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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曹长青:李慎之的三个贡献与三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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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曹长青:李慎之的三个贡献与三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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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曹长青:李慎之的三个贡献与三大局限 (219 reads)      时间: 2003-4-30 周三, 下午7:46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曹长青:李慎之的三个贡献与三大局限



  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被称为中国自由派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先生不久

前去世了,海内外很多人写文章悼念他,称赞他在传播自由思想、强调说

真话方面的贡献。作为一个去世前还享受中共副部级待遇的共产党员,李

慎之的认真思考,追求自由,并勇敢地写出他所认识到的真实,的确难能

可贵,表现了一个知识人的智慧和勇气。但在颂扬“伟大的思想家”、“

圣人”、“一代先师”等悼词文潮过去之後,对一个曾在中国思想界颇为

活跃的人物、一个对自由派知识份子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似乎也应该开始

有一点客观的评价了。李慎之先生很推崇哈维尔倡导的“生活在真实中”

,并为中文版的《哈维尔文集》写了序言。那 对李慎之先生的评价,是

不是也应该说真话,不仅看到他对自由的贡献,也看到他的思想局限,这

样中国的知识人或许能从李慎之的经验中得到启示。



  以我对李慎之先生文章的阅读,觉得大致可以说,他主要有三个贡献

、三个局限。他的三个贡献是:首先,和绝大多数其他自由派知识份子不

同,他是共产党的高干,官至副部长级。在这种权力位置的中国人能够思

考自由问题、中国的专制制度问题等,是凤毛麟角的。他的思考结果,从

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了中国的开放改革,例如他参与起草的中共十二大报告

的国际部份,就最早提出中国要放弃意识形态外交,以国家利益为重。中

国外交後来倾向现实主义,也可能与他的这种政策建言有关。包括他数次

被邓小平召见,谘询对外政策等,他的倾向自由主义的国际观等,都可能

影响中南海的决策者。



  李慎之的第二个贡献,是他离开社科院副院长职务之後,把他对专制

制度的思考公开发表了出来,影响了许多正在走向自由派的中国知识人。

在全球范围内,共产党高层的反叛者很少。吉拉斯是个罕见的异数,他官

至南斯拉夫副总统,在没有任何权力斗争的情况下,他从高层反叛,否定

那个制度。他的深刻认识,影响了全世界无数在共产专制下思考的知识人

。吉拉斯为此不仅丧失了“新阶级”的特权,还入狱10年,被迫流亡18年

。南斯拉夫共产政权垮台後,已经回国的他,仍然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

。80岁时,他一只眼睛失明,并有严重心脏病,有时停电,还要十分艰难

地爬破旧公寓的楼梯,但绝不妥协和屈服。李慎之虽然是在离开官职之後

开始否定中国专制制度的,但他的一系文章也给了许多中国知识人新的启

示,而他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据回忆文章,去世时也年近80的李慎

之晚年生活相当拮据,也得爬楼梯,但他追求说真话的勇气却越来越锐。



  李慎之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以自己近一辈子跟随共产党的经历,现身

说法来阐述共产主义是错路一条。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风雨苍黄五十年

》不仅指出了共产专制的严重问题,更得出共产革命完全错了的结论。这

篇文章之所以广泛流传,主要是由於他以亲身体验来说明问题,具有特殊

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对那些和他有同样经历的共产党人、对那些对共产

邪恶有些认识、但仍朦胧的中国人,尤其有启蒙意义。而他为《哈维尔文

集》写的序言,则更进一步,倡导要以身实践,用说真话的方式,摧毁那

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制度。



  除了这三点主要贡献之外,从众多追忆文章可看出,李慎之是个性情

中人,有股真诚、执著和坦率的劲头,正是这种气质,使他到了晚年,仍

不懈地学习新知识、追求真实。他极力主张中国加入世贸,支持经济全球

化;他推崇哈耶克,向往自由经济;虽然他曾赞美中国传统文化,但去世

前两年,他则撰文总结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专制主义,这使他

进入鲁迅、胡适的思想轨道。作为年近80的人,他的思维相当敏捷,捕捉

能力和接受新思维的能力都很强。例如,他只是短暂地来过美国,但马上

意识到西方不少“政治正确”的东西是颇有问题的。另外,他刚一接触到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感觉有问题,持怀疑态度,意识到那位哈佛

左派教授在表面的所谓“文化没有高低,应该尊重不同文明”的旗号下,

其实有潜在的白人至上意识,认为生活在第三世界各种文化下的人不能、

也不配接受西方文明,尤其是西式民主制度。李慎之的文章虽然对西方一

些观点的评价还很谨慎,也不太多,但他的思路在自由派(传统自由主义

者classic liberal,而不是今天的西方左派)的路子上。



  李慎之先生认识到的问题,他几乎都做到了,他的局限不是勇气问题

,而是认识上的某些严重不足,它大致也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和吉拉斯

比较,两者有明显不同,吉拉斯是处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春风

得意时,认识到真理,主动放弃特权和个人利益的;而李慎之是在失去社

科院副院长位置之後才开始反思的。当然,即使这样也是难能可贵的。但

在他的被称为代表作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他对共产党有严厉的批判

,但很少反省自己作为这架党机器上的重要零件之一的作用。



  李慎之很早就参加了共产革命,在延安整风时就负责宣传,用他自己

的话说,比白区的人干得还好。中共建政那天,26岁的李慎之代表中共去

迎接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当时唯一的外国贺客),然後他们

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和毛泽东们检阅大游行,可见地位之显赫。不到30

岁,他就成为中共高干:行政11级的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负责编辑供高

层领导人阅读的“大参考”。李慎之曾作为“外交助理”陪同过周恩来、

邓小平、赵紫阳等三位领导人出国访问,他自诩是“三朝元老”。但在李

慎之的文章中,对於他近一生做共产机器的螺丝钉,没有做出深刻的反省

和忏悔。而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天下不是靠毛泽东一个人打下并维持住的

,没有千百万个没觉醒前的李慎之们,共产制度在中国是无法存在下去的





  近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知识份子与共产党》的文章,其中对

某些流亡海外的老一辈共产党文化人提出批评,因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强

调,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充满理想,因此他们才追随共产党;但

党掌权後开始腐败,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才分道扬镳。这种说法不仅证明他

们对共产主义本身、对共产党作为一个暴力集团的本质没有清楚的认识,

而且他们明显拒绝反省和忏悔,拒绝承担传播共产主义的责任,否认自己

有过错误的认识;而且为了标明自己的一贯正确性,不惜歪曲历史,美化

早期的中共。而李慎之对共产党则已经明显做了全面的否定,这是他比那

些流亡的中国知识人更智慧和勇敢的地方,但如果他能再向前走一步,有

自我忏悔精神,则可能会促使许多党内文化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



  李慎之的另一个局限是,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他的《

风雨苍黄五十年》虽然对共产党专制提出批判,但他的话主要还是说给统

治者听的,其核心还是向统治者“进谏”,劝江泽民这位新皇帝能够学习

邓小平,“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甚至说,

“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

党。”这种观点、语气,仍是把自己摆在共产党内的“谏臣”位置,向党

的领袖献出“第二种忠诚”,向皇帝说出逆耳忠言。李慎之已经不做高官

之後,好像还是习惯於这种角色,还教导他的社科院学生,不要看重学位

,要多看书,暗示说,“老人家(指邓小平)不是每年总要找我几次谈国

际形势吗”,很有谋士的得意味道。



  中国知识份子历来有进谏的传统,这种传统的要害在於,承认朝廷的

合法性。李慎之作为朝廷一员的时候,向皇帝进谏,或许能被开明皇帝采

纳几条,对社会有些好处。但当他已经离开朝廷的位置,并更看重、也给

自己定位为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时候,再继续做“谏士”的话,则是在否定

自己独立知识份子的立场。而原苏联、东欧的知识份子,对独裁政府则从

来不是进谏,而是抗议。他们不是像中国知识人那样动不动就集体签名,

请求党和政府释放某个人,改善某项政策,一副恳求皇上开恩状。苏联和

东欧知识份子有时也联名,但不是联名进谏或请求,而是联名抗议政府,

站在与朝廷对立的立场上。



  他们所以这么做,因为他们明白了起码两个道理:第一,从策略和效

果上来说,知识份子对专制者进谏和劝说是没有作用的,涉及到任何有关

统治者利益的问题,他们都丝毫不会理会和让步,而且皇帝也根本瞧不上

谏士。例如李慎之对江泽民的劝说,就毫无效果;知识人们一次又一次联

名请求政府平反六四,还有最近请求释放刘荻等,都毫无结果。第二,从

原则来说,进谏行为是角色混乱,它等於首先承认皇帝的合法性、权威性

。知识份子不能是朝廷的“谏士”,而应该是专制制度的抗议者,挑战者

,控诉者,或者说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呼吁者。知识份子的道义原则不是去

要求共产党政府“平反六四”,而是抗议共产党屠杀的暴行;不能去请求

独裁政府释放刘荻,而是抗议这个政府使用土匪绑票做法的暴虐。



  李慎之的第三个局限是: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

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从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不仅鲜见他对个人自由、个体

价值重要性的阐述,而且可以看出他把社会稳定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

如果说1949年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看重的是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个人

自由和尊严的价值,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六四屠杀刚过三个多月,他

还去参加了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国庆四十周年典礼”,这就很难

令人原谅了。在六四刚过百日,无数中国知识人仍愤怒难消,唾弃那个杀

人政权时,李慎之仍然去参加了那种粉饰屠杀的宣传活动。



  他不仅参加了,而且在六四屠杀十年之後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

,仍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个行为的严重性。海外也有文化人参加了当年中共

在纽约和洛杉矶等领馆举行的国庆活动,人们提起来都蔑视、不齿那些参

加者。而李慎之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忏悔这个行为。正是这些文

化人们参与颂扬、美化那个政府的行为,才使那个杀人政权显得有合法性

和统治基础。



  但李慎之为什么能发生这么严重的错误呢?就是因为他从根本上还没

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根基,那就是视个人生命、个人自由、

个人权利、个人价值高於一切。正因为没有这个根基,所以他虽然也谴责

邓小平主导的六四屠杀,但同时“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

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

一乱起来,怎 办呢?’”并写道:“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如果说李慎之在“革命压倒民主”一文中,

抨击了类似抗战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民主这些做法的本质错误的话,那么

他怎么居然没有意识到“稳定压倒个人自由”仍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错误

呢?在一个独裁国家,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就是专制压倒一切,

牺牲的只能是个人自由和权利。这种把稳定和国家利益看得高於个体生命

、自由和权利的价值,则还是“中国社科院思路”,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自

由主义者。



  正是由於这种局限性,使这个向往自由主义的李慎之直到去世都没有

退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角色

,是无法统一的。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李慎之已经在理论上否认了共产党

,那么他在形式上还是党员则无关紧要。这是绝对错误的。形式是重要的

!否定共产党,首先得退出这个组织。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份

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李慎之不仅被认为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领军人物”,而且在他

去世後,从国内自由派知识份子几乎异口同声的热烈赞美中,似乎更确定

了他的这种“领军”地位。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

子”的代表人物的话,是不是有点滑稽呢,或者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

子太可怜了点吧。



  虽然李慎之有这些局限,但纵观他的一生,他是一个真诚地追求真理

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中国知识人。无论是他的贡献,还是他的局限,

都给中国人以宝贵的启示;这两方面的教训,都是值得追求自由主义思想

的中国知识份子深思的。2003年4月29日於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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