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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文新贴迎五一：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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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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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没功夫写东西，拿旧帖充数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晓 刚
象笔者这类从中国大陆教育出来的人，在出国以前，往往会以理所当然的态度，认定澳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笔者不久前在关天茶舍参与讨论时，也还见过国内网友理直气壮地宣称，澳洲总是资产阶级把持政府，所以是资本主义国家。果真如此吗？笔者通过多年深入虎穴，耳闻目睹，切肤体验，开始略知内幕一二。
根据5月12日的新闻报导[1]，由前州长耐威尔．冉（Neville Wran）为首的澳洲纽省（又译新州，即 New South Wales）工党选举检讨委员会（Review），不论左翼右翼，十三名成员全体一致通过报告，重申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至少，也得是百分之六十的领导阶级。耐威尔．冉还和前联邦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一起，是联邦工党选举检讨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据信[1]，后者即将出台的报告，也会要求确保工人阶级百分之六十的领导权──即在工党的各论坛与大会上，至少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席位保留给由工会选出的代表。
虽说这只是工党内部的家务事，但工党是澳洲第一大党，上台机会多多。上一次工党在联邦执政是在1983至1996年，连续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在1949至1962年期间，从镇反、土改、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胡风反高饶、三反五反、整风反右、除四害，直到大跃进，翻天覆地，光全民性的运动就不计其数了。澳洲的工人弟兄通过“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党，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实行“专政”，按说也该够格称为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了。
从1999年以来，工党再次气势如虹。所有的州大选，凡是原本就是工党执政的，必是议会席位数目更上一层楼；凡是原本不是工党执政的，必是改朝换代，泥腿子上牙床。到现在，每逢州长联席会议（Premiers’ Conference），联邦总理霍华德便成孤家寡人──会场上唯一非工党籍的政府首脑。虽说由于去年八、九月间的几条难民船和九一一世贸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横插了一杠子，使工党痛失夺取联邦政府中央政权、实现“全国江山一遍红”的大好机会，但毕竟已有以地方包围中央、挟诸侯以令天子之势了。
前段时间，总理霍华德有意立法禁止提取人类胚胎桩细胞（stem cell）的科研，结果有两位工党州长立刻扬言，如果霍总理一意孤行，他们就会依据州的主权内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各自的州议会另立主旨相反的州法，与之抗衡。这正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工党，工党，工会的党
澳洲的工党与工会的关系，本是源远流长。澳洲工党“产生于组织起来的劳工运动，而且，时至今日，相关的工会仍在源源不断地为它提供成批的党员和财政支持”[3]。各州有从34%（塔斯马尼亚）到71%（新南威尔士）不等的工会，直接就是当地工党的团体成员（affiliated unions）[4]。前联邦总理鲍勃．霍克，现任联邦反对党领袖赛门．凯瑞（Simon Crean），在进入议会前都做过澳洲全国总工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或可译为“澳洲各工会联席会议”）主席。去年一个工会因在劳资纠纷中与资方争拗相持不下，还特地将谈判高手鲍勃．霍克请回来再做冯妇，得到圆满结果。
其实从一开始，澳洲工党就是由工会建立起来的党。
在真正是“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是名符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要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以每日常达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换取低廉的工资，养家糊口。稍有风吹草动、老病弱残，就会被老板一脚踢开，工作毫无保障。总之，把在中国大陆教科书或阶级教育忆苦思甜大会中学来的各种词汇堆砌一下，就可以算是那时澳洲劳工生活的写照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澳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劳动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工会，“和资本家做斗争”。
然而工会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本事，唯一的伎俩也就是罢工。所谓罢工，就是有份工作职位却都不去上岗。这在劳动力紧缺的季节还好说，但最容易发生工潮的时候往往正是工人朝不保夕的时候，好好一份工作你不干自有别人愿干。老板乾脆把罢工工人一股脑炒个乾净，另招一批工人，看你还敢不敢罢工。现在已是市场经济的年代，你们工人的意识也该自我调整调整了罢！
工会一看，急了眼，只好耍起赖皮，由罢工工人组成纠察线，截断道路，阻止原料进厂、产品出门，不让非罢工的工人上工。“那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呀”，正中下怀的老板，连忙报警。政府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派出警察甚至军队，制止动乱，驱散不明真相的群众，依法严惩少数煽动骚乱的为首分子，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议会也制定法律，禁止非法停工罢工、扰乱治安的行为。
工会经过一再的挫折之后，终于领悟到：“有了政权，就有一切”。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参政议政，才能保证自己的权益。于是在当时的各独立殖民地（即现在的各州），开始以工会的力量，推举人才参与竞选，进行议会斗争。1874年起，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工会就开始推举自己人参选进入议会[5]，但那时议员没有薪水，要靠工会供养，而工会对议会斗争的作用还没有信心，结果往往不能持久。1888年，在昆士兰（Queensland）首府布里斯本（Brisbane）召开的第五次州际工会大会（Intercolonial Trade Union Congress）上，代表们纷纷强调，要让议会中有工人运动的代表。这一年，六岁起就做纱厂童工的工会活动家汤玛斯．葛拉瑟（Thomas Glassey）赢得选举，率先进入了昆士兰殖民地议会（Queensland Legislative Assembly）；工会支持的退休木匠喀顿（G.W. Cotton）进入了南澳殖民地上议会（South Australian Legislative Council）。第二年，七岁就做制靴工的工会领袖威廉．淳维斯（William Trenwith）和共和派社会主义者比利．马龙尼医生（Dr Billy Maloney）双双进入维多利亚（Victoria）殖民地下议会[5]。
与此同时，各殖民地的工会，开始纷纷组建形形色色的工党组织或选举协调机构。例如昆士兰的“澳洲劳动联盟”（Australian Labour Federation），本身就是工会联合体；南澳的“联合工会”（United Trade and Labour Council），组建了“联合工党”（United Labour Party）；“墨尔本工会联合会”（Trades Hall Council）组建了选举委员会；新南威尔士的“劳工联合会”（Trade and Labour Council）组建了“劳工选举团”（Labor Electoral League）；等等。这就是澳洲第一个政党──澳洲工党──比1901年成立的澳洲联邦本身还整整早十年诞生的由来，甚至早于英国的工党。
“选票里面出政权”。到了1899年，在昆士兰殖民地（Queensland），“开天辟地第一回”，出现世界上第一个工党政府，“劳动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虽然，只当了七天。
澳洲联邦成立之后，由各州工党选出的共十六名众议员和八名参议员在坐进联邦议会之前，先坐在一起，成立了联邦工党，并在三年之后，组成首个工党联邦政府──这次，持续了三个月。到了1915年，因受当时美国工运影响而在名称上改用了美式拼法的澳洲工党（Australian Labor Party），已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工党：在所有的州都执过政，在联邦亦已组阁过四次，其中两次是以议会中稳定的多数席位当政，真让工人大众扬眉吐气！
可问题还没完：工会或工党推出的议员，进入了“上流社会”，他还会代表工人利益吗？如果“被资本家收买怎么办”？这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人们最容易想到的难题，那时澳洲工会也想到了。当时也确实有过一些工会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后声称与工会没有关系。早期的时候，工会的组织往往会要求自己推出的候选人预先签下保证书，宣誓不会背弃工人弟兄。其实，这也是多此一举，因为“实践证明”，定期的自由选举本身，就是对选民意愿的最大保证。议会几年改选一次，议员们要考虑那时争取连任的问题。离开工会强大动员能力的支持，无疑是政治自杀。但另一方面，这种源于与工会契约的传统，也就形成了工党相对而言组织性强，纪律性严，排外性“山头主义现象严重”的文化。
正是由于这个历史与文化的传统，工党与其他各党不一样，虽然议会党团的领袖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制定政策和策略的最高权力不是在内阁、影子内阁或议会党团，而是工党的全国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和各州的州会议（State Conference）。本文开头时所提到的那段“家务事”新闻，其意义就在这里。
工党执政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工会的会员好喜欢
“得人选票，与人消灾”，工党在议会中为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谋利益。在朝，通过立法、施政，扶持弱势群体，迎合劳工愿望；在野，利用议场辩论，反腐纠弊，做民众意愿喉舌，为劳工权益把关。
从工党的首次执政到现在，一百年多来澳洲的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以实践证明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条真理：自由选举权是劳动人民保证生存权发展权的基础。工作时数在上世纪初叶便普遍缩短到每日八小时，更在1948年全面实行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这些制度在几十年后又都相继推广到了东亚，令中国工人受益），如今每周三十五或三十六小时工作制也日益普遍。失业保险，保证了社会稳定。工作安全法规，迫使业主置工人安危于优先。义务教育涵盖小中大，教幼有所学。强制公积金涉及雇佣双方，令老有所养。公费医疗，一度惠及游客与留学生，让病有所依。反不公平解雇法，使雇主再也无法随意解雇雇员，受益者何止千千万万。去年国防部秘书长就以此法控告政府得值，官复原职。反歧视法，虽老弱病残，男女夷蛮，皆能养家糊口，升学高就。社会福利开支每年花去政府巨额开支，各种劳动保险更已是资本家们的沉重负担。工会势力强大，工人也不再任人宰割。许多的大老板纷纷将资金和产业迁往中国，以其说是向往巨大的市场，倒不如说是为了寻求没有工会势力的“资本家乐园”。笔者曾在报纸上读到过某位希腊裔小厂主的感叹，可以说是现今澳洲社会的写照：“为了赶工，我出双薪叫工人加班，工人不想干，我也不能强迫。想请临时工，全厂工人都不高兴了，工会一声警告，我只好放弃。工人称我老板，我说工会象是我的老板”。真是一百年河东，一百年河西呀！
笔者两手空空闯澳洲之初，为求温饱，自是“什么苦都吃过”。餐馆刷过盘子，小作坊卖过苦力，大工厂当过“labour”，罢工也参与过两次。可以说是身在其中地见识了澳洲劳、资、工会三者的互动关系。
餐馆的老板是在当了几年工厂工人之后，以打工所得的积蓄买的生意，最爱说的话是“在越南当老板，一天到晚舒舒服服地坐着，金钱滚滚而来；在澳洲当老板，一天到晚满头大汗地忙着，也不比打工多得多少”。
小作坊就三几个工人。工会来人，手持入会表格在门外等着工人放工。华裔老板娘在工人耳边悄悄地说，“别理他们啊”。
工厂属于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厂方早在不知哪个陈年腊月就与一些工会签过各种协议，所以新工人入厂，都自动成为相应工种或行业工会的会员，会费由厂方在工资中代扣。工会不时会来人与会员“亲切见面”，每个车间也都有工会代表。在厂里还驻有一名由全厂会员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全职脱产总代表，拿工厂的工资，干工会的事。主要的事之一就是听工人的投诉，还有就是厂方因故要处罚工人，特别是解雇，一定要有他在场听取双方陈述，未经这道程序，解雇不能生效。工人与厂方有任何纠纷，都首先会找工会代表来调解，所以极少会闹到要罢工的程度。笔者参与过的罢工，都是针对政府政策的。随着通货膨胀，工会不时派人与厂方谈判加薪，工人往往是事后接到通知，才知道“原来我们又可以加工资了”。工会与厂方谈判陷入僵局，需要由会员做决定时，只要不是讨论是否罢工，厂方往往同意工会“停工开会（stop work meeting）”，工资照发。其他的会员大会，只要占的是法定用餐时间，工人们停掉要花几个小时才能重新启动起来的生产线去开会，厂方也只好忍气吞声。厂方偶而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借口开会超时，扣掉全厂工人一周的出勤奖。
与笔者一起干活的波兰小伙子，由于不满当了小工头的车间工会代表，在调解纠纷时言词有偏向厂方之嫌，于是主动跳出来竞选，取而代之。一次，偶尔在闲聊时，从隔壁工段越南裔工人的口中得知，其工作中使用的化学剂有时令人不适。于是越俎代庖地先后找到该工段工头、车间经理直到厂经理，要求改善通风条件。由于都没得到满意答复，便一状告到州政府的工业安全监管机构，由该机构勒令厂方限期改善。经理们气得直哼哼，却也无可奈何。
笔者干了一段时间后，交够了房屋贷款的首期，便辞工出来，重进学府。诸事初入轨道，回想起当时急于求学，辞工时吃了点小亏，便打了个电话给工会，问问法律上的规定。不料，工会竟立即派人亲自上门，拜访已经“前”了的会员，问清一五一十，记录成文字，交给工会律师，去向厂方交涉。
真是工会如家，“阶级情谊深似海”，不由得你不信。
工会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月儿弯弯照澳洲，有人欢乐有人愁”。工会太强大，自然有人不高兴。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手下记着变天帐，随时随地反攻倒算。
原来，澳洲政坛生态，虽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从澳洲立国那一天起，一直是两大阵营：工党，和反对工党的政党。澳洲天下大势，工久必反，反久必工。工党执政，气象万新，讲究社会公正，往往增加福利，提高税收，劫富济贫，发展国有企业。渐渐地社会福利开支攀升，打工不如领救济，自愿失业者越来越多，所得税越来越高，企业负担越来越重，生产效率越来越低，经济活力越来越弱，选民越来越不满意，最终大选失利，黯然下台。反对工党的政党执政，雷厉风行，追求经济效益，必定削减福利，降低税收，劫贫济富，出售国有企业，促进自由竞争。渐渐地贫富差距拉大，劳资纠纷增加，工潮四起，人民怨声载道，最终大选落败，交出权柄。有人说过，这叫民主政治的“钟摆效应”：左摆一点，不会太左；右摆一下，不至太右；基本效果，大致中庸，不会走极端，不出大动荡；社会稳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
当今澳洲政坛，“非工党”这个角色是由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扮演。每逢联盟党上台，第一件事免不了总是“工业关系改革”，说白了，就是搞反攻倒算，打击工会。现任总理霍华德上台，首先要打击的，就是工会的蛮横霸道：不让资方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工人，和不让资方绕过工会直接与单个工人签立劳动合同。其中最大的手笔，是1997至1998年间的“海港争端（Waterfront Dispute）”事件。
原来，海港装卸工在澳洲是待遇最优厚的工种之一，收入能高过大学教授。而在澳洲的海港装卸，生产效率却远低于世界水准。于是政府做了几件事情。首先修改了立法，削弱中立的政府独立机构，工业关系委员会（Australian Industrial Relations Commission），在处理劳资争议中调解与裁决的职能。其次拟定法律草案，准备通过抽税的方式，逼迫海港公司降低劳力成本。
当时，海港工会（Marinetime Union of Australia）正与后台老板是农民联盟（National Farmers Federation）的海港公司 Patrick 谈判重订劳动合同问题。工人的天性，就是要多拿钱少干活；老板的本能，则是令工人少得钱多干活。既然其中的一方成了另一方的雇主，“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自然就不必指望了，于是谈判僵持不下。
工会自然动用怠工罢工一类常规的“工业行动”手段施加压力，但资方这时也有了主心骨。在工业关系部长李斯（Peter Reith）的暗中策动下，组织了几个劳务公司在阿联酋及澳洲本土培训一批退伍军人为装卸工。然后 Patrick 等几家海港公司发动突然袭击，在霍华德和李斯的公开支持下宣布解雇属下各港口所有装卸工，改用劳务公司提供的非工会劳工。这手看来够毒，应该足以置海港工会于死地。
不料，天下工人是一家，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e──国际主义）已经在实现。国际运输工人联盟宣布在全球港口抵制有关的公司或其母公司。其中一家公司马上投降，召回了原有的雇员。阿联酋也取消了培训工作。虽然，澳洲社会上对海港工人并没有太强烈的同情（他们原来的待遇也未免太好了嘛），其他一些工会宣称的声援也是口头上的居多，但海港工人心红胆壮坚如磐石，紧密地团结在工会周围，毫不动摇地进行抗争。而且，他们还可以走法律的途径，与资方对簿公堂。
经过几个月的回合，海港工会最终赢得了官司。在工会会员高呼着“工人们，团结起来！没人能够打败我们（Workers, unite! No one be able to beat us）”的口号，回到工作岗位的同时，那几家劳务公司关门大吉。刚干了几个月活就失业的退伍军人们，直言以后会吸取教训，一定要加入工会，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个坚持还是三个代表?──两条路线在斗争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毕竟在发展，工党也是在变化。现在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不同往昔，蓝领工人比例下降，白领阶层成了主流，普通百姓普遍富裕，社会阶层两头小中间大，齐心协力奔小康。工会因会员人数下降，自己都在萎缩，工党内部更是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的比率越来越大。
和全世界多数执过政的工党社会党一样，澳洲工党早已放弃了多次经实践检验被证明是“祸国殃民”、“此路不通”的国有化主张，代之以扶持工商，开放市场，刺激经济，“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政策上越来越向右偏。自由党也是一样，福利在政纲上的比例渐渐增大，政策上越来越向左倾。左右都往中间靠，有时双方相似到互相抨击对方抄袭自己政策的地步。
去年，自由党的联邦政府和工党的纽省州政府分别推出首次购房补贴政策，让居者有其屋，建筑商有其生意。住在纽省的首次买房者有福了：一下白得两笔钱。
前几周，联邦工党更出台新的竞选主张，要对首次买股票的民众实行补贴，那意思象是要使人人都成资本家，彻底消灭无产者，跑步进入阶级斗争熄灭的社会。
以往工党一向标榜自己是“代表劳工阶级的党”，这点在过去是向心力，可现在却每逢大选总会成为对手攻击的靶子。自由党就如是说：“工党分裂澳洲社会，只为少数工会分子谋利益，是工会的傀儡。我们可不一样，我们为全体澳洲人民服务，是全民的党”，大有“资产阶级首先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资产阶级自己”的气概。
在这迅猛变革的新时代，工党应该何去何从？去年十一月工党在联邦大选失败，凯瑞接任联邦反对党领袖，开始了新官上任后“三个代表”新思维：对工党来说，工会可能是选举中的负面因素。于是这位前工会主席凯瑞，提出改革主张，要让工党与工会拉开距离，改做澳洲“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其中一项措施，是要在党的会议中，将工会代表比例降低到百分之五十。
一石激起千层浪，工党内部闹开锅。这大胆创新的开拓精神，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甚至包括一部份作为团体成员的工会在内，因为这是工党“深化改革”，以保证在竞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经之路。但也很多人反对，认为这种“修正主义路线”分明背离了党的传统和基本群众。让资本家入党可以，他们有这个自由；但企图要无产阶级交出领导权，我们工人一千个不答应，一千万个不答应！其中更有高层资深人士威胁要分裂，另立新党。
面对严峻的考验，凯瑞坚定信念，毫不动摇[2]。“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人要退党，就随他去吧。咱工党也是久经考验的了，一百多年来，左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破坏，什么风雨没见过？大的分裂就好几次。象1916年那次，总理休斯（Hughes）因为征兵政策的主张被工党全国会议否决，一气之下带领23名议员退党，投向敌对党派一方，到那边继续做政府总理。我们工党还不是一样挺了下来，越分裂越壮大嘛。谁对谁错，大选的时候见分晓，“选举是检验政策的唯一标准”。
凯瑞的执迷不悟，老一辈工人运动政治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老同志还在，一定会出来把握方向。耐威尔．冉检讨报告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确意义非凡。它明确地指出，“工会对于工党完全是正面的因素”[1]。我们在选举中遭到的挫折，不是与工会的关系太密切，而是还不够。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报告书无疑是对凯瑞的一声当头棒喝：“孩子，你可不能忘本啊！”
不论这场争议最终结局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澳洲的走向，是不会被某个党在某次会议上的席位分配所左右的。要知道，在实行义务投票制的澳洲，几十年来，大选投票率极少低于94% [6]。政客们最终还是要看选民的眼色，选票有最后的决定权。
（2002年5月15日初稿，2002年6月12日贴于《关天茶舍》BBS网站，2002年6月18日修改）
补充（2002年6月18日）：
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两天前才从朋友 H 先生处听来的，连我听着都觉得稀奇，但确实是真事。
大约十多年前，当时与 H 先生共租一套单元的两个室友，A 和 B，都在一家锯木厂打工。厂里有工会，但还没有强大到只让老板雇用工会会员的地步。那时 B 还是非法打工的黑民，因为怕暴露身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就没敢加入工会。
B 性格懒洋洋，干起活来一动两歇，实足一个广东人说的“蛇王”。仅一个上午，就要有三、四次借口解手，躲进厕所抽上半天烟。可这个活往往需要两个人合作（把木头抬上机床才能锯），所以他去偷懒，另一个人也只好等着。别人说他也好，劝他也好，他既不恼也不辩，就是当耳旁风，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结果从工头（foreman）到管工（supervisor）都把他恨得要死，向厂方反映了好几次。终于有一天，老板把 B 叫了去：“明天起你不用来开工了”。
回到住处，A 把 B 好一顿臭骂：当初帮你找这么份工也不容易，平常也没少劝你好好干，你就是不听。你看看，现在工作丢了不是，谁也帮不了你。B 也无话，确实是错在自己，怨不得别人。
B 在家歇了几天，突然接到工会的电话，叫他回去上工。原来，工会的人发现并非工会会员的 B 没来上工，一打听，知道是被开除了，于是狗抓耗子地去找老板，要求给个说法。老板说，嗨，我这解雇可是有道理的，这小子不好好干活，一个半天就要有三四次躲进厕所抽烟，你说我该不该解雇他！工会还真不答应：哎，你要是这个理由，那可还真是不对了。有人有嚼口香糖的嗜好，有人有抽烟的嗜好。他抽烟是因为身体上有这个需求，不抽身体不舒服嘛。我们这是锯木厂，又没有特别的吸烟室，他不上厕所抽烟上那儿抽烟？到厕所而不是在车间抽烟，这说明他是个爱厂如家的好工人。况且，既然他身体上有这个需求，每半天去抽烟三四次，也不算多呀！你要是为了这个理由解雇工人，我们就要去工业关系委员会告你歧视烟民和不公平解雇！老板还真是给工会吓住了，让 B 复了工。
洋鬼子报仇，十个月不晚。大半年后，老板找来五个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人，告诉他们：现在生意上不景气，订单不多，没办法，只好裁员，所以委屈几位办理离职手续吧。不用说，这五人里面就有 B。
B 当然更是无话可说了，这次是绝对“冇得芒”（广东话，意为不可能再有什么挽救的机会）了，除了回去发愁“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还能怎么样呢？
工会偏偏还是有话说：嘿，老板，你为什么解雇这五个人？老板自然理直气壮：我现在生意不景气，需要裁员，你总不能要我倒贴钱白养着这几名冗员吧？这事你把我告到哪里儿去我都占理！
工会回答说，行行行，你有理，因为生意不景气的原因，你就是把全厂工人全裁光了也还是你有理。不过嘛，对不起，请把全厂工人花名册拿出来，请你按照入厂的先后次序，从最晚入厂的工人裁起。你还别跟我说你现在不裁了，不然我一样告你假借裁员为名打击报复！老板无法，只好乖乖地把工钱最低的五个工人裁了。而最初想裁的那五个人，一个都不在里面。
可想而知，老板心里这个气呀，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了。过了两年，老板把大部份木材加工的工序转移到木材产地印尼，那里没有工会，工资也便宜。澳洲的这个厂子，还真是从最后入厂的工人起，裁了大半工人，一直裁到刚好把 B 裁掉为止。A 由于比 B 早入厂，多干了好几年，才自行辞职。
[1] Michelle Grattan, “Crean warned: Stick to Unions”, in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Issue 51377, page 1, May 11-12, 2002
[2] Sid Marris and Kristine Gough, “Crean firm on plan to curb union influence”, in “The Australian”, Issue 11704, page 5, May 13, 2002
[3] John Warhurst, “The Labor Party”, in John Summers, Dennis Woodward and Andrew Parkin, the editors, “Government, Politics, Power and Policy in Australia”, 7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Australia Pty Ltd, 2002
[4] John Warhurst, “One Party or eight?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Labor Parties”, in Andrew Parkin and John Warhurst, the editors, Machine Politics in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George 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 1983
[5] Ross McMullin, The Light on the Hill,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1891-1991, Oxford, 1991
[6] 晓刚，强制投票，载《关天网刊》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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