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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丁子霖:多一份道义,多一份承担——为「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和生者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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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丁子霖:多一份道义,多一份承担——为「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和生者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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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丁子霖:多一份道义,多一份承担——为「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和生者而作 (226 reads)      时间: 2003-5-31 周六, 上午2:58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多一份道义,多一份承担

         ——为「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和生者而作



                 丁子霖



  自去年以来,我陆续读到海外一些人士反思八九民运及就运动中某些存在歧见

的问题展开争鸣的文章,起初我的内心很不平静,很想说些什么,但后来我还是选

择了沉默。这倒不是因为这场争论本身与我无关,也不是因为争论的问题不重要,

而是觉得现在去争论运动是否「激进」,是否需要「见好就收」,以及学生领袖的

功过究竟应该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之类问题,总让人有一种「隔」的感觉

。恕我直言,这样的争论恐怕不大可能在国内发生,因为那里不时有警察来「打扰

」,有「便衣」的眼睛在暗中狞视,还有你得时刻准备著被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

方。



  我还觉得,虽然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有过广泛的报导

,但仍有许多深层的东西乃至内幕没有被揭露,这不仅是指中共官方的,而且也包

括民运方面的,何况许多当时已经被揭露的事情现在也渐渐地淡忘、湮没了。我不

知道争鸣者能拿出什么有分量、有说服力的事实去同别人争鸣。比如有争鸣者说如

果当时学生能「见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觉得此论缺乏有力的事实根据。

我只知道邓小平在「四·二六」之前就说过「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安定」这样的话

,却从没有听说他有过「收了就好」之类的话。依我看诸如此类的「争鸣」还是靠

后一些的好。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原原本本,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的事实。

这个事实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但我们能否期望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运

动的领袖们向我们提供呢?哪怕所提供的仅仅是单方面的事实。



  七年来,中共当局想方设法掩盖「六·四」屠杀真相,强迫国人遗忘「六·四

」事件,企图把「六·四」这个日子从历史上一笔抹去。难道我们的民运朋友们不

能想一想自己首先应该做些什么?想一想自己的一切言行首先应该对谁负责?请朋

友们不要忘了中共屠杀欠下的那笔血债至今尚未偿还,不要忘了那些在运动中献出

生命的同胞至今仍蒙受著不白之冤,不要忘了那些因「六·四」而被判刑、被关押

的人(其中多数不为外界所知)至今仍经受著煎熬。要知道,中共权势者感到恐惧

的不是您们的那种「争鸣」他们甚至会觉得您们的「争鸣」很可爱;他们真正感到

恐惧的是他们曾经做过而又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彻底被揭露。一旦运动的真相(包

括民运方面的)大白于天下,他们就再也无法靠谎言和欺骗过日子。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我终于读到了一篇用讲事实来参加讨论的文章,这就

是作家郑义写的「等待审判——我在八九民运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并不认识郑

义,也并不了解他在运动中做过哪些事情,但我相信他是说了真话的,也相信他在

文章里讲述的事实。我赞赏他的诚实和勇气,尤其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一个人

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无论对错,也不管美丑,一律和盘托出,主动承担责任

,这种诚实和勇气今天实在太稀缺了。



  郑义在文章里谈到承担运动责任的问题,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话。 我

在两年前写的「‘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

这里也想向海内外的民运领袖们说几句话。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一

个普普通通的母亲,讲不出多少‘民主’的大道理,但我充分理解你们当年的行动

,我死去的儿子当年也是怀著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投入那场运动的,尽管那时他

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正因为如此,我谴责政府对八九民运的血腥镇压。我也

不能容忍任何对那场运动的诋毁,哪怕运动的参加者犯有千万条错误。但是我要说

:如果你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就至少要面对运动的后果敢于承担。 我不能期

望杀戮者忏悔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求运动的发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对运动

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的责任」。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期待著能有一位当年的民运领袖对我这个小小要求有所回

应,没有想到,现在站出来的居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几位民运领袖,而是并非领

袖级人物的作家郑义。这不能不令我在深感欣慰之余有所失望。



  当然,我也不至于糊涂到那样的地步,即认为我儿子的死,以及所有我知道的

和至今尚不知道的无辜者的死,要由几个学生领袖来负责。在八九年那个时侯,我

并不是一个运动的热心支持者,用今天一些人士的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算得上是「

温和派」,这倒不是我对运动的正义性有什么怀疑,而是担心学生?|吃亏。据我大

半辈子的人生经历,我完全知道,当局对民众的示威抗议实行镇压是既定方针,决

不是事后说的「迫不得已」。当时学生最大的过错是太天真,没有充分认识中共的

残暴。去年四十五位呼吁「宽容」的签名者之一娄适夷老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我

一认为,既不能因为当局的残暴而原谅学生领袖们的过错,更不能因为学生领袖的

过错而为当局的镇压开脱,因为连给孩子看的「小人书」都告诉你「缴枪者不杀」

的道理,何况参加到运动中去的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如果得出结论说,当

局的镇压是迫不得已(这样的话不仅出自中共官方,而且出自某些民运「精英」)

,屠杀是学生逼出来的,那就是对历史的歪曲。罪与过,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

能搅合在一起。如果依照现在有些朋友所作的那样的「反思」,那么中国的老百姓

永远只能做中共暴政下的顺民,成为万劫不复的奴隶。如果要指责学生的话,我和

我的同命运者是最有资格的,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在中共统治大陆的将近半个世

纪里,死在暴政之下的无辜何止千百万,难道也能把造成如此艰难的责任推到向暴

政抗争的人身上去吗?难道事过之后也要去清算他们的「激进」吗?中国的老百姓

是能够忍耐的,否则中国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在反思有关八九民运的问

题时,最好不要去玩什么「西方政治学」之类的游戏,也不要去玩什么「孙子兵法

」之类的棋局,因为八九民运不是政治游戏,更不是军事对垒;当年参加到运动中

去的人,无非是表达自己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表示自己对中共暴政的一种抗

议而已。勿庸置疑,当年的学生领袖要对运动的后果承担起道义的责任,尤其是在

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流血事件之后。他们能活著撤离天安门,是以许多同胞的生命为

代价的。因此,如果他们还想保持昔日的荣誉,那就至少要做到,不放弃当年千百

万示威者曾经追求过的理念,不忘记曾经声援过、帮助过,甚至用鲜血和生命保护

过自己的人们。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活著的应变得成熟起来,为实现死者的遗愿、

 为继续受中共暴政蹂躏的人们作更坚韧、更有成效的斗争。我作为死难者的母亲

,作为中国的一个不愿苟活的知识分子,在我的余生所期盼的仅仅是这些而已。



  我想,这些话可作为上引那段话的一个补充。因为我发现,我两年前的那段话

竟一再被某些民运理论家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似乎我也是主张把运动导致镇压

的后果归咎于激进派学生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在这里必须把话说明白,这么多年来,最令我失望和寒心的,并不是来自各

个方面对八九民运的诽谤、诋毁甚至谩骂,而是对这场运动尤其是「六·四」流血

惨案的冷漠和遗忘,特别是当这种冷漠和遗忘发生在当年参加过运动的人身上时。

记得在两年前,一位在西欧靠打工为生的大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信中这

样写道:「我想从您那里求得解答,您儿子捷连的死究竟是否值得?尽管我提出这

个问题对您来说是那样的残酷。(大意如此)」此前这位大学生已同我通过几封信

,我知道他当年是从长安街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因此他的命运自然同那些死去的同

胞联在了一起。他说这个问题憋在他心里已很久了。他在信里向我解释,他产生这

样其中就有海外的留学生组织。在已过去的七年里,许多旅居海外的留学生和在海

外的想法是由于目睹了许多民运分子的不良表现,如追名逐利,搞「窝里斗」等等

。这封信给我的心灵很大的震动。正是这封信,以及其他类似的信件,促使我在《

寻访实录》的「序言」里写下了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在我看来,一些人对八九民运

的诽谤和诋毁,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不值得去理会,因为他们所持观点的不得人

心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何况,八九民

运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迟早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为之担忧的,倒是对运动的

冷漠和遗忘,因为这将极大地消磨国人为争取自身权力不懈抗争的意志,从而延缓

中国走向民主文明社会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寻访「六·四」死难家属过程

中所了解到的一桩桩一件件血和泪的事实记录下来公诸于众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

和我的同命运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人们勿忘「六·四」,并致函全国人大要

求独立、公正地调查「六·四」事件、对屠杀的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的原因。



  去年春天一个阴雨天气,我辗转来到太湖边上一个偏僻农村去看望一家难属,

死者母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至今还是传统农家打扮。她领我去了她亡儿的

墓地,我们相抱著哭倒在坟头。她一再喃喃地重复著:「我真气啊!我真气啊!为

啥不对我说清楚?为啥要开枪打死我的儿子」?这么多年了,这位母亲时时刻刻想

著的,就是要政府说个明白,究竟为什么要把她的儿子打死。在她的心目里,谁是

那场血腥屠杀的刽子手是一清二楚的,要找谁算这笔帐也是一清二楚的。她不清楚

的也没有想到要弄清楚的,是当年的民运领袖今天究竟在做些什么。我想,作为七

年前那场运动的领袖,不管是自己认为属于「温和派」的,还是被别人认为属于「

激进派」的都应该想一想自己为这位母亲做了些什么:至于是「激进」,还是「温

和」,我想这位母亲是不会有兴趣去追问的。



  这一年的初冬,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父亲

因多年郁积成疾猝然离开了人世。在病危期间,他想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几次挣

扎著要把揭露「六·四」屠杀真相的文字材料张帖到大街上去。自然他被家人劝阻

了。在弥留之际,他又反复叮咛他的妻子,一定要把儿子的死追查清楚,要政府作

一个交代。我在他临终前见了他一面,他已不能说话了,只是紧紧地握著我的手,

默默地看著我。我当然知道他心里想说些什么,然而也只能默然以对。我现在回忆

起这个生离死别的场面,心里还是那样沉重,总是想重复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不

能期望杀戮者忏毁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求运动的发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对

运动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的责任。」



  诚然,我这么些年来所得到的,并不都是失望。去年「六·四」前夕,二十七

位难属联名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他(她)们亲人的死有个负责的交代。同年秋

天我和我丈夫被当局秘密关押期间,又有十五位难属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立

即释放我们。难属们为维护自身及群体的权利所作的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声援,从事民运的人士,他们没有忘记「六·四」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没有忘

记我们这个「六·四」受难者群体。他们给予我们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是比

任何东西都宝贵的。他们不仅年复一年地坚持著对难属的人道救助活动,而且每年

都要给难属寄来慰问卡。我想,如果没有这些,难属们的日子会过得比现在更艰难

,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前些时候,我曾两次收到由友人转来的署名为「

六·四绿卡受惠者」的捐款支票,款数虽不多,一次20美元,一次15美元,但

说明这位留学生记著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他的这份良知和情意是很难用金钱来衡

量的。但愿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以上所述,只是我的一些感想,其中涉及到海外有关八九民运的争论之处,也

仅仅是一些感想,若有不当,敬请原谅。我的想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愿大家为我

们这个轻得不可承重的世界多增添一份道义的重量,为我们这个正经历著的艰难时

世多作出一粉承担。



□ 原载《探索》月刊电子版试刊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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