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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曹凯：村民自治——民主与现实冲突的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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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凯：村民自治——民主与现实冲突的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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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曹凯：村民自治——民主与现实冲突的杂种 (591 reads) 时间: 2001-12-26 周三, 下午10:45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村民自治问题是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产物。然而这种理想却被残酷的现实所扭曲了。并极有可能是缓解农民问题而取悦于农民的一种愚蠢的手段；也是一种民主的假象，既可以通过搞点形式化的民主让善良的人们看到希望，又能转移视线，引诱一些迂腐的学者去探讨如何通过村民自治找到民主的突破口而把执政党的专制看成“现实所迫”，欣欣然地去为虚伪的民主化献计献策。问题是村民自治终究是个产物而已，就象银耳莲子羹和大便混合在一起的产物，你说能吃吗？

————题记

甘肃天水有个村子叫“花牛村”，是盛产苹果的地方，花牛苹果曾经在国际博览会上击败了美国的蛇果（不过据一美国朋友介绍，美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蛇果），很快富了起来。在开展村民自治的时候，该村搞的不错，很快就成为了“典型”。

从1993年到1996年，该村搞了两次全体村民大会进行村委会的直接选举（参选率在80%以上），起初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各项工作搞得还可以，可能是因为该村当时在当地算比较富裕，与其他村相比，农民有参与的精力和能力。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开始厌烦所谓的村民大会，每次开会的人逐渐少了起来，而且问题很多，例如，第一，由于村民人数多，召开每次村民大会，村委会都要提前三天通知，即便如此，会议召开时，还有很多人不能参加；第二，意见分歧严重，使村民会议效率低下。村民在会议上发言，往往根据自己的好恶，因而户与户之间，组与组之间意见往往大相径庭，相持不下；第三，村民素质参差不齐，许多村民根本无意参与村中事务，甚至还吵闹捣乱，例如在选举时提名的候选人居然有已经去世的人和痴呆，使得大会组织者哭笑不得等等。

由于上述状况的存在，使得村中大事的解决往往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社区的事务亟待解决，另一方面村民会议又难以提出有效方案，使村干部不知所措，为弥补村民大会的缺陷，该村在实践中逐渐以村民代表会议代替行使村民大会的职能，启动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该村村民代表会议肇始于1996年，当时村民大会除选举村主任外，已不经常召开，处于瘫痪状态。第二届村委会决定启动村民代表会议，每5户家庭协商推选一名代表，但不能是党支部或村委会成员。共选出代表83名，任期三年。然后再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的试行和摸索，最后（1999年）完全废除村民大会，由村民代表会议全权行使村民大会的职能，包括村委会选举等一系列村事务都由其承担。

这一举措，得到了全体村民的一致认同，村民代表去开会，村民自己去种地，既体现了“民主”（村代表多为老者，无法种地，又德高望重），又不耽误养家糊口，皆大欢喜。目前，该制度在花牛村实行的很好。

然而，这却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难道村委会不知道吗？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如果为了遵守法律而付出高额的成本，农民是不答应的。就该法律我不做过多的分析。只想谈一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前所述，村民大会在最初开展的很好，出现问题是在后面。最初的原因我无从知晓，只能猜测是农民对“村民自治”的新鲜感与认同感——村民相对富裕，在尝到富裕的甜头后，也想尝点所谓民主的新鲜，所以热情高涨：“每一张选票都填写的十分认真，会场气氛非常严肃（小孩子哭闹声和母亲打孩子声除外），秩序谨然……”（村支书语）。联产承包把农民从吃洋芋（土豆）的的时代拉到了吃白馍的时代，农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意识也随之加强，对干部的能力的判断也成了蹲在墙根下晒太阳时谈论的话题。这构成了起初村民大会能够顺利高效运作的基础。

但问题出在后面。现实的问题使农民不得不把自己从理想拉回来，开始真正考虑自己的吃和穿而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即使是村干部很有能力，也很廉洁，也不能使农民真正感觉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不全在于村干部，而在于上面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此我不得不提一句，该村的农民早已习惯了各种调研，对我这样的学生模样的人更是应对自如，说村里的税收很少，许多钱都由村委会垫付了，所以生活很轻松、宽裕。村委会收入每年有20万元，据会计说，大约有6、7万元用于接待上面来人，还有3、4万元用于村委会的水电费。那么剩下的钱究竟够不够为农民垫付统筹提留呢？（全村2100人，稍有点农业政策知识的人就很容易看出这是不可能的，不到十万元怎么可能支付2100人的统筹提留和村委会说的为村民垫付的道路清洁费、技术培训费等五项费用），显然是个骗局。

而村里有几个“革命年代”的老干部则说，税收根本不是村委会说的那样，该收的照样收，村委会该拿的回扣照样拿，村委会和其他一些村民说的压根就是为了“维护村形象”而由村、乡行政部门事先安顿好的，不论你是谁来都这样说，也没有几个人去仔细研究发现其中的问题。很简单，邻村的村民自治也是上面的典型，据说也搞的很好，但纸里包不住火，村委会的腐败还是被发现了。村民自治是个好东西，但是你如果对外搞骗人的把戏，对内仍然是那样，迟早是要破产的（前村支书语）。

另外一个叫毛集村的情形就比这个还严重，村民穷的要命，村民自治完全成了摆设。而且村委会也没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创造村民代表会议以使整个社区活动起来，并不至于让村委会的大门铁锁上布满尘土。

民主可能会因为两种情况而破产，一是无法有足够的经济支持，二是无法有足够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政策不在此列）。上面两个村子的问题恐怕二者兼而有之。首先，如果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温饱问题随时可能成为“问题”的情况下，自治便成为空谈。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中国农民的经济问题却非常奇怪的与执政党的农村政策和其采取的制度安排相关联，和自然条件的关系成为次要。即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足够的制度保障，来自上面的各种“经济政策”又使该法成为一纸空文——农民连吃都吃不饱，谁还管你什么伟大的民主呢？况且该法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保障，极有可能是为了缓解农民矛盾而采取的一种收买和取悦手段（纯属猜测），让农民通过形式的愉悦，化解由于经济负担而造成了危机。然而结果却是在意料之中的，经济支持的架空，使得法律条文不再有效，于是富于创造的农民又创造出村民大会的替代品并使其有效的运作（是否能够监督村委会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最后问题的焦点再一次地集中到了制度保障上来。

曾有许多人把村民自治幼稚地认为是“民主化的尝试和突破口”，其实仅仅是看到了形式而非本质或者是根本。高度的集权和专制，使执政党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层次，意识形态垂直统一，想用某种形式触动专制的铁镣无疑等于痴人说梦，倘若把这当做民主，则是对民主的意淫而已。独裁的高压又成为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民主突破的强奸犯。现代社会要求的是一个经济富裕、生活安康、农民自治并且自由流动的基层社会，我们没有一条是符合这几点的，户籍制最终把民主卡在牢笼里：自由流动成为奢望后，乡村仍旧是一个死气沉沉的静态社区，没有通过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农村社区之间的流动而形成自由民主意识的可能性——生于斯，死于斯，温饱足矣！

（初稿）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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