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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新语丝:《无德何以论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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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无德何以论英雄
--也评《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形象
正则
央视“历时三年多、斥资4000多万”拍摄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在“一套
每晚黄金时间隆重播出”。是否真的达到了预期的“收视热潮”不得而知,但剧
中的人物塑造,尤其是第一个主角李鸿章,引发了广泛争议是明显的事实。对于
历史上李鸿章的是非功过应该如何评价,是史学家的事。我辈学识浅陋,不敢妄
自菲薄。但作为一部电视剧,这一立意却值得商榷。
制作人自诩:“采取‘不以道德论英雄,以推动时代进步论英雄'的全新视
角”,明确说明已经把李鸿章提升到了“英雄”的高度。此剧既然名为《走向共
和》,当然是要以一个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的眼光来评判“道德”抑或“进步”,
应该加之以“共和”的理念。“道德”的含义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封建
时代的道德和共和时代的道德固然截然不同,推动时代进步的评判标准亦然。如
此推论,则该剧对李鸿章的过分褒扬,与其立意明显地自相矛盾。
李鸿章出身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浸淫封建文人的所谓“经世之学”。发迹
以壮年时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起点,为了所谓的“卫道”杀人无数,从来
没有对穷苦人民有过丝毫同情心 。封建官僚如李鸿章者,都是只知效忠皇帝,
“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其民”的特权阶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却成了斋心仁
厚的佛陀,居然说出“身怀利器则杀心自起,因此当权者不可不戒”的话来。编
剧之一的张建伟解释说:“是通过他们在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地位、起的作用以及
最后的结果推断出来的。”(佟奉燕,《走向共和》为反面人物翻案 将历史教
材重写?《北京晨报》)不知道如此推断的依据究竟从何而来。
当然,电视剧允许虚构。既然剧情从甲午海战开始,略过李鸿章的发家史也
属正常。但在缅怀中日海战中阵亡将士的同时,是否应该严肃思考一下失败的原
因?剧中简单地把责任推到慈嬉修颐和园上。当然经费不足是战斗力低下的原因
之一,但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假公济私、党同伐异也给军队带来极其消极影响。
而这样一种用人制度势必造成军队中严重的腐败,但电视剧中有意回避了这一点,
反而突出他如何大义凛然和高瞻远瞩。当李鸿章明知其不胜任而提拔丁汝昌,并
对他说:“我就是要任人唯亲”时是如此堂皇,好像结党营私也成了公正之举,
也是为了民族大义。这样一个建立在裙带关系和腐败内耗基础上的军队管理体系,
用来对付农民起义还可以,要用来实现国家化军队的对外职能,就突现捉襟见肘。
丁汝昌后来战败自杀,部分由于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北洋水师管理混乱,也可以说
在一定意义上是被李鸿章害死的。另外,李鸿章在主观上消极避战。甲午战争前,
一再希望通过洋人的干预来回避战争。万般无奈才仓促应战,士气低落、军心浮
躁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即便从经费的角度进行追究,位极人臣的李鸿章也要对清政府国力的日渐衰
微负一定的责任。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清朝的“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开始,但
在甲午战争前,两国的实力已经差距天渊,海战的失败就是铁证。他所代表的封
建特权阶级为了维护皇权统治,极端恐惧民间资本的积累,一味推行片面产业政
策。初期只允许“官办”企业,以后不得已推行“官督商办”,也始终坚持官府
对商务的绝对管理权,都极大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封建官僚工业
只关注军火枪炮生产,而忽视民生工业,使近代工业发展一再走上歧途。从李鸿
章的忧虑“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
无从为之区处。”,可以看出明显的封建特权阶级役民于奴、防民如贼的心态。
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特殊历史阶段,李鸿章一生确实曾创造了不少个中
国的“第一”。但洋务派所进行的改革无非是局部的改良,“皆务增其新而未尝
一言变旧”,他们不敢也不愿触动封建特权阶级的利益,从而使中国的近代化进
程裹足不前。若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洋务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所施加的阻力并
不比保守派少多少。
尽管李鸿章一生签订很多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沉重的负担,
但责任不能算到李鸿章一个人头上。他只能表面代表皇权阶级,从来也没有最终
的决定权。这一点《走向共和》有可喜的进步,勇敢地放弃了以前一直秉承的一
元论观点,修正了李鸿章的“卖国贼”形象。他确实有不得已。但是要说这是忍
辱负重、大义凛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剧中的李鸿章包着纱布、打着绷带和日
本人谈判,说出“无论如何再减点,就当作是老夫回国的旅费”的话;以及“天
下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卖国条约上。你还年轻,还是我来担这个罪名
吧!”等等,显然是哗众取宠、文过饰非。而且,即便李鸿章真的尽心谈判,也
只是尽他一个臣子的责任,不可能从劳苦大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与共和理
念相去甚远。这是李鸿章思想的局限性,是他所从属的时代决定的。
《走向共和》既然以共和理念为精神风标,把李鸿章作为完全的正面形象塑
造,无论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推动时代的角度讲,都不免有失偏颇。李鸿章
死后获封谥号“李文忠公”,其忠诚已经得到了封建皇朝的首肯。不可否认,他
作为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对社会进步的确有一定的贡献,其才学和胆识也不
无过人之处。“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鸿章必为十九世
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语)但若非要把一个末代封建王朝
的卫道者,强拉硬扯进民族共和的历史,未免有点沐猴而冠的味道。恐怕不仅仅
如翁飞(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所说的“有点矫枉过正”;也非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所说仅是“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而已。(杨瑞春,
历史观的决胜-历史学者纵论电视剧《走向共和》,《南方周末》)
最后,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人民对这些封建官僚的评价: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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