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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森：时代的走向：反省中国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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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斌森：时代的走向：反省中国改革之路 (181 reads) 时间: 2003-5-19 周一, 下午1:4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时代的走向：反省中国改革之路

作者：张斌森

无疑，我们的时代无论从历史的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问题是，我们一方面不能不从现实的需要、民族生存的需要，着重于现实利益的调整，以取得社会整体物质效益的急速提高。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努力保持民族的价值理念、积极思考未来的价值取向。很显然，这里是有深刻的矛盾的，至少现在已反映在思想界面上了。我们的责任在于用和谐的思辨化解这些矛盾。不尽快的思辨这些，矛盾的各要素就会僵硬的保持在思想界面上的对峙，一直到实践进入转折阶段时，矛盾就会在现实中激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那种认为不需过多的思考，实践自然会解决问题的倾向不仅缺乏历史责任感，也是文化底蕴不足的表现。现实的问题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变革的实践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该如何捡取历史的、创新的、未来的（代表我们的价值理想）各种社会要素，该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理念体系，以促进我们历史变革的完美结束。这是现实严肃的要求。那种持“不断改革论”者，实际上是不假思索的已有了一个“理想”，故要求不断的“破除式改革”。这种对现实的漠视，既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也是对民族的不负责。

一、历史的变革已经入新阶段：改革基本完成使命，复兴才是我们新的主题。

改革是以破除旧的东西为着眼点的，以破坏为价值取向。复兴是以重建为着眼点的，以建设为价值取向。这是历史变革的两个阶段，当然不是断然划分，是以现实实践的主题划分的。两个阶段互有侵扰，但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因而代为操办的东西似是而非。比如改革初期的新建的一些东西，现在又成了改革对象。

改革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表露在如下社会特征上：

1、原计划经济体系已打破，就经济体系、环境而言，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经济主体的自由活动空间都已实现。

原计划经济的打破可以说已超过“基本打破”的标准。不符合“国际标准”的多在虚拟经济上，在此之所以“慢”，那更多的是务实的要求。比如，货币兑换。经济资源、经济主体的“自由流动”、“自由活动”还受到许多困扰，但不在经济体系本身，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而且这些困扰更多的是来自市场经济不成熟阶段的社会特性，并不是社会本身的排斥。比如，腐败问题，地方保护问题。

2、构成基本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诸要素已从原体系中释放出来，并以更具活力的面目出现。这是建立新的社会形态所必需的。这些诸要素也已有了一些初步的结合。

人，作为社会、经济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其属性发生了反天地夫的变化。作为劳动力资源，其本身已有了自主选择的空间，下一步在于提高自由选择的有效性。作为消费者，其自我引导的消费倾向给经济运作的动力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市场。人的活力得到释放的就在于放弃了计划经济体系中只是一个“砖头”的属性。个体业主、职业经理、劳动者普遍自主对素质提高的追求，这都是极具活力的表现。

计划经济将整个经济体系制作成一个机械机器。各经济主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件，金融只是其中的润滑剂。计划经济的打破，意味着这些要素也获得了自主的性格。民营企业、外资涌入、资本市场的建立就体现了基本要素的新面目。

3、国计民生的着眼点更多地落在发展问题上。

结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于资源更为有效的、更符合现在需求的使用。此问题出在过去，但今天的改正并不具有多少改革的意义。任何一个经济体系都会不断的需要调整过取得的政策。比如，三线建设时形成的产业布局的调整，纺织业产品结构的调整。

社会结构调整的问题。解决国有企业所经办的社会事务系统，实际上是社会调整的问题。因为，无论从单纯经济部分分析，还是从整体情况分析，一个没有分离社会事务的国有企业都是更有效的。比如一个具有2000人的国有企业，其产业规模与一个只具有200人的民营企业相当。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国营企业的效益不如民营企业，衡量的指标是利润与人均收入。单纯的就他们所经营的经济业务分析，前者完全可以剥夺1000名闲置人员的收入，年节省1000万的成本，再加上相应的附加费和其他对社会事务的补贴，又可节省1000万。这2000万足以抵消民营企业的“高效益”特征。从整体情况看，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个小社会，在目前社会不能有效承担起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洁办法。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社会调整问题，而不是企业改革问题是很关键的。因为指导思想的不同，涉及我们的行为不同。前两年形成的许多社会矛盾本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就是我们一味地认为这是企业改革问题，需要强行闯关，减员下岗是主要手段，激化了矛盾。没有仔细分析调整与改革的区别还反映在这样一个方面：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如何促进企业减员下岗上，甚至直接制定属于企业规定范畴的政府政策。而企业一方面当然知道真正减员下岗的好处，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管理方式又迫使具有理性的国有企业管理者采取“减员不增效”的方式方法来应付两方面的压力。政府操企业的心，企业操政府的心就是前几年的写真。社会矛盾激化首先发生在一部分企业，还由于一些衍生的原因。因为用“改革”作指导思想，在企业管理者中普遍倡导了漠视群众疾苦、过分强调高收入的作风。在政府、政策研究者中倡导了不切实际的、一意孤行的理想主义作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分析。

西部开发问题。这既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一个社会发展战略。我们要敏锐的认识到，只有一个完成了革命性改革任务的国家，才会重点关注这些问题，才会具体落实这些战略。

4、经济特区已失去了示范意义。

目前的重点不在破除什么，在重建新机制。而重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建所需的各要素都已存在，外界不能发挥主要作用。地理因素已不重要；二是重建重点在于社会调整，像深圳这样的特区，完全没有典型意义。

5、革命性改革已结束的本质含义。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破除式的改革无论多么激进，无论用以替代的东西多么不成熟，只要破除旧的、效益低下显而易见的东西，就会使绝大多数人民受益。革除旧方法，是各阶层共同的愿望。追求效益第一是社会急需的要求。总之，在改革的大旗下，社会利益追求有普遍的一致性。很明显，目前以复兴建设为主，社会调整为辅最能取得普遍的一致性。仍将破除式改革作为思路，用临时的、简单的方法作为后续的替补，这将失去普遍的一致性，社会的分裂将进一步激化深层次矛盾。

二、没有系统理念指导的改革，其盲目性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

首先说明两点：一是，持“不断改革论”者，并不承认自己没有思想指导。在我看来，他们的“思想”要么是先天就确定的西方社会理想，要么就是改革初期的思维（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论）。前一类先不做批评。对后一类需要说明，那是改革初期所必需的，因为当时破除最急需的，替代的办法可以使临时的、不成熟的，过多的争论与思辨在当时可能还有害于改革；二是，盲目的改革已在多方面有害于现实了，不能不将其罗列进行分析、批判。

1、荒谬的命题——“需求改革的动力”。

这个命题的提出，显然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进一步的改革失去了动力。一方面，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引起了整体利益的不均衡，失去了一致性，也就失去了广泛的热情。另一方面，该改得都已改了，意识到改革的对象嘎然而止。对此，不善思想必然急躁。改革只是手段，变革只是时代特征，社会和谐、民族复兴才是我们的事业。“以改革为事业”是偏执者的异化。

“不断改革论者”还有一个较为理性的根源：对未来的模式很明晰，所以下一步该怎样做也很清楚。这个模式就是西方社会体系，下一步就是继续破除式改革。我们不能断然认定这就是错的，但我们可以指出，这不是在分析了社会实际而得出了的结论。二十年的破除式改革，在破除旧的东西的同时，基本上是用西方现成的做法来替补被破除的东西。那时有效的，但也是浅层次的。这就使得一部分理论家天然的认定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就是目标。从学术的角度讲，这更多的是思想作风问题。

2、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还有一种普遍的情绪，认为目前社会矛盾已涉及很深，问题出的也很广，只有进行较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问题。之所将其称之为“情绪”，是因为此结论的感觉成分较大。因为面对几乎所有的矛盾，当然将目光集中于出具政策的政治体制。而政府还存在的腐败问题、效率低下问题，更是佐证了这一点。实际上分析每一个腐败的、效率低下的例子，你都可以找到用管理技术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技术。不喜欢认真分析实际的理论家，就会急切地提出“民主”、“自由”为理念的政体改革要求。无疑，我们社会人民的民主、公民的自由还需要在有效性上面做许多工作。但是面对我们社会实际，从人民实际的需求方面研究问题，才是我们提出解决办法的根基。建立在透明化、信息化基础上的管理里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管理上的实际问题。

3、关于“二元经济”问题。

最近，全社会都很关注“三农”问题。有些问题的提出是有深度的。比如，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涉及农民养老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农民工待遇问题。一个有意思的想象是：聚集在城里的学者、要员、热心的民众大声呼吁这些问题，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还出台了农民工综合保险的办法。可真正来自农村的代表要么对此不做声，要么谈的就是自己所在区域如何发展的问题（“两会”情况）。中国的城镇与农村一直以来遵循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规则，统属两个不同的范畴，是典型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的本质就是农村尚未商品经济化。土地到户不可能资本化，农村公用设施的资金来源、建造过程也没有商品化，农产品基本上没有商品化销售，或者说没有有效的商品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什么是“国民待遇”。进城的农民工如果也要办理失业、养老保险，那么城市下岗工人是否也可以要求分配一块农田。眼光不从地下看，一味的强调“不断改革论”是有害的。

“三农”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我们应该认真听听农民们的切实要求，从农村实际来研究解决之道。很明显，“二元结构”不是我们想变就变的，它的消失应是完成自己使命后的自然结果，我们只能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能断然认定它就是不合理的。

4、关于“教育产业化”。

有资料显示，一半以上的高考上线生需要资助。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至少需13万。前段时期，对“教育产业化”争论很对多，基本上将其产业化后的弊端历数了出来：a、确实使得一般民众难以负担子女的学费，尽管他们还是没有放弃给与子女良好教育的机会。这里包含着多少人家的辛酸。让民众以一种感受到不公平的、影响整个家庭生活方式的的成本接受教育，我们应该做出检讨；b、教育资源向高价学校集中，客观上剥夺了接受良好教育机会的均等机会；c、农民在这方面被客观剥夺的情况，触目警醒。当然，坚持“教育产业化”论者的道理听起来也很有道理：这是培养拔尖人才的一个痛苦选择，现代社会证明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分布是维持教育活力的有效选择。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无法用多样化的需求作为我们漠视穷人的借口，借口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或逃避道理是宿命论中都只是表达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经济观察报）。

在这里，问题的解决办法又是简单的从“现代社会”里寻找出来的。我们民族复兴事业的伟大，就在于我们是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作出发点的。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才是当务之急。10亿农民是我们的客观实际。在今后几代人时期里，普遍的、相当程度均衡的教育才应该是我们的方针，当然也不排除少量的拔尖教育。这是我们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最基本的国情。

5、过分关注“虚拟”成分，并被其成绩所迷惑，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学者们应该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一下这几年社会财富增加中，有多少是土地资本化、资本股市化后得来的。也应该分析一下社会管理体系退出实际经济操作后，有多少实业发展的机会被不成熟的经济主体所浪费。社会管理体系向“虚拟”变化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促进经济体系商品化后必然倡导虚拟经济；二是社会管理体系逐步以公共管理领域为主。这本身是没有错的。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后，物质经济已没有多少发展余地，而且市场的全球化也给他们提供了这样获取财富的机会：在本国面对世界对资本、金融、咨询、技术转让、专利等进行操作就可以获取新的利润。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公平就在这里。

应该说虚拟经济在中国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问题在于我们忘记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实业。集中精力搞建设是我们长期的主题。我们的社会管理体系不仅要适应这个社会特征，甚至还要直接参与操作（比如农村建设）。这里有一些不能接受的、人为的矛盾现象来佐证这一点：

A、农村政策。

让农民按市场生产，可是农产品的特殊商品性及我国农民的贫困性决定了：a.农民总是将全部资本投入进生产的，不能经受失败；b.农产品的周期很长，现在的市场不仅不能指导，甚至会误导。农村还没有出现公司化的农业生产单位，中国的个体农户还不是美国的农场主，市场经济在农村还没有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基层政府的退出是可怕的。仅限于“指导”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农民还没有市场的判断力。

简单的用城市管理体制套用农村——农村费改税问题：a.从事农事的比重越大，税赋越重；b.对农村基层组织合理的运转成本分析是建立在社会管理退出设想上的。在实际农村工作中，负责的基层政府是无法退出的。应分析我国城市与农村社会管理上的区别，这是由“二元结构”所决定的：在城市政府主要通过软环境（政策）建设及硬环境（有预算支撑的城市建设）建设来促进发展的，至少是这样改革的。现在农村的费改税及上级政府转移支付都没有考虑农村硬环境（公共事业）的建设的资金，村里一事一议筹措资金本质上就是摊派，何况其操作性在城市都不强。农村政权组织与城市相比除有一般社会职能外，至少还多三种职能：一是强行管制（如计划生育、公粮交售），这在城市主要通过单位而不是政府实现的；二是直接组织农民建设公共事业，没法市场化操作（因为在农村市场可说是绝对不发育的）；三是组织农民发展经济（等待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迅速觉醒是不现实的）。

B、宏观社会、经济调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管理走过了这样几个阶段：强调法制，但基本上还是直接管制（这是启动改革必须的）——基本法治（政企分开、个人自由等）——较全面的法治（“法治”逐步向“法制”落实）——成熟的社会管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建立社区管理这样的现实机制、政治文明、不放弃计划生育这样的直接社会管制等）。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是很明智的，也是很有效的。

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基本上是按这样变化走过的：在计划经济中强调商品的市场属性——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有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从世界上已有的市场经济模式来看，其与政治体制是否需要挂钩，是否可以为我所用确实值得研究。但更值得研究的是我们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了几十年的真正含义。我们的变革不仅有方向问题，而且在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社会、经济控制机制时还有个步伐问题。如何建立新机制，后面再论。这里先分析不顾国情、操之过急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总是追求：a、间接调控手段；b、经济各要素的平衡协调；c、在平衡协调的基础上发展。这样必然又会得出这样一些行动方针：a、政府按计划全面退出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由市场决定。对社会的对立简单地理解为习惯势力、意识上的承受力不足；b、相对平衡而言，速度是次要的。宁要平衡的低速度，也不要重复建设的高速度；c、政府本身也可以当作企业经营。

问题是我们出现了几个矛盾。

一是，几年前连续七次调低利率来抑制消费与刺激投资，可说是无效的。按市场规律注入启动资金清理三角债，还是不能消除新的三角债产生。这里的失败，我们不能只强调客观因素，主要是主观上只依据理论行事，期望实际按理论的指挥棒走。我们国家经济的各要素只不过刚被初步释放开来，市场还很不发育，各层次之间的无形链接还没有建设好，信息的透明度还很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退出、间接控制可说其效率还不如计划经济。另外，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也是与西方大不同的。今后是谁改变谁，暂且不论，但我们没有正视这个现实却是事实。

二是，经济适用房政策被逼入了死胡同。老百姓的住房可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对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常年欠帐、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经济生活中的重点。现在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已逼近商品房，大部分家庭是难以承受的。问题在于，我们确定经济适用房价格增长是按计划逐年拉进与商品房的差距（原计划2002年完结），而不是认清生活水平较低的长期性而制定的。目前，还有一种指导方针是官僚僵化的：经济适用房标准不能超过正常标准，只能使解困标准。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老百姓一生折腾两次是不合适的。坚持经济适用房的低价，并将其从解困标准提高到到正常居住标准是最符合现在实际的。

三是，2002年底时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数都显示出我们基本取得了协调发展的态势。但是，大量下岗人员与协调平衡同在，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与中低收入者不增长乃至下降同在，协调平衡的低速度（相对而言）与大量资源闲置（被认定为不良资产）同在。这说明我们的“协调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经济学家自得其乐的协调平衡，只是操控模式上的。这种作风引起这样一种行为：把国家当作企业来经营。把政府当作企业来经营是西方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借鉴，问题在于我们实际上是把“社会”而不是“政府”当作企业来经营，这差别大了。

支持上述说法的是事实：a、社会贫富差距加大，8万亿居民储蓄80%的储户只占有20%的的存款。约2000万失业、待业人员因没有就业人均至少少收入了1万元，也就是说，老百姓一年手中少了2000亿。难怪老百姓不消费。基尼系数也说明我国已属于很不平等国家。有官员解释，这主要是我国农民收入很低造成的，似乎这可以成为理由。对此，这里指出基尼系数只是描述一种现状。应承认事实。b、新成立的几家专门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对接纳的资产基本上是按两折处理的。首先需要指出，这种低价处理比率还没有接纳前资产所属单位的处理的比率高；其次，也要分析所谓“不良资产”。从某些经济学家自得其乐的平衡协调看，以往大量的重复建设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但是，从我们发展的角度看，从未来我们应该具有的经济规模来看，无论产品还是生产能力可以说各方面都还远不够。不平衡是暂时的，对“多余的”生产能力、产品积极配套建设才是发展的大协调。一味的砍掉，追求“宁静”的平衡既不符合我们发展的要求，也必定造成低速度。发展才是硬道理！

四是，国有企业基本扭亏为盈的问题。从账面上看这是事实。但主要是通过两个手段达到的：a、债转股。这实际上是恢复到了改革前期“拨改贷”时面临的状况，当然仅就资本本身而言。不做实际努力就能改变面貌，是自欺欺人。b、让不盈利的企业实际破产。这一点在表面上是合理的。但仔细分析国有企业不盈利的原因，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许多社会责任由企业在承担，这才是主要原因。而破产后，社会并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表现在社会保险机制不成熟、劳动者再就业机会不充分，总之是市场规则不成熟。也许有人会说这也是促进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可是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市场环境的培育上，而是放在促进企业减员增效上。典型的把社会当企业经营。

五是，至今不能发挥功能的股市。客观评价现在的股市，可以说仍然停留在操作的阶段。一般来说，刚起步建立资本市场有这样的阶段也可以理解。但面对一个急需实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大家都迷恋于股市的溢价利润，已使社会失去了更多的实业发展可能。资本市场应有的地位被过早的拔高了。

6、在伟大的变革时代，放弃思想，必将导致民族虚无。

在改革初期，长期的极“左”思潮还很强大，坚冰的打破采取“只做，不争论”是很有效的策略。旧的社会实体机制的破除必然伴随着价值理想的怀疑，开放进来的新东西必然引起活跃的思想。在目前变革的转折时期，正是我们重新整理思想的时刻。但是，至少有两种情绪在阻碍这点。一是继续坚持“只做，不争论”的惯性；二是似乎已有了既定的“思想”（指天然的将西方思想全盘引进）。时代的思想不是思想家们凭自己的喜好时有时无的，是历史的必定需求。社会思想的混乱会因为你只重实践而显得很突出。至于期望全盘西化者，这里先说两句：他们对西方市场经济许多有用东西的认同不是建立在理性上，而是建立在迷信上；对中华民族的特性虽然不是全盘否定，但却是根本否定。

对“新左派”的态度。“新左派”只不过是在时代转折时期积极思考者中侧重于民族历史传统的一群。这也是我们全面整理思想的一环。他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给他们以“传统左派”的标签，是拒绝思想的表现。

劳动价值地位。劳动神圣是我们坚持了多年的，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我们民族传统理念重要的一环。资本的价值在现代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作长期的发展中国家，劳动神圣的价值远远超过资本。那种一面给劳模披红戴花，一面呼吁救助弱势群体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那种只歌颂劳动快乐的活动，只不过是依附在资本身边人群的闲情逸致。

助人为乐——“雷锋精神”。同样，我们要深刻认清这不仅是共产主义价值观，重要的是暗合了我们民族的禀性。我一直在想，小时候我帮人推架子车上坡那件事。我是否应该获取应得的报酬、交纳相应的税款，并要求统计局将其作为社会产值统计。或者就像当年那样，只计做作一项好人好事。我们都应该现在做出选择，这涉及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

关于岳飞、李鸿章的争论。岳飞的问题是：个人当国家面对外外族侵略时的英雄行为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矛盾。李鸿章的问题是：面对西方以帝国主义强权面目侵入配合打开国门与理性对外开放、和平打开国门的矛盾。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并不是这个矛盾，也不是要我们解决这个矛盾。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英雄的讴歌、对面对武力侵略丧权辱国的唾弃。“矛盾”是今天产生的，我们只能今天自省，不能强奸历史。历史人物自身一生的评价与作为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评价是有区别的。历史人物之所以成为“历史人物”是由于民族历史的事件固定的，在叙述历史时，他们只有民族历史的属性。

7、国企改革不应走的弯路。

国企改革是最为关键的。走过一些弯路，也可以谅解。但是，分析某些指导思想，仍会发现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从“理想”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做法。从这个角度讲，弯路是不应该走的。实际上我们对国企的改革经历立了：因“理想”的逻辑清晰而充满信心，到“理想”在现实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迷惘，直到对国企失去信心而简单的理解“退出市场”的指导思想。需要指出的事，目前几乎在所有的国企领导这中、政府相关部门中都弥漫着这种灰心丧气。似乎民营企业成了唯一的目标模式。这种态度既是当初没有从现实具体情况出发制定改革方案造成的，也是如今继续不正视现实、放弃对职工群众的责任造成的。

现代企业制度是对国企改革提出的一个系统的指导方针。但是，几年的实践下来发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么难以真正做到，要么做到了问题还是存在，社会与企业还是要协调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下岗问题。应该说现代企业制度是未来国企改造成功的模式，但却不是我们进行国企改革的切入点。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资产重组，产权多元化，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目前实际情况下，实践证明以产权为根据行使决策权是最容易脱离实际的，因为大多产权代表既不了解企业内部（经营实力、特点），也不了解企业从专业角度看所面对的市场。所以这样，是由于多元产权是强拉硬扯过来的，是迷信产权多元化促成的，是脱离实际为了改革而改革的思想造成的。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看得出来，产权多元是资本筹集产生的产品，它意味着权利与利益的分散，从逻辑上讲也意味着管理效益的降低。一个家族如果有充足的资本，一般是不会寻求在市场上筹资的。掌握控股权的大股东对其他股东，总是企图弱化他们在决策上的有效权利，总是企图剥夺他们应得的利益，总是企图避免他们对管理的干扰。这种对产权多元化的反动，政府制定规则约束他们，但反动者却总是追求在表面上符合规则而已。虽然产权多元化形成了资本规模，产生了规模效益，但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内部天然具有的对产权多元的反动才是竞争生存所要求的，因为权利与利益的集中才一个集团谋求自身生存的强有力武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的形成了这样的矛盾统一体。至于说产权多元带来了利益均衡、乃至于民主，这是一般社会公正、正义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不恰当的要求，绝对不是市场经济的原动。所以，迷信产权多元化是没有道理的，企图以此使国企建立灵活的机制，只是一个幻想。建立灵活的机制的原则只能直接在市场中寻找，市场并不在乎企业产品是由几个人合伙生产的。

产权多元化带来科学决策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决策前提之一是市场信息的流畅。信息的采集、信息的传递应该由社会功能完成，其采集的有效性、全面性并不由企业控制。信息的接收才是企业主要环节，而这与产权多元关系不大，却与企业经营者本身关系重大。同时经营者具备了有效接收市场信息的各项手段（系统的、多层次的、主动的），这些手段在企业都有相应的管理机构作保证。中国由于市场培育比不成熟，无论是政府，还是专业公司承担公共信息的采集与传递都很欠缺，迫使企业建立更多的机构予以补充，所以多元产权在这方面的发言权更少。科学决策前提之二是决策者的素质。这包括基本素质（教育水平、文化修养）和专业素质（及时、全面、识别、筛选、敏感等）。显然产权多元代表难以两者都具备。当然，多元产权的代表站的角度不同，有时也有独到的见解，但只可作为补充。中国国企多元产权的重组，由于并不是完全符合产权者的意愿，所以这点补充作用更为有限。

从“理想”的角度看（比如从西方发达市场看）“产权明晰”就是要多元组合。从中国现实的角度看“产权明晰”应该指这么两项内容：一是对经营者的考核以资产的增值保值为基础。以往我们对国企领导者的考核基本上沿用党内干部考核考察体系，企业经营状况虽然也是考核内容，但从来都没有成为真正决定性的指标；二是国有资产要有专项管理的部门。以往这主要由上级主管部门代行监管。下属企业资产是否保持在良好状态，上级主管部门虽然也很关注，但这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主要职能。

计划经济一元产权在决策上的低效率并不是产权单一造成的，实在是信息不流畅、个人素质不高造成的。经过多年改革，在这两方面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今天的国企（包括表面改制了的国企），其决策的机制是怎样的，其决策的水平到底如何。如果让同一规模的民企背上与国企目前同样的社会负担，先垮的是谁？民营企业虽然新生的不少，但每年由于决策失误破产的也不少。难以理解的是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在分析企业不良经营状况时，总是把目光放在国企上。这也难怪，因为民企的资产是私人的，所以每年浪费多少似乎都不是新闻。应该建立一套比较体系，每年用各项统计数据说明问题。

理想而不现实的“责权明确”促成了大量的下岗人员，激化了社会矛盾。

国企剥离社会职能、以经济效益为准减员增效，这是企业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不是从现实基点作出发点的，没有把重点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上，没有积极促成社会整体再就业机会的发育上（强调民企发展吸纳人员看起来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笼统的办法）。前几年把重点放在鼓励甚至压迫企业减员增效，不仅没有界局势及社会问题，还培育了一批对职工漠不关心的企业管理者、政府这册制定者。实际上负责任的企业管理者都采取了“减员不增效”的办法。面对国企庞大的社会职能体系，用“理想”直接套用现实的实践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由于不得不放缓步伐而对国企失去了信心。关键是要深刻认识国企已办社会体系的价值：本应该由社会办建，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办建这部分的资金、人力、机构都在企业而已。从社会整体看，历史上企业不做这些，政府也将建立这些。这是一个分离问题，是社会调整问题。让企业简单的取消是政府对历史的失职。造成这样，不仅是不正视现实，也是不正视历史，而只抱着未来的“理想”的作风促成的。

从现实的角度分析，目前不能贬低国企的理由还有：

a.提供了绝大部分就业者的报酬：尽管收入低廉，但人数众多。这很重要，因为发育成熟的就业市场并没有建立。事业的承受能力主要不在个人主观因素，在社会客观因素；

b.提供了绝大部分社会保险费：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险是以工资总额为基数的，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以就业人员数量为基数。国企在这方面的贡献远高于民企。顺便指出，民企在这方面的逃费规模远大于逃税（当然国企也有）。

c.提供了绝大部分税负（就企业所涉及的税种而言）：在民企发达的广东，去年国有经济GDP的贡献率35%，税收70%。

d.为政府社会管制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几乎全部的渠道，并负责实施（综合治理、稳定、临时社会措施、企业党团等等）：这在我们社会调整尚未完成，“理想”还未实现的情况下，十分重要。比如这次处理“非典”的战役。

e.在政策的“压迫”下，当国有企业主动要分离社会职能时，地方政府却无法接受，迫使企业继续办社会：

（a）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无偿移交，政府不接。要接就还要企业每年补贴。因为直属地方政府管辖的是有政府补贴的。企业全部移交所对应的政府补贴是目前国家难以承受的。地方政府也不允许企业自行撤销这些学校、医院，因为现存的社会教育、医疗体系已把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纳入进来。这就是现实。

（b）大规模的职工住宅区管理。专业物业公司不接。政府要求企业改造环境建设后再说。所有的舆论、学者似乎都只关心新型商品房小区的的物业管理，好像老的职工住宅区不是主要的。

（c）比重占在职人数50%以上的离退休人员管理。新的社区建设要接受此项工作，还是要企业出钱。

8、社会改革纵论。

上述了不少方面来说明我们的失误，但这不在抹煞改革开放的成绩。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只有我们不断地总结主观上的失误，才有利于我们发展。而总结主观上的“失误”，必定要以客观背景作为分析的依据。失误就在于我们许多思想不是从实际的、基层的现实“需要”出发，而是从理想的、最终模式的要求“应该”出发的。中国的国情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三条：人口众多；发展中国家；“三农”比重很大。这三条从经济社会角度看，就是资源、市场的绝对的不平衡。这三条也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国家全面退出社会直接的经济活动，完全靠市场自主发展，只会放缓解决这些问题的步伐。市场经济只有在各经济要素基本平衡的环境中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各要素的不平衡是偶然出现的，相对于总体社会的平衡而言不平衡也是些微的。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解决这些问题是得心应手的。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西方社会也是从“绝对的不平衡”靠市场经济走到今天的“基本平衡”的。但那是一种血泪的历史，在今天我们自觉的情况下不能这样走。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还有一个很好的功能：不自觉地创造新产业、新机遇、从而创造出新生活、再进而取得社会的大发展。但这不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追求，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明确了我们在各个方面发展具体的目标、乃至一般人的经济生活方式。让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再次在我们这里不自觉地去“创新”，肯定不如有计划地完成已知的“新”。从宏观上看，我们虽然绝对的不平衡，但是从中观、微观上看，还是有许多局部的平衡。市场经济在这里发挥作用可以取得最大的效能。从社会政策上讲，国家在经济事务中应该“退出”到什么程度。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建立丰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人口众多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追求最大限度的劳动力就业既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是我们社会政策的基础。我们不仅不能只“压迫”企业减员增效，也不能只把国家定义在“公共政策管理体系”的承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只行使公共管理事务的职能，那是因为经济体系各要素基本平衡。我们不仅要建立完善公共管理体系，更重要的是还要直接促进这个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比如，在再就业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只提出一些减免税收、沟通需雇用企业与就业者的渠道、呼吁民企多雇佣劳动者等是解决不了目前庞大的失业问题的。

发展中国家是我们的基本属性。其特点：一是不存在发展目标问题；二是经济细胞（企业，包括民企）客观上不需要更多的宏观眼光，因为现实中须改变明确的不足机会就可以生存了。这又在客观上造成了创业者素质普遍较低；三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不可能完全建立，因为“极端的不平衡”是个不能马上解决的现实。让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调控，社会成本的浪费也很大（比如每年破产的民企），发展速度也不高（追求理想的平衡只能造成低速度）。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可能就是破浪式的。虽然某段时期重复建设抬头，某段时期由降温“改正”，但总体速度很高，且从长远看，我们的经济规模还差得很远，“重复”只是对现在而言。

政府全方位的退出是理想的。一个寻求高速发展的城市，政府对企业创建的直接关注、争取建设项目、争取外来投资应该是在没有计划的条件下实事求是的做法。本地域因此而得到快速发展也被实践所证明。政府只通过宏观调控就想达到调整经济也是理想的。比如，我们对利率调整作用是很值得研究的。存款利率的调整没有起作用，民间投资是否真的受利率调控？

“三农”问题在我们国家中的比重很大是现实。乡、村基层政权全面退出直接的经济事务，让农民自由发展，让市场主宰农民，这有没有可能改变农村面貌？农村城市化问题。应该面对国际市场整体的变化，发展实业产业。这种产业最好是在农村发起。这样随着历史自然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变化，城市化自然就会产生，中国的人口问题可能就会得到积极地解决。当初，最好的契机就是乡镇企业。可惜，经济学家们不是多想想如何提高乡镇企业的品质，而总是为如何与国际接轨操心。乡镇企业的没落，是很大的失误。

我们的许多失误是以理想主义的思想作风为根源的。在这种作风影响下，上下逐渐对社会主义的再生失去了信心，逐渐迷恋于资本主义的所有方面。在学术界，普遍的不从实际研究什么是“中国特色”，普遍的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多。在肯定资本、技术、管理的价值的同时，对“劳动神圣”的价值给予降低，而这点对需要较长时期发展实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重要。在行政实际社会服务中，以“为纳税人服务”代替了“为人民服务”。

在实际工作中，理想主义思想作风必然带来浮躁的工作作风。比如，下岗人员很多，但还是有一种强行突破的情绪。忘记了八九年我们在价格放开上的强行突破带来的危害。过去的经历证明，循序渐进不仅能达到目的，也可避免大的动荡。现在价格不是基本上都放开了吗？理想主义也带来了形式主义社会风气。比如，在大型工程中的招投标。这么年来，不仅一个都没有淘汰，而各工程单位用于招投标的成本已打井人的地步（基本上是利润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某城市在菜市场摊位安排上也采用竟争拍卖方式，结果只有让一些有钱的城里人用高价得到，他们再租给菜农，农民是出不起这个高价的。理想主义者漠视实际下情，所以也不能理解这样一些情况的出现：国有企业普遍财务账有假，但还是属于最规范的企业。理想主义者不理解这些“假”的收益最终用在了国企不得不承担的社会责任上，只是简单的给予惩罚；工程界的腐败想象越来越严重，但工程总的来看是越来越精致（豆腐渣工程毕竟越来越少）。理想主义者从来也不想一想，投标者之间的差距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是什么实质含义（也就是无差别，从效率的角度看还不如计划安排）。

不喜欢眼睛向下，也是的社会风气虚浮。我们的报纸成天都在讨论什么样的汽车才会使更有销路的。也经常讨论城市人对狗的待遇是否“人道”。十亿农民似乎找不到说话的地方，城市一般老百姓也总在发问：自己是否很穷？

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正在经历一个转折时期。反省过去的改革之路，是为了认真走入建设复兴之路。过去是辉煌的，罗列成绩不是学术研究的主题。从批判的角度看过去，更有益于总结时代的实质特征，而不是为了否定过去。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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