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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从鲁迅的《太炎先生二三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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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从鲁迅的《太炎先生二三事》谈起   
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文章标题: 从鲁迅的《太炎先生二三事》谈起 (672 reads)      时间: 2003-6-01 周日, 上午7:26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鲁迅的《太炎先生二三事》谈起



——三答吴逸夫



马悲鸣



吴逸夫，你好。



看到了你的《从“公平报复”说起》。既然你讲“最后再说几句”，那我也最后再答几句。



鲁迅最后的一篇文章不是《死》，而是《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在该文中提到章太炎晚年把当年的慷慨激昂之文都删改或删除了。也就是说，太炎先生后悔了早年的激进立场。



鲁迅在日本时曾和周作人一起去听过章太炎的课，也可算得他的学生吧。章太炎是光复会首领。光复会著名人物除被蒋介石暗杀了的陶成章以外还有徐锡麟、秋瑾和蔡元培。而鲁迅的小说《药》里写的那名被处死的革命烈士夏瑜就是影射的秋瑾。



虽然我没看到过直接材料，但估计鲁迅若不是光复会中人，至少当年是赞同过他们的。在鲁迅谈到章太炎删旧作之时，刚刚在遗嘱《死》里说过∶“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饶恕”。可见鲁迅没有后悔的打算。



其实不只章太炎，中国近代史上出了大名的激进人士到了晚年大多以后悔年轻时的激进告终。康有为在公车上书时何等激进，最后却以矢志保皇终。翻译《天演论》，唤醒了无数国人的严复不但最后自己也吸鸦片了，而且列名筹安会劝进袁世凯登基的“六君子”内。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最后明确表态参加了托派，反对共产国际及其在华支部的中国共产党。



看起来，当初的激进人物晚年后悔是常态，而明确表示不后悔的只此鲁迅一人。鲁迅之所以没后悔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真不后悔。其二是他死得有点早，才五十来岁。在他这个岁数时，章太炎、康有为、严复、陈独秀等人大概也都没打算后悔。



最近见到几篇评论“马悲鸣现象”的文章，都说到我早年的文章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我写东西不过随心所欲，发表以后究竟是否能引起读者注意，我也多不知道。但包括你在内，都谈到现在的马悲鸣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



这其实不能怪我，得怨郑义。若不是九年前他背后狠狠给我一枪也不会促使我想到鲁迅的这篇《太炎先生二三事》。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为什么那些曾经唤醒过无数愚氓的智者先贤最后全都走上了这条悔不当初的回归之路。



八九年之后我开始写文章痛骂共产党，而其实我所最恨的，主要是身边那些从小跟随着我的班干部、团干部、党员积极分子，直到联谊会里的公费生。比他们再高的党团干部我一般没机会接触。他们究竟有多坏我也无从知晓。



郑义给了我这一冷箭，才使我猛醒。原来我所最恨的那些班干部、团干部已经由于中共引进经济利益的改革而被排挤到传媒注意的边缘，引起这些道德崇拜者的极度恐慌，才耐不住寂寞，发动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学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完全一样的道理∶搞民主革命不知道共产党在哪里。就在民运内。民运内那些昔日的班干部、团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郑义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看明白局势之后，我便重整旗鼓，掉转枪口，猛攻郑义及其同伙的民运，以期挽回我早年文章对民运造成的有利影响，——我完全理解了晚年章太炎为什么要删改和删除自己早年的激越文章。



和章太炎的后悔一样，我也后悔早年写的那些大夸民运的文章。其中最臭的就是那篇《好样的，封从德》。



当年我从《参考消息》海外版上知道六四通缉犯封从德声明愿意回国接受公审。可十年之后，他仍在自说自话地演这出戏，自己提出些条件，拿挂号信寄出，或在节假日送到人去楼空的使馆。然后把照片和邮局回执张贴上网以为证据。只要中国政府不理他，他便自认有理不做回国的打算了。而其实当年他出逃时并未征得过政府同意，有什么道理回国要征求政府同意呢？



封从德要是真想投案，只要买张与中国有共同边界国家的飞机票，到两国边界，步行走向中国边防站，声明自首就行了。封从德是个瘪脚的演员，演了一出早已穿帮的臭戏，并且乐此不疲达十年之久。而我竟然费时费力写了篇大长文章来夸赞他的大智大勇，真是白吃了这么多年美国的牛奶面包了，居然上这种幼稚园式的当。



我现在转攻民运，并不是后悔当年写了反共文章，而是后悔支持了民运。如果我现在仍继续写反共文章的话，势必会对已经不扫自荡的民运残余有利，而让背后射我一冷箭的郑义占便宜。



你说在这件事上吃亏的是我，有些道理。但如果我不这样做，占便宜的可就是郑义了。宁肯我吃些亏，也不能让郑义白占了我的便宜。而我掉转反共立场，专攻民运以来，不但自己扫荡民运，还带动了诸如网上著名写手芦笛等人一起参加扫荡大军，总体上讲，最后吃亏的还是郑义和整个民运。——我要让郑义自作自受。



另外我对郑义的报复并没有超出公平的范围。虽然我知道郑义的种种劣迹，包括行凶打人。但因手里没有直接证据，无法对他进行如他对我进行的那种行为的报复。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其实我手中并没有郑义似的其人之道。所以即使我再进行八年抗战，仍是无法达到公平报复的目的。



至于对民运进行地毯轰炸只是比喻，完全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合法范围。固不能比作中共杀地主。



马悲鸣顿首



05/31/03



【附录】～～～～～～～～～～～～～～～～～～～～～～～～



从“公平报复”说起



——再答马悲鸣



吴逸夫



马悲鸣先生∶





看了你《鲁迅没犯柏拉图式的错误》。想再说几句，恐怕是最后几句。



鲁迅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中，我最喜欢的包括下面这段（大意）。“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对未成之事如此求全责备，而对已成之势又那么委屈求全。”



海外民运，不但现在不是以成之势，将来也恐怕难成气候，先生何必苛求之。



在你早期的作品中，我甚为佩服的观点之一是“公平报复”，因为这可以说是一种费尔泼赖。不能否认地主阶层中有一小撮黄世仁这样的恶霸，但中共却因此对地主实行地毯式屠杀，这就不是公平报复。你对此有很好的批判。现在你因为郑义得罪了你而泄怒于整个民运，实行地毯式轰炸，是否也有失公平报复？一人作事一人当，郑义是郑义，他一个人怎么有能力有资格代表整个民运呢？



谢谢附上梁实秋评鲁迅的文章。我觉得梁对鲁迅的评价还大致公允，但仍带有他自己所批评的个人意气用事的地方，因而对鲁迅的评价偏低。他说“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那不错。但说鲁迅曾是“典型的旧式公务员……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那就不确了。鲁迅留学日本时，接受新思想很早，决不是一个庸俗的旧式公务员。他后来以自由撰稿人谋生，据陈明远考证，稿费颇丰（具体数字我忘了，但至少是超过如今的小康标准），在租界的日子是过得很滋润的。梁此说，不仅是评价偏低，而且还带有嘲笑的意味，宅心也不够仁厚。至于说鲁迅和肖伯纳的合照中“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松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那更是在嘲弄他人生理缺陷，离“宅心仁厚”远矣。不过，他最后到底还是承认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所以我说梁文整体上还算公允。



个人猜想（大概也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鲁迅杂文中个人攻讦的比例高了点，部分原因恐怕也是为了多拿点稿费。盖他深知中国人好看热闹打斗的陋习，包括喜欢看杀头，喜欢看群架、骂街，自然，文人互相攻讦的文章，自然也在受欢迎之列。



先生如今生活稳定，也不靠“鬻文为生”，似乎犯不着在网上给无聊看客义务提供看料。固然坐在办公室里敲敲电脑，也不费时，虽于经济无补，但也无损。不过终究还是白白便宜了那批无聊看客！我实在替先生一支好笔可惜！



先生早期文章，我每篇必看，爱不释手。后来先生撰写的跟郑义等人的吵架文章，开始我还看，逐渐就少看了，现在是基本不看。当然，偶然看看，也不否认吵架文章中也时有精辟地方，但总体上是新意不多了。而且我也不愿意置身于以看别人骂街为乐的无聊看客中。



我不认识郑义。看他对文革时期自己行为的忏悔，一方面不免为他当年为追求“进步”将毛像章别在胸肉上这种残忍而感到恐惧，“亏他作得出”，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欣赏他忏悔的真诚和坦率。有多少文革中不仅对自己，而且对他人，表现更残忍的人，又有几个后来能作如此忏悔的？他是以这两点给我留下印象的。他和你的纠纷中，我觉得你是吃亏了。因为他写了几篇批你的文章后，就去干他自己的事情了，而你却耿耿在怀好多年，几乎成了一个批“郑”专业户，耗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当然，如你觉得这是牵涉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牵涉到中国文化底层的反省等等，那当作别论。但我至少还没看出。郑义关于中国生态即将崩溃的观察，不管是否危言耸听，但至少有警告作用，而且我觉得他还是化了功夫在认真作的，自也不能因人废言。



吴逸夫顿首 5/28/03



【附录】～～～～～～～～～～～～～～～～～～～～～～～～



好样的，封从德!



.郝阳德.（马悲鸣）





封从德愿回国受审



近见《参考消息》海外版，转载一消息，“若能公开受审，封从德愿回国”。笔者估计这条消息是真实的。因为封从德在两个多月前的“六四”两周年纪念时发表在《新闻自由导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套用了瞿秋白《多余的话》里的一个现成句式来检讨自己和八九民运。这是笔者见到的八九民运最激进的领导者中，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肯反省的人物。



说起这一点，难免想到柏杨先生对“六四”事件的评价。柏杨先生是这样说的：



“一位流亡的作家说，‘六四’运动使世界对中国人尊敬，塑造出中国人的新的形象。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六四’恰巧暴露中国人的丑陋面——封建，落后，说谎，野蛮，以及不可理喻，所谓的‘六四’英雄是出产在这种国土上的。如果形势倒转过来，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为其他国家排解纠纷，这英雄才是真英雄，否则，一群引起别人同情的流亡客而已。‘六四’只会使中国人面上无光。



一些流亡客朋友似乎经常抱怨美国如何不好，法国如何不好。似乎中国文化缺少一种感恩情怀。我们必须感谢美，法等国，如果这些国家也和中国一样，只对自己眼皮下的事有兴趣，流亡的作家和民运人士，恐怕早已身陷秦城监狱。这暴政是中国人引起的，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外国人并不亏欠我们什么。我们自己不“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暴政，反而怪外国人不为我们开枪开炮，使中国人的自私性格，更为明显。自私，是无法维持尊严的，因之，中国作家比其他作家负担得更多，心情也更复杂。”



柏杨先生指出的“中国人的丑陋面---封建，落后，说谎，野蛮，以及不可理喻”里当然包括不认账和不认错。



近代中国的几代人



八六学潮前夕，一个朋友兴冲冲地拿着一本书，《第四代人》，向笔者推荐。这本书里将迄“解放”为止打天下的人算作第一代。作者对他们是佩服有加的。第二代人从“解放”迄“文革”为止，第三代是“文革”的一代，第四代是“文革后”。作者自己属于第四代。他描写的这一代的优点是不顾十字路口红灯的拦阻，乱哄哄过马路而使警察无奈。



朋友向我大夸此书如何深刻，如何一时间洛阳纸贵。而我读着这本书时却只看到“满纸荒唐言”。



首先，作者所说的第一代，即打天下的那一代人里就不止一代，除了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学生辈，毛泽东，周恩来，张国涛等最初数得出来的几个创始者外，比较大的就有“打土豪，分田地”的一代，抗战的一代和“土改”的一代。“解放”后的不少政治运动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和“土改”两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联合整肃抗战以民族斗争为纲的一代。



这打天下较大的三代里以抗战那一代人最为优秀。君不见赵紫阳，赵复三，许家屯，胡绩伟和王若望等，他们在拿自己的党籍、官位等既得利益与人民的生命财产比较时是知道孰轻孰重的。他们属于割舍得开的一代。所谓割舍得开就是不以既得利益为重，而以社稷为重。“打土豪，分田地”那一代也得两说着。诗人叶文福写的《将军你不要这样做》里所指的拆了幼儿园盖住宅楼的陈再道就是“六四”前夜联名签署反对军事镇压信的七名上将军之一。不知叶文福还有什么诗兴？“土改”那一代则不是太敢恭维。



第二，作者对他自己所属的一代--所谓第四代人恭维得太过，如比喻为红灯过马路的“法不治众”习气就很卑劣，值不得赞赏。年青人嘛，唯恐天下不乱，各代都是一样；只是别把它当做优点来颂扬。当笔者把书还给朋友时告诉他：恕在下不敢恭维，此书乃乱世之作。它日中国若有动荡，此作者后悔都来不及。果然，未几就有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



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这一代人就是这第四代人。这一代人是辛亥以来八十年中唯一能够有十年的消停受到完整教育的（而且是免费的）一代。他们真正值得骄傲的就是考分高，除此之外想不起还有什么了。占领公共场地算不得英雄，因为公共场地是不设防的。反共也算不得好汉，因为九十年代反共是时髦。这一代人既没有劳其筋骨；也没有饿其体肤。“子弟每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却也不忘记各代都自许的“天将降”。



另一批受过完整免费教育的就是所谓“共和国黄金时代”的留苏生。他们眼下正在担当着接班人的角色。同时，“共和国黄金时代”的大学生们也能有“反右”前大约八年的消停受到大致完整的教育。他们是占领公共场地那一代人的导师。反观这一代右派学生挨整是值得掬一把辛酸泪的。这一代除了陈景润解了半道算术题的成就无可指摘外，其他成名人物不少是毁誉参半的。也可能整右派整得太狠，真正优秀的人物要么咬紧牙关不开口，要么早已不知埋骨何方了。



所谓的第二代人中也不止一代。比较大的除了“共和国黄金时代”的以外还有“四清工作队”的一代。六十年代重提阶级斗争，那时的大学生不是在平等竞争下而是在阶级歧视中进的大学。贫农以下出身的难以通过文化考试，中农以上的又难以通过政治审查。所以这一代大学生最明显的就是下中农优越感，却最少有没落贵族气；虽然两种气质都未必值得恭维。文革开始后的机关红卫兵就主要由这批大学毕业生组成。



老三届与第四代



然后就是包括“老三届”在内历炼过文革的一代。在这一代里出了两个人物：魏京生和陈子明。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是文革开始时的初中生。他们两人都没有参加过以政治考试成绩为重要参考而大规模淘汰的高中升学考试，即他们在思想意识成熟过程的重要时刻不曾强迫自己的大脑拷贝过别人的成见，从而比较容易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位不知应算“文革”还是“文革后”的七七届“边界代”大学生，陈子明的好友王军涛也可以算个人物。王军涛是在普及高中时上的高中，不知他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来自政治课教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还是来自朋友的影响（看来，免费完整教育是毁掉一代人独立思考能力的要紧因素）。他们三人都正在共产党的大狱里熬苦刑，尤其是陈子明和王军涛正在承担根本不应该他们负的责任，替别人忍受惩罚。



对于受过免费完整教育而占领公共场地的一代，我们已经不能指望他们里能出什么象样点的人物了。我们只期望他们不是太不负责任，不是太胡来和不是太听不进老成之见。可惜连这一点都未必能指望得上。从天安门广场后期学生领袖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他（她）们在号召别人去死的时候说：“只有天安门广场被血洗，血流成河时，人民才能觉醒”这种话时并无恻隐之心。



在广场后期学生领袖里有两个人是值得赞许的。一个是吾尔开希。他为了劝学生撤退不惜丢掉领袖的桂冠。尤其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可能也唯其如此他才能不象其他汉族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那样不知就里，在个人既得荣誉和同学性命之间衡量时，知道孰轻孰重。



另一个人就是封从德。封从德在广场最后关头提出以在场学生呼喊“撤”与“不撤”，比较哪边声音大来做最后的表决。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分辨声音大小时，封从德私自判定“撤”的声音大并下令撤退，减弱了双方对立的尖锐程度，减少了同学的伤亡。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充满了理性，智慧和恻隐之心的。



逃跑的学生领袖和他们的导师之中已经被捕判刑的人都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而逃出国境的学生头儿在“王军涛，陈子明座谈会”上还是内省不到：正是由于你们听不进陈子明和王军涛的劝告，拒绝妥协，把局势推向极端，才使结局惨烈到这般地步。



如果我是你们，我会以你们的知名度向着全世界包括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在天安门广场上拒绝陈子明，王军涛劝告，不逼到共产党开枪不罢休的是我们。没有陈子明和王军涛的半点责任。重判他们没有任何道理。若要重判，请判我们。只要你共产党保证释放陈子明和王军涛，我们愿意回国替换他们服刑。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和广场上的学生保持电话联系的导师之辈。你们年龄不能算小，见识不能算短，总该有点自尊自重，好汉做事好汉当。如果我是你们，我会向着这个世界宣布：我们才是八九学潮真正的所谓“幕后黑手”，根本不干陈子明和王军涛一丝一毫的事。中共以“幕后黑手”重判他们没有任何道理。若要重判，请判我们。只要你共产党保证释放王军涛和陈子明，我们愿意回国替换他们服刑。



从政需要脊梁骨



有人说中国需要科学技术，有人说中国需要现代化，有人说中国需要自由民主。笔者却觉得中国最需要的还是脊梁骨。



东汉党锢之祸，有个名声很响的李膺。他言语之间得罪了汉桓帝。皇帝下令逮捕他。内部器重他的人走漏出消息让他快逃。但他却拒绝逃跑连累别人代他受过。因为逮捕令是针对他这一门学派的。当他通知他学生的父亲，他的一个朋友，赶快领走儿子逃命时，他的朋友也拒绝领走儿子，并说：如果我现在领走我的儿子，又何必当初把他送到你的门下。我当初送他到你的门下时就已经想好了今天不领他走。



后来师生二人一起被捕。李膺瘐死狱中。他的学生直到桓，灵二帝死后曹操专权时才被放出来。曹操器重他们师生的骨气，委以一官。



明朝时江南一伙老百姓反抗阉党。事后朝廷派兵追查。有五名义士挺身而出自认挑头者，束手待捕。他们被绑赴刑场处死，却免了朝廷对其他所有参与者的惩罚。这五义士的墓志铭被收进《古文观止》里万古留芳。



清朝戊戌年间，不管谭嗣同在变法中如何好发新议，轻举妄动，但到事发时他挺身承担责任，拒绝逃跑，从容不迫地被绑赴刑场处死。在他最后的诗中写到“望门投止思张俭”，可见他也曾和汉姆莱特一样反复思考过To be or not to be，即逃与不逃的。张俭就是在被通缉时到处跑，麻烦了不少器重他的人。谭嗣同最后的决断就是不去效法张俭。



民国年间，发动了“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事后亲赴南京请罪。以自己政治生涯结束和软禁后半生做抵偿。周恩来贬张学良的这种行为是读《连环套》等江湖侠客小说太多，中毒太深（须知，设使张汉卿将军没有“中毒太深”，他端是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从此中国人彻底抛弃了“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些维系中华民族的千年古传统，干事无所不用其极。大便宜，小便宜尽数都占；大亏，小亏一律不吃。



就在这个民族江河日下，世道浇漓了几十年以后，中华大地又出了一个人物--魏京生。魏京生的见识领先中华民族何止十年？正当万众欢呼邓小平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电工魏京生就已经直接了当地指出警惕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了。邓小平的肚量容不得这么一句十年后证明正确无比的大实话，要拿魏京生。也有朋友劝魏京生逃走，但他断然拒绝。他大义凛然，安居待捕，真有李膺式的大仁大勇，浩然古风。



魏京生的《辩护词》，象王军涛的《致辩护律师的信》和陈子明的《辩护词》一样，都将成为宋教仁遇刺后难得的几篇能够传世的好文章。中华民族它日若还有可能最后得到解放，请那时的人们不要忘记把这几篇文章勒石永志。



回过头来再看广场上激进的学生领袖，也只有封从德逃出来后认真读了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并坦率承认，八九民运的思想水平不如十年前的魏京生。



慧眼和义气



打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有两个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第一要有慧眼。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今日世界格局大约不出他二十年前所料。如魏京生和陈子明。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问题，陈子明提出的新保守主义等都不为当时人所理解。但事后越时间久远越显出他们的先见之明。第二个素质是要多少讲一点义气。被姚勇战所指，为了自己“不惜拿广大同学的生命作民主运动的赌注，把学生们的血肉之躯推向了坦克车底下”的人，很难期望别人还肯再上他们的第二次当。



中国人的自我解放事业为什么屡战屡北？第一是缺少慧眼。如今日苏联举国都知道列宁主义的荒唐，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和社会主义系统的不工作。而中国的魏京生，陈子明一语中的的先见之明却连知识分子群都不能理解。这怎么能指望成功呢？第二是近四十年来层出不穷的各种有领袖才能和欲望的人太不讲义气，而且不能平等待人。说直了就是中华民族已经没了脊梁骨：要么奴颜卑膝，甘心受欺压；要么费尽心机去欺压别人。



波兰有电工瓦文萨，他在团结工会被镇压时承认失败，甘心接受惩罚：你有枪，我打不过你。在团结工会胜利时瓦文萨能带头投下令镇压团结工会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总统选票，并号召把国防，内务等要害部门留给联合政府里的共产党，谁也不许染指，以确保国家不受太大的冲击，同时给认输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以有形的报偿。这是即有慧眼又讲策略的典范，堪称波兰的脊梁。



捷克有剧作家哈维尔，在他领导下的捷克已经开始按部就班地拍卖国营企业。他一再公开讲话大谈“现在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以防国家进一步动荡。这是即有慧眼又有勇气的楷模，堪称捷克的脊梁。



苏联有“氢弹之父”萨哈洛夫，他即不煽风鼓动他的学生闹事，也不逃亡，听凭克格勃对他的逮捕，流放和杀头的威胁。正当自命不凡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魏京生在那里耍单儿，被重刑判决时，只有萨哈洛夫在向这个世界大声疾呼魏京生的人权。这是即有慧眼又讲义气的样板，堪称苏联的脊梁。



中国的脊梁何在？!在共产党的天牢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共的慧眼，它真会抓人和判人，虽然它绝对不讲义气，更不讲公平。



魏京生，陈子明，王军涛，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正是共和国急需的人物。当前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就是：它最敏锐的慧眼，最冷静的头脑，最稳健的脚步，最热的血，最富恻隐之情的心，最侠义的肝胆，最悲天悯人的愁肠，最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风骨都被囚禁在牢笼之中。他们的见识和见解无法启迪我们的蒙昧，他们的人格魅力无法化解我们的乖戾。他们的下场给我们的教训是：谁胆敢有道德勇气，谁活该倒霉!而中华民族一如既往，英勇顽强地向着大崩溃悬崖迈进的步伐并没有显著的减缓。



岁月不饶人，国家早晚要交给这胡闹和不负责任的一代，在劫难逃。当噩梦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在这一代人里居然有一个除了背外语单词和数学公式外还肯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和魏京生《第五个现代化》的封从德。



在这么年轻时就预言封从德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实属不负责任的妄语。但他这唯一敢讲出来情愿回国接受公审的豪气确属不易。



不过，这豪气要加上成算才好。和中共打交道，干赚是不用想了，但干赔的生意最好也还是不做。因此，仅仅以公开审判为条件就答应回国，这样低的代价太便宜了共产党。如果我是封从德的话，我会提出以换人为筹码。当然，讨价还价不能太离谱，我也不能让共产党太吃亏。我只要以一人换一人。如今王军涛正重病在身，急需治疗。因此我只指定他一人。如果你中共保证释放王军涛，我愿意回国接受公开审判，替换他坐牢。



中共习惯于暗盘交易。不管你开出什么样的价码，只要这条件是公开提出来的，它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或不理你或拒绝你。但既然话已经说了出去，万一中共答应了你的条件怎么办？到那时再爽约，信用何在？如果是我，我就在确保王军涛的被释放和得到治疗的条件下先增重，把身体养好，以备长期坐牢的消耗，因为中共监狱里的伙食太差；然后带足了要看的书，卷铺盖打道回国。纵观第三世界政治领袖们，要么出身世家，如甘地夫人及其子；要么长期坐过牢，如曼德拉。坐牢可以（不是必然）长第三世界平民政治家的CREDIT（信用打分）。□



出自《中国之春》91年11月号（总第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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