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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 纪念李慎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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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 纪念李慎之文集   
胡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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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 纪念李慎之文集 (590 reads)      时间: 2003-4-24 周四, 下午4:3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特约组稿：丁东

　　

　　悼念李慎之先生

　　

　　徐友渔

　　

　　自5天前得知李先生处于弥留状态，就一直揪心地不安。19日和20日上午听到他的症状稍有改善的消息，虽然明知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中的小波动，但心中的祈望却挥之不去：世界上毕竟出现过奇迹，也许，我们会迎来李先生的康复。

　　段跃3月底给我来电话，说4月5日安排一个聚会，李先生和大家见见面。我因为4月4日要出差成都，所以决定聚会推迟到4月12日。紧接着李先生给我打电话，要我赴会时叫上王怡——通过网上的文章，他对这位青年学者有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王怡在成都，于是李先生要我到成都后向王怡致意。这一嘱托，我是办到了。但没有想到，李先生却在4月2日就因感冒住进了医院。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是3月16日，那次是带领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冯崇义去拜望李先生。后来又来了5个朋友，整个客厅里热气腾腾，李老谈锋甚健，神情兴奋。快到12点时，我邀他下楼去餐厅与我们一道进餐，他平时很乐意加入我们的饭局，但这一天他不去，说是要陪老伴一起吃午饭。

　　李慎之先生从1985年起任社科院副院长，我从1982年起在社科院正式作研究工作，但我与他长期无交往。我不了解他，我以为他和其他学术官僚没有两样，直到1989年夏从同事处听到一些他的言行，然后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他被免职的消息，才对他产生由衷的敬佩。在读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后，他成了我心目中极少几个值得崇敬的当代老一辈知识分子之一，能和他有同等地位的，大概只有顾准、李锐等人。

　　我在90年代后期才与李先生有直接交往，谈论、交流的机会很多，见面大多在公共场合：会场上或饭局上。我大约在3年前才开始去他家，总共也只有几次。他虽然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但不爱邀人去自己家。见面大家都高谈阔论，他是有可能就随意漫谈的，但偶尔遇上了嘴上工夫了得的人，李老也只能退避三舍、洗耳恭听。

　　我们一批中年学者对李先生是恭敬执弟子礼的，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更不以学术思想领袖自命。他经常宣称，几十年耽搁下来，他没有多少学问。当我第一次听他坦然说自己既不是教授（在社科院即研究员），也不是博士生导师时，我的确感到震惊。他哈哈笑着说，他不过一学官而已，他既无大著出版，就不能去申请当教授。我想，以他的学问和地位，换一个人，肯定觉得当院士也不在话下的。

　　我自觉与李先生交流密切，但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叫我替他办过私事。偶尔向他提到一篇好文章，他找不到，就会嘱我复印了放在社科院他的邮箱中，他把好文章的复印件送我也是常有的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他都喜欢这种交往方式。

　　我知道，在中国学术文化界一部分人中，也有拉帮结派的风气，“认码头”、“拜老头子”的习惯。一批后生簇拥着一位老前辈，于是老人成了“领袖”、“泰斗”，年轻人一面跑腿、打杂，一面得到提携、奖掖。老人出场总是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年轻人有幸经常被耳提面命，也长进飞快。我们与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毫无这种习气。

　　李老生前和我说得最多的，是想为青少年编一本《公民读本》，他认为这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百年大计。他多次对人说，他年轻时曾在一个中学当过公民教育的教员，这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他最想做的仍然是当公民教育的教员。当我看到出版广告，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公民读本》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找两本，送一本给李老。可惜一打听，书尚未出来，紧接着，李先生就过去了。李先生生前未能看到中国的《公民读本》，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情。

　　我去年11月从瑞典返国，很快就去了李先生的家，他在我出国期间搬到新居。因为有“乔迁之喜”这个话题，那一次我们破例说了一点学理之外的家常话，从李老新居的布置和他的话中，我能感到作为副部级的离休干部，他的经济状况实在是十分拮据。当然，他没有把这点放在心上，我因此产生的是更加的敬重。

　　我现在还来不及思考、总结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贡献和思想遗产，回顾以往的交往，我最深的是：他是真正的君子。

　　

　　痛悼李慎之先生

　　丁东 邢小群

　　一

　　历史将为2003年4月的中国，作两次悲痛的定格。

　　9日，86岁的吴祖光先生去世，一颗中国的良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22日，80岁的李慎之先生去世，一个中国的大脑永远停止了思考。

　　吴祖光先生的角色是社会公认的：他是一个杰出的剧作家、诗人，他又是一因敢于仗义直言而屡遭磨难的知识分子。全国政协，几千名委员，有些真话，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说出。

　　李慎之先生的角色却难以给出一个社会公认的结论：说他是著名学者，但他生前没有教授、研究员之类的职称，到死尚未出版一本个人的文集或专著；说他是一个高官，他不但在最受官方赏识的时候，谢绝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样的要职；而且以不在刺刀下做官为由，辞去过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这样的闲职。

　　他曾笑着说，到国外开会，有人称他是中国“自由派的头子”。其实，自由派之所以是自由派，只是气味相投，并无组织，所以也没有什么头子。

　　和他同龄的何家栋先生，两年前曾有这样的论述：

　　“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在90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

　　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言行为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

　　二

　　李慎之先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在被打成右派以前，写过《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给周恩来起草过公告，还写过一些记叙外交活动的文字，但那不是表达个人独特的思想。改正以后他再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班子，自然同样地是阐述官方的思想。他说起当时于光远、苏绍智他们力图使马克思的学说适合中国的改革，写文章兴致很高，而他自己却没有这方面的兴趣。直到1990年代，他才找到感觉，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最初，他一年只写两三篇文章，后来他的文章多起来，但公开发表又发生了困难。据帮助他整理文稿的一位朋友说，最后经他定稿的文章还不足40万字。一个思想家，到古稀之年才开始属于自己的著述活动，这在中外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然而，就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文章和言论，使他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

　　三

　　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强烈关注。因为他高瞻远瞩，思考的都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诸如现代化、全球化，全球价值和亚洲价值，外交和内政，民主和宪政，法制和法治，封建和专制，人权和公民权利，科学和技术，启蒙和新启蒙，革命和改良，自由主义，陈寅恪和顾准，胡适和鲁迅……许多问题经他提出，便成为中国知识界思考的焦点。例如从秦始皇到鸦片战争这两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接受毛泽东、郭沫若的说法，称之为封建社会，与之相关的思想体系，称之为封建思想。但李先生对此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从此，何为封建，人们便不能不能重新加以反思。

　　李先生的文章与纯粹学院出身的书生味道大不相同。他年青时代投身革命，既享受过革命的荣光，也品尝过革命的炼狱。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已经猛省，回归自我，“削肉还母，剔骨还父。”到九十年代，他更是大彻大悟。他的笔下，学理思考和人生阅历熔于一炉，所以别有一种思想的穿透力。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文章在大陆已经越来越难以公开发表。一些媒体因为发表他的署名文章遭到麻烦的事情时有耳闻。体谅媒体的难处，李先生同意采用李中、李虚中、虚中等过去的名字。然而，好文章不在于署什么名。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他说起从《万象》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十分精彩，不知作者虚中是哪里的高人。我说那就是李慎之先生，他才恍然大悟。

　　李慎之先生的人格力量还在于，他一方面勇敢地解剖曾为之奋斗的体制，一方面勇敢地解剖自己的灵魂。记得去年秋天，他称赞南京中年学者邵建的《事出刘文典》是一篇好文章，说清了一个大问题。后将李先生的意见转告邵建。邵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便收到李先生的回信。邵建读了这封信十分感动，原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对自己一生的痛彻反思！而李先生与邵建并不曾谋面。

　　四

　　第一次接触李慎之先生，是1995年夏天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顾准学术讨论会上。会场里就能感受到他是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当时邢小群还有一个对右派的系列采访计划，大约在1996年我们一起采访了他，请他对自己的经历作了简要的回忆。1997年，要出版《顾准日记》，丁东请李先生作序。当时他小中风，住在协和医院。他说，出顾准的书，我是要写的。半个月后，他支撑着病体，完成了《顾准日记》的序文。

　　以后在一些公共场合，多次听到李先生的高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关于民营经济的小型座谈会上，他对20世纪人类作了一个回顾。大意是说，社会主义无非是争取平等，资本主义无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追求。但是，如果剥夺了自由，连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没有了，所以自由先于平等。这样高度概括的思考，真是让人茅塞顿开。此等高论，恐怕在中国任何大学也听不到。

　　去年我们几个朋友编了一套《大学人文读本》，其中选了李先生一篇文章《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书印出来后，和出版社的责编一起到李先生家送书。两天以后，王毅问起此书里有卖，原来李先生向他推荐，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公民读本。丁东把这个看法告诉各位编委，大家都倍感鼓舞。李先生自己说过，如果有下一辈子，他想做一个中学公民教员。他还想为中学生编一套十二册的中学公民课本，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编的书，如果能对李先生的心愿有所补偿，也算是一种告慰。

　　和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3月16日。那天李先生谈锋甚健，而且对于十几年前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也能清楚地记得。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思想活跃，心态达观的老人，竟在一个月后驾鹤西去！

　　然而，我们确信，他的文章仍然活着，他的思想仍然活着。

　　五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去世，中国知识界和公众一起郑重地表达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胡适去世，台湾知识界和公众一起郑重地表达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今天，李公仙逝，我们又能如何表达失去思想家的悲痛呢？

　　2003年4月22日

　　

　　人去思想在

　　——闻李慎之先生去世

　　

　　谢泳

　　

　　李慎之先生走了。我沉默。无言无语。

　　他的故去，实在有些突然。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真不敢相信。昨天才看到学勤兄关于李先生病情的通报，感到有一些安慰，因为从那则消息判断，李先生的病情控制住了。再说，我上个月还在李先生家里听他谈论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转眼之间，李先生就离我们而去，苍天真是无眼，为什么不能让李先生再多写几篇文章，再多说几句激励晚辈的话？

　　我知道李慎之先生的名字比较晚，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邢小群有一个访问知名右派的口述史计划，我非常赞成，希望她能尽快完成。当时李先生也在采访名单上。后来小群完成了采访，收在她的《凝望夕阳》一书中，是经李先生看过的。但那个口述笔录，听说李先生不是很满意。具体原因，我也不好再问。不过从那时起，李先生的文章，我是每见必读。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议论，知道了他的为人和骨气，我为前辈知识分子中有与青年 这样相通的人感到欣慰。他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的那句名言，至今想来，还让人感到敬佩。不是所有的前辈都有这样的风骨，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气质。到了九十年代晚期，丁东有一篇文章，谈到李先生。李先生对晚辈的敬意非常理解，虽然他不赞成丁东的那个说法。但他是宽厚的，没有因为丁东的文章生气。

　　李先生在九十年代成为中国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敬重的前辈，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少在我个人来说，我是先看了李先生的文章，感到他对现代中国思想的理解，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里是最有远见，也最坦诚的。从他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从根本上否定自己曾经辉煌的过去，这很不容易，因为那意味着对自己早年革命生涯的深刻反思。在李先生那个年纪的知识分子里，特别是有过革命经历的知识分子中，他是走在最前面的。他晚年的思想，超越了他的革命经历，他的经历没有限制他的思考，也没有阻碍他对新思想的追求。

　　2000年夏天，李先生来上海大学开会。那时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在上海停留。在学勤兄的介绍下，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先生。在吃饭的时候，说起鲁迅和胡适，李先生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现在看来，我们是错了”。这话对我影响极深。后来看到李先生关于重评五四的文章，他对鲁迅和胡适的评价，让很多人感到李先生深远的历史感，因为同样的感受，由李先生这样经历的人说出来，真是大不一样。

　　李先生晚年，有一个心愿，就是他特别想编一套给中学生用的公民教育课本。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有一年我写过篇《从小学公民课本看国共的教育理念》，通过邵燕祥先生转给李先生看了。我在上海看见他的时候，他还对我说，这事由你来做怎么样？我当时也不知说什么好。

　　李先生一生对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很高评价，他对民主和自由的最初理解，都得自于他早年的公民教育，在他看来，好的公民教育是会影响人一生的。他去世前那篇关于新启蒙的反思文章，正是要对另外一种思想如何会居于主导地位，影响了和他一样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清理，他要告诉人们另外一种启蒙是如何完成的。这些历史的教训，在李先生看来，对中国后来的文化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如果不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就会对中国现代历史失去方向。

　　因了时代的特殊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并不彰显，但他在民间的影响却超出了许多重要学者。他没有什么大部头的专著，但他以人格和思想建造起来的影响，为人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去向。他的突然故去，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损失，他留下的空白，会让我们长久的怅惘……

　　我上个月见李先生的时候，本来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当时带了一本他在1956年和张彦合写的《亚非会议日记》，想让他在上面写几个字作为留念，虽然这是一本他并不放在心上的书，但在晚辈看来，总是与他有关的纪念。因为当时人多，我怕再给他添麻烦，就没有拿出来，现在只好成为心中的遗憾，不过这个遗憾，也成为我的另一种怀念。人去思想在。李慎之先生，我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里，默默为你送行……

　　

　　2003年4月22日中下午2时

　　于山西太原南华门东四条作家协会

　　

　　我们的慎之已经返乡

　　余世存

　　

　　丁东先生告诉了我慎之去逝的消息，我的午餐就变成了向朋友讲述慎之的行传。跟朋友告别后，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穿过大半个北京城，慎之的音容笑貌伴我一路回家。

　　我跟慎之打交道是向他约稿，他看不上我的杂志，同时又说从不接受约稿，但我把几期杂志寄给他时，他改变了印象；他曾经问我的办刊方略，我说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有关于时代的洞见，他逼问范文，我说别车杜庶几近之，他说别车杜的道路也很危险，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大胆发了他的几篇文章，却让他也担心起来，他说我的感觉不灵敏，会闯祸的。但他有了文章，还是会给我一份。我无业时，他一度希望我去主持办一份与《大西洋月刊》类似的《太平洋月刊》，但谈了几次，终因他无力操作而作罢。

　　1999年冬天，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借助于网络空间而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王康先生从重庆来，再三提到此文，说要写点儿什么。来年春，王康先生的文章没写出来，我却涂抹了一篇《慎之赋》。我没有给他看，但他看到了，只是说，写得还不够，还不清晰。

　　我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去他那里的机会多了起来，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转型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他一再感叹后生小子无信史可参，问我能否找人重写中国历史，我因此陪同有志修史的张新奇先生去听他专论史的重要。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说，实在不行，唐德刚等人的书还是可以替代一下的。他对中共的历史更有兴趣，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写了多篇文章，对新启蒙、对反右等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辩识，这些文章也成为我们认识反思历史的重要文献。我曾经应约为一家英文杂志写作《为什么中国人觉得美国恨中国》，我向他请教时，他说他们最清楚自己是如何参与设定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印象，我鼓动他能把四五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写一写，他后来果然写了文章，不过跟我听到的还是有距离的。我把张鸣先生的两篇文章推荐给他，一篇是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土改运动，一篇是共同纲领的前后历史。我对前一篇很看重，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共是下乡分田，而国民党却进城抢钱，由此决定了两党不同的命运；但张鸣先生的文章却梳理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已经具有绑票的一面，开国后的历史早有了预演。他却对后一篇感兴趣，因为前者是他们熟悉的，后者却至今扑朔迷离，现在张鸣先生还原了历史的某种脉络，他以为这样一来，一个大致完整的中共历史就可以向后人讲述了。

　　至于中国的转型，他是悲观的，但又显得极有耐心，用他的话说，我们只能慢慢地着急。我们设想中国的危难之局，总是叹息不已。能够维和吗？能够有德日的幸运吗？他说，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最为需要的是政治人才，经济人才。我们应该为这些人才的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后来，他又对我补充说，还应该寻求法学人才。曾经有人劝他组党，公开意见，以为以他在党内的声誉和在知识界的影响，会有应者云集的效果。他自承书生，不是这块料。但他对组织研究社团一类的事有兴趣，曾希望我跟他一起研究顾准，以三年五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一个顾准研究学会。我在他的感召之下，拿着他给的地址，跑到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套《顾准文存》，回来跟朋友们鼓吹此事，却是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再见他时，他也是沮丧得很。但他还是中气十足讲话，他的嗓门儿是很大的。他总要做事，不能做事时，写作就是他的事业。他写文章很慢，他说每年年初会酝酿四五篇文章，然后就像酿酒一样以一年的时间把这四五篇文章写出来就很不错了。

　　我劝过他把文章结集，他担心，谁会出版呢？自传和口述自传成为风气的时候，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劝过他为社会留下一生的行状，他总是坚决拒绝。他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旗手，他也承受旗手的悲剧命运。他一度扬胡适，我提醒他可不能借此抑鲁迅；我被人目为愤青示警，向他诉苦时，他提醒我鲁迅就是中国真正的愤青。当我设立当代汉语贡献奖，并把首届奖给了他时，还没有通知他，他就在通过网络知道了，他奇怪自己跟北岛周星驰等后生一起获奖；但知道是我的主意时，他又坦然接受了。

　　去年春，我的生活再度发生波折。我自绝于一切可能的体制，稿费不足以解决生计时，我只得寻找校对、翻译等活来做，这样“相交日已稀”，我自觉地断绝了旧日的交游，其中也包括他。我在北京的街头遇到沈昌文先生，听说他已经搬家，要到了新的联系方式，却没有跟他联系。夏天挥汗如雨地打工，整整三个月不曾写一字，三月后开笔第一篇《美国是否已经走下了神坛》，写作时曾经想过向他请教，但写后就发出去了。直到十一月，大半年后，一个朋友说起，见到了慎之先生，谈话之间聊起了我，老人很不满意，说这小子眨眼就不见了；我于是赶紧打电话，请罪，去他的新居，他的房子不错，只是太多的书零乱地堆积在客厅里。我谈到了年轻一代的生存方式，活着，为稻梁谋，他明白了，生或死，确实是一个问题；对比起来，我这一代比他们在生理上也会经受某种考验。

　　他想卖掉一些书，我说让我先挑挑吧；下一次去他家，就把他的一箱《读书》搬回了家。我们经常谈得意犹未尽，他中过风，腿脚不好，我只有自己做主弄点茶水，我临走时，他坐在沙发里望着我出门，我出门时就把门轻轻带上；好几次我起身走时，他很不好意思地低声说道，唉呀，我们俩人倒还可以谈谈，你不知道，我跟老朋友都没有什么话可谈的了，我经常感到是很孤独的，那是很难受的。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笑，那完全是孩子一样的笑，仰仰头，露齿哈哈，单纯，没有任何世情。经常谈着谈着他就开心起来，我都不知道一件简单的事何以让他笑了起来，以至于我在他面前疑心自己更老。有一次我去得早了，他有点感冒，还赖在床上，听到我叫门，开门后，自顾自地给自己做早点，冲麦片，啃麻花，吃完后再跟我谈话。

　　他的精神是好的。今年春后，我在秦川先生的追悼会上遇到了他，我们无话可说，只是握手而已。到他家里，他才说到对老朋友的去逝的伤感；但他自己却很乐观，他说自己会在未来的十年内能够写出点东西的。我当时暗想，他还有此等自信，那真是一件好事。也就在那一次，我们谈到了老人问题，我向他吐诉了我久想表达的观念，我们的很多老人确实寿则辱的，他们僵化的思维跟他们反对的体制是一样的。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证明说他身边的老年朋友是多的，许多老人从体制里退休后，又在新的体制里挂名做事，而这些人言谈举止跟他们口口声声所反对的没有不同；有人长期躺在病床上却还不给别人以发展发挥的空间，他们从没有公民观念，更没有平民心态，对此他也无可奈何。

　　但王康先生托送的《自由的历险》一书我却不能亲送到他的手上，他在电话里要我把书寄去，我听到他的声音嗡嗡地，问是否感冒了，他只是说，他在赶一篇文章，过一阵再见吧。谁知这就是他给我最后的声音。在网上看到他病重住院的消息，赶紧给他家打电话，得到的消息只是感冒引起的肺炎，我们只能祝福。《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先生，曾经创立过一个“李慎之网站”，他很关切地打电话来问我，我还一个劲地安慰他，因为我想到他还有十年要活。但怎么想到他就这么走了呢？有人还想再活五百年，他只想在今后的十年里把该写的文章写出来，谁想到命运如此弄人呢？

　　祭如在。古人的话是不错的，我在家里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情况了，他们都明白慎之先生在多难的中国社会里的意义。我们今天都在感受他，明天我们也会将他想起。生活中正是有他这样的人，我们的苦难和无望才有了新的含义。

　　2003年4月22日匆于京城芍药居。

　　

　　怀念李慎之先生

　　

　　崔卫平

　　

　　请李慎之先生为《哈维尔文集》写序是徐友渔的主意。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拿着友渔给的电话号码先和李先生通话，先生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中气很足，我一时有些吃惊，不能把他和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联系起来。等到了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李先生见面，才看出先生实际上比较瘦弱，脸上有明显的老人斑，甚至有点忧郁的气质，

　　我带去了手头几乎所有关于哈维尔的材料，很多仍然是不完善的译本，比较凌乱，一股脑儿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谈起自己和东欧国家的接触，1956年匈牙利事变时，他每天给中南海准备一份简报，那是用特大号字体排版的。他还问我：“有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你知道吗？”我答道：“知道，但没有读过。”他告诉我，他本人是这本书的主要译者之一。他还谈到了他创办“大参考”的事情。我只有静静地听着。我很快发现和李先生说话，自己缺乏的东西太多。当发现有些事情我毫不知情时，李先生自己会摇摇头说：“你不知道”。这中间还来过一两个人和他说了简单的话，他对别人介绍说我是“一个译者”。

　　后来读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才理解他的那种忧郁是历史的深深积淀。和他并排坐在他办公室背靠窗户的沙发椅上，阳光在背后闪亮耀眼，对比起来，屋内的桌椅显得陈旧过时，我突然觉得有点心疼这老头，他令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大约过了三四天晚上，就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找崔卫平”，一点也不含糊。他这么大年纪，能够记住刚认识的年轻人的名字，并不多见。他问我为什么一直用的“后极权主义制度”这个概念，而在某处却出现了一次“后期极权主义制度”。他让我查查原文是什么。对这么细微的区别，我记忆中一点印象都没有。拿着话筒去翻书，有点着急，而看上去李先生一点也没有放下的意思，我只好照办。终于查出来了，原来一般译作“后极权主义制度”是“post-totalitarian system”，唯独这一回出现的是“late- totalitarian system”，确实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同？”李先生在电话里问道。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老老实实说：“不知道。”李先生说：“不知道？你要好好想一想。”

　　李先生在这个细微的差别上停留下来，驻足沉思。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首先以质疑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这不仅关乎一个用词的问题，而是对于某个时期性质的确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哈维尔所处的“后极权主义制度”之“后”， 应该用“late”这个词比较恰当，而用“post”，则有翻过这一页的含义。“因为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这篇文章中他质疑的还有如何划分后极权主义的时间界限，其余他则说：“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这之后他不超过五天就会来一个电话，他正在思索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和旁人在交谈中完善自己的看法，经常一打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坦白地说，我完全不是李先生的谈话对手，在经验和知识方面我欠缺太多。于是打电话给友渔求救，才知道友渔去了四川九寨沟，一时回不来。

　　打个比方说，电话里的李先生几乎像个“猛禽”，他的思路不仅敏锐而且尖锐，所提的问题几乎是“挑衅性”的。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问“崔卫平，你对后现代怎么看？”我脑子里的“后现代”，主要是后现代的小说和电影，意大利的小说家卡尔维诺、艾柯等人，我把他们看作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于是脱口而出：“后现代的一些文化立场我是赞同的。”听了我似是而非的回答，李先生几乎是棒喝：“崔卫平，你好糊涂。”后来不只一次，当我的回答在他看来“文不对题”时，他就会补上一句：“崔卫平，你后现代。”讲这些是要表明，不需要我再来说，李先生对人是多么“平等”。“平等”在他身上，是一种日常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他没有因为你年纪轻、资历浅而放过你。虽然他这样对我不客气，但是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紧张。

　　这年“十一”放长假我回老家盐城，在家就接到电话，说李先生要去外地，他于节后的某日在办公室等我，序言写好了，让我去拿。我一算，意味着我下火车就得直接去社科院。结果是我在车站上匆匆换了衣服，出了北京站过马路就到了他的办公室。李先生的气色似乎好了一点，大概和刚刚完成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关。

　　这回谈得比较放松。他指出了几个翻译上的问题。首先是“哈维尔”人名的翻译，他自己用口型一点点做示范，认为应该译做“哈维尔”而不是“哈韦尔”。还有在“无权者的权力” （拿给他的完整译文不是我译的）一文中的某处译成了“小范围工作”，李先生说，该处应该直接译作“从小事做起”。他还说“哈维尔也后现代”，哈维尔的文风“绕来绕去”，“不好懂”。我解释说，那是因为哈维尔此前是一个荒诞派剧作家，作家们的表达方式会比较周折、比较复杂。这回他基本上接受了。

　　他提起最近接受了一个采访，在采访中，他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时，曾经当过“公民教员”，如果时间再退回去，他更愿意选择的终生职业便是这个“公民教员”。他展望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还需要多少多少年，我现在记不准了，反正时间很长。他问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景怎么看？”我说，“基本上是乐观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像我这样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的人，读了哈维尔的书，能够改变自己原先的态度，去做自己以前不做的和不习惯做的事情，那么，别的人同样也可以去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李先生听后又摇头，又点头。

　　那天主要的话题就集中在关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教育问题上。他说这个题目很大，要有专门的人做长时间的研究。他然后声调缓慢地说，我们这一代老了，有些事情要由年轻人去做。这句话像锤子一样重重敲击着我。我后来经常想起他说这话时那种沉重的神态。有一次我想说服电视台做一个栏目，叫做“公民教育”，心里就是想着李先生那种凝重的神情。最终当然也是没有下文。

　　他把写好的序言给了我，并交代最好还有一个“导读”， 因为“哈维尔说话比较绕。读者理解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他建议或者是徐友渔或者是我来写。我把这句话转达给友渔时，说成了“李慎之先生让你写一个导读”，因为我想，让不同年龄段的人来作对于哈维尔的介绍，会呈现出哈维尔不同的面貌。过了几天，李先生又寄来一份他的序言，告知他“又修改过了”，这就是后来大家读到的那篇。

　　李先生把用完了的材料让我一并带回，这回面貌不一样了，李先生整理得整整齐齐，当时令我脸上微微发烧。等我拿回家一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李先生看材料看得相当仔细，许多地方有用红笔划出的着重号，还有一些旁批，用那种苍劲的字体写成；他甚至把材料中（包括已经发表文章）的许多错别字也一一挑了出来。前两天我就在家寻找这批材料，但找不到了，关于哈维尔的东西，我基本上都给人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那是一笔重要的资料，内心痛惜不已。

　　好在手头还有东方出版社1992年内部出的那本《哈韦尔自传》，上面留有李先生的零星手迹，和他所打上的着重号，用红色的圆珠笔划的，贯穿全书，个别地方他照例做了订正。比如在第42页第9行，原文是“这一代中既没有富于激情的青年联盟成员”，李先生把“青年联盟成员”改成了“青年团团员”；在第132页、145页、151等多处，原文中的“权力”都被他改成了“权利”；在第150页的中间，有一段哈维尔谈到关于利比亚、卡扎菲，这个地方李先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000年秋季的一天傍晚，郝建不知什么事情比较兴奋（连他自己也回忆不起来了），说“找一些人出来聊聊”吧。他说到要请李先生出来，我说“好吧”。给友渔打电话的结果是，“你自己跟李先生联系”。事隔有快两年了，我想李先生可能把我忘掉了，但是电话里他马上反应过来，同意了。郝建开车我们去接他，除了友渔之外，还有雷颐、李大卫。我和李大卫沿着狭窄的楼梯把李先生接下楼，又一路行车去了工体对面的幸福花园酒吧，友渔和雷颐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到了酒吧坐定，要了一点饮料，李先生开始谈起抗美援朝的中国俘虏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很集中，那天晚上几乎都谈这件事。这个酒吧基本上是暗绿色的风格，和我们凝重的话题有点契合。李先生也说到了那儿的点心“不好吃”。最后我和李大卫又把李先生送回家。那天晚上我感到了一个老人的凄凉。

　　非常遗憾地是，李先生作序的《哈维尔文集》至今也没有能够出版，几年来和我联系的人不少，其中有提出如果考虑出版，李先生的序“绝不能用”。我说：“不用就不出了吧。”

　　愿李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风雨苍黄八十年　　李园柳老更吹绵

　　

　　　　　　　　　　　　　　　　　　　雷　颐

　　

　　虽然知道慎之先生已经病危数日，然而得到他在今天上午逝世的噩耗，我还是深感震惊。因为几天来，我总是企盼、相信会出现奇迹，但是……

　　慎之先生风雨苍黄八十年的一生，浓缩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出生于富裕之家，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后又在教会学校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抛弃舒适的生活，以赤子之心踏上救国救民之途。当他以为理想已经实现的时候，预约中的“黄金世界”已经来临的时候，突被打成“右派”，经历种种磨难，这一切使他开始了长期的思考。或许，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使他才在关键时刻对高官厚禄弃如敝屣，保持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气节，使他对自由和民主的信念更加坚定、思想更为深厚，成为当代中国的思想重镇。

　　李先生走了，也象征着“那一代”正在最后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那一代”的理想、信念、追求、思考、探索、经历却不应也不会“退出”，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不容轻视的重要财富。薪尽，火仍在传……

　　

　　

　　“最后的士大夫”

　　王　焱

　　

　　３月下旬，李慎之先生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学术报告会，天则所要我和人民大学的高放先生担任评议人。当时李先生还健谈如昔。想不到还不到一个月，他竟遽尔辞世。

　　还在八十年代主持《读书》编务的期间，我就曾听到李先生对于杂志的激赏，当时很诧异官场上竟有如是人物。九十年代，先生家居赋闲，见面的机会多起来了，我也因此时常得闻先生的高论。先生有自知之明，时常说他老了，只能写些杂文，希望多少能够促进华夏政治日见清明。

　　联想到前不久辞世的吴祖光先生，他们都是同代人，都见证了２０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跌宕起伏。自由主义也罢，民主主义也罢，我觉得他们就其人格风范而言，毋宁说都是上接清季知识人余绪的“最后的士大夫”。

　　老成凋谢，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逝去。

　　

　　书 祭

　　

　　朱光烈

　　

　　4月15日，雷颐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李慎之先生病危。这几天我们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我从他那里不断地了解李先生的病情。噩耗终于来了，敬爱的李先生还是仙逝了！

　　1996年5月的一天，一家大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十一位学者的文章，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我读过以后以为，这些文章缺乏当代意识，许多话都是老话，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先生的文章，他是从全球化的立场出发的。我以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了解当代世界发展趋势，这样才可能有意义，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我的这种看法。我把文章寄给了先生（还有其他有关的先生）看，同时把我当时主编的《现代传播》也给先生寄给了几期，其上有我的拙作。先生回了信，赞成我的观点，并就我的文章和《现代传播》写了几句鼓励的话，肯定了我的一些优势。先生还对我表示了很高的希望，说我“完全有条件在把中国传统与现代结合并且推陈出新的学术研究中作出成绩来”。先生这些对我的肯定和对我的期望，都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这是我第一次与先生交往。当时我对先生知之甚少，简单地知道先生是当代中国的主要思想家。接到先生的信以后，我去拜访了先生。那是一个下午，先生的客厅有两只沙发靠窗并排着，先生在靠里一些的沙发上坐着，我在靠外的沙发上坐着，听着他的教诲。先生拿出了一下午的时间给我上课，主要是学者评论，20世纪的许多影响巨大的中外学者都评论到了。有的西方学者被世界舆论称为20世纪的大思想家，但是，先生却认为他的思想比较空洞和一相情愿。先生渊博的学问，独立而行的立场，使我大开眼界，深受教诲。先生给我的信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国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风范的问题，信很长，有三千多字，那次拜访，我得到了先生的允许，在《现代传播》上发表他的信，我取题为《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将它排在卷首（后来这封信编入了《中国的道路》一书），直到今天，我还以为它是我们刊物发表过的最重要的稿件。

　　后来我们便经常联系。我的缺陷是读书太少，每次在他的面前，我都是无话可说，他的学问，他的思想使我说不上话，我只能静静地听。97年我读到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和他夫人合著的《创造一个新文明》，其中认为，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同存在于一起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信息文明国家有可能奋起建立自己的霸权，世界将发生最坏的流血战争。这种论述与托夫勒以前的学术立场不一致，他曾经认为，在信息社会到来的时候，世界进入相互依存的时代，物质主义是反动的。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托夫勒的战争不可避免说。文章寄给了先生看，在这之前，我曾经著文批评过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提出“文化就是力量”的口号，并且认为，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都是物质社会，而未来社会可能发展成为文化社会。这些，先生都是知道的。那天，我去先生家里，先生认为托夫勒是有根据的，批批了我的天真。我离开先生家的时候，他在门口对我说：“你毕竟不是战争问题专家，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你的心很大。”

　　1998年起我不再主编《现代传播》，1999年退休。之后，我就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和写作上去了。我无法摆脱宏观研究，继续研究文化力量、文化社会问题，想写一本书。2000年春天，我写出了四万字的书稿，是研究新经济与道德发展关系问题的。寄给了先生看，没想到，这次又是受到了先生的鼓励。先生在电话里对我说：“这篇稿件很有价值，应当发表，不然很可惜。它也使我对于人类的发展前景增强了信心。”接下去，我又写了发达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一部分书稿，又送给了先生看。那天先生住院了，他从协和医院打来电话，批评我说：“民族融合问题至少还要等一百年再看，你还是应当研究现实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给我极深的印象。1997年夏天，《太平洋学刊》编委会在三联书店二楼一间咖啡厅开会，讨论提高刊物质量和筹集经费问题。会议由先生召集和主持，先生把我和刚刚退下来的《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叫来列席会议。会上沈昌文先生提出了一个筹集经费的建议，他说，你们都是著名学者，把你们的文章编辑成册出版，再在媒介上炒做一下，会赚一些钱，用来支持刊物。先生说：“前年有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文集，我收集了一辈子发表的文章，估算一下，才有十来万字。我回绝了。”当时我真的吃惊不小，这样一个著名的大学者，竟然如此惜墨如金；而我却有了一点想法就敷衍成文拿去发表，还自以为不错。

　　我这个人旁的本事一点也没有，就是喜欢关注这个不公平的、纷乱的、悲惨的世界将会走向何方。大概是因为这一点，还有其他原因，我怎样也摆脱不了被后现代主义所摈弃的所谓大叙述研究。但是，我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精力很差，读书很少，学问很少，由我来研究这样的问题实在是自不量力。我想，先生批评我心很大，或许就是对这种自不量力的批评；我的这方面的研究稿件，曾经多次寄给在我看来水平很高的报刊，多没有被采用。我又想，或许在他们看来，我的这些研究是不可取的，至少是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研究的。但是，我还是无法割舍这种研究和写作。这几年我在撰写关于文化社会那本书的时候，心里老是有一种声音，有一位形象，这就是先生的声音，先生的形象。这个声音总是对我说：“你的这些研究根据充分吗！？你是不是犯了简单化的毛病！？你是不是以主观幻想代替客观现实！？”他是那样的率直，那样的严肃，毫不留情面。于是几乎我每天都在反省我的研究，几年了，我经常处在徘徊、彷徨之中，我数不清曾经对我自己的能力怀疑过多少次，每次怀疑都有先生在对我说话。

　　今年春节我在电话里给先生拜年时，他说，我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影响，《现代传播》和以前也不一样了。我说，我离开《现代传播》已经四五年了。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先生以为我也受到后现代主义不好的影响。对于后现代主义，我有我的朴素的看法，它的合理的内核应当是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思维方式。我不赞成后现代主义中的极端相似对主义，我以为，这种极端相对主义一旦成立，我们什么学问、什么文章甚至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还写过文章批评过极端相对主义。但是，当时我没有向先生解释，因为我的水平太低，我怕当面跟他争论问题。但是，我另有一点隐秘的想法。我写这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更新这些资料；先生所看过的关于新经济与道德革命的关系那四万字的稿件，是这本书的基础和逻辑起点，现在正在重新补充扩展，论述得更充分了一些。这本书将阐释“以人为本”空前伟大的历史意义，我相信这本书的整体框架是可以立的起来的。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努力，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等到这本书出版之后，就请先生看，我想他是会给予大致肯定的。这样会给先生一点安慰。哪里想到，先生就这样突然间离开了我们！

　　先生，自从有幸结识了您之后，我就一直把您当成我的老师，一个最崇敬的老师。现在您走了，但是，您将永远地活在我的心里，还会像以前一样，天天都在对我讲话，批评我，鼓励我。您学贯中西、思想敏锐、严肃认真，忧国忧民，无私无畏，不图虚名，您文章论题重大，大气磅礴，正气凛然，分析锐利，独树一帜。您是我心中的一颗星，一颗永远不会陨落的明星！

　　先生，以我的浅见，您在中国知识界中最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最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先生的是最可贵之处。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的民族，如果没有普遍地建立起这种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此完全可以说，先生已去，但是先生的精神不死！

　　先生，在那封信里您给我的评价和期望是那样的沉重，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些话一直在激励着我。您一方面是我的批评者，一方面又是我的激励者。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写什么是现代，什么是先进生产力，什么是先进文化。您不是要我研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问题吗？这本书是落实您的期望的第一步。当我的书出版之后，我会将它摆在先生的灵前，请先生的在天之灵审阅。或许这本书不能出版，如果真的如此，我也会用书稿祭奠您的在天之灵的。

　　（2003，4，22）

　　对先生的追思。

　　

　　朱学勤

　　

　　先生瘁然而去，没有留下一句话。但他的遗言在四年前“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已经说尽：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了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什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为宪政而争，谁非后死者？

　　为自由而鸣，公真第一人！

　　

　　2 003年4月23日凌晨三时

　　怀念慎之先生

　　秦晖

　　

　　虽然前几天已经听说李老病危，但几天过去了，大家都期望转机的出现。今日证实先生驾鹤仙逝，仍觉突然。草成此文，以寄哀思。

　　4月14日中午孙大午兄到寒舍，打算与我依前约一起乘车到协和医院看望慎之先生。此前二日与慎之先生约定时，先生曾乐观地说他已接近康复，准备出院。不料此时我们打电话到病房，先是医护人员接电话答以不能探视，随后先生家人告以正在抢救。放下电话，我们面面相觑，心情沉重。再前一个月，冯崇义兄来京，原说相聚叙事，一日他打来电话说他此刻就在李老家里，请我干脆一起过来叙谈。我因为我们所叙可能要花较长时间怕影响老人午间休息，遂建议另找地方，以后我再专去看望先生。没想到这一念之差，使我失去机会，再也不能面见先生作最后的叙谈了。

　　再往前，今年春节后不久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那次并无先约，我是因其他事到潘家园，想起慎之先生府上就在近处，遂打了个公用电话问候并询可否前往看望。先生当时心情极佳，留我在家吃饭，畅谈许久，话题从古代的儒家法家直到当下的诸问题，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到全球化的未来。他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前景十分乐观。当时因担心先生过劳，我主动告辞，表示改天会再来请教。当时情境，历历如昨，而时方二月，后会竟已无期。呜呼痛哉！

　　用何家栋先生的说法，慎之先生属于“一二九一代中的改革派”，当年基于崇高的理想，青年李慎之在共产主义是一项杀头之罪时信仰了这一主义。后来同样基于崇高的理想，晚年李慎之在共产主义成为不少人谋取富贵权势的敲门砖时信仰了自由主义。慎之先生曾经高度评价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精神这种思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主义”，但它更是一种超越“主义”的人格。以慎之先生对于五四启蒙精神的弘扬，他与自认“湘乡南皮之间”的寅恪先生不仅在当年作为共产主义者时有不同的“主义”，即便在晚年慎之先生作为自由主义者时也与寅恪先生有所不同。但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是两人相同的，也是青年与晚年李慎之一以贯之的。慎之先生逝矣，而独立精神不死，自由思想永存，慎之先生因之不朽于天地之间。

　　一位学者评价顾准曰“理想之敌，理想之友”。顾准与李慎之常被视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两位历史性代表，这句话因而也适用于慎之先生。现代中国，“理想”在许多场合成为克人纵己只赚不赔的游戏，如明儒黄宗羲所言“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慎之先生正是这种伪“理想”之敌。而古今有贤者焉，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能强使人而不强。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真理想之友。

　　慎之先生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为世人所景仰。然而古来贤者非乡愿，他的论敌也着实不少。其中自然有思想上的分歧者，慎之先生本着自由主义者的宽容精神对之从无芥蒂，笔者就曾亲耳听到他对某位曾经著文批评他的学人颇为赞许。但是的确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与其说是思想商榷者不如说是罗织文网的衙蠹。就在先生逝世前不久，一个颇有来头的“中国教育网”（www.edu.cn）在门面版块“焦点在线”上刊出一篇署名“左日科维奇”的文章《批判李慎之》，通篇用文革式的语言对先生进行谩骂，末了又说：“但是也不能把他开除出党，那样只会让他……增加更多的光环而已”。“反正他也耗不了几年了”。如此歹毒的文痞却也明白：他们的构陷只是增加了慎之先生的“光环”！真所谓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能让文痞们这般怀恨，犹如能让自由思想者们如此景仰，这都是慎之先生的思想之锋芒所在，也是他人格之光荣所在。一生而能如此，慎之先生也应含笑于九泉了



关天茶舍』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悼李慎之先生





作者：十年砍柴 提交日期：2003-04-23 17:56:00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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