到一对农村十几岁的姐妹愿印,她们两人



的所有便是一架印卡机、一套炉具和一副铺版。我先傻瓜一样地动员她们“民主”



的好处,姐妹俩对离开农村的家似乎有难言之隐,正攒钱接她们的有病的老父亲,



对于她们所谋生的城市,她们唯一的愿望便是居委会不要可着人乱涨房钱。她们只



收了印卡的工本费,并利用她们攒的各种边角余料多印了几百张。她们并不是不知



道危险,我去接卡时,她们的窗户上还蒙着被子--她们只敢连夜偷偷印。我那时



太不知轻重了,接卡时天蒙蒙亮在小脚侦缉队的眼皮底下迈进她们的跨院,以为这



样才显得没有事。“六·四”以后,我听了太多的居委会老头老太无情地揭发外地



人的事,和平常人落网以后的悲惨处境,很怕我的轻率毁了她们今后的活路和人生



。“六·四”以后,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不敢去找她们,怕我的出现会给她们带来



更大的麻烦,也自私地怕我会去自投罗网。那时,许多事在校园里不怎么查,在社



会上却是逼得很紧,各个案子被落实到各个派出所。她们那样的老百姓,是那个社



会中真正无依无靠的弱者;而我,却是个有“学生豁免权”的准国家干部。从这个



意义上讲,“六·四”中讲的“民主”,其实是一场贵族的运动。“六·四”以后



,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党和政府,不再是“我们的”。而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压根



就没有这样奢望过。



已经“平反”过的苦难,中国老百姓便认了吧。可是还没有“平反”过的“六·四



”纠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多人死了,有没有一个说法呢?中国军队打死中国老



百姓,是不是执行任务的必须呢?我在六部口,亲眼见到当军队冲过来,老百姓马



上让开了长安街主路,站在横穿的马路里喊口号。老百姓喊几句,军队就朝人群扫



射一阵子,直到天快亮。被打中的人被别人捂着架着,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被推向



医院,鲜血一滴滴地洒在路上,那条宽宽的大路上尽是一条条这样的血路,我亲眼



看到的这样的伤者大概就有三百人。我很怀疑有几个伤者能存活下来,因为受脑伤



和胸腹伤的伤者居多,而且军队用的是炸子,连钢筋水泥的交通墩都被射穿打烂。



而我们的医院刚刚接到不救治百姓的命令,是可敬的医疗人员对此基本置之不理。



那个凌晨那个路口,老百姓没有怕的,只有满腔的愤怒要喊出来。反而是老百姓极



力劝阻拉扯我们学生不要上前冒险。可见,中国军队那时杀人纯粹是为了泄愤报复



和过瘾,与搞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鬼子一个心态,而不是为了完成占领广场的军事任



务。党和政府有那么多的暗探告密者为他们服务,怎么能不清楚纠竟发生了什么?



党和政府又严密地领导着立法、司法、公安和检察,怎么能不清楚“六·四”以后



“从重从快”的严打是完全违法的?如此,要求党和政府来平反不已经是多余的吗



?要平反谁又会为当时有意的误杀误判负责任?我希望当未来判决“六·四”,能



把老百姓当老百姓,而不再把他们当作学生的附庸。我希望未来的政治家只能卖自



己的光靛,而不再卖别人的生命与苦难。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一个公证的法庭上为



那一切生还者和蒙难者作证,为救了我的老百姓而不是为我们的国家政治作证。



据我看,日本人不过是把“为尊者讳”这一条中华文化学得太地道太生硬了。如果



日本政府学我们的党国政府,它应该宣布:一、日本政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



害者;二、为被屠杀和强奸的中国人平反;三、教育中国人要对现代的日本政府感



恩戴德。我们中国人便能满意了吗?



我写了这些,肯定会有人骂我是政治疯子。与同胞谈讨还正义,常常话刚出口便感



到了对方射来的冷气。老百姓的死和伤,还比不上“现实”与“政治策略”的一个



零头。可惜以正义者自居,是我们同胞最经常摆的姿态。



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能真正正视我们自己历史上的一切恶行,包括当前的腐败和冷酷



、“六·四”、“文革”、“反右”等等罪恶,天天拼命忘去过去向前看乃至向钱



看,或是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找这样或是那样的“不现实”的借口来推脱,我们不过



仍然做着犯罪的帮闲罢了--也迟早会成为下一次罪恶的受害或主犯。



所以,我强烈地要求:中国的党和政府应向中国人民就“六·四”事件道歉认罪并



请求宽恕。



三、学生和民运该不该批判



七年前,在极度的苦闷中,我以“唐山”的笔名,在《华夏文摘》(CM9310



C)上发表了《“六·四”反思录》。今天我的看法仍然没有大变。我的那篇文章



,是在苦闷中写的。其间,对少数“六·四”领袖人物的责难,很可能稍重。但是



,“六·四”(及民运)的领袖们,是不是应有比较宽广的胸怀?西方民主国家的



政府要人,总是被别人无端地被人造谣和谩骂,而能“泰然自若”。他们甚至没有



权力动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洗刷罪名:因为有没有这样“忍辱负重”的胸怀,是一



个民主制度下政治领袖人物的基本功。林肯言:在一个民主制里,“你能欺骗一些



人一世,也能欺骗一切人一时,但你绝不可能欺骗一切人一世。”为此,我是坚决



赞成民主制的。



今天对“六·四”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柴林的“期待流血”上。辩护者总要花很长



篇幅,介绍柴林同学在那时心情和说那些话的背影。做为一个“四·二七”游行写



过遗书的参加者,做为一个整个学运的参加者,做为一个“对话”的期待者,做为



一个“绝食”的反对者,做为一个六天每天全时在安全线和运输线上工作的纠察队



员,做为一个对运动前途的深深忧虑者,做为一个军车拦截者,和做为一个屠城目



击者,我又何尝没有那种强烈和绝望的心情?!我想,那种心情是属于每一个带着



真心参加过游行和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而那种心情那种环境,不正是我们“绝食



”行动本身所造成的吗?柴林和封从德夫妇及李录作为年龄大得多的研究生,正是



通过绝食得到运动的领导权,对将那场民主运动引上“六·四”的绝路,有着不可



推卸的责任。



诚然,象一个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理想主义,纯情政治,也是为什么说:秀才



造反,三年不成,三百年也不成。我们被‘师古圣人’、‘伟大、英明、正确’、



‘学雷锋’洗脑洗得太久了,至今还在找“雷锋”来做领袖。不打破这个童话,专



制的天下,不必用‘枪炮’,只要用‘揭人私底’就可以传之万世了!”但我相信



,民主毕竟是人的制度;民主的开创者应该是一些优秀的人;我们应该对民主的领



导人做一定的筛选,这正是建立初步的民主机制的重要性之一。历史上,以毛泽东



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虽然那场革命对旧政权的破坏



是十分成功和彻底的。我仍然认为,民主需要一定的“理想主义”。在历史上,推



翻暴政最有效的手段往往是黑手党式的,故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对民



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的目标还是要以民主的方式去渐进。那么,以君子(民主



)的方式去改变专制的旧制度是否可行呢?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五十年前,甚



至连当时的“西方”都不会想象到“人的价值”会象今天这样重要;五十年前,也



许“六·四”屠杀根本就不算一回事。所以我相信,一些过去过于“理想主义”的



事也许今后能够实现;为此,我相信我们人类前途光明。



“六·四”非开枪不行论是一致意见了吗?我想,此论的成立须有一个中国政治领



导阶层的“杀人不要紧,只要我掌权”的决策为前提。这是“六·四”见血的根本



原因。“六·四”的产生不是几个学生的“按计划行事”。政治腐败造成民怨积重



,积重的民怨不能用腐败的政治疏导,老百姓没有个体的尊严只能一轰而上,“六



·四”不过是中国传统上的屠城,屠村在电视上的重演。“如何在保证现有统治集



团掌权的前提下,发展民主政治”这个题目是个死题,作不出来的。民主的根本就



是去除极权,如果极权化一点弹药就可以维持,这笔钱“六·四”化了,到“九·



四”一样化。我看正题不应是如何与虎谋皮,而应是:“如何使现有政体无法用枪



弹维持。”



我的那篇反思文章,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虽然,一些人看后免不了感到



“受了伤害”。我们的民族经受了那么一场惨烈的悲剧,十年之后,如果我们仍不



能坐下来摊开事实,解剖自己;如果我们仍继续“神化”自己,我想:那样的话



六·四”是真的错了。历史是无所谓“对和错”的;历史中有的只是“真和假”;



历史的“真和假”弄明白后,“对和错”也就明晰了。



中共在“六·四”中的一个错误,就是绝不公开承认错误;血腥和暴行,不过是它



为掩盖第一个错误犯的后继错误。希望“民运”绝不步中共的后尘。希望我们留给



后人的,是一段坦白的,清楚的,不被政治功利和个人荣誉所扭曲的历史。那样的



话,我们才能坦然地结束这一章,翻开新的一页。



美国对“南北战争”的态度,很值得借鉴。虽然北方获得了胜利,虽然大部份人认



同正义是在北方一方。但是美国人并不讳言组织军队对对方老百姓烧杀抢掠的,是



“联邦”,而不是“邦联”。美国人也不讳言北方军队曾开枪驱赶跟随在军队后面



的男方黑奴。



许多人为我们的行动而死;所以我们生命的一半,也属于他们了。历史学家曾经说



过“如果人类不能学会在文字中真实地重演历史,我们便要在未来中真实地重演历



史。”“六·四”过去六年了,还是让我转用诗人泰格尔的一句话吧:我们的生命



是属于人民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我想,对于“六·四”所



带来的荣誉和历史包袱,也应该如此吧!



我不同意某些人的说法;我认为“六·四”是彻底地失败了。“六·四”置中共独



裁于死地而后生,使它再次获得了政治上和国家管理上的绝对专制,也使中国国内



的民主运动走上绝路。“六·四”是带大量血腥的;从此,中共未来对“六·四”



的重新评价和对民间一切民主形式的认同都开始带有“上断头台”的风险;而以军



队为基础的中共统治,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过此“独木桥”的。中共最希望的,



不过是再“稳定”它几十年,活埋“六·四”几十年,然后象国民党处理“二·二



八”那样地设法过劫。而“六·四”后中共绝对专制对我们中国在社会、民族道德



、教育、经济、资源、中华文化所带来的巨大损害,恐怕要经过近百年才能创复。





不错“六·四”屠城使人民认识了中共的残暴面目,不过那是少数掌握着统治地位



的中共上层的残暴面目。我敢说大多数一般中共党员是不赞成“开枪屠杀”的。没



有“六·四”,中共本身的“和平演变”,恐怕会容易得多。“认清‘中共’的



残暴面目’”,是“六·四”的初衷吗?



不少对“六·四”的反思,仅是局限在方法论上;以为绝食以后“见好就收”,



见长就收”;或是不发展“空校运动”,在开枪时有更多的学生在广场上就能避免



一场悲剧。一些人把八九民运失败概括成一句话:“客观条件不成熟”;一些人认



为“北京市民参与的直接背影”也是失败原因之一;有的甚至对中国老百姓在“六



·四”后没有“揭竿而起”,发出了“中国的老百姓不大争气”的概叹。试问在绝



食所带来的那种革命形式下,谁能让学生们“撤”?如果客观原因是失败的主要原



因,如果失败是我们可以控制之外的事,又何必要反思呢?又何必有“民运”呢?



所有“六·四”的领导人,都承认“六·四”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难道“北京市



民”的热情,却成了失败的主因之一?人民在“六·四”中对“学运”做得难道还



不够多?血流得还不够多?我们还要人民再付出什么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六·四”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缺少一个“四通公司



”那样的“中产阶级”。且不说“四通公司”当时支持“学运”,有其特殊的政治



背影;且不说今天北京街上的公司、商人,有几个人会真正站出来支持“反腐败”



,“反官倒”乃至“反专制”。我想当然时大多数同学站出来,为的是他们的“衣



食父母”和他们的家庭--为的是广大在苛捐杂税下苟延残喘的农民和在官倒下频



临破产的工人。我,过去如是,今后也将如此。什么是西方的“中产阶级”?西方



“中产阶级”的主流,就是那里的工人和农民(包括“白领”工人);而不是“四



通”公司们。民主不是待价而估的;民主基于“人道”与“正义”,需要时,它应



是无偿的。我个人认为“六·四”学运中的“募捐”,是过份的和缺乏章法的。



所以我所期待的,是一些象“王超华”坦白自己如何武断地终止学生与政府对话那



样,从自己开始,想想自己当时干了些什么,没有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应该不干



什么。而不要再对“六·四”找上十条二十条伟大的历史意义,或者为“失败”找



上若干条“客观主因”(果然如此,不如大家一统块儿去信“上帝”好了!)我个



人,感到很内疚的是,自己虽自诩有理性,却在五月五日到十三日那一段宝贵时光



里,忙于补自己的功课,等待别人去“对话”,没有为民主做任何事情;现在,却



在对那些企图为“民主”有所作为的人评头品足,指手划脚,可以说,我本人就是



一个不合格的批判者;但是我仍希望昔日的学生领袖和今日的民运人士,听一听我



的肺腑之言。



我个人认为,“六·四”对青年学生讲,最大的悲剧便是自始至终没有建立一个民



主的机制。现在,缺乏民主机制的俄罗斯民主化运动已经变成了叶立钦个人的“一



意孤行”(虽然这种“一意孤行”有可能是“对”的,然而炮轰俄罗斯议会的行动



已经使它成为“错”的)。民主的机制,再原始,再保守,有再多的分岐,仍有进



步的可能;而脱离民主机制的民主口号,再美妙,再进步,也是没有希望的。“六



·四”在这方面的教训也够多的了!



俄罗斯民主化反馈到中国,不能不说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着负面的影响。王丹



在他文章中说:“人民需要时间思考。”我想,中国老百姓现在思考着的,恐怕不



是“中国如何实现民主?”而是“中国要不要民主?”我想,他们现在最需要的,



大概是一两点民主的火光。



试问:一、海外的民运组织能不能抛弃旧隙,海外的每一位民运人士能不能放弃个



人的私利面子和主席领袖的位子,尊重它人,停止搞山头和派性,而将所有的不同



意见,带到一个屋顶下。二、一切讨论能不能以事实为准?三、当一种思潮占上风



时,能不能准许其反对派,做充份的陈述,并接受其“修正案”?四、当一个决议



形成后,大家能不能放弃个人的成见,一致地尊守、执行?如果民主对海外民运都



不适用,对整个中国岂不是政治玩笑一场!



也许,我们民族性中的一个大弱点,就是总可以为我们自己的任何行动,找出许多



“辉煌”的理由。“六·四”中的民主口号,不能不说是也有有害的一面。希望今



后,我们能够学会以简单的心,用简单的语言,来面对复杂的事实;力求说到做到



,说到负责到。我希望我们这些“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代”,能悲观主义者的眼光和



乐观主义者的热情去为我们的老百姓干些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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