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转帖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2）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转帖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2）   
愤青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文章标题: 转帖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2） (367 reads)      时间: 2003-5-26 周一, 上午8:4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本文原是1993年6月11日至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

社会、个人”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一篇论文，此次发表时有若干修改。)



三



熟悉《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丁玲早期作品的读者，不难看出她的语言在晚期

是发生多么剧烈的改变。对丁玲的写作的几次“转向”，已有许多研究者做了不少的评述，

但这些评述很少注意丁玲在语言上的转向的意义，更很少把这种语言上的转向放在话语层面

上来研究。



　　 如果细致地考察丁玲语言转向的各个阶段，并把它和五四以来至毛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中

话语斗争的历史联系起来做一批评，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但那将大大超出本文的题旨。



　　 为此，我在这里只对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杂文写作做一点评述。杂文写作在丁玲的创作

活动中所占比重很少，她也不是个像样子的杂文家。但一则丁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突然对

杂文感到强烈兴趣，并大力提倡杂文，为什么?这很引人注目；二则这两年是丁玲的写作方式

和语言风格变化最剧的时刻，此后她的写作明显进入了一个新的话语秩序，即毛文体所规定的

秩序。如此，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这一问题耐人寻味。



　　 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

《我们需要杂文》。这文章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

她不仅号召，而且身体力行，不管写得好不好，还真写了一系列杂文：《战斗是享受》、

《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1Cool、

《干部衣服》、《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真》(19)、《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20)

等等。其中许多篇还写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之前，例如《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

一文发表于1941年2月25日《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一期，《真》发表于1940年4月15日《大众

文艺》第一卷第一期。《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则更早，写于1938年3月。这些都说明，丁玲

的杂文写作，的确是有意为之。



　　 丁玲究竟为什么在延安期间如此热衷于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似乎就应该是现成的

答案，另外，丁玲在一些回忆文章里也做了些说明。(21)但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文本

的生产者本人的态度并不重要，关键是文本所负载的话语的性质，是这话语与其它话语、特别

是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在“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

杂文的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有的研究者

说：“纵观丁玲为数不多的杂文作品，我觉得是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精神完全一致的。”(22)

但是，仔细读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不仅许多篇都用了曲折的写法，并且其“曲”中所“隐”

的东西在延安的语境中显得十分不搭调、不入时、不合流。《真》文先是用许多笔墨强调对

“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非解放区)的抗日宣传要实事求是，结尾处笔锋突然一转，

直指那些“平日爱嚷什么是主题、什么是典型”，并在写作中“苦心孤诣，注意找主题，找典

型”的人，尖锐地指出：主题、典型都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

有的东西”，“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23)。《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一文的批评

锋芒则直指延安时期的“假、大、空”的文风，但这锋芒却隐晦地借批评孩子的作文来发挥。

丁玲在文中不满老师对孩子的作文的修改，颇带几分挖苦地说，她孩子的八篇卷子，“六篇都

说到无产阶级，八路军，苏联，毛主席，共产党。有一篇《听过故事的感想》没有说到，但教

员在批语中替他补上了”。丁玲还引了一段她的孩子的作文中的这样一个句子：“太阳，太阳，

鲜红光亮，你那样伟大的光芒，已经射到每个无产阶级的身上，请你指导着他们向着光明的道

路，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永远的前进”，然后批评说：“这样的句子也许是好的，但我想

这决不是孩子自己写出来的，不知道他从哪里抄袭来的滥调，这

样的话不是放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显得不通，而且很漂亮吗?但可惜的却是滥调!”这样的批评放

在当年延安的语境里，真是相当的大胆。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文末所做的结论：“文艺不是赶

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

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去套了。否则文艺没有

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丁玲写下这些激烈的文字的时候，大约万万也不会想到，她在以后

的写作中会写下这样的“滥调”：“四十年代，我随着革命大军凯旋来到北京。鞭炮响彻了天

安门。人民的心呵!像漂游在碧空的五彩红云。光明在前面，希望在前面，幸福在前面……我

愿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做好一名小号兵。”(24)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弄清那打了引号的“教

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确切所指，但这已经不重要。很明显，丁玲在实行一种抵抗，

她大约还在怀念上海亭子间那种写作方式；面对已经在延安确立了自己霸权地位的毛文体，她

还想进行一次挑战。



　　 读一读丁玲这时期的其它杂文，不难看出这种挑战都或隐或现地贯穿于大部分篇章之中。

例如《干部衣服》以典型的杂文方式对延安的等级观念提出批评：“有人告诉我在延安骑马的

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代步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1941年春，可见《“三八节”有感》、

《我们需要杂文》的写作不是偶然，这两篇杂文所涉及的问题丁玲早已有考虑。再如《适合群

众与取媚群众》一文则直接提出“到大众里去”和“群众化”不能“取媚群众”，“做了群众

尾巴”，“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而是要做“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师长，所依赖

的人”。丁玲在文中很小心地回避了究竟是谁要避免“取媚群众”，而代之以含糊的“我们”。

但熟悉延安时期语境的人都明白，和“群众化”对应的只能是那些戴着一顶小资产阶级帽子的

知识分子。如果说丁玲对抗毛文体的话语实践，在有些杂文里还只是一些朦胧的姿态，那么至

少这篇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和毛文体形成了话语层次上的正面冲突。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

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群众的改造，乃是毛文体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说知识分子不能“取媚群众”，

要做群众的“师长”和“依赖的人”，这不仅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相左，

而且直接破坏着以“毛泽东思想”为象征的主流话语的权威。



　　 如果考虑到有类似言说行为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不只丁玲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王实味、

艾青等人的文章也不过是被“抓”住的典型，则毛泽东在1942年发动整风运动之际，还特别发

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确不是偶然的。毛敏锐地感受到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毛文

体的挑战，《讲话》无疑是对这挑战的回应。



　　 丁玲在延安时期对毛文体的冒犯，其性质、程度究竟如何?这问题很复杂。这是因为，一

则这种冒犯还是相当隐晦的，何况后来丁玲一再否认这种冒犯。例如对《“三八节”有感》，

丁玲在晚年不仅一再把它解释为普通的、正常的批评活动(25)，甚至说“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

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

起”。(26)二则，虽然今天对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

都是在不是在话语冲突和话语控制这个层面上进行，无论其结论褒贬如何，还是在讲一个知识

分子被“改造”的故事。因此，用什么方法诠释那时期的文本，就成了十分关键的问题。



　　 《“三八节”有感》一文不足三千字，却被人们视为丁玲的主要作品之一。这是有道理

的。这篇杂文不仅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是代表作，而且它和

丁玲的另一系列小说作品《东村事件》、《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

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这些小说也都写于丁玲到达延安之后，大体在1937年至1941年底之间，

与她的杂文写作同时。最早指出《“三八节”有感》与上述小说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贯穿起

来研究的大概是美国学者白露(Tani Barlow)。她早在1980年于法国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战文学

讨论会上，就发表了题为《〈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的论

文(27)。与那些争论丁玲的写作是否是“攻击领导”、“诬蔑边区”的论者——无论赞成或者

反对，这类评论全都会受制于官方话语——不同，Tani Barlow在论文中强调的是性别对丁玲

写作的意义，并认为丁的杂文和小说的不凡，在于它们是从女性的立场来感受、思考、讨论有

关性爱、觉悟和社会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批评角度对研究丁玲的写作非常具有启发性。

这种启发主要倒不在于它把女权主义批评引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领域，而是使我们可以用一种

新的眼光审查丁玲写作的话语性质。1989年Tani Barlow编选了一本题为《我自己是女人》的

英文的丁玲小说选集。编者为这本小说集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Tani Barlow在这篇文章中再

次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做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指出：“《我在霞村的时候》特别在妇

女形象和文学写作之间打了一个大问号：这种写作为的是什么目的，用的是谁的语言，以什么

样的女性概念为准绳，最终又是为了何种政治利益?这里提出的许多相关的问题，后来又在

《“三八节”有感》中以更赤裸裸的方式被提出。”(2Cool丁玲的问号的核心，是民族国家(无论

其建立了怎样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否有权把女性纳入某种改头换面的但仍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

秩序。



　　 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

有人警觉到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着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

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

不仅梁启超作如是观，毛泽东亦作如是观。对于毛泽东的话语秩序来说，妇女解放竟然会和革

命的国家利益不相容，这尤其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在丁玲的关于贞贞的故事里，贞贞却几乎

是不假思索地实行了对国家的拒绝——对“国”和“家”的双重拒绝。不错，贞贞在故事中的

一个重要行为是她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去到日军做了随营妓女，但是她的更重要的行为是拒绝

“国”和“家”对她本人的解释。无论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或是失去了贞节的 “破鞋”

(同情她的家人和蔑视她的家乡人在这一点其实是一致的)，贞贞都漠然地不与接受，不认为她

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接受这些意义。(29)贞贞拒绝被解释。在这里，小说叙事安排贞贞抗拒贞节

观念，并不特别震惊读者，因为这是“五四”以来已经为人们熟悉的一种叙事；但是小说叙事

还安排贞贞拒绝成为对民族国家有功的英雄，这却有很大的破坏性，并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叙

事。在这叙事里，女人不仅拒绝民族国家话语所规定的秩序，而且在争夺解释权，争夺讲故事

权。当然，《我在霞村的时候》对这一点表现得并不十分强烈，相反，声音相当微弱。但无论

怎样微弱，这里却孕育着生发一种新的词语系统和意义系统的可能性，其意义是相当重大的。

杂文《“三八节”有感》情形与此十分相似。由于是杂文笔法，丁玲的这篇文字表面上看去所

讨论的问题都相当琐碎，但在每一种琐碎的议论之中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女人要争夺解释权，

女人的意义要重新叙述。特别在文章结尾处，丁玲

直接把“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这种语言称做是“大话”，她申明她不对女人讲这些“大话”，

然后以“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等“小话”劝诫她的同性。(30)怎样读解这种

“小话”与“大话”的对立?这只能是一种隐喻。它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样，以一种曲折的

方式讲述女人的意义和民族国家的意义之间的严重的对立。





　　 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诠释丁玲在1942年之前的延安时期的写作，那么丁玲的杂文以及其他

作品完全可以赋予以下的意义：不论丁玲自觉程度如何(这并不重要)，她在抵抗毛文体的压迫

的同时，企图开出一片新的话语空间。



　　 四



　　 不用说丁玲的努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毛泽东在1942年发动的整风运动，把丁玲以及那些有类似丁玲想法的知识分子(丁玲不过

是个例子)投入了革命的熔炉真正熔炼了一番。这确乎是个奇迹，一场运动过后，知识分子不仅

放弃了对毛文体的抵抗，从此成为毛文体的热情、积极的宣传者、生产者和捍卫者，而且终生

不渝。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弄清楚丁玲在整风期间的经历。丁玲晚年在一些回忆文章和谈话中

偶有涉及，但很零散，其重点往往在毛泽东怎样保护了她，在她和王实味之间做了怎样的区分

等等。其它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也不是很多，其中重点又往往在对“抢救运动”的批评和反省

上，而对整风的中心部分，即建立一套完整的话语习得和话语生产机制，以建立毛文体的绝对

权威这一运作过程，即可以说完全没有人涉及。



　　 虽然如此，对研究丁玲在整风中的表现及经历来说，我们手头有两个可靠的文本，一是

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篇发言，后来以《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为题在延安刊物《谷雨》

第五期发表；一篇是在延安文艺界批判王实味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

态度及反省》。(31)比较一下这两个文本，会帮助我们了解整风中的丁玲。读《关于立场问题

我见》，我们不难看出丁玲是怎样在努力学习《讲话》，怎样把毛泽东的词语系统溶进自己的

语言。例如“共产党员的作家，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

立场”这类句子，丁玲已经运用得十分熟练了。但是，在这篇讲话里，我们仍然能找到一些与

毛文体不能相溶的语词。例如丁玲在谈到知识分子如何受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时，有

这样的句子：“也许这里养成了我们一些崇高的感情，然而或许却是唯心的。”这显然与《讲

话》的精神不符。又如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时，丁玲说这是“把这一种人格改造成那一种人

格中的种种磨练。这种改造在他个人说来是件伟大的事业，所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32)

把知识的分子的改造说成是件“伟大的事业”，丁玲此时显然还没有完全学会夹起尾巴做人。

丁玲这篇讲话是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于5月2日—23日期间召开)，过不久，6月11日，

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做了批判王实味的发言。虽然与前一发言之间相隔不过一个月左右，但丁玲

这时的语言已较前大不相同。除了上一讲话中那种不得体的语词已经被洗净之外，还有文风上

的明显变化——这是我们熟悉的那种被丁玲一直保持到晚年的文风，例如“王实味的思想问题，

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

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

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鬼计破坏革命的流氓。”在对《“三八节”有感》

一文检讨时，丁玲说：“那篇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那文章里只说到

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的看问题；那里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

“这对党是毫无益处而且有障碍的，我再三的告诉你们，这不是好文章，读文件去吧，你们会

懂得这话的意义。”(33)这里除了“我再三的告诉你们……读文件去吧”的语气仍然透露出一

些丁玲的个性之外，其它的语言都已经不再是丁玲的——那个写过《莎菲女士日记》和《我在

霞村的时候》的丁玲。



　　 这已经是一个进入毛文体并且被毛文体改造过的丁玲。



　　 丁玲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完成她的语言的“转向”?何况，完成类似“转向”的知识分子

绝不是丁玲一个人。事实上，经过延安整风，来自五湖四海的千万知识分子从此都放弃或忘记

了自己曾占有过的语言，以及与它相联系的话语秩序。甚至可以说，那样大量的知识分子都认

同毛文体，并在毛文体的各种形式的再生产中奉献自己的一生，这恐怕才是延安整风的最大成

绩。



　　 延安整风究竟是怎么回事?它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来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这个问题不易

回答。因为延安整风联结着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许多运动，它们又分属思想、政治、经济、党内

斗争、国际共运、帝国主义侵略等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过于关注整

风运动中的政治方面，如对王明的斗争、“抢救运动”等等。很少有人注意整风根本上还是一

个学习运动，更少有人注意这个“学习”主要是指话语的习得。只注意整风的政治方面的研究

者，不能解释中共中央为整风所规定的三篇毛泽东的文章(所谓整风学习文献)《整顿党的作风》

(原名《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什么都与“学

习”有关(不仅是有关，三篇文章的主要篇幅都是讨论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理论、怎样才是正确

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等等问题)。把整风完全看成是一场政治运动的研究者，会认为毛此处

所说的“学习”云云只不过是点缀，至多不过是附属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但我以为要真正

理解延安整风的深刻性，不如颠倒这关系，其实整风中发生和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和斗争，恰

恰是毛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学习运动的派生物，是从属性的，是为完成“学习”而采用的政治手段。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很难对延安整风中学习方面进行细致的了解。不过，根据1942年4月

3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来看，

整风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

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

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在阅读和讨

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在考察别人亦是如

此，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察”。(34)这等于是利用国家机器的巨大权力举办一个规模空前的

大学校。但这个学校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习得话语。其学习方法也不是课程学习，而是以毛泽

东思想为武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还有“历史的全面的考察”

别人。这一切又都要在批评和讨论中进行，“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当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

的；但应该又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35)如果概括地说，这个大学校的

目的其实就是学说话。这个学说话与幼儿的学说话不同。因为它是通过不断的读和说，来逐渐

忘掉自己原来拥有的“话”，同时学会说新的“话”。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

过程。我们已经在丁玲那里多少体会到这种艰难。



　　 延安整风学习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模型。毛泽东又依照这个模型在新中国建立后建设了一整

套更完备、更有效的学习制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等人提出把全中国变成“红彤彤的

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其实是对毛体制中的话语习得和话语生产机制的一次正式的命名，是

画龙点睛。



　　 丁玲在晚年一下子从一个大右派变成大左派，似乎又转了一次向。其实她没有转向。因为

比较起从延安整风在五十年代的丁玲，八十年代的丁玲并没有什么变化，她的言说中的词语系统

仍然是在延安整风时习得的。恰恰是她对毛文体的固执和坚持，使她像变色龙一样变了色。



　　 一个人一旦进入某种话语，退出极难。







注释：



(26)《丁玲研究资料》，第196页。



　　 (27)《丁玲研究在国外》，第271-299页)。



　　 (28)My self am a woman:Selected writing of Ding Ling, ed. Tani Barlow

with Biorge (Boston:Beacon Press,1989),p.36.



　　 (29)参见上文p.37-39。



　　 (30)《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334页-335页。



　　 (31)两文分别见于《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8页，及《丁玲集外文选》，第133页。



　　 (32)《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10，12页。



　　 (33)《丁玲集外文选》，第133页，134页，136-137页。



　　 (34)《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编，1949)，第2页。



　　 (35)《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编，1949)，第3页。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


     
    论坛转跳: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Page generation time: 2.463811 seconds ] :: [ 26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